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维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吴敏树（1805—1873），字本深，号南屏，别号柈湖渔叟，又号乐生翁。湖南巴陵（今湖南岳阳）人。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二十四年（1844）赴京会试，以大挑二等，得候补教谕。二十八年（1848），官湖南浏阳县训导。咸丰元年（1851）三月，因与地方官意见不合，辞职归里。从此隐居林泉，徜徉湖光山水间，专治古文，名声日显。郭嵩焘评道：“湖南二百年文章之盛，推曾文正公及君（吴敏树）”①。然而，由于吴敏树自己申明不居桐城文派之属，因此，在进行吴敏树古文研究甚至是道咸时期桐城派研究时，这都是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对吴敏树古文创作的特点进行研究。

1

吴敏树不愿自居于桐城派之列的言论，见于其《与筱岑论文派》②一文，原因是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叙述桐城文派时，把他划入桐城派。对此，吴敏树不以为然，他说道：

文章艺术之有流派，此风气大略之云尔。其间实不必皆相师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无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反为世所诟厉，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己也。……

自来古文之家，必皆得力于古书。盖文体坏而后古文兴，唐之韩、柳，承八代之衰，而力挽之于古，始有此名。柳不师韩，而与之并起。宋以后则皆以韩为大宗，而其为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韩也。韩尚不可为派，况后人乎？乌有建一先生之言，以为门户途辙，而可自达于古人者哉！……

文中严正申明己见，反对流派之说。吴敏树此举不是为提高自己的名望，而是他从自己的学习经历出发，对不读古书，却言称古文的好名之徒的揭露。吴敏树学习古文，基本上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研读古大家之文，然后习作模仿，以及注意观察生活，累积素材等，逐渐领悟作文要决，并无现实的师承相授。在《柈湖文录序》③他对此回顾道：

余粗别章句，为文即窃仿先正。师怒之，谓：少年之文，当如春花鲜艳，悦人而易售，何取此朴钝者为？余固弗能改，久乃益喜古文。读诗书至别钞为本，以文拟之。塾题出不肯即为，而取韩、柳文一篇读之数过，引被沉思，觉心倦欲痛即止。又起为之，如是者数，而文成矣。或出行畦田间，与农父牧子语溪旁，观水流一顷，遽归而文成矣。

正是这种“自来古文之家，必皆得力于古书”的观点，使其真正投入到文法的研讨中，而不是为科举取名，或取悦时俗，研磨技巧。吴敏树指出，科举制度下造就和培养的不过是只知背诵“圣人贤人之言”，徒习课试之文，却对治身、治人之道一无所知的无用之徒。他说：

今天下学士潸然于其所学，内不知所以治身，外不知所以治人者，岂非时文之由哉？夫时文者，习于圣人贤人之言而附以儒者之说，其所称非修己之实，则治国平天下之道也。然而，学者日习为之，且内不知所以治身、外不知所以治人者，何耶？今之为时文者，非果能明于圣人贤人之心，知其事而言之者也。村塾十岁之童子，蠹诵章句，操笔为而学为文，则其所言莫非尧舜三代之故，孔子、孟子之为人，其实、衣服、饮食之事，皆无晓也。而时文以取士既久，四子书之言所用以为之题者，益乱且碎。语其种类，凡有数十。学者欲皆备之，则穷日之力而不足以给，又乌知其他？是故其师之所坐堂而讲，弟子之所执卷以听，群居之所切劘，课试之所高下，非是无有也。其于治身、治人之道，则曰非我事也，我不知也。我知为圣人贤人言之尔。是故入而事其亲，出而游于其乡，无以异于蒙不识字之人也，又恐不及焉。及其一旦窃科第而将入于官，乃始学为仕宦走趋之书，一切官府之仪状品式，而往充位焉。而今世法令所以待夫天下之事者，皆未之闻也。是故今之天下有人曰：我将治身而为其善、去其恶，则必归于阴骘感应之书。有人曰：我将治人而清其狱讼、理其簿书，则必师乎刑名幕客之辈。夫以阴骘感应之书而尊于圣贤人之教，以刑名幕客之辈而傲于服习仁义之人，而为之师，然则今之学士，岂不辱孔孟而羞儒名矣哉？故时文之敝，至今日而极矣。呜呼！其将何道而变之④？

因而，吴敏树虽居僻壤，“孤意自行”，但他由归有光古文，上溯韩、欧，直达司马迁的为文取向，却与桐城派不谋而合，甚至超越了桐城派的拘囿和藩篱⑤。

吴敏树与桐城派的区别，还表现在他明确表达过不喜姚鼐的古文⑥，他还曾经因为梅曾亮是姚鼐的直传弟子，对梅氏古文评价也不高⑦。不过，在深入了解之后，吴敏树改变了原来的看法⑧。他说：

