李金善，韩立群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方玉润，字友石，一字黝石，自号鸿濛子，云南宝宁县人。生于1811年，卒于1883年，享年73岁。方玉润自小天资聪慧，嗜读诗书，涉猎范围广博；且兴趣广泛，以天下自任。然而一生落落难遇，终官于陇东边陲的通判小吏，未到任而卒。方玉润自忖不能占名科场，发飏于经济仕途之中，遂专意著述，出入经史治世之学，赅及坤舆博物，象数兵刑，文物制度，纂成《鸿濛室丛书》若干种，也算是有清深究精严的一代学人。在如此宏富的著述中，为方玉润赢得学术声名和地位的是他的《诗经原始》一书。后来治《诗经》的学者，都无法绕过《诗经原始》的学术高峰。因此对方玉润其人及《诗经原始》的研究成为现代“诗经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本文拟从方玉润生平研究，《诗经原始》版本文献研究，《诗经原始》诗经学特色及诗学观、诗学理论研究三个大的方面来综理20世纪初截止到目前的方玉润及其《诗经原始》研究历程和成果，以此来检讨方玉润“诗经学”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一、方玉润的生平事迹及著述研究

方玉润撰写《诗经原始》本欲为家塾作一诗经读本，志本不在以此名世。书成后几十年也并没有在当时学界引起太大的影响。随着近现代学术的转型，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推进，《诗经原始》以其文学解经的鲜明特色，上接宋代疑经疑古的思想风潮，下接明清以来性灵、神韵的文学流韵，又辅以清代学术坚实客观融通的精神，与近现代文学自觉、独立的创作、鉴赏、学术风气不谋而合。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大家的推崇，从而在新的文化体制、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的价值体系之中被发掘出来，成为诗经文学阐释研究中的一个标志性著作。因此，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因《诗经原始》对方玉润的生平事迹、家世背景以及与《诗经原始》创作各方面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30年代杨鸿烈《方玉润先生年谱》和向达《方玉润著述考》是方玉润生平事迹及相关著述研究的发轫之作。不失为方玉润研究的重要资料，但限于历史条件，当时有些地方文献尚未整理，二老的研究有一些基本问题尚无法展开。如方玉润的卒年问题、先祖及家世背景及子嗣问题、滇中事迹、游幕事迹及人事纠葛、陇东事迹、著述情况等等，因为资料缺乏都没有做出很好的论证，需要后来者根据新的材料进行补充和考证。下面就以研究成果的先后顺序，对杨、向二先生关于方玉润生平和著述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

关于方玉润生平事迹及著述情况的研究，专门文章主要有20世纪80年代张明喜《向达〈方玉润著述考〉补正》（《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一文。2007年和2008年冯莉《方玉润生平事迹及著述辑证——兼论〈诗经原始〉的诗学观》（《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方玉润年谱》《方玉润著目考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陇东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这三篇文章将方玉润生平事迹和著述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1．方玉润的卒年问题

向达《方玉润著述考》说：“我所藏的《鸿濛室文钞》于此文后有添写的宋体字一行，开始于‘亦越明年’。明年即光绪七年，是玉润最少当活到七十一岁，也许不只此数；惜无他证，只好阙疑。”［1］578因为缺少相关资料佐证，向达先生将方玉润的卒年暂定在光绪七年（1881年），卒年71岁。张明喜在《向达〈方玉润著述考〉补正》一文中根据赵藩 《方玉润传》，确定方玉润“病卒于厘局，则光绪癸未（1883年）之八月二十四日也。距生于嘉庆十六年辛未，年七十有二。嗣子思慎，自陇驰往，扶徐还陇于玉润预卜之地葬焉”。又引王权撰《敕授承德郎陕西砖坪厅通判方君墓志铭》记载：“时癸未之八月二十四日也。乃克膺于陇州东郊木塔寺后。”于是定方玉润卒年为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八月二十四日。

2．方玉润的先祖、家世背景及子嗣问题

张明喜在《向达〈方玉润著述考〉补正》一文据近人广南严鸣皋先生及地方年长亲谊采访记录“友石先生，原籍湖南。其始祖讳正矩，清雍正间徙广南，居城内”。并确定方玉润自曾祖三代的基本情况，于其父事迹略详。方玉润家人最后归宿，张氏做了详细考查，对方玉润的婚姻情况及子女先后夭折的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补充。李先耕先生于《诗经原始》点校本前言中说方玉润祖籍四川人，不知何据。关于方玉润的家境，向达先生根据《方氏板茂庄田碑记》所载，认为其当为“席履丰厚”之家。冯莉《方玉润年谱》也据此推测“家境比较殷实”。但张氏对此却提出异议。他通过仔细研读方氏的诗文作品，参以墓志、《方玉润传》及采访记等材料认为，方玉润一生经济情况并不宽裕，至晚年陈氏姬妾更是将其积蓄一掠而空，归直隶不反，以至方玉润“贫无以葬”。

