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春旭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350007)

在我国文学史上，说唐、说宋的英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诸如杨家、岳家、呼家、薛家、狄家、罗家等等，我们称之为家将故事。中国家将故事内容的演变与历代的政治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不同民族统治的更迭、历代的民族政策、边域战争等对家将故事的创作与流传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历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对家将故事的传播与内容的演变的影响是巨大而直接的，而在官方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民间的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理想、政治信念等亦作用于这一系列故事的创作与流传。在明以前，说唐、说宋家将故事的流传处于一种萌芽期，而明代则是家将故事成熟期，出现了家将小说，其内容已与原型有了很大差距，故事内容也更具有时代意义，这与明朝的边域政策与朝堂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到了清代则是家将故事大繁荣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作品与明代的家将故事相比，在有关民族政治观念及民族情感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探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研究其规律是一个十分具有意义的课题。

一、清代中期的英雄家将小说的繁荣

清代中期的英雄家将小说繁荣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十多部的家将小说，虽然它们的创作年代在学界还有争议，但基本可以肯定是在清代中期的乾嘉年间。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刊刻异常频繁。这些小说主要有:鸳湖渔叟校订的《说唐全传》与《说唐后传》，姑苏如莲居士编次的《反唐演义传》，中都逸叟编次的《说唐三传》，“西湖居士”李雨堂的《万花楼演义》，及未署名的《说呼全传》、《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后宋慈云走国全传》。这些小说的具体情况如下:

《说唐全传》又名《绣像说唐演义全传》。《说唐全传》演述了瓦岗军英雄反隋聚义投归唐王的传奇故事，其中涉及到罗家将罗成等人的故事。今见刊本最早为乾隆四十八年观文书屋刊本。此外，还有二十几个刊本。

《说唐后传》，又名《说唐演义后传》。《后唐全传》，紧接《说唐全传》而得名，一般被看作是《说唐全传》的续书，叙演唐代英雄传奇故事，这部书主要有两个部分内容:罗通扫北和薛仁贵征东。鉴于此，有人将其分别刊行，罗通部分取名为《说唐小英雄传》，薛仁贵部分则取名为《说唐薛家府传》或《薛仁贵征东全传》。此书版本较多，今见最早为乾隆三年姑苏绿慎堂刊本，其他刊本不胜枚举。

《征西说唐三传》，又名《异说后唐三传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全传》、《仁贵征西说唐三传》、《说唐征西传》，十卷八十八回。题“中都逸叟编次”。《说唐三传》围绕薛仁贵一家三代征服西辽前后的荣辱兴衰展开情节，可看作《说唐后传》的续书。此书成于乾隆年间，另有近十种刊本。

《反唐演义传》，这是说唐薛家将小说中的最后一部。在《说唐三传》中的最后部分，已有薛刚反唐的故事，而《反唐演义》约从《说唐三传》中的第七十回开始改写起，有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一是叙述武则天如何以武周政权替代李唐王朝的故事，一是写以薛刚为首的薛家将及其他李唐功臣的后代如何兴兵勤王的事迹，可以说是《三传》中的薛刚故事的改、扩写本。此书最早刊本全称《异说反唐演义传》，十四卷一百四十回，通行本十卷一百回，产生于清乾隆年间。问世后，书坊竞相刊刻，各种刊本先后有三十多种。

《粉妆楼全传》又名《续说唐志传粉妆楼全传》，十卷八十回演说罗家将后代罗增及其子罗灿、罗焜的故事。成书在乾嘉年间，刊本十多种。

《说呼全传》，又名《呼家将》，演述呼延赞、呼延王显、呼延庆祖孙父子的故事。今见最早版本为乾隆四十四年金阊书业堂刊本。另有近五种刊本。

《万花楼》又名《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青演义传》，是把狄青平西、包公断案和杨家将故事揉合在一起，而以狄青故事为主。今见最早为经纶堂藏本，另有二十多个刊本。

《五虎平西》全名《五虎平西前传》，又名《狄青演义》、《五虎平西珍珠旗演义狄青全传》，演狄青平西事，该书上与《万花楼》衔接，下启《五虎平南》。今见最早为嘉庆六年福文堂本，另有十多个刊本。