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称得法于姚氏。余曩在京师，见时学治古文者，必趋梅先生，以求归方之所传。而余颇亦好事，顾心隘薄时贤，以为文必古于词，则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时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阨也。而余间从梅先生语，独有以发余意，又读其文数十篇，知先生于文自得于古人，而寻声相逐者或未之识也。余自是益求之古书⑨。

其实桐城派虽声言统系派别，但每个人具体的创作都是不同的。正如梅曾亮指出那样：“夫公（陈用光）之学，固出于姚先生，而文不必同。然前乎先生（姚鼐）者，有方望溪侍郎、刘海峰学博，其文亦皆较然不同。盖性情异，故文亦异焉。其异也，乃其所以为真欤”⑩？所以，吴敏树说，梅曾亮与姚鼐的为文之道不同，是自然之理。而吴敏树对梅曾亮古文的肯定，是因为梅文“自得于古人”，与他所强调的“以为文必古于词，则自我求之古人而已”是相一致的。

吴敏树所谓“得力于古书”、“求之古人”的观点，实则与桐城派的主张并无二致。吴敏树自言不居桐城文派之属，其中有反对流派之说的意气用事(11)，而就其古文观点和为文取向上来看，亦可视之为桐城派作家的代表之一。

2

吴敏树自重闲雅，不重功名，待人诚恳，不乐吹嘘。他曾说：“人之于古，岂特效其文哉？必行谊无不与合，而后吾文从焉”(12)。因此，他官浏阳教谕，与官小有不合，即辞官回乡，乐游山水，读书作文，不复入。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其古文创作独具特色。吴敏树《柈湖文集》十二卷，其内容多是“山水之奇，朋友之欢，及博观周秦两汉之书，见闻所及，瑰行轶迹”(13)，因“身不厕朝籍，无高文典册之作”(14)。 其文“长于叙事，故传人记游之作，有绝佳者。若夫说经议政，固非文士所易办，集中虽亦有此类文字，然可传之篇鲜矣”(15)。

吴敏树的议论文，又有史论文和说理文之别。前者的代表作如《范增论》、《淮阴侯论》、《驳侯方域燕太子丹论》等，后者则有《说钓》、《杂说三首》等。

吴敏树好读《史记》，他不仅以之作为文章的典范，而且还以史家的眼光来研究《史记》，最终辑成《史记别钞》一书。 他在《序》中说：“余读《史记》，窃叹古今谈文章家必推司马氏序事之长。至其所以赞美之者，不免震于形貌，而以为有纵横离变之奇。及所与班书较上下者，惟在字句繁省之间。余独以此悲史公本志之不明，笔削之不彰。又以知后代史官文字之不相逮及者，亦由未讲乎此也。故欲以己意论说《史记》”(16)。虽未睹其间文字，但从他的史论文中，亦可窥见吴敏树史才、史学、史识之一斑。《范增论》(17)将项羽最终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范增的纵横家习气，缺乏谋划天下的大度与胸襟。论文以史实为依据，按时间顺序历数项羽称霸过程中，范增屡次策动只有“匹夫之勇”的项羽，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有失仁义之事，为最终破败埋下伏笔。文章一开始即表明观点：

古今学者道秦汉之际刘项氏得失之故，皆曰项王放弑义帝，负天下大恶。又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失形便。及宰割侯王、逞私北公主，天下怨。汉祖乘之弱，遂破灭。以余观之，项氏所以暴强与其终败，皆范增为之也。

接着就项羽弑杀义帝、杀宋义夺军权、坑杀降卒等事，指出这些都是范增在背后的策划，看似一步步将项羽推上霸王的位置，实则是一步步将其逼到了悬崖边上。之所以会自陷困境，是因为范增对时局错误的判断。当此之时，群雄并起，各自都打出恢复六国的旗号，以召集力量。而范增却以逞意骄纵，不可一世，怂恿项羽自立为王，成为众矢之的，必然招致祸败。

项氏世楚将家，秦之灭楚，项燕复立楚，斗秦而败死，则项燕者，固楚国至忠之臣也。梁、籍，燕之子孙，苟未能举事则已，举事必后先人之志，报君父之雠，决然无他可为者矣。然项梁起兵渡江，未有义声，而但击杀景驹，则其志固不在楚矣。增诚贤者，宜称引大义，晓譬梁、籍，幸能听从，兴复楚国可也。奈何但令立楚后为名号而已哉？夫名者，天下之所最重，未易举废。而在于项氏尤甚，何者？楚之亡才十余岁，其故家遗民欲复楚者何限，故项氏一呼，楚兵毕集，非独怜怀王，而亦痛项燕之死也。增不知此指，徒借助民望，思谲而用之，以孙冒祖，称谓无稽。义帝之弑，实自于此矣。

