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燕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助词是汉语虚词中比较活跃、能产的一类，句法关系、语义、语境等要素的变化会很容易地影响到助词，使得助词产生一系列相应的变化，如功能的调整、使用频率的增减、新旧成分的更替等，这一特性不仅使助词成为汉语虚词中最具特点和个性的一类，同时也成为研究难度较大的一个虚词类别，如吕叔湘先生曾说过“助词的成员有哪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说过肯定的话”[1]。黄伯荣先生在为刘公望的《汉语助词论》作序时也认为“助词是汉语语法学中分歧最大的一种词类，也是汉语的特点和难点，攻这个难点的人极少”[2]。相对于其他虚词，助词的研究成果不仅要少，而且存在的问题也较多，这一现实情况给汉语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因此本文拟对汉语助词的历史发展概况及研究价值等问题加以梳理，以为汉语助词的研究提供素材和参考。

一、汉语助词的历史发展概况及特征

助词的活跃、易变使得汉语助词系统在不同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构成成分和特点，因此我们根据汉语助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及特点，分成了先秦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几个历史阶段来讨论助词的历史发展概况及特征。

（一）先秦两汉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的助词系统比较简单，只有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两大类。（1）常用的结构助词有“之”“者”“所”。“之”的语法作用主要是位于修饰语与被修饰的中心语之间，组成偏正短语，在句中充当主语、定语、宾语等各种成分，如：“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列子·汤问》）“者”“所”的语法作用主要是把动词、形容词（或其短语）、句子变成名词性短语，改变原结构的性质。如：“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木兰诗》）。（2）常用的语气助词有“也”“矣”“已”“耳”“焉”“乎”“哉”“邪（耶）”“与（欤）”等，其语法作用并不局限于《马氏文通》所讲的传信、传疑两大类，还可以细分为肯定、判断、已然、疑问、感叹、测度等类别。一个语气助词在具有一种基本用法的同时，还可以有其他的用法。如“也”的基本用法是表示肯定或判断，如：“董狐，古之良史也。”（《左传·宣公二年》）同时还可以用来表示疑问，如：“子张曰：‘十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也”还可以用在句中停顿处，表示停顿、强调或引出下文等。另外，先秦时期的语气助词还出现了连用的情况，如“也已、也与哉、焉耳矣”等，使得语气的表达更为精确。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助词基本上还是对先秦两汉时期的承袭，没有太大的变化，类别仍为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两大类。但继承中亦有发展变化，从很多细微之处可以看到助词系统发展变化的痕迹：首先，或旧成分被语言系统淘汰，如“思”“止”“只”“猗”等语气助词，由于受到方言、文体的限制，在口语成分不断增加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很难得以普遍运用，便被淘汰；或旧成分的分工有所变化，如结构助词“者”对“之”某些用法的侵入，语气词“也”“耳”“乎”功能的增多等。其次，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成分，即使这些新成分因证据不足等原因还不能完全定性，但无疑会为某些助词的探源提供线索，如结构助词“地”和语气助词“那”等。更为重要的是，后代新兴起的助词如动态助词、尝试态助词等都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其虚化的历程。如动态助词“却”“将”“着”“了”等，在先秦两汉时期还都是独立的动词，这一时期开始发展出充当连动式的第二个动词甚至是充当动词补语的用法，这是动词开始虚化的信号。虽然此时的句法环境还不足以产生动态助词，但在动态助词的虚化历程上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孕育新助词的一块沃土，承袭中亦闪烁出新变化的星星火花。

