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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与我国市场经济伦理价值观——读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2013-04-08戴溥之

关键词:新教天职韦伯

吕 洁,戴溥之

(1.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2.河北经贸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马克斯·韦伯(以下简称韦伯)致力于宗教的经济伦理比较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便是这一领域的开创之作。在《新教伦理》中,韦伯从宗教伦理的视角研究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要素的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论证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契合性,提出了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内在驱动力的观点。笔者主要从这部著作的主要观点及论证逻辑出发,对新教伦理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旨在论证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所具有的启示和实践价值。

一、新教伦理的主要内容

(一)以“天职观”为出发点

在路德的圣经译文中,首次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天职”一词。“天职”,即上帝安排的任务。“天职观”是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信念。在韦伯看来,“人们履行天职的责任”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为典型的特质[1]49,“上帝唯一能够认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通过隐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履行个人在现世中所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这是他的天职”[1]76。这种鼓励人们投身世俗活动,担负世俗责任,而不是逃避的新教观点,是对传统天主教隐修禁欲主义的根本性颠覆。新教鼓励人们通过履行世俗职责获利。按照新教的精神,只有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并争取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方能增添上帝的荣耀,获得上帝的垂顾。

韦伯认为,劳动是衡量所有信徒是否虔信的唯一标准。因为上帝为每一个人都安排了一份职业,辛勤劳作才是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途径。新教徒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劳动。有能力的人可以从事多种职业,且每一种职业在上帝看来都具有等同的价值;人们可以转换职业,但这种转换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而且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荣耀上帝。韦伯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宗教精神,为现代资本主义提供了大批勤奋工作、恪尽职守、以劳动为天职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韦伯特别反对浪费时间。这是因为“时光弥足珍贵,虚度一寸光阴就是虚度一寸为上帝的荣耀而效劳的宝贵时辰”[1]160。

(二)在生活中厉行禁欲主义

韦伯分析并比较了四种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即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和浸礼派。虽然这四种禁欲主义新教在教义上存在差别,但却有着共同的伦理基础,即对上帝恩宠的渴望。信徒们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有条不紊地监督自己的行为,并把禁欲主义注入其世俗行为之中,于是,信徒在世俗生活中的行为变得理性化了。信徒们期望通过最大限度地赚取财富和勤奋节俭来获得上帝的恩宠。

新教伦理倡导人们通过劳动获得财富,而且把劳动当做最有效的禁欲手段。一方面,劳动是人生的目的,不劳者不得食,不可不劳而获,厌恶劳动是堕落的表现,这是上帝的圣训。另一方面,劳动也是公认的遵从禁欲主义的方法,是人们历来所奉行的禁欲手段,可以抵制各种诱惑,远离罪恶和堕落。

新教反对浪费,尤其反对奢侈品的消费。“闲聊、奢侈品以及浮夸的卖弄,这些都被指称为是一种缺乏客观目标的非理性态度”[1]171,因为“人类不过是受托保管因上帝的恩典而降福于他的财富而已,他必须像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委托给他的每一分钱都有所交代”[1]172。

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使宗教经历了一个从非理性化向理性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化的宗教摆脱了各种神秘的巫术力量,要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一种合理而一致的选择,即强调经由理性的计算自由地选择适当的手段以实现其目的[2]。新教伦理作为一种伦理精神,对人们的信仰、价值观、职业选择及行为方式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以劳动为天职、以勤俭节约和理性消费为生活态度的文化氛围,进而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

二、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及其与新教伦理的关系

(一)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

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概括为一种理性精神,他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进行了阐释。

1.“牢记,时间就是金钱。一个人如果一天靠自己的劳动可以赚十先令,这天他歇工外出或者闲呆半天,即使他在外出消遣或者闲呆着的过程中只是花了六便士,那么也不应该将其算作他这天的全部开销;而他真正花费或者更确切地说白白扔掉的,应该再加上五先令。”[1]43

2.“牢记,信誉就是金钱”[1]43,“除去勤劳节俭,对一个年轻人安身立命最有益处的就是保证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守时和正义的”[1]44,“不论多么微不足道的行为,只要它影响了信誉都应引起注意”[1]44。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韦伯所宣扬的决不是单纯的立身处世的手段,而是一种独特的伦理价值,并且反映出恪守信用是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重要信条。

3.“注意不要把你所掌控的都视为你所拥有的,生活要量入为出”[1]44,“只要你被认为是一个谨慎而诚实的人,虽然你一年只能赚六英镑,但你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1]45。在非常注重信用的资本主义社会,行为谨慎至关重要,它不仅可以增加一个人的信用,还可以成为增加财富的手段。

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归纳为一种理性追求财富的精神,一种旨在通过理性的、可持续的资本运作追逐利益并且永久性获利的精神。个人有义务增加他的资本,并且应将资本增长视为最终目标。从韦伯的阐述中还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精神是不能与传统精神画等号的。传统精神非理性地获取暴利,而资本主义精神则是以一种系统化、理性化的方式,把赢利活动当做一种责任和义务,把赢利当做终极目的[3],而且在经济成功的正当追求背后,存在的是这样一种信仰,即为了追求未来的最大幸福和成功,必须杜绝即时享受,推迟幸福欲望的满足[4]。

(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韦伯指出,新教伦理是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进而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那么,新教伦理是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呢?