《五虎平南》全名《五虎平南后传》，演述狄青平南事，接续在《五虎平西前传》之后。今见最早为嘉庆十二年聚锦堂刊本，另有十多种刊本。

《后宋慈云走国全传》全名《新镌绣像后宋慈云太子逃难走国全传》，述狄家将、呼家将、杨家将的后人兴师会同五路藩王起兵，助慈云太子(宋徽宗)复位之事。今见最早为嘉庆二十年福文堂刊本，另有近十种刊本。

从以上家将小说文本刊刻的频繁、大量续书仿作的出现可以看出，清中后期家将小说的文本传播非常发达。

二、说唐、说宋英雄家将小说中的主题的嬗变

在诸种文艺形式中，说唐、说宋英雄家将小说可以说是最直接体现明清民族斗争与民族矛盾的一种文学体裁，创作者们借助历史反映现实，集中体现了汉族中下层知识分子与汉族民众的民族心理。纵观乾嘉时期的这几部家将小说，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与此前的英雄家将故事相比，反抗异族侵略的主题明显削弱，而较多的是宣扬忠奸斗争，倡导忠孝节义。

首先，这一时期的英雄家将小说有着较为固定的程式化的叙事模式。而这种叙事模式是以忠奸斗争为主，民族斗争为辅来进行的。以《万花楼演义》为例，小说一开始就写了北宋朝廷中的争嗣斗争——狸猫换太子的事件，而狄青从平民到名将的成长过程，则是与朝廷中以包拯为代表的忠臣与以太师庞洪为代表的奸臣的斗争紧紧围绕在一起，而与契丹、西夏的边境战争则处于次要的位置。而在反映薛家将故事的《说唐后传》、《说唐三传》和《反唐演义》中，小说中的薛仁贵从一个平民百姓成为一名功勋卓著的名将的过程中受到了奸臣妒贤忌能的张士贵的迫害与阻挠。薛丁山夫妇父子几人，为平定西辽浴血征战，功勋卓著，却被张君左等奸臣所害，最终被满门抄斩，一家三百余口被埋葬在铁丘坟。薛丁山一家遭难时，先后有义士徐贤、俞元等人换出薛家幼子，为薛家保留下后代，这些薛家后代在长大成人之后，都有很高强的武艺，继承父辈的事业，诛杀奸臣，让英雄家族重新兴旺。在小说中薛家将的诛奸除奸成为主题，而与少数民族的边境战争则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五虎平西前传》中作者着重揭露了统治集团的黑暗。小说揭露了以庞洪为代表的奸臣当道、误国卖国的罪行，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奸臣的丑恶嘴脸，揭示了官场倾轧的罪恶现象，表现了对奸臣的痛恨。而征讨西辽国则成为描写忠奸斗争的陪衬。而在《说呼全传》中则叙述了呼家怎能样遭到庞家父女的陷害，以至满门被抄斩，而逃出的呼家后代如何复仇，最终诛杀奸臣，一门团圆。我们知道狄家将、呼家将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杨家将故事衍生出来的，在明代的杨家将小说中，这些英雄家将与辽、西夏等少数民族的民族战争内容占了大多数的篇幅，英雄家将及忠臣与奸臣斗争的内容，虽然也占了一定篇幅并贯穿于部分章回中，但毕竟只是次要内容。但是到乾嘉年间的家将小说中就有了明显的不同，书中忠奸斗争内容明显增加，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英雄家将与少数民族的斗争的内容明显减少，成为书中的次要内容。

