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春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在2012年，本来两场普普通通的丰胸手术因为进行了现场直播，更因为十分高调地将自身命名为“行为艺术”而在大众社会和艺术界引起诸多争议。争议之一，医学领域的外科整形可否被称之为艺术;争议之二，由于手术主刀者韩啸是国内某整形医院的院长，人们总是禁不住将这组“韩啸行为艺术展”视为一场打着艺术旗号的商业炒作。从目前来看，这些讨论大多还是按照惯例，直接从事件本身来谈论它的性质、价值和意义。实际上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间接的，但却是更有效的方式去接近这一事件，也就是考察这一事件在媒体中是如何被呈现和塑造的。之所以说更为有效，这不仅是因为考察客观呈现的文本要比主观的臆测更加确凿，而且也是因为，任何叙述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话语，是各种利益和权力因素相互博弈的符号表征。因此，通过对话语的分析能更有效地发现各种权力和资本在其中的运作轨迹，也更有利于揭示事件的深层真相。

从实际情况来看，关注“韩啸行为艺术展”的媒体有很多。不仅包括影响较大的纸媒如《新京报》、《齐鲁晚报》等，也包括各大知名网媒如新浪、搜狐和网易等，此外还包括不少艺术类专业期刊如《当代艺术》等，据称总共有“近百家新闻媒体参与报道”①《跨界艺术家韩啸用当代艺术诠释整形》，《齐鲁晚报》2012年8月31 日。。在这些参与报道的媒体中，最具有分析价值的是以《齐鲁晚报》、《山东商报》、《新晨报》和大众网等为代表的山东媒体。这些媒体的报道不再是简短的消息，而是体量庞大的长篇稿件。其中，在全国颇有影响的《齐鲁晚报》甚至以专版的形式和颇高的频率对这场行为艺术展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关注。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出于对“本土”文化事件的关心，韩啸所属的整形医院就在山东，但是，这些稿件无论就长度还是频度，都已超出本土情怀的限度。再加上这些稿件几乎都没有署名，那么仅从编报形式上就可以断定这场关于行为艺术的报道在本质上就是商业广告。当一场并不具有收藏可能性的“行为艺术”动用不菲的资金为自己造势时，只能说明行为艺术本身正充当着资本的假面，传媒对该行为艺术展的叙述也就此成为商业欲望的美学修辞，发挥着诱惑和控制的功能。不过，无论这种叙述具有多高的修辞技巧，由于它力图将艺术、商业、知识和技术等矛盾话语杂糅在一起，必然存在可以探测到的叙述断裂和语义矛盾，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揭示出该行为艺术的商业本质。

一、没有“毛边”的技术神话

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的整形美容行业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失败而普遍陷入信誉不高、生存艰难的状况。2010年，超女王贝整容致死事件更让这一行业形象受损，①宗禾:《超女王贝整形致死手术医生面临刑事处分责任》，《华商报》2010年11月25 日。失去大众的普遍信任。但是，在大众传媒对“韩啸行为艺术展”的叙述中，令人心悸的整容手术却被塑造成一次完美的“造人”行动，一场出神入化的技术表演，一种可以带来愉悦的审美过程。但是，当一件事情或行为被拔高到神话的高度时，也就有了对它进行批判审视的必要。在对这场手术的报道中，大众传媒首先用近乎崇拜的词汇描绘了医生韩啸开展手术时的神态，“在数十家媒体摄像头的包围中，韩啸从容不迫地雕琢着指尖上的艺术”②《男友上手术台给我做丰胸手术》，《齐鲁晚报》2012年8月16 日。，“韩啸没有一丝手忙脚乱，从容不迫地进行着娴熟的操作”③《整形手术第一次被中央美院认可为艺术》，《山东商报》2012年5月15 日。。此次手术进行现场直播的做法，也被媒体解读为充分见证了医生的自信与魄力，及其高超的技术。④《聚焦〈整形〉:开放式不畏监督》，《齐鲁晚报》2012年8月29 日。这种掩饰不住的赞叹，显然已经溢出了新闻客观原则的边界。其次，又从手术的效果进一步打造这一技术神话，“从切口的选择到假体的植入，用时不足30 分钟，出血量不足3ml”⑤《男友上手术台给我做丰胸手术》，《齐鲁晚报》2012年8月16 日。，这些貌似客观的数据也被用来反衬手术的成功。其三，为突出整形医生在技艺上的高超，媒体还通过受术者在手术过程中的轻松悠闲、谈笑风生来加以衬托，“全程无痛并保持清醒，悠闲接受手术的同时，更与医生有说有笑，还演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⑥《男友上手术台给我做丰胸手术》，《齐鲁晚报》2012年8月16 日。。此外，媒体还强调了受术者在手术后稍加休息就独自走出手术室的一幕。还有记者甚至偏离对客观事实的陈述，直接以目击者的身份谈起亲身感受，认为这是一场“给观者以完美精致的视觉享受，以及震撼中透出宁静的心理体验”⑦《整形手术第一次被中央美院认可为艺术》，《山东商报》2012年5月15 日。的手术过程。而在对现场艺术家、批评家的访谈中，媒体也特别强调了这些人对这场“行为艺术”的好评，由此，又借他人之口为这场手术赋予了思想和艺术内涵。