3．滇中事迹、游幕生涯、陇东事迹研究

冯莉《方玉润生平事迹及著述辑证——兼论〈诗经原始〉的诗学观》《方玉润年谱》两文做了详细的考察，对于一心奔波于仕途求进的方玉润的事迹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和梳理。然其补缀事迹似与张氏文有互通之处，其所据材料亦基本相同。如叙滇中事迹，于方氏诗才、诗集之始，以及为糊口而开设古董店诸事约略相同。出滇后方氏游走于李梦群、左宗棠、曾国藩等湘楚军幕府之中，然终于不遇。对此张文与冯文都有记述，并分析了方玉润不遇的原因，足以补向达先生之论。向文推想为“曾国藩大约对于方玉润颇欲予似挫折，玉润狂简成性，不能忍受，便绝据而去了”。冯文则更推进一步，从文人恃才傲物，清高寡合的个性予以深入的剖析，并指出曾、左诸人方欲以实践为学问之根基，与玉润之高谈无根之学相反，又玉润往往行为放诞不检，故为当政不喜而辞去。张文则从“幕府倾轧，受潜见疏”和 “所遇不合，投笔志灰”两个角度对当时方玉润幕府生活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合情合理推想。

4．方玉润著述研究

向达先生有关方玉润著述的考证得力于《星烈日记汇要》《日记稿木》《鸿濛室文集》诸书所存方玉润54岁时的著述拟目。后张明喜、黄美椿、冯莉三人分别根据云南博物馆所藏的一封“同治癸酉夏六月廿日于陇东分署”的方玉润亲笔家书（注：此书方玉润罗列了已经脱稿的二十二种著述的书目清单，向达先生未见），对方玉润的著述进行了重新考定。但同治十二年方玉润63岁以后的著述情况仍然不详。张氏在向达先生所列著述书目中，对《太极元枢》《诗经所正集》《历代四科衍绪》《运筹神机三略》《本朝十二家诗选》《风雨怀人集》《骚坛姐豆》“五纬”等书进行了从新考订。除《骚坛姐豆》外均已成书。并在此基础上补向氏书目外五种：《佐陇聊存》四卷（已成书）、《删许性命之旨》四卷（已成书）、《当今名将传》一卷（已成书）、遗著《墨拓丛帖》《方玉润家书》。另遗文《心学图说 》《酸春阁遗稿序》《岳武穆书前后出师表跋》三篇。由此而言方玉润著述先后拟目已超出了向氏考定的43种，应是48种，已写成的著作应是31种，而不是23种。冯莉《方玉润著目考略》一文则补向、黄、张三人著述书目以外《卦变图说补》《国朝四科名贤言行录》《三希录》《历代鉴语》《古逸书》《近道录》《坤舆图隘新编》二卷、《隅地理辨正疏解》诸种。其《方玉润生平事迹及著述辑证——兼论〈诗经原始〉的诗学观》文虽于补遗意义不大，但将方玉润的著述系年，并与同时学者活动事迹并列，对我们考察方玉润的学术活动历程及清代后期学术史的研究有很大帮助。近年的硕士论文亦间有关于方玉润生平与著述的考证，然据笔者所见，并未超出上述几家的研究，甚或间有错讹之处。但据冯、张二人所补遗书目，笔者以为当有需要确考之处。惜尚未见到原始材料，于此处就阙如了。

二、《诗经原始》的版本、文献研究

关于《诗经原始》的版本问题，1986年李先耕先生在《诗经原始·点校说明》中做了相应介绍。巩曰国在《〈诗经原始〉版本考异》（《四川图书馆学报》2009年第2期）、《〈诗经原始〉标点献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4期 ）两篇文章中，对《诗经原始》的版本及其优劣进行了分析。李先耕先生分析《诗经原始》当为方玉润晚年的著作，1865年方氏日记中所列《鸿濛室拟著书目》只有《诗经通致评解》之目，尚无《诗经原始》。1869年始作是书，1871年完成，定名《诗经原始》。该本初刻于同治十年（1871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书前有牌记“同治辛未冬开雕于陇东分署”，并由其门人担任全书校对，是为陇东分署本。另一版本则是云南本，该本是1914年云南图书馆收入《云南丛书》的一种，列为“经部第七”。中华书局点校本，由李先耕先生点校，该本是中华书局以陇东本为底本，以云南本参校的整理本，《诗经》原文用阮元刻本《毛诗正义》核校。其他各本都是从“陇东本”和“云南本”而来。三种版本中以“陇东本”刊刻最早，是为善本，但流传很少。