其次，在这些小说中，被视为正面英雄人物的主人公，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反唐演义》中薛家一门三百余人遭难，唯薛强与薛刚得逸，薛强为李靖施法送入大宛国，被招为驸马。薛刚辗转至新唐国，亦被招为驸马，借得援兵，终于报仇雪恨，一门团圆。《说呼全传》中呼家遭太师庞集的陷害，满门抄斩，唯呼守勇、呼守信兄弟得助免遭于难。守勇后来到新唐国被招为驸马，后守勇、守信及其子女得新唐国援兵相助，终于杀奸报仇，一门团圆。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有关狄家将的小说中，反映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既斗争又融合的关系。《五虎平西前传》中身为宋室重臣的狄青在领兵征剿西辽时，与单单国八宝公主相恋，并被招为驸马，遂使两国永不动刀兵。不但写了八宝公主的一往情深，也写到了狄青对八宝公主的感情从一开始的迫不得已到后来的情深意切。如小说的第四十一回到第四十三回更是花了三回的篇幅描写了狄青对八宝公主的思念，以及他抗拒皇帝赐婚不成，却为了忠于与公主的感情而不愿与新娘同房的情节。小说中的狄青一直徘徊于故国亲人与单单国亲人恩人之间。小说中非常细腻地描绘了尴尬处境中的狄青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着力突出了两难境况下他内心的痛苦，描画出他在血浓于水的故国亲人与情深爱重的异族妻子之间难以抉择的内心痛楚。小说第四十一回写道:(狄青)一路心中不安，叹惜道:“公主与我夫妻相处之际，甚是情浓，一片真情，一团和悦。今日不是我狄青薄情无义将你抛弃了，只因人生天地，为臣要尽忠，为子要尽孝，岂可轻轻投于单单招赘外邦?背君辜母，贪图欢乐，不忠不孝，叫我有何面目立于世上?今日本帅私自抛弃了公主，算来原是我狄青辜负了你，使你终日怨恨，于我也出于不得已，还望公主不要怨恨苦坏了才好。罢了，今日夫妻难到底，来生与你再相逢。”“少年夫妇分离之际，公主好生凄惨，看着丈夫悲切痛苦难言。元帅虽然称是虎将，见他如此不忍分离，虎目中暗暗泪垂，无可奈何。”第四十三回写道:“狄爷闭关书房门，心中烦闷说道:‘本藩原不愿与凤姣成亲，只因君母之命难违，无奈勉强奉旨，迎娶了他，立意不愿与他同裳共枕。倘若与凤姣尽了夫妻之礼，公主待本藩恩情何在?倒做了薄情不义之人，于情理上乃不合的。”狄青于是七八天不进新房，狄母闻之大怒，强拉狄青入房。这些情节不由地使人联想起后来成为戏剧舞台保留剧目的杨四郎的故事。而在《后宋慈云走国全传》中狄青与单单国公主的后代——狄龙、狄虎，一个承袭狄青的王位，一个成了单单国的国王，当狄虎国王知道宋朝国君任用奸臣要残害忠良时，大怒而起，准备发倾国之兵讨伐宋君。小说第四回写道:(狄虎)重重发怒，骂声:“昏昧之君，不念众功臣之后，况孤先君二十载疆场，身经百战，立下血战大功，不幸年登耳顺之期已返蓬莱。吾兄荫袭父职，治民有方，边疆卡靖。上不负歇职，下保其民，乃国家屏藩之贤。昏君既不念臣劳，不以江山为重，囚禁吾兄等，孤断不干休，即日兴兵，杀进汴梁城，与昏君理论。”在小说中，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甚至担当了“清君侧”的角色。《后宋慈云走国全传》第六回这样写道:狄虎国王曰:“想吾父沙场劳顿数十年，未得安闲几载，才取得玉带横腰。今圣上内宠奸妃，外任奸臣，幽弃元配，拘禁五王。故愚叔不辞千里带兵回来，暂为贮顿。入贡为名，预上一本，定必救脱吾兄回关。倘若不允，定必动兵，顾不得生民涂炭了。此祸皆由昏昧君之过，非臣下不守其节也……”国王(狄虎)曰:“此礼自然达报。惟今一说，兄长在天朝与奸巨作对，倘有朝廷变动，须当早寄一音，待弟提兵相助。”后来英雄家将们更是直接会同少数民族政权的军队攻入汴京，直接清君侧而灭奸除恶。在其他家将小说中，英雄家将们的除奸复仇行动，往往都必须借助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协助。总之，这一时期的家将小说强化了忠奸斗争而淡化了民族矛盾，加强了以英雄家将为代表的“汉”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合作关系，表达了民族之间团结和好的观念。

