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易明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广东 深圳 518060）

一、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的阶段性与共同使命

过去30 年，创立与发展经济特区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核心内容，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情况，经济特区战略不断调整、发展与完善，表现为不同阶段建立的经济特区之间，其发展定位、基本功能、根本任务存在区别，形成了中国经济特区高速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特区现象。

如果按照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词汇委员会的一个定义，所谓的“经济特区”，即实行特殊政策，比如说减免政策，比如说提供优惠的基础设施、吸引外资和促进出口的特定地区叫作经济特区。

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样一个定义里并没有明确地指制度改革或者创新，经济特区的一般性定义里，其最基本的任务是促进出口和吸引外资。 笔者这里所述的经济特区的定义，其客观依据是30 年前最早的一批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从这个定义看来，30 年以前的深圳的最初形态是出口加工区， 建立的目的是吸引华侨资本和利用香港的地缘优势发展出口。 并没有能够设想成今天这样的综合功能的大规模经济特区形态， 特别是没有预期到深圳的经济制度改革功能与辐射能力。

回顾过去的30 年，中国的经济特区发展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以此分为三代经济特区，这三代经济特区构成中国经济特区现象。

第一代经济特区成立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是这一代经济特区的全部。这一代经济特区的基本使命是试验、探索， 既是特区建立发展路径的试验探索又是对于全国而言的制度试验与探索。 邓小平在1984 年讲“特区是个窗口，是开放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 ”他还说“我们办经济特区就是要搞试验，经济特区是个试验窗口，经济特区最终根本的问题还是个试验。”虽然从基本的定义和当时国家赋予经济特区的基本要义是出口、 利用华侨资本， 但是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经济特区的重要功能是改革开放。

容易看出，以深圳为代表的第一代经济特区，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以制度探索、 制度改革为根本任务，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先行先试，摸索出一套在中国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经济制度道路，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制度试验探索是我国最先创立的4 个经济特区的一个基本任务和实质使命。

第二代经济特区是建立于20 世纪90 年代之后的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 这样两个特别的经济开发开放区域的共同特征是经济发展的空间功能， 空间起飞的先行示范与空间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 浦东的主要任务是带动长江流域经济的起飞与发展，滨海的任务则是带领环渤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从两个开发开放区域的任务和使命不难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90 年代后建设的两个特殊经济区域的设计是基于区域发展导向，其基本功能是发展功能，与第一代经济特区的制度功能有所区别。

第三代经济特区是于2005 年之后设计并建立起来的这一系列特殊经济区域， 比如说武汉—长株潭经济特区，比如说喀什经济特区。武汉—长株潭特殊经济区，叫做两型发展试验区，具有典型性，是针对这个阶段中国发展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这一新“瓶颈”制约进行发展模式的先试先行，这样的特殊经济区，是基于发展模式导向的经济特区，就是探索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是发展模式特区，与第一代制度特区和第二代发展特区相区别。

对于喀什经济特区，虽然属于第三代经济特区，但是，如果我们从喀什的特定发展条件看，她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边疆区位和特定的民族文化， 特定使命是探索特定民族区域的发展路径并带动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起飞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喀什经济特区是一个民族经济特区。

虽然不同代的经济特区具有上述差别， 但它们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共同点，即开放与改革，通过开放与改革的根本战略路径实现各自的使命与任务。

二、开放优先是经济特区起飞与发展的基本路径选择

中国30 年的经济特区建设实践证明，开放优先的战略路径是一条有效路径选择， 特别是在经济特区的起飞时期，因为，开放战略可以有效地释放经济特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创造出起飞与发展的要素条件。

一个不发达的地区或者经济体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企业数量少、经济活动低，企业间的经济关系少而简单，社会分工程度低。 企业少，再好的制度也不行。 当然，有好的制度就有可能产生大量的企业。缺乏足够数量的市场主体是不发达经济面临的一个困境，从中国的东部到西部地区，企业数量就呈现由多到少的变化。对于一个不发达地区而言，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市场主体数量问题。 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培育足够的企业数量有两个途径： 培育自己的企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引进境外企业（需要较短的时间）。 基于深圳的经验是，通过开放引进大量的企业，在短期内形成庞大的企业群体。

