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桂芝

（昌吉学院中文系，新疆 昌吉 831100）

论《蛙》与《百年孤独》叙事意识之互文性
——两部作品女性人物比较研究

孙桂芝

（昌吉学院中文系，新疆 昌吉 831100）

莫言的《蛙》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无论在叙事情节还是在叙事形式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除了都是极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两部作品均体现了以创造生命为女性宿命的原型意识，对女性以回归自然生命为途径的救赎之道的表述，对侧身于现代性历史之流的个体生命的孤独感的探索，通过两部作品中的核心女主人公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对两部作品的叙事意识互文性进行探究。

叙事意识；互文性；原型；救赎

莫言小说《蛙》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在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历经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乌拉苏和丈夫的结合以及移民、家族繁衍、乃至整个小镇最终消失为线索打造拉丁美洲百年沧桑的缩影。马尔克斯因《百年孤独》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为“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二者都极富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之外，在叙事意识方面也可以进行有效的互文研究。

一、生命的创造者——女性命运的归宿

中国上古已有女娲的传说，流传最广的是女娲造人与补天神话。“为什么我们东北乡的泥娃娃雕像中有许多怀抱着一只蛙？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这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2］P223《蛙》中人物小狮子这样解释女娲与蛙的关系，蛙，语音既同“娃”，又同“娲”。“娃”是生命的象征；而“娲”自然和“女娲造人”相关联，所以无论是“蛙”还是“娲”都是生命的代称，“当形象的模式以谚语、谜语、规诫及穷根朔源的民间传说形式为我们所获时，它们已包含相当的叙事成分在内了。”［3］P89莫言以“蛙”作为小说题目，其匠心所在即体现以女性作为生命创造者的神话原型意义。

《蛙》中的女主人公姑姑是名医之后，解放后又被送进学校学习，掌握了新式接生术，姑姑做了专门的妇产科医生，负责接生。这个职业把姑姑与生命和生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姑姑医术高明，为家乡的人们顺利接生了众多的新生儿，从1953年4月4日接下第一个孩子，至1957年，高密东北乡18个村庄，大多数人家的院子里，都留下了她的脚印。因是妇产科医生，农村计划生育的任务也由姑姑承担，在姑姑的回忆中，有2800个孩子被流产。可以说在姑姑一生中，其荣耀源于与新生命的亲密接触，而进入晚年的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同时使大约2800名小生命丧失了来到人间的权力，深感罪孽深重，继而萌发了赎罪的愿望：“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力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2］P339，这是姑姑对自己违反生命创造的女性使命并毁灭生命的犯罪意识的表述。姑姑的救赎之道是嫁给民间艺人郝大手，通过郝大手的技艺将被她引流过的那些婴儿再造出来，以此“完成”女性生命创造者的使命。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百年孤独》女主人公乌苏拉，会看到，在她身上同样体现作者以女性作为生命创造者原型的叙事主题。乌苏拉是马孔多地区布恩地亚家族的“老祖宗”。从马孔多的形成看，是因为乌苏拉和表兄结婚又害怕生下带猪尾巴的后代而一直不敢跟丈夫同房，以致让丈夫受到村人嘲笑并为此杀了一个村民，两人受到良心的谴责带着一部分村民远走他乡，在沼泽地的边缘兴建起马孔多这个地方。从这个家族的繁衍生息以及实际事务的管理来看，乌苏拉作为马孔多布恩地亚家族中的第一代女性，从小说开篇第一章出现，到第十七章去世（全书共二十章），可以说她不仅是布恩地亚家族的母亲，也是马孔多镇的母亲；有一次她带领马孔多的母亲们冲进军事法庭斥责奥雷连诺及其手下：“你们玩弄这种恐怖的把戏是很认真的，……可是你们不要忘记：只要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就是你们的母亲，你们无论多么革命，一旦不尊重我们，我们都有权脱下你们的裤子，用皮带狠狠地抽。”［4］P141她的生命终止了，马孔多也就随之被飓风卷走，消失得无影无踪。马尔克斯浓墨重彩地书写乌苏拉作为女性在繁衍、养育生命方面的巨大付出和坚强意志力，视乌苏拉为理想女性的典型。

莫言塑造的姑姑，当作为生命的创造和迎接者时，她感受到无限的力量和自信，但当成为新生命的毁灭者时，又被源于内心的罪恶感所攫取，无法挣脱走向悲剧的最终归宿。这样的讲述无疑蕴含着女性作为生命创造者的命运归宿的叙事指向；当然，我们不能断言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时也曾考虑过以中国女神女娲原型为叙事主题，但是“伟大的经典作品仿佛存在一种总的趋势，要回归到原始形态去”［3］P86，文学原型作为文学家创作的母题意象具有普遍性。姑姑拥有前半段受人尊重、自信坚定的人生，却在后半段生命历程中陷入深深的自责；乌苏拉能够成为整个家族乃至马孔多镇的精神支柱并独自坚持应对家族内外各种遭遇，二者心中的力量得失均由女性生命创造者的原型决定，得之则使个体的女性成为精神力量的源泉，失之则陷入对生命的巨大懊悔中。