第三，在前两点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家将小说中着力创造了不少少数民族的英雄形象，并对他们身上具有“忠”、“孝”等道德观念大加肯定与赞赏。这些方面尤其是突出表现了小说中塑造了一批少数民族的女将形象身上。以薛家将故事为例，书中的西辽女将樊梨花，是寒江关关主樊洪之女，曾得梨山老母传授仙法，有移山倒海之术。小说精心安排了几个情节，鲜明地突出了她敢作敢为、临事果断、深明大义的思想性格，又表现出她弓马娴熟、武艺超群。她寒江关三纵三擒薛丁山;大破烈焰阵洪水阵三救薛丁山;后又继薛丁山领兵挂帅，帐前点将布阵，胸有成竹，面对千军万马，指挥若定，最后胜利地完成降服西辽的重任，充分体现了她压倒须眉的智慧、胆识和才能。作者在塑造这个形象时，能把泼辣大胆与机敏俏皮，刚强意志与女性的妩媚，非凡的勇力与飒爽英姿，相当完满地结合起来，成为广大人民喜爱的巾帼英雄。樊梨花原由父母作主，许配白虎关总兵杨凡，因杨凡形貌丑陋心中不愿，而是钟情于薛丁山，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梨花三次于花烛之夜遭休弃，虽然悲叹怨命，却不曾放弃改变自已命运的努力。她三次出马破阵救出丁山，仍无法感化其心，遂拦御驾告状，让皇上为自已做主，并设计三难丁山以挫其大男子主义的威风;复诈死以试其心，终于为自已赢得了幸福。狄家将故事中的双阳公主的形象更加突出，身为宋室重臣的狄青本欲领兵征剿西辽，手下的将领却误闯单单国，杀其守关将领。单单国八宝公主武艺高强，连擒宋朝四将，后见狄青堂堂一表，又闻其赔罪之言，于是芳心暗许，经过一番波折，番王乃招狄青为驸马，遂使两国永不动刀兵。狄青与公主成亲之后，夫妻恩爱。公主在得知狄青心迹——欲待平定西辽，救母出牢后，再来与公主白头相处后，深明大义，助以兵将粮饷，一月夫妻，洒泪而别。在小说的最终，在八宝公主的帮助下，狄青才破了西辽，辽主无奈，只得投降。双阳公主的形象在《五虎平南后传》与《后宋慈云走国全传》中都有出现，或与狄青共同征战，或为儿子——单单国国王出谋划策，她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是家将小说作品中不可多得的光辉的女性形象。

三、说唐、说宋英雄家将小说主题嬗变的背后

家将小说中这种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的转变实际上在康熙年间就已初现端倪。书成于康熙二十三年的家将小说《说岳全传》中，对与岳飞对立的少数民族将领金兀术的描写就很耐人寻味。在明代的讲述岳飞故事的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兀术的形象个性不大分明，只是个侵略宋疆土的侵略者而己。到了《说 岳全传》，兀术的形象则变得较为丰满。书中第十八回写他“虽然生长番邦，酷好南朝书史，最喜南朝人物，常常在宫中学穿南朝衣服。”第十五回写他第一次出场，小说描写作了如下的形容:“头戴一顶金镶象鼻盔，金光闪烁:旁插两根雄鸡尾，左右飘分。身穿大红织锦绣花抱，外罩黄金嵌就龙鳞甲;坐一匹四蹄点雪火龙驹，手拿着螃尾凤头金雀斧。好像开山力士，浑加混世魔王。”正是一付大英雄的形象。书中第十六回还写了他对宋朝的忠臣态度十分敬佩，他占领潞安州后，见潞安州节度陆登自尽，感服他的忠心，决定抚养陆登的儿子:兀术问妇人:“你是何人?抱的孩子是你甚人?”乳母哭道:“这是陆老爷的公子，小妇人便是这公子的乳母。可怜老爷、夫人为国尽忠，只存这点骨血，求大王饶命!”兀术听了，不觉眼中流下泪来道:“原来如此。”便向陆登道:“陆先生，某家决不绝你后代。把你公子抚为己子，送往本国，就着这乳母抚养。直待成人长大，承你之姓，接你香火，如何?”这才说完，只见陆登身子仆地便倒。兀术大喜，就将公子抱在怀中。恰值哈迷蚩进来看见，便问:“这孩子那里来的?”兀术将前道:“此乃各为其主。譬如你拿住个奸细，也不肯轻放了他。某家敬他是个忠臣，可差官带领军士五百名，护送公子并乳母回转本邦。”一面命人收拾陆登同着夫人的尸首，合葬在城外高阜处。”书中处处可以找到他如此地对待忠臣的描写。第三十四回写他追岳飞的部将吉青时，偶然见李若水母:兀术 道:“老妈妈，你且住手。你且说你儿子是那一个?或者不是我害他的，也要讲个明白。”那婆婆打得没气力了，便道:“我的儿子叫做李若水，不是你这贼子害他的么?”又呜呜咽咽，哭个不住。兀术听说是李若水的母亲，也不觉伤感起来。兀术道:“这是我的军师。你令郎尽忠而死，是他将骸骨收好在那里。我叫他取来还你，择地安葬。”命取白银五百，送与老太太，以作养膳之资。命取今旗一面，插在门首，禁约北邦人马，不许进来骚扰。兀术在这里已经不是个面具式的反面人物，而写出了他的人情味，以及他所具有的儒家意识的伦理道德观念。