在媒体的报道中，不仅该医生的隆胸术被打磨成有深度、有速度，有快感、有美感的技艺表演，而且医生本人也被塑造为有魄力、有魅力，有思想、能担当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这种众口一词的褒扬和赞美中，韩啸本人及其技术都具有了神话般的巨大魅力。但这一技术神话实际上是以对许多潜在话语的压制为前提。这些潜在的话语也正是破除技术神话这一完美假象的现实力量。

构成颠覆力量的潜在话语之一就是整形美容界在社会上的不良声誉。频繁发生的因整形美容致伤、致残甚至致死事件，在外部打破了这一技术神话的完美假象，使其陷于大可怀疑的境地。在传媒叙述中，女性受术者在手术台上的内在身心体验也受到刻意压制，成为潜在话语。在传媒的描述中，受术者在手术台上不仅有说有笑，还唱起一首情歌，这种有违正常心理的反应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一场刻意安排。在医学上，任何手术都存在风险，对此女性受术者不可能没有意识。此外，人类的疼痛不仅来自肉体，还会来自意识。当女性受术者在明知手术器械正在割裂、穿刺和填充她的身体时，很难想象其内心不会产生不适、疼痛和惶恐等感觉。然而，为塑造这场手术的神奇形象，这些可能有的负面情感都在叙述中被有意屏蔽了。在传媒叙述中，手术成功的标准也被狭义化了。通常，手术是否成功，不仅要看手术台上是否顺利，还要看术后的康复情况和治疗效果。对于丰胸手术来说，有时需要观察几周甚至数月才能确定。现实生活中，很多宣称顺利的此类手术，不久就宣告失败，受术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走上手术台修补，甚至面临被切除乳房的厄运。在关于这场手术的报道中，手术成功的定义在内涵上被缩小到手术台上的几十分钟而已。但是，这种巧妙的话语切割，无法经受住现实的拷问，修饰过度就等同于自我揭露。

二、被误置的行为艺术主角

这场整形手术之所以也在艺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是因为它将自身命名为“行为艺术”。与传统的绘画、诗歌、雕塑等艺术类型相比，行为艺术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要求艺术家亲身到场，并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基本材料开展艺术活动。在这场被命名为“韩啸行为艺术”的行为艺术活动中，亲身到场的人包括医生韩啸、女性受术者以及辅助手术的几个护士等人。在这些亲身到场的人中，谁才是这场行为艺术的主角呢?很显然，众多媒体不约而同地将行为艺术主角的桂冠送给了施术医生韩啸，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从行为艺术本身的特性以及此次行为艺术所要表达的内涵来看，这次行为艺术的主角应该是那位女性受术者，而非整形医生。

在行为艺术领域，存在一条虽然没有成文但一直被行为艺术家所恪守的道德原则，这就是行为艺术中所可能遇到的危险、尴尬和创伤等负面体验应该由行为艺术家本人来承当。正因如此，在行为艺术《种草》中，艺术家杨志超让医生将草种在了自己而非他人的肩膀上;在《黑匣子》中，幸鑫将自己锁在密闭的铁箱子里长达8 天;美国艺术家克里斯·伯登在《射击》这一作品中让自己的一位朋友在远处持枪射击自己的左臂;在作品《洗礼》中，一位中国艺术家从自己的两条胳膊里抽出血液，再由自己喝掉;在《我爱猪，猪爱我》的行为艺术中，一位韩裔女艺术家将自己赤身裸体地与两只猪关在透明的玻璃缸里，同吃同睡长达104 小时，如此等等。鉴于行为艺术的这种自我担当，有学者认为行为艺术“不仅有着严肃的追求，并且不无可敬的殉道精神”①杨守森:《艺术境界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在“韩啸行为艺术”中，真正用自己身体来承担该行为艺术风险和痛苦的，并不是医生韩啸而是女性受术者。后者因此更有资格成为这场行为艺术的主角。至于医生韩啸，因为缺少了这份担当和付出，很容易让人怀疑他对艺术的真诚。众多媒体在叙述中，常将这场行为艺术与法国行为艺术家奥兰相提并论，后者也曾将手术对身体的改变作为行为艺术的核心。但是，奥兰在行为艺术中是将自己作为受术者，并承担手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创伤。就此而言，如果韩啸想要成为真正的行为艺术主角，那么躺在手术台上的应该是他，而不是别人。