二、生命中沉重的枷锁——无法完成的救赎

虽然整部《蛙》写姑姑作为妇产接生者、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者以及忏悔者的三段人生，但小说叙事重点落在姑姑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上。为了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姑姑做出了种种极端的行为。她为了逼出违反计划生育的侄媳妇，不惜牺牲亲情，利用暴力，最终使怀孕已达8个月的侄媳妇死在流产的手术台上。同样，姑姑把抓住超生怀孕的王胆当作一场敌我斗争来准备。最后，在姑姑的追击下，王胆在逃亡的路上生下了女儿，丢掉了性命。为了获得自我心理安慰，也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以减轻心中的罪责，姑姑后半生开始踏上救赎之道。她完整地描述泥人的样貌和特征，由郝大手动手捏成，直到完成2800个泥娃娃，“这些孩子，个个都有姓名。我让他们在这里集合，在这里享受我的供奉，等他们得了灵性，便会到他们该去的地方投胎降生。”［2］P270姑姑和郝大手配合创造泥娃娃并进行供奉的方式直接回归到了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神话的主要的激励力量，它赋予仪式以原型意义”［3］P89，姑姑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弥补自己曾经毁灭生命的过错，求得精神上的解脱、自我的救赎。为了弥补导致侄媳王仁美死亡的过错，又作主把自己的徒弟小狮子嫁给侄子蝌蚪。但小狮子由于无法生育，无法完成为蝌蚪再生一子的使命，便通过让陈眉代孕，由姑姑接生的方式得到儿子，这个儿子却被众人合谋说成小狮子和蝌蚪所生，从而彻底剥夺了陈眉的养育权力。社会发展的经济大潮再次裹挟姑姑，泥娃娃的制造出售使得姑姑的赎罪降格为现代商业经济体制中一个平庸的生产制造环节，不觉中也成为商业交易或再次走向罪恶的一部分。在救赎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新的罪恶，姑姑始终无法完成个体生命的救赎。

乌拉苏与其丈夫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是表兄妹，而且布恩地亚家族曾近亲结婚生了一个带猪尾巴的孩子，后因屠夫帮他砍去时失去生命。从此，整个家族都怀有近亲结婚将导致不良后果的担心。乌苏拉婚后拒绝同房，同村人为嘲笑他的丈夫而失去生命。在村里人为亡者守灵之夜，在丈夫不能因为你的过错叫村里再死人”［4］P20的危言之下，乌苏拉不得不脱掉贞节裤与丈夫第一次同房并孕育了生命。但家族近亲结婚以及村民枉死留下的罪恶感始终折磨着她，她终其一生都在忧虑整个家族将会出现带猪尾巴的后代，将会因为猪尾巴而失去生命，为此她自觉承担管理家族的艰巨责任。她清楚地意识到：战争、斗鸡、生活淫荡的女人，是导致家业衰败的几大灾难。她尽自己所能地力图对困于不详预言的家族进行拯救，所以她一生都在与自己近亲结婚将可能带来的灾难后果斗争，与外在的无法控制的局面做斗争，救赎着自己，也救赎着整个家族、整个马孔多镇。可是她的儿女们要么是暴君，要么孤僻自闭，有的不爱别人，或不敢接受别人的爱，唯一一个能给家里带来快乐气氛的儿媳雷麦黛丝又很快死于非命，唯一一个爱情的结晶——奥雷连诺·布恩地亚家族的第七代子孙，还是一个她最怕看到的长着猪尾巴的孩子，实际上猪尾巴意味着人的非人化，意味着生命主体性的最终被剥夺。生活始终残酷地打击着乌苏拉，使她无法完成救赎。

三、个体的孤独——无法抗拒的现代历史潮流

姑姑的父亲——大爷爷，是抗日战争中和白求恩一起工作过的著名外科大夫，当年日寇为了抓住大爷爷，曾把姑姑和大奶奶作为人质扣压多时。这段经历使姑姑的人生蒙上传奇色彩，也使她的人生打上了历史参与者的烙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倡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姑姑为高密东北乡的生命繁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迎来了高密东北乡生命繁衍的黄金时期，在高密东北乡就像一个救世主和观音菩萨被人顶礼膜拜。当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作为英雄后代的姑姑当然是一位坚决的贯彻执行者，在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姑姑好像失去理智，却又无比理智，疯狂地用非人性的方式遏制婴儿出生。“我不怕做恶人，总是要有人做恶人。我知道你们咒我死后下地狱！共产党人不信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即便是真有地狱我也不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2］（P130）自国家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无论是面对亲人还是民众，姑姑都不遗余力地宣讲国家政策，斩钉截铁地表明自己执行国家政策的坚定立场，甚至做好了为计划生育政策献身的准备。由此，她的命运却和一个民族的现代历史选择纠缠起来：仅就姑姑作为计划生育的执行者而言，她只是一名国家权力的忠实执行者而已，她投身于国家支配性现代意识形态潮流之中，找寻不到自我与他者的沟通桥梁；她受困于与生命本质的无限隔离、自我怀疑乃至最终的深刻孤独。这些经历正说明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悲剧：它吸纳、席卷每个生命个体，却又用相似性、统一性和整体性消融这些个体生命本质，最终使主体脱离和谐的自然态，沦入被动变异却无力挣脱的异化困境。