（三）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历来是汉语史分期的争议焦点。按王力先生的观点，唐宋是中古汉语的后期[3]，而按吕叔湘先生的观点唐宋时期则为近代汉语的前期[4]。尽管划分的标准不一，看法各异，但可以确定的是：唐宋时期乃是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发展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旧质要素迅速消亡、新质要素迅速产生是这一时期汉语发展的重要特征。助词亦不例外，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首先，产生了新的助词类别，如动态助词、事态助词，为助词系统注入了新鲜血液，并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如动态助词“却”“将”“着”“了”等完成虚化历程，由动词虚化为助词，用来表示动作的完成、持续或进行等，取代了原有的语法表达手段（如用完成动词、副词等表完成进行等），使得语法表达更为精确。其次，旧有的助词类别中，结构助词“之”“者”开始被新兴起的“底”“地”“个”所替代；语气助词一方面原有的语气助词主要用于文言作品，使用也逐渐规范，一方面新的语气助词也不断产生，如产生于反复问句“VP＋无”的“麽（吗）”、由方位词“裏”演化而来的“哩”等等。此外，假设助词、比况助词、概数助词等也在此时取得一定的发展。如假设助词“时”“後”已在相应的句法环境里完成虚化；比况助词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发展出了“相似”“一般”等新的形式。这些都表明唐宋时期是助词迅猛发展的时期，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语言过渡时期的问题，如：（1）分工不够明确，如动态助词在表示动作获得结果、完成、持续三种状态中的混用。（2）用字驳杂，如语气词“吗”就有“摩”“磨”“魔”等多种写法。语言的发展演变是受自身调节机制制约的，如果助词系统中存在着太多交叉混用的助词，或者同一助词有太多的写法时，就会存在竞争、淘汰和归并的问题。这是语言经济原则的体现，同时也为新一轮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四）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时期，助词的发展开始走向成熟。首先，汉语的助词系统已经完全确立。各助词类别内部成员的分工趋于明确，交叉混用的现象减少。同时，助词在用字上也开始走向规范，写法混乱的助词逐渐固定在某个较为通用的字形上。如语气助词“裏／里／俚／裡／哩”最终选择了字形“哩”。各个助词类别都在走向系统化、规范化、定型化。其次，在语言自身机制的调节下，在语法功能上，各助词语法功能趋于稳定，生命力强的助词开始排挤掉生命力弱的助词，如动态助词“着”“了”“过”的异军突起，“却”“将”“取”“去”的迅速萎缩。同时，有的助词在基本功能稳定的前提下，又发展出新的功能，如“的”相当于“着”“了”的用法；在语音上，受语音规律的制约，很多助词因发生音变而出现新的书写形式，如结构助词“底”“地”“得”因语音轻化逐渐被“的”代替，语气词“也”变为“呀”等。当然，在沿用、调整、规范原有助词的同时，亦有新的助词产生，特别是大量复合语气助词的产生，如“着哩”“也罢”“罢了”“不成”等。总之，元明清时期的助词一方面继续有新成员的产生，但更突出的是对既有助词的继承、规范、整合，同时现代汉语助词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时期已基本形成，很多助词的类别、功能、特征与现代汉语已无大的区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现代汉语方言的基本格局已初步形成，各个方言区域的语言特色开始趋于明显，这对助词在不同地域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汉语助词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一）有助于全面了解汉语语法的特点

汉语是分析型语言，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与形态变化丰富的印欧语主要运用不同词类的屈折变化来完成相关语法任务不同，汉语主要依靠语序和虚词两种手段来表达不同的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因此，虚词的研究自然就成为了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内容，助词是汉语虚词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别，对认识和了解汉语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自马建忠第一次提出“助字”（助词）这一类别后，学界对助词的研究范围和类别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不同的观察角度造成了助词的范围或大或小，各类别内部成员或多或小。同时助词内部各类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即使同一小类中的成员，也往往会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这使得助词内部明显地缺乏一种共性，其产生与发展演变都呈现出了独有的规律性和特点，因此对助词进行研究对进一步认识汉语语法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有助于充分认识汉语时体范畴

“时”和“体”是两个重要的语法范畴，与语言的时间性密切相关。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一直是语言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和研究难点。汉语作为汉藏语系中的一种典型的分析型语言，在时体表达方面更多地依赖于广义的形态和一些分析形式，这给汉语时体范畴的认识带来很多问题和困难。正因为如此，对汉语时体的认识也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分歧基本围绕在汉语到底有没有时制、时制与体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两个方面展开，并形成了三种主流的观点，一种是以高名凯、龚千炎、戴耀晶等为代表的无时有体说；一种是以吕叔湘、宋玉柱、李临定等为代表的有体也有时说；一种是以张济卿、李铁根、左思民等为代表的混合时体说。目前，学界对汉语存在时体范畴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但对时、体之间的关系、表达时体的手段和方式等的认识还存在一些模糊和认识不清的地方。因此，对汉语中一些充当时体标记的助词，像“着”“了”“过”“将”“却”“来着”等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汉语时体范畴的认识，以进一步厘清时、体表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三）有助于推动语言接触问题的研究