从“韩啸行为艺术”所力图阐发的理念来看，这场行为艺术的主角似乎也应该是那两位女性受术者。在媒体对韩啸的访谈中，韩啸曾表示他之所以实施这样的开放手术，就是为了思考“我们的身体是否属于自己?是属于社会的、父母的、配偶的，甚至属于某个派别的?真的有完全属于自我的身体和人性吗?”②《男友上手术台给我做丰胸手术》，《齐鲁晚报》2012年8月16 日。从话题本身来看，关于身体的主体性及其归属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而且对身体主体性的讨论在目前也已经超越了“我的身体，我作主”的现代阶段，进入到“身不由己，边界互渗”的后现代阶段。③［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郭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25页。那么，在韩啸那里，身体到底有怎样的主体性，从韩啸的回答看他自己也显然没有想明白，依然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身体观念之间。但是，从丰胸手术自身来看，它所传达的身体观念倒很明确，直接指向“我的身体，我做主”这一现代身体观念。而与这一观念最为契合的，反倒是女性受术者在传媒报道中的唯一一句话:“这是一次女权运动，是崇高的，让我有充分选择自我和被尊重的感觉。”④《男友上手术台给我做丰胸手术》，《齐鲁晚报》2012年8月16 日。显然，从行为与理念的契合程度来看，女性受术者也更有资格成为该行为艺术的主角。“韩啸行为艺术展”中行为艺术主角的这种误置，显然是商业意志的内在要求。

三、强行植入的艺术命名

医学手术在何种意义上才能被称为艺术，这显然是这次行为艺术首先需要跨越的一个美学问题。单纯从手术过程自身来看，似乎很难找到将手术归为艺术的确凿根据。手术过程中，无论是皮肤的撕裂、鲜血的溢出，抑或是填充了异物、带有伤口的乳房，都无法成为审美对象，也很难与艺术相沟通。但是，在媒体叙述中，多家媒体巧妙地回避了这一点，而是采取了一种迂回的外围策略为手术漂白，为其赋予艺术身份。这种策略的核心就是强调“艺术命名”的重要性，也即通过艺术批评家、美学家以及展览馆等艺术体制要素对对象的认同，来完成对对象身份的转换。美国的艺术理论家丹托、迪基等人甚至将这种艺术命名视为在现代社会定义艺术的新方式。但是，正如有些理论家所批评的，这种命名方式很容易滑入艺术腐败的泥淖。一旦艺术批评家被权力和商业收买，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成为艺术品了。在将“手术”命名为“艺术”的过程中，传媒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首先，这场行为艺术展的策展人被做了近乎穷形尽相般的介绍。不仅特意强调了他们的美学家、艺术活动家、艺术理论家等身份，还详细罗列了他们与美学、艺术相关的多个头衔，如美学教授、美学博士、美术批评家等;不仅不厌其烦地详举了他们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如“艺术哲学、艺术批评、美学原理、中国古典美学、西方当代美学、中西比较美学”⑤《做手术的人》，《新晨报》2012年7月14 日。等，还强调了他们国际著名艺术策展人的身份，并将其所策划的艺术策展一一列出。显然，媒体之所以如此强化策展人的美学达人形象，正是力图借用他们的艺术威望来为这次手术进行艺术命名。

其次，传媒还力图通过对艺术场馆这一艺术体制要素的拔高进一步确立韩啸等人的艺术家身份，强化艺术命名的效力。2012年8月韩啸联手策展人之一彭峰在北京的今日美术馆举行了主题为“今日不做整形”的韩啸个人艺术展。在媒体对这一艺术展进行报道时，今日美术馆被作了相当高的评价，尤其强调了该美术馆有着极高的、严格的入门条件，正因如此，如果某艺术家能进入到该馆举行个展，那么“不仅能体现其作品学术价值的造诣，更是整个艺术界对艺术家认可及推崇的表现，标志着艺术家独特的个人气质和艺术创新能力”①《跨界艺术家韩啸用当代艺术诠释整形》，《齐鲁晚报》2012年8月31 日。。这一段传媒叙述无异于直接宣称韩啸是一位备受艺术界推崇的艺术家。就实际情况看，今日美术馆的确推出过不少有影响的当代美术展，在业界也小有名气。但这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每一场进入该馆举办的展览都具有超凡的价值。如果再考虑到该馆的私营身份，以及其中所可能包含的盈利动机，那么进入今日美术馆的艺术展览也可能是怀有其它动机的劣质产品。