同时，在清中叶，说唐说宋英雄家将故事的主题的嬗变不仅体现在小说中而且体现在戏曲舞台上，淡化民族矛盾，强调民族融合、强调忠孝思想的戏曲作品屡见不鲜。这些作品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根据杨家将小说改编的宫廷大戏《昭代箫韶》的出现。《昭代箫韶》于乾隆年间在乾隆的直接授意下以昆曲本开始编撰，它不再持有严格的夷夏之分的民族观，明显淡化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斗争精神，突出忠君与孝道等伦理道德观念，该剧自辽兵入寇起，至萧后降宋止，剧中杨家、八王等忠臣与潘仁美、王钦等奸臣的斗争内容明显增加，成为该剧的主要内容，杨家将与辽斗争的内容明显减少，成为全剧的次要内容。而故事结局，也由小说中的宋王朝打败辽国、萧太后自尽、耶律琼娥公主被迫降宋，改为在耶律琼娥公主姐妹的劝说下萧后降宋、耶律琼娥姐妹随夫入宋的大团圆结局。戏曲上的这种创作倾向自乾嘉以来一直有所沿续，至后来的《四郎探母》、《八郎探母》的戏曲作品的出现，可以说是将强调民族融合达到了一个高峰。

总之，以说唐、说宋英雄家将小说为代表，在清代中叶出现了一个淡化民族争端而表达了民族之间团结和好的通俗文学创作主题。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一现象与清代的民族政策及汉族知识分子正统观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清之际，民族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明王朝中后期，由于政治腐败，一方面对少数民族实行镇压政策，一方面对汉族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使得不少汉族人逃往“满州”［1］。清太祖努尔哈赤及清太宗皇太极十分注意笼络汉人上层，注重“满汉”联盟关系，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民族政策。努尔哈赤从明朝的政治领域中吸取了不少成分，为己所用。如仿照明制设立都堂，制定官员服饰、官场仪式等，并对一些被俘的汉族官员委以官职。皇太极以更大的力度吸收汉文化，推进政治改革，尤其注重对明朝降官的接纳与重用。清崇德三年(1638)驻守石城岛的明副将沈志祥降清，接纳降者达二千五百人。内有“副将九、参将八、游击十八、都司三十一、守备三十、千总四十、诸生二十”［2］。在对汉员的使用上，皇太极比努尔哈赤更为大胆，除了招纳明朝降官外，皇太极还仿效中原王朝科举取士的办法，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在皇太极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汉族官僚智囊团［3］。康熙帝对汉族实行抚纳政策，在经济上，停止圈地，减少租税，鼓励垦荒。在政治上笼络汉族官僚，调整汉官级别，吸收更多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在思想文化上，崇奉孔子，提倡理学，竭力宣扬忠君思想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清统治者对汉族上层实行的这些政策对缓和民族矛盾，争取汉人支持清政府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而到了雍乾时期，清统治者在对汉实行笼络政策的同时，还注重改变以往具有歧视色彩的汉族封建“正统观”。雍正在其《驳封建论》中指出:“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5］而乾隆帝更全面地指出:“大一统和斥偏安，内中华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是故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6］他还引用了元朝的先例来证明自已的观点:“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则统绪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7］。