从汉语的发展历史来看，汉语与阿尔泰语系曾经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接触，“长期以来（至迟从北朝时期开始）汉族与北方操阿尔泰语的各民族杂处一地，语言接触十分密切，受对方语言的影响很深”[5]，尤其是元代以来的北方话受蒙古语、满语的影响更大，有些助词如“有、可（呵）、似的、是的、便是”等是源自汉语本身还是受外族语言影响产生，目前还存在较大争议；有些汉语中固有的助词用法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比较薄弱的阶段，只有江蓝生、祖生利、李泰洙、孙梅青等为数不多的学者有过相关研究，因此有必要借助历史文献资料加强对助词的语言接触方面的研究，以推动对语际接触下的语言现象的研究走向深入。

（四）有助于对相关语法理论进行验证乃至修正

汉语助词与实词的关系非常密切，大多数助词都是由实词发展演变而来。近年来在探讨助词的演变规律、机制时，常用的语法理论有语法化、词汇化、主观化等。但总体看语法理论套用较多，但对理论的适用性关注较少，尤其是上面提到的这些源自西方的语法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汉语的研究还尚需语言事实的检验。因此在进行汉语助词的相关研究时，可密切关注哪些词容易演变为助词？实词演化为助词需要怎样的句法、语义、语用条件，其演化的机制到底如何？在此基础上，基于语言事实的深入调查，可对目前语言学界广泛使用却又存在很大争议的语法理论进行验证乃至修正，以对这些理论做出有益的探索。

三、汉语助词的研究现状及方向

1898年问世的《马氏文通》第一次将助字（助词）作为虚词的一个类别提出，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汉语助词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在内涵外延上也与马建忠的助字有了很大区别，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助词的范围及性质研究

助词是汉语虚词中重要的一类，与各类实词、句式的关系非常密切。自马建忠提出“助字”后，学界围绕助词的范围及性质展开了多个层面的研究，如吕叔湘《助词说略》（《中国语文》，1956.6）、郭绍虞《试论汉语助词和一般虚词的关系（上、中、下》（《复旦》，1959.10／11／12）、房玉清《助词的语法特征及其分类》（《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4）、刘公望《汉语助词论》（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等，这些研究对助词的范围、类别及其内部成员、助词的功能及与其他虚词的区别、关系等进行了梳理，但由于观察角度、理论背景等的不同使得这些问题还存在很大分歧，迄今尚未达成共识。

（二）助词的本体研究

吕叔湘《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论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来》这两篇论文开启了近现代汉语助词研究的先河，此后出现了大量围绕助词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论文、专著，如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卢烈红《〈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文出版社，1999）、江蓝生《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中国语文》，1999.2）、杨永龙《汉语方言先时助词“着”的来源》（《语言研究》，2002.2）、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中助词的特殊用法》（《中国语文》，2002.5）等，这些研究从多个角度、不同侧面结合相关语言理论探讨了一些常见助词的功能、来源、流变以及助词与相关格式、语法范畴等的关系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整体看孤立的描写多，系统深入的分析少，有些助词的来源或演变过程还不是很清楚，在普、方、古结合方面做得也还不够。

（三）助词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助词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徐晶凝《语气助词的语气义及其教学探讨》（《世界汉语教学》，1998.2）、李晓琪《汉语“了”字教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4）、周小兵《“着”的习得情况考察》（《第八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2005）、刘静宜《两岸华语教材“动态助词”之研究——以〈实用视听华语〉和〈新实用汉语课本〉为例》（《国际汉语学报》，2011.1）等针对这一难点，探讨了相关助词的具体教学策略，总体上看关注点多集中于动态助词与语气助词，其他小类的助词则涉猎较少，同时由于助词本体研究自身的不足，相关成果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指导针对性还不强，理论和实践结合得不够紧密。

整体看，助词这一研究领域仍存在较大的空间，主要表现在：历史层面的地域研究还比较薄弱；助词的演变机制研究还不够深入；助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建构。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仅要从多角度、多层次关注助词的发展演变，从深度、广度上进一步探讨助词的性质、功能、内部成员、演变机制等问题，同时对助词的基础理论研究、助词的本体教学及对外汉语教学、教材的编写等也要重视，以全面推动汉语助词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1]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82.

[2]黄伯荣.汉语助词论·序[J].汉语学习，1994（5）：55.

[3]王力.汉语史稿：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35.

[4]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

[5]李泰洙.老乞大四种版本语言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