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过去我们奉行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天平倒向了经济发展。在接下去的改革中， 我们应当把天平适当地倒向公平正义：“既要效率，更要公平”。 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 未来改革的重心应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没有社会政治领域的突破性改革，公平正义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既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要保护生态环境，这几乎像“鱼和熊掌兼得”一样困难。 过去如果我们还有过“先发展”还是“先环保”，或“边发展、边环保”的争论和彷徨，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先保护、后发展”的基本原则。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既要维护社会稳定，又要推进民主政治，这可能是未来中国将要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惟有深化改革才能规避重大风险，惟有政治改革的突破，才能避免政治发展的突变。 中共自身的改革是中国所有改革的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尤其如此。中共本身能否成功地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 真正实现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具有压倒性的意义。对于中国而言，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依法治党带动依法治国，是成本最小而成效最大的政治发展途径。 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无论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还是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这就要求政府和公民应当更加突出“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树立一种新集体主义利益观，在最大限度保障个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增进集体的公共利益。中国模式与普遍价值——一方面，不能认为人类只有一种发展模式，以普遍性否定特殊性；反之，同样也不能只看到特殊性，就认为根本不存在人类社会的普遍性， 以中国的特殊性去否定人类的普遍性。强调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并不否定人类文明的共性。人类社会存在着共同的价值，不能简单地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尊严、幸福、和谐等人类的普遍价值，当做“西方的”或“中国的”。我们必须将中华文明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中华文明进入人类文明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