清代中期英雄小说的繁荣，与清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有直接关系。没有统治者提倡以儒治国，没有他们提倡忠孝仁义，就没有家将小说的繁荣。忠义思想，是清统治者所竭力宣扬的。清人入关，抬关羽为帝，关帝庙在清朝遍天下。关羽崇拜在清代达到了顶峰。实际上，关羽崇拜在明朝就颇得统治者的倡导，但其意义是不一样的。《四库全书总目·三国志》条中指出，明朝封关羽为帝，国内到处建关羽庙，是因为明政权孱弱，国家以刘蜀为正统。而清人提倡忠义，是主张忠君爱国，即爱大清国。其次，乾隆为袁崇焕平反，为多尔衮平反，也是为了宣扬他们“明君臣大义”的忠义行为。家将小说中有胡国助汉人“清君侧”的情节，这也并非杜撰。清军进攻明王朝时，就曾用这样的借口。1644年，多尔衮打着代亡明报仇的旗号入关。他进北京后，厚葬崇祯，讨伐流寇。从《清史稿》中的《顺治本纪》、《多尔衮列传》、《吴三桂传》、《祖大寿传》的记载可以看出，清人不仅“清君侧”，也为大明报了亡国之仇恨。而这一点，也为不少汉人所认可。

与时代相适应的，汉族知识分子的封建正统观念也在逐步的变化。早在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中只将元朝标为“华夷一统”，在他看来，只有元才真正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清朝建立后，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更加深入人心。汉族知识分子也基本认同了清政府的合法性，大批汉族知识分子纷纷仕清，而吴三桂等人发动的“三藩之乱”，由于得不到汉族人民的认可与支持，也归于失败。人们所熟悉的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在康熙朝以后，也逐渐接受了清朝的正统地位。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出仕清廷，任尚书之职;黄宗羲在他早年撰写的《留书》中，斥责清人为虏，斥责清朝为伪朝，但到了他后期所作的《明夷待访录》中则取消了对清人的责骂，直至晚年，他开始称清朝为“国朝”。应当说，康熙朝以后，江南的“大部分儒士则逐渐放弃了反清斗争，转而承认统治的合法性，民族斗争渐趋回归社会批判斗争。”［8］总之，以儒术治国，以忠孝仁义治民心，是康乾之世的基本国策，也是清代的主要民族政策。这种政策导致鸦片战争以后，国内民族矛盾让位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当洪秀全挑起民族斗争的大旗，力图以汉夷之分来号令天下时，却得不到认可。以湖湘为主的汉族儒家集团，站在“国家”一边，保卫满清皇权，维护封建社会之正统。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骆秉章、李鸿章、张之洞一班汉臣，成了“同光中兴”之中流砥柱。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清代民族政策所得到的认可。

当然，汉族知识分子对满清王朝的认可，并不等于他们会彻底改变掉传统儒学中的“贵中华，贱夷狄”的狭隘的民族观念，事实上，许多汉族知识分子面对少数民族的统治，都抱有“以夏变夷”的观念，即用汉族的先进文化感化少数民族。这些思想倾向在英雄家将小说中反映得也十分明显。但我们更应该理解到英雄家将小说中这种对族群冲突的化解、对伦理情感的突出的倾向，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说是一种进步，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最终形成的原动力，不但具有历史的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

［1］明神宗实录［M］.卷四四五.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6.

［2］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9417.

［3］史革新.皇太极时期满族对汉文化的吸收［J］.河北学刊，2008，(11):61.

［4］方立军.试论中国历代王朝民族政策的特点［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2):2.

［5］清实录［M］.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243.

［6］(清)庆桂.国朝宫史续编［M］.卷八九.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442.

［7］白金.清高宗实录［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1142.

［8］周学军.明清江南儒士群体的历史变动［J］.历史研究，199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