巩曰国在《〈诗经原始〉版本考异》一文中指出“云南本”较“陇东本”错讹漏略之处较多。点校本已注意到云南本刻印中产生的错讹遗漏。故在《点校说明》说：“用中国科学图书馆藏陇东本与云南本相校，发现云南本遗漏错讹二百余处。如《王风·君子于役》眉评，云南本‘真、唐、此’三字，不知所云。陇东本则首尾俱全；原句为：‘傍晚怀人，真情真境，描写如画。晋唐田家诸诗，恐无此真实自然。’至于眉评旁批整条落者，亦屡见不鲜。”［2］6点校本避免了云南本的一些错误，但依然存在一些误文。这些误文，有的是在点校整理过程中新产生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卷十一《小雅·甫田》首章眉评，陇东本原作“泛举农政大端作起”，云南本“举”字空缺，以代替，作“泛农政大端作起”，点校本“举”字同样空缺，只不过以□代替，作“泛□举政大端作起”［2］437。由此可见，点校本虽然选陇东本为底本，但在点校时用的工作本可能是云南本。点校者对工作本的讹误没有照底本全部回改，导致承袭了云南本中的许多错误。另外点校本的标点问题也被着重的指出来。点校本《诗经原始》标点存在的问题，有的是因不明引文而造成的（举了4例），有的是不明文意而造成的（举了9例），还有一些是因为文字讹误或脱漏（举了5例）导致的标点错误。

三、《诗经原始》诗经学特色及诗学理论研究

1．对《诗经原始》创作意图与特色的研究

李先耕先生在《谈方玉润的〈诗经〉研究》（《求是学刊》1987年第1期）一文中对方玉润的诗经研究意图、态度、方法都做了较为详细精确地论述。为《诗经原始》创作意图与解诗方法及特色的研究的经典力作。吴培德《方玉润的〈诗经〉研究——〈诗经原始〉读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一文则深入推阐，更加细致的探讨了《诗经原始》对于前代诗经学的继承与超越，从文学解诗、民俗学角度、艺术分析几个方面归纳了其诗经学特色及思想、方法论、训诂方面的不足，为《诗经原始》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开阔的研究格局。今撷取李、吴二先生的论述如下：对《诗经原始》的创作意图的研究：方玉润自称要 “原诗人始意”，亦即寻求《诗经》本义。但方玉润所谓的“诗人始意”既不是赋诗人之志，也不是用诗人之意，也不是经师所谓诗之意，也不是圣人借诗所阐发之理。而是创作该诗之人的本意。以此出发，方玉润于先秦解诗、汉儒解诗、宋儒解诗，乃至本朝人解诗都不以为然，而是摆落故闻，直寻作诗之人本意。对于方玉润这种解诗态度的形成，有两点原因，其一是吸收历代解诗者的成就，尤其是清代以来文学解诗的学术传统。其二是方玉润的“好为漫诞大言”的狂生性情，使他敢于突破拘囿，自成一家。这样的解诗动机，也就造成方玉润诗经学的一些独具的特点。第一，于汉儒、宋儒并无轩轾，惟其能原诗人本意是用。于本朝诗家亦不迷信，取其通透之说以为己助而已。并能够出入于前人之说，独具慧识，发前人未发。第二，对诗义的探求方法是“循文按义”，把 《诗》当诗来读，强调《诗经》的文学特征，一定程度上摆脱“诗敎”传统。因此，诗人移情、兴会之说这些文论中的重要概念也就成为方玉润解诗的重要武器。他对于诗作者身份的认定、诗意的涵咏体味、比兴托喻之意的解读也就更加具有了诗人的色彩，设身于诗歌情境之中，具诗人之心胸手眼观诗，不关风敎而重于艺术鉴赏和审美［3］。蓝华增《〈诗经原始〉成败之我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总结了方玉润诗经学特色形成的原因，概括为：个人丰富的作诗经验与时代风会的结合；生活实际经验、读诗经验与诗情画意的结合；继承前人成果与个人辨别的结合；宁缺毋滥，不强作解人的研究态度四个方面。不足就是没有最终摆脱诗敎传统，限于生活见闻，没有很好地结合民风民俗解诗歌［4］。张启成《评方玉润的〈诗经原始〉》（《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赵庆祥《方玉润〈诗经原始〉简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徐旭平《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观研究》（《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1期）、肖振宇《从〈诗经原始〉看方玉润的诗歌鉴赏》（《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2期）、陈德新《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学术交流》2011年第8期）诸文各有所论，却并未完全超出李、吴二先生论述的广度和深度。杨开达《方玉润在〈诗经〉研究上的贡献》一文对《诗经原始》关注《诗经》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如赋比兴、删诗说、淫诗说做了较详细的说明。李春云《方玉润的研究》（2004年硕士论文）则认为是从经学的角度来研究《诗经》的，他的目的是阐释儒家的道理，而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以文学研究为目的。并以方玉润“淫诗说”为证，足备一家之言。