走开放道路， 创造足够数量的企业群体是深圳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其基本历史实践是，开放引来大量的香港企业，创造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形成有效的经济运行竞争机制，发挥市场的神奇力量，我们今天才可以看到像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等这些著名企业。 因此， 开放战略创造市场制度的微观主体，为改革旧制度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另外， 开放在解决市场主体数量不足问题的同时，也可以解决资本、技术、管理、知识等不足，特别是引起大量低成本劳动力流入。

大量低成本劳动力是经济起飞的必要前提和长时间高速发展的支撑要素。 根据深圳发展的历史数据可以看出， 前10 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技术，低层次的劳动力是主要力量。 对香港资本有巨大吸引力的是低价格劳动力，其本质是劳动力价格的“资本利润化”，即大量劳动力资本转化为资本利润。 深圳的劳动力要素优势是通过开放实现的。

实施开放战略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制度环境。 毫无疑问，推行开放需要扫除开放障碍：非公平性障碍，即歧视性问题。 开放的一个基本体制环境是公平性，即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所有市场参与者，只要存在差别对待就不利于开放。

政府运行机制障碍。 有效的开放必须要求有效的开放性政策和运行有效的政府机构， 政府运行机制的透明、稳定和效率是重要条件，还需要解决基于地区利益的局部区域市场保护问题和保守文化对开放的约束。

第二，政策环境，即优惠政策条件。 优惠政策开放战略实施过程创造吸引力， 使得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吸引更多的外来企业，产生开放效率。没有优惠政策的区域难以形成发展初期要素的 “洼地效应”，资本不可能流入。 据研究表明，上世纪90 年代投资在中国东部收益与投资到西部收益相比较，西部收益要低得多。

三、实施开放发展战略，喀什经济特区需要首先解决4 个问题

第一，发展定位问题。 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喀什经济特区要建设成为什么样的经济特区，建成像深圳、珠海这样的制度性特区，还是像浦东、滨海这样的区域带动性经济特区？我认为都不是。理由在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拥有的资源禀赋条件和外部环境大相径庭，地理区位非常不一样。喀什旁边没有香港这样的经济发展“高地”，深圳原来只有几万人口，本地文化的独特性不明显，而喀什则是一个极具有文化特色的区域，同样，喀什也没有像浦东的支撑——极具发展基础的浦西， 喀什拥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发展水平落差。喀什特区需要建设成为充分尊重人与环境， 使人和环境能够充分发展的区域， 在起飞与发展中充分运用几个要素——环境要素、经济要素和文化要素，探索边疆地区民族型经济特区的发展道路与模式。

第二，开放路径问题，即制定开放的路线图。 制定一条有效的开放路径， 明确开放合作对象是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 经济特区之间的发展速度与水平已经出现显著差异，究其原因，发展初期开放合作对象的模糊、 不确定或者过于宽泛是重要缘由。 以深圳为例，深圳以香港为开放合作对象，清晰而明确，以后开放合作对象向亚洲地区发展，进一步地向欧美国家拓展，开放合作路径行之有效。

第三，制度的变革方式问题。我们过去的制度变革是一个政府完全主导下的强制改革过程， 这样的方式可能产生改革内容与现实问题的背离， 出现过为改革而改革的“形象改革”现象，改革效率大打折扣。基于今天的发展阶段、制度建设目标来制定一个理性的改革战略， 推行满足于客观现实对制度要求这一目标的有效战略， 由原来推行的强制型制度变革转向自下而上的诱致型制度改革方式。 这种理性的改革战略服从于发展目标， 避免因为改革而改革的发生，增强改革时效性。

第四，发展力量的聚合问题。喀什经济特区的起步与发展需要依赖一个整合力量， 在达成发展共识的基础上产生，形成政府内部的发展协同，民间内部发展协同，民间与政府的发展协同，综合地产生喀什特区发展的聚合力量。

喀什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具有时代意义与独特的区位发展意义， 不论是成功的第一代经济特区还是气势恢宏的第二代经济特区， 其历史经验都仅仅是启发作用， 喀什模式需要在开放战略的实施中艰辛地探索， 我们期待边疆地区一个民族特区的腾飞，就像30 年前世界对深圳的期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