最后，借用国内外艺术理论家的话语权将手术直接命名为艺术。在艺术体制中，最具艺术命名能力的还要数那些在艺术界享有声誉的艺术理论家。正是这个原因，艺术理论家对这场“行为艺术”的评价构成了传媒叙述的主要内容。这些人的身份和头衔，也总是出现在评论内容之前。这些批评家在评论上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对此次手术的艺术身份进行了肯定。其中，彭峰曾直接表示，“整容手术目的不是治病救人，而是满足人们的审美愿望，因此与其说它是医术，不如说它是美术”②《跨界艺术家韩啸用当代艺术诠释整形》，《齐鲁晚报》2012年8月31 日。;崔灿灿认为，韩啸的这个手术作品“是先锋性、开放性的统一体，有质朴艺术的魅力，开创艺术创新维度”③《整形手术第一次被中央美院认可为艺术》，《山东商报》2012年5月15 日。;英国约瑟夫尤其不吝褒美之辞，认为该手术“具有强烈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学效应，犹如一把哲思的利刃，将当代艺术的先锋性表现的淋漓尽致”④《男友上手术台给我做丰胸手术》，《齐鲁晚报》2012年8月16 日。。在这场前呼后拥的艺术命名活动中，不仅一切质疑与反对的声音被抹平，而且还对今日美术馆的地位赞誉过度，同时对策展人的介绍也近乎吹捧，这些显然都超出了以客观为本的传媒叙述法则，表露出商业意志的痕迹，正如艺术家陈劲所说的，“整形医院有钱嘛，可以拿钱请策展人”⑤朱结树:《行为艺术遭遇现实“围剿”》，《东方早报》2012年8月13 日。。当一场自称“行为艺术”的活动需要动用巨额资金在媒体上为自己造势时，这场行为艺术的商业广告性质更加显豁。

四、内在叙述的语义断裂

关于“韩啸行为艺术展”的传媒叙述，看上去叙述流畅，剔除了一切多余的成分，打造出一个没有毛边的技术神话，塑造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达人。但由于这是一则关于“行为艺术”的叙述，而艺术所要求的理念必然会与压制不住的商业企图在同一文本中形成矛盾，进而造成这场传媒叙述在内在语义和逻辑上的断裂，也从而再次宣告这场艺术叙述不过是商业修辞。

在这场传媒叙述中，传媒的任务就是按照资本意愿将一场外科手术包装成行为艺术。但作为一种先锋艺术，行为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反对”什么的艺术，它所反对的既可能是僵化的体制、保守的道德，也可能是陈腐的文化、麻木的陋习，甚至反对一切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因如此，当媒体在将外科手术命名为行为艺术时，也必须为这一为行为艺术找到批判对象，而媒体给出的答案就是，“他的作品对整形行业进行了全面审视和批判性认识，其中蕴涵着对当前整形成瘾、整形过度商业化、审美扭曲等问题的阐释挖掘”⑥《指尖上的艺术是如何炼成的?》，《齐鲁晚报》2012年9月5 日。。实际上，上述言辞不仅是媒体的阐释，也是整形医生对这场外科手术的解释。但也正是因为传媒标举了这样一种艺术理念，一系列不可调和的叙述矛盾就产生了。

首先，这场行为艺术不仅在逻辑上存在困境，而且在手段与目的之间也存在悖谬。如果这场行为艺术果真是以对整形行业的批判为理念，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幕很难让人理解的情景，即以整形手术的方式来批判整形手术。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在行为艺术中，人们可以为了宣扬保护动物的理念，而现场屠杀动物;为了唤起保护环境的意识，而故意恶化环境。尽管在现代行为艺术中也不乏此类以自虐自残、血腥恐怖的场景来唤起注意的做法，但这类不合逻辑的行为艺术也遭到很多批判。美术理论家陈履生曾指出，“如此等等都表现出了让人莫名其妙的逻辑关系。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关系往下延伸，……那么，‘9·11’则成了这世界上惊天的行为艺术，这非常可怕”①陈履生:《以“艺术”的名义》，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其次，传媒对韩啸手术技艺近乎膜拜的描述及其可能有的社会效果也与该“行为艺术”的理念相背离。如前文所述，在媒体的塑造中，整形医生韩啸的手术技巧不仅高超绝伦，而且可以给人带来快感、美感。这种对整容技术的高度赞誉和夸张修辞，带有很强的诱导性和迷惑性，已经起了广告的劝诱功能。在社会效果上，不但不会对整形行业起到批判作用，反倒会使更多人惑于整形技术而走上整形美容的道路。由此，媒体所阐释的艺术理念与其叙述效果之间就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