关于《诗经原始》的体例和特色，孙秋克《对〈诗经〉研究传统模式的挑战——〈诗经原始〉批评鉴赏发凡》（《嘉应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一文颇有新意，他说：“总览”是《诗经原始》鉴赏批评的体例。这个总览法颇得读《诗》三昧，它所描述的实际就是文学鉴赏中审美感知、审美认识、审美判断等重要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以最终构成审美体验的过程。绎情是《诗经原始》批评鉴赏的研诗要义。方玉润充分注意了诗歌的审美特征，他努力寻绎的是诗篇的抒情内蕴而非微言大义［5］。

2．《诗经原始》“以文学解经”及诗学理论研究

方玉润的诗学理论应是其文学思想和《诗经原始》表现出的文学思想的组合。目前学界对其《诗经原始》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有较多的研究，对其整个的文学思想研究则较少。据笔者检索，仅张明喜《方玉润诗论述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一文。张文对方玉润的文学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概括：性灵为经、格调、神韵为纬三位一体的文艺观；厚根抵、展才思、破法度的创作论；任性而行，尽人所长的风格论［6］。李春云《方玉润的研究》、徐旭平《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观研究》（《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1期）则指出方玉润重视维护儒家诗教观的思想。但具体到诗篇的研究，则讲究真性情，以情动人，并非一味的理性判断，微言大义；注重从知人论世，涵咏联想注重艺术鉴赏。

关于《诗经原始》对《诗经》文学阐释研究，孙秋克《对〈诗经〉研究传统模式的挑战——〈诗经原始〉批评鉴赏发凡》（《嘉应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指出《诗经原始》注重发掘《诗经》的艺术特征：如对赋、比、兴的重新解读，探讨《诗经》委婉含蓄的抒情风格；揭示了《诗经》语言风格的多样性；研究《诗经》的情景表现，以“真”标举其特点，并借情景交融、虚实结合。毛开雄《论方玉润对〈诗〉文学性的体认》（《消费导刊》2008年第9期）一文则指出《诗经原始》突出《诗经》文学主题对后来文学主题的范式意义。肖力《方玉润〈诗经原始〉的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罗列方玉润《诗经原始》对《序》《传》的批评材料，进行具体的分析，给人以信实之感。并由此总结出方玉润解诗方法：以史证诗法、“反覆涵咏”、知人论世、“语境”批评法、文体学批评法、文学史的类比［7］。舒炳旺《方玉润〈诗经〉文学阐释研究》一文则完全从文学阐释的视角来考察《诗经原始》的阐释特色，涉及到了文学阐释的方方面面，很有创新性。杨音《诗经文学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以朱熹、姚际恒、方玉润为例》一文亦涉及到《诗经原始》对爱情诗及其他情感类型诗歌的分析；并深入字词章法等艺术技巧方面研究，提出了方玉润解诗的“评点手法”。对方玉润诗经学的文学阐释进行理论把握和提升的则是杨琅玲、陈景聚的《方玉润的〈诗经〉研究及评价》（《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一文。首先此文确定了方玉润诗经学文学范式类型，并提出了方玉润诗经学的“大诗学”理论。从全篇合读的总览法，知人论世法，结合地理位置、民俗风情析诗；从诗句结构、诗的语气和诗中表现的情感来分析诗歌等几个方面对此前的《诗经原始》文学阐释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并进而对《诗经原始》的文学鉴赏理论从《诗经》基本理论问题的新见解、写作艺术的探讨、艺术风格研究、文学史研究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可谓后出转精之作［8］。较陈景聚6年前的硕士论文里的论述精进了一大步。