韦伯根据当时的社会调查资料指出:工商界及企业的中、高层管理型和技术型人员,多为新教徒,新教徒在经济地位上占有整体优势;天主教较少参与社会经济事务。新教徒家庭倾向于把孩子送到理科、实科类的学校;天主教徒的家庭则倾向于让孩子接受人文教育。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是新教最为发达的地区。家庭共同体以及家庭的宗教氛围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和精神气质,进而影响到对职业的选择。因此,“对于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的这种差异,应该着重研究他们各自的宗教信仰中固定的内在特质”[1]32。

新教徒将“天职”“节制”“禁欲主义”等观念自觉贯穿到日常生活及行为中,一方面最大限度的赚钱,另一方面又“严格避免任何本能的生活享乐”[1]48。正是这种理性化的生活态度影响着资本主义的形态和生产方式。新教伦理为现代资本主义提供了大批以劳动为天职、辛勤耕耘、行为谨慎、恪尽职守的现代劳动工人,他们谨遵上帝的命令,“把劳动本身当作是人生的目的……厌恶劳动就是不得恩典的症候”[1]161。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之一,而履行天职恰恰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的典型特质,宗教通过其伦理影响人的行为,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韦伯在《新教伦理》中向读者展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亲和性。宗教改革通过建立新教伦理,使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文化机制的地位得以确立,进而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5],凸显了精神文化力量对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

三、研究本课题对构建我国市场经济伦理价值观的启示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科学技术革命、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教育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因素,雄厚的资本和新航路的开辟也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虽然韦伯把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简单地归结为伦理和宗教的作用有失偏颇,但他的独特的分析视角,从宗教伦理和经济的关系出发对社会经济发展内在动因的探讨,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有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伦理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支撑作用。笔者通过深入解读韦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发现了这一理论在构建社会主义伦理价值体系中可借鉴的价值。

(一)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优势,使其成为建构社会主义伦理价值观的基础

韦伯热衷于宗教的经济伦理研究,通过比较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宗教,试图研究精神气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虽然韦伯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因归结为新教的伦理精神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但他从独特的理论视角出发,对特定的伦理道德观念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的论证还是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的。西方宗教改革前,天主教主张退世隐修,认为热衷于尘世是罪恶的。然而,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则更多地赋予世俗生活以信仰的价值[3]。这表明,教会的伦理观念也在不断变化,只有针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调整,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动力。因此,韦伯的《新教伦理》启发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才能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道德支持。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其“仁、义、礼、智、信”思想足以说明儒家文化从其产生之日起就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调和各种社会纠纷,规范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但是,在儒家文化中也存在“存天理,灭人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重义轻利的思想。新教伦理鼓励人们在现世中通过劳动获取财富。儒家伦理并没有很好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片面强调“义”而贬低“利”,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伦理枷锁。因此,需要对我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改造与创新,从中发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观念。

(二)倡导理性原则

韦伯认为,理性是西方社会文化中独特的价值取向。对财富的贪婪、对利益的追求几乎存在于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所有人当中。对财富、利润永无止境的贪婪和追求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实质;相反,资本主义反对并抑制这种非理性的欲望,主张“不要把你所掌控的都视为你所拥有的,生活应当量入为出”[1]4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倡导“理性”原则,具体可以解释为理性求利和理性消费。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自由竞争型的经济方式,如果没有一种理性的原则加以规范,必然会出现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主导下的坑蒙拐骗、弱肉强食、破坏环境等不道德行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理性原则就是鼓励人们理性的竞争和追求利润,而不是恶意的侵占和剥夺。“财富本身就是危险的,它的诱惑永无止境”[1]158。因此,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应当照顾社会效益及社会公平;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必须注重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

新教为人的欲望的恶性膨胀设置了伦理上的禁忌。尽管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和浸礼派等新教教派有着不同的教义和信条,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都赞同合理地、从实用角度出发使用财富,以满足个人的需求,这也是上帝的意愿。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精神约束力,人的消费需求所具有的“更多、更快、更频繁”的本能冲动,最终将会导致“无欲的浪费和破坏”这一悲观结局[6]。因此,提倡理性消费,即合理消费、勤俭节约,就成为避免消费者在无意识中卷入无休止地“破坏”和“消费”过程的重要理性原则[6]。

(三)构建具有信仰内涵和责任意识的职业道德观

新教伦理的核心价值观是“天职观”。韦伯指出:“清教天职观及其对禁欲主义行为的倡导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1]168新教徒这种独特的对“天职”负有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资本主义伦理最具代表性的内容[7]。韦伯强调劳动的重要性,进而指出,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要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劳动[8]。这就启示我们,只有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把劳动当作实践信仰的方式,使人生信仰与本职工作融为一体,并自觉承担起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才能为职业注入更多的信仰内涵与责任意识[9],进而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耿喜梅,严翠玲,柴淑芹.宗教伦理·经济伦理·社会变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内在逻辑及评析[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8(5):57-58.

[3]梁骏.经济发展的道德支撑——读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4):11.

[4]李淑娟.精神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反思——读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经济研究导刊,2008(11):14.

[5]陈旭峰.关系链下的选择性亲和——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82.

[6]吴金海.对消费社会的另一种理解[N].人民日报,2012-12-04.

[7]贾国华.市场经济的伦理建构——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山东经济,2003(3):3-6.

[8]周富强.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59.

[9]马君.论新教伦理中的职业精神[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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