媒体叙述中的这些断裂与矛盾，实际上进一步暴露出商业意志在其中的支配作用。尽管传媒应资本要求，竭力为手术打造艺术身份，并为该“艺术”赋予社会人文价值，强调其对整形行业的批判价值。但很显然，由于资本在策动传媒批判整形行业的时，又不想伤及自身，因此需要传媒在叙述中将自己打造成一场技术神话，将自己树立为整形行业唯一值得信赖的品牌。如此一来，在高调的艺术理念之与现实的商业诉求之间，也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并造成传媒叙述在语义上的断裂。但也正是这一清晰的叙述断口，不仅暴露了关于“韩啸行为艺术展”的这场传媒叙述在本质上是商业资本主宰下的叙述，而且也进一步揭示出这场用资本铺路来粉饰自我的“行为艺术”无异于一场资本的自我美容整形工程。

从关于“韩啸行为艺术展”的新闻报道来看，传媒叙述是一种很容易受到商业、权力等资本要素支配的叙述;而资本为实现自身增值，也在不断寻求新的营销手段，甚至将自己包装成艺术。在围绕商业资本旋转的众多因素中，商业资本似乎更青睐于传媒叙述。在消费文化时代，一切言谈、行为和现象只有经过传媒叙述之后才具有现实性。控制了传媒这一终端环节也就等于控制了一切。然而，对于公众来说，受商业、权力等因素控制的传媒叙述往往意味着诱惑和哄骗。尽管这些叙述话语在表层会以超然、个性、公正、自由、反抗和独立等普适价值为诉求主题，但其目的却是将大众引入资本增值的商业循环中。

关于“韩啸行为艺术展”的传媒叙述显然也遵从这样的逻辑，发挥着这样的功能。从表层信息来看，传媒所谈论的是艺术、责任与审美，但由于这些超然品质都被追加到“艺术家”韩啸身上，这就很容使人在态度与情感上对他产生认同、信赖。而这种认同与信赖也会因此迁移到他的整形医生这一身份上。如果考虑到商品品牌的实质就在于一种品牌关系，也就是大众对某一产品及其代言人的认同和信赖，那么也就不会怀疑人们对韩啸的认同与信任，实际上也就直接提升了韩啸本人及其所在整形医院的品牌价值。任何一位对他产生信任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他潜在的顾客。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否定“韩啸行为艺术展”对艺术的真诚，但是这场所谓的“行为艺术”也无法否认它过于浓重的商业动机。更令人担忧的是，在通常情况下，大众对于这种叙述缺乏必要的批判意识，马尔库塞就此曾说:“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其为谬误的意识。”②［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当大众传媒已经构成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传媒叙述又是如此的步步惊心、暗藏陷阱，作为已经无法脱离现代传媒而生活的公众来说又将何去何从，如何应对?这的确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在传媒叙述大潮滚滚的当下，单靠知识分子这个小群体的揭示、批判和警醒无异于杯水车薪，改变不了大局。只有公众自身在整体上提高了素质，掌握了识破传媒叙述的种种手段之后，此前被动的局面才能有较为彻底的改观。而这实际上就需要提高公众辨识传媒修辞的能力。在这一问题上，王一川教授曾针对艺术市场中所存在的过度宣传提出过“艺术辨识力”这样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的核心是指，大众在面对艺术品及其相关的宣传、评论等信息时，要能以审慎和挑剔的态度对各种信息进行比较、破解，以便突破修辞的包围，参透信息的深层意图，从而避免在言词的蛊惑下遭受物质、身体甚至精神上的多重损害。③王一川:《论公众的艺术辨识力》，《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尽管王一川教授仅只是针对艺术产品谈到了大众的辨识力，但这种辨识力实际上完全可以运用到关于大众传媒的其他信息之上。当然，这种辨识力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儿，我们所遭遇的挫折和教训可能就会更多。提高大众对传媒叙述的辨识力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有必要专文论述的理论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