3．2000年以来《诗经原始》研究的新方法与路径

第一，以西方文艺理论和现代民俗学理论为参照，进行批评研究

肖力《方玉润〈诗经原始〉的文体学批评视角》（《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一文以西方文体学批评理论为参照对方玉润的说诗特色进行了分析；并对方玉润说诗与文体学批评理论同异之处及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李晋娜《方玉润〈诗经〉研究的民俗学倾向》（《沧桑》2005年第3期）一文从民俗学的角度阐明了方玉润解诗的民俗特点，他将《诗经》中的远古恋歌与当下的风土民情涵咏联想，以获得沟通历史时空的感发情境，廓大了宋人开启的诗经民俗研究之路，并下启近现代的诗经民俗学研究。但正如蓝华增先生所论，方玉润在进行诗经民俗研究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将民间歌会的民俗场面理解为巫觋活动。

第二，推翻正统观点进行不同意蕴和新角度的挖掘

边家珍《论方玉润〈诗经原始〉的政治教化思想》（《学术研究》1997年第8期）从诗教传统的角度分析了方玉润的政治教化思想倾向，对方玉润诗经学保守、落后的一面进行了专门探讨，然无论从方法、材料还是思路方面并未超出前人的论述范围。马立军《是文学批评还是代圣人说教——〈诗经原始〉诗学思想及其方法论略》（《东方论丛》2010年第5期），一文对《诗经原始》诗学思想和写作艺术研究进行了具体考察，提出不同于正统的“以文学解诗”的观点，认为《诗经原始》并未脱出诗教传统，与汉、宋诸儒说诗并无根本差别。其原始之意也就是“原圣人之意”。其论颇新，然其议论穿凿拘隘，不足为训。但其对《诗经原始》关于《诗经》写作艺术的探讨倒是颇有突破，足补前人之缺。

第三，《诗经》学史和《诗经》学比较研究

这一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近年的硕士论文中。陈景聚《姚际恒、崔述与方玉润的〈诗经〉研究简述》从姚际恒、崔述、方玉润所处的历史背景与著作两方面入手，对三人《诗经》学的思想体系做了深入的分析，探讨了三人形成一派的深层原因与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做了比较分析。陈阳《姚际恒〈诗经通论〉和方玉润〈诗经原始〉的比较研究》文中将姚际恒《诗经通论》和方玉润《诗经原始》进行比较研究，对二人《诗经》学的特色、传承关系、优劣进行了分析。对二人诗经学相同点、传承关系及八股制艺对方玉润《诗经原始》文学性说《诗》的促进的论述犹令人信服。杨音《〈诗经〉文学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以朱熹、姚际恒、方玉润为例》文中从《诗经》文学阐释史的角度，梳理了方玉润《诗经原始》在《诗经》文学阐释史中的地位、方法以及对爱情诗及其他情感类型诗歌的分析；并深入字词章法等艺术技巧方面研究，提出了评点手法的使用［9］是一篇很有创新的论文。

综上所述，方玉润及《诗经原始》研究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轫以来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至20世纪80年代形成一个高峰，90年代至2000年前后则进入相对的稳定转变期，基本文献已经整理，新材料尚未发现，此时的研究在80年代的高峰面前无论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没有较大的进展。2000年以后，随着一些新材料的陆续发现、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运用，《诗经原始》研究也又一次兴盛起来，并形成了七篇以上的硕士论文及相关研究文章。这还不算相关《诗经》学研究的专著里的论述。这标志着《诗经原始》研究的成熟。回顾方玉润及《诗经原始》近百年的研究我觉得有几点经验值得我们深思。首先，就是学术研究要建立在充分掌握一手文献的基础上，这是我们学术研究的根基。否则我们的研究要么空疏无根，要么浅陋狭隘毫无新意。其次，研究的视野要进一步扩大，总是局限于《诗经原始》的文学阐释研究上，陈陈相因，难以推进学术研究发展。再次，《诗经原始》研究要与方玉润的其他研究相结合，如文学史、诗经学史、学术史研究等。突破研究的单一性，多做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这可能是《诗经原始》研究的新出路。

［1］向达．西域与长安文明·方玉润著述考［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方玉润．诗经原始［M ］．李先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李先耕．谈方玉润的《诗经》研究［J］．求是学刊，1987（1）：69－72．

［4］蓝华增．诗经原始成败之我见［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6）：126－128．

［5］孙秋克．对《诗经》研究传统模式的挑战——《诗经原始》批评鉴赏发凡［J］．嘉应大学学报，1994（3）：89－92．

［6］张明喜．方玉润诗论述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3）：43－46．

［7］肖力．方玉润《诗经原始》的文学批评方法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3．

［8］杨琅玲．方玉润的《诗经》研究及评价［J］．苏州大学学报，2010（5）：128－130．

［9］杨音．《诗经》文学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以朱熹、姚际恒、方玉润为例［D］．北京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