《百年孤独》中的小镇马孔多所经历的兴建、发展、鼎盛到消亡的百年沧桑，影射和浓缩了哥伦比亚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小说开始，马孔多像是一个质朴而宁静的史前社会，随后吉卜赛人带来吸铁石、望远镜等东西，像魔术和杂技一样吸引全村人去围观，就是对殖民者闯入，用箭与火和十字架征服拉丁美洲的写照；通过奥雷连诺·布恩地亚上校为反对腐败的保守党政府，一生发动过32次武装起义的经历，折射出哥伦比亚历史上的内战纷乱。尽管马孔多人对电影充满了怀疑、排斥，但是火车、电灯、电话、电影、留声机等还是最终在马孔多出现。这又象征着20世纪初期，哥伦比亚内战停止，经济恢复，但近在咫尺的美国新殖民主义势力的工业化侵占又涌进哥伦比亚。作为马孔多镇的建立者和历史见证者，乌苏拉聪明异常，且能临危不乱：家庭里，乌苏拉极力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把自己置身在一场永不停息的忙乱中，当丈夫布恩地亚正沉湎于不切实际的科学幻想时，乌苏拉却在菜园里忙得喘不过气来；全家人中只有她出去追寻逃走的大儿子；是她长年累月艰苦劳动攒钱来扩充住宅，是她为栗树下的丈夫搭了棚子，免得他受到日晒雨淋；战争时期，她竭力做得像往常一样，毫不留情地鞭策孙子阿卡迪奥的暴行，制止奥雷连诺上校枪杀蒙卡达将军和马尔克斯上校；她布置全村人起来反对她丈夫想要迁徙的念头，保全了刚刚建起来的马孔多；她的糖制小兽生意带来了沼泽地最初的繁荣。她的一生都花在一场场灾难后的重建中，像她饱满的精力和热情一样，乌苏拉的一生，经历了移民、外来科技和经济的冲击、战争以及家族的变迁，她始终表现得冷静而果断，但是布恩地亚家族依然没落并最终消失，悲壮的英雄乌苏拉也最终未能走出孤独。现代性进程中的所有的人都将付出变迁的代价，“这种代价表现在人的生活中和由于这种对本能的压制所造成的痛苦中”。［5］马孔多镇布恩地亚家族的创造者乌拉苏正是这百年变迁历程的见证，也是痛苦的抗拒者和承受者。

如果说以女性为生命创造者的原型意识表述，以及关于女性主体自我救赎的表述更多地体现出两部作品的叙事相似性，那么在关于社会历史前进洪流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孤独性的思考方面，两部作品则呈现出同中有异：莫言和马尔克斯都看到了工业化的社会现代进程就如滚滚铁轮不断推进，一旦形成一股强大到不可摧毁的力量时，身处其中的个体必然逐步偏离自然、自在的生命状态，走向异化。差异则在于马尔克斯认为，无论作为个体的人是否能够保持独立性都无碍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历史铁轮不会因为个体的人对其欢迎还是拒绝而改变；莫言则植根于对中国本土的历史发展的回望，指出过去60年来中国人厕身于巨大的现代社会历史发展潮流中所遭遇的悲剧根源，更多在于个体自身的盲从性和软弱性，对历史的反思必须从个体自我反省做起。“每一种历史叙事都把使它所论及的时间道德化的愿望作为其隐含的或明显的目的”。［6］诚然，莫言的作品中不难见到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蛙》和《百年孤独》两部作品中对女主人公文学原型的共性表述，对救赎之道和悲剧根源的反思的差异性表述，恰恰形成莫言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和无可取代的本土社会价值。

［1］（美）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莫 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3］（加）诺思洛普·弗莱著，吴持哲译.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范 晔译.百年孤独［M］．海口：南海出版社，2011.

［5］（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李鹏程译.葛兰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美）海登·怀特著，董立河译．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郭剑卿〕

On Narrative Consciousness Intertextuality ofFrog and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Comparison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Two Novels

SUN Gui－zhi
（Chinese Department，Changji University，Changji Xinjiang，831100）

Mo Yan＇s work Frog and García Márquez＇s Cien anos de soledad，whether in the narrative plot or in the narrative form have great differences．Both are magic realistic works，reflecting the prototype sonsciousness that females＇destiny is to create life，expressing the their way of redemption，and exploring the loneliness of individual life in the modernity flow of history．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core heroines in two works is helpful in the study of narrative consciousness intertextuality．

narrative consciousness；intertextuality；prototype；redemption

I0－03

A

1674-0882（2013）02-0054-04

2012-12-23

孙桂芝（1977－），女，四川金堂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女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