而孙心起牧羊儿伍之中，又自英伟，有君人意度，乘项梁败死，辄自收兵柄，用吕臣父子于内，西军独遣沛公，拔宋义为大将，屈羽增其下，使北救赵。当此之时，微独羽之堆暴忿恨其主，而增岂肯心服哉？其欲杀宋义而夺之军，决矣。然宋义留军安阳四十余日，羽始矫杀之，何也？义之留军，非失策也。秦兵方盛，章邯、王离未易卒破，而张耳、陈余尚能守赵，故委赵以敝秦。其本计然也，及是而宋义固进兵不久矣。羽乃强争面矫杀之，因以声震诸侯，鼓士卒而破秦军，必增之谋也。藉非增谋，羽之屠义必遽无以立名而渡河救赵，时犹未可而战不亟胜也。故曰：此增之谋也。

羽既已破降秦军，将驱而入关，不能拊安降卒，惧其为变而坑之新安，此又宜增所主谋者，何也？羽虽暴恣，至坑杀数十万人，未有不少为迟疑者。非增赞之，羽岂能决哉？而关中之不可都居以此也。于是天下威权既皆尽天于羽，将以谓天下莫难我也。而楚后之立者，至此可以无事，遂乃剖裂。宇内专封侯王，放弑义帝，而自为霸王。盖增所为羽主画者，于此粗就。而项氏之亡形成矣。

且夫天之亡秦，当时人皆知之。至六国之不复，则未可知也。天下豪杰叛秦者，皆争立六国。虽汉高之起，亦资楚而集焉。假令楚帝尚存，汉高欲为帝王，固未可也。况项氏，楚之世臣。羽，亲燕之子孙。而乃倍君忘亲，欺国人，隳家声，而欲为帝王，岂可哉？增始说项梁而尤陈涉。陈涉，楚之鄙人耳。增犹以其不立楚致败。及见羽擅事，形势在己，遂肆然变天下之大局而不疑，不知其乃为他人便事，而己之颠倒取败，且什百于陈王也。

文章最后又进一步论述，说明以上的推断不是枉加罪名于范增头上，因为项羽毕竟与范增不同，尚存仁义之心。但吴敏树并没有就此为项羽开脱，还是指出其欲为帝王之私念，是导致悲剧的根源。

或谓羽且无废义帝，而挟以令天下，天下在定，乃徐取之，如后世篡者之为，羽奚为不出此？曰：增计之熟矣，羽擅事日浅，其人之亲信者稀，而山东诸侯之叛者，又可逆知也。设令义帝居中而羽用兵于外，其势必危，故速决如此，此非增之谋而谁谋耶？高帝曰：项王有一亚父，不能用此。自谓鸿门一事耳。鸿门之不杀高帝，乃羽之善而增之见小也。至王高帝汉中，计久闭之，毋令得驰骋交诸侯而摇动天下，又增之所为奇计者，而史称恶负约。巴蜀亦关中地者，谬辞也。义帝可弑而恶负约哉？凡增之所为羽谋者，类皆诡秘如是。盖增者，纵横之流，不达大谊，果不可以谋人家国。虽微汉高，定天下者非羽也。吾故具论其本末，明项氏所以亡灭者，皆增之由。而又惜项氏以忠臣子孙而妄欲为帝王之事也。

全文气势浩荡，纵横开阖，观点鲜明，分析透彻，可见吴敏树学识之渊博。但此类充满阳刚之气的文章，毕竟是少数，吴敏树的古文更趋阴柔之美。他的说理文就以委婉含蓄著称。如《说钓》(18)一文，堪称佳作。其文曰：

余村居无事，喜钓。游钓之道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当初夏、中秋之月，早食后出门，而望见村中塘水晴碧汎然。疾理竿丝，持篮而往，至乎墉岸，择水草空处，投食其中。饵钩而下之，蹲而视其浮子，思其动而掣之，则得大鱼焉。无何？浮子寂然，则徐牵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于岸，游目而观之，其寂然者如故。盖逾时始得一动，动而掣之，则无有。余曰：是小鱼之窃食者也，鱼将至矣。又逾时，动者稍异，掣之得鲫，长可四五寸许。余曰：鱼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而取之，间乃得一，率如前之鱼，无有大者。日方午，腹饥思食甚，余忍而不归，以钓。见村人之田者，皆毕食以出，乃收竿持鱼以归。归而妻子劳问有鱼乎？余示以篮而一相笑也。及饭后，仍出，更指别塘求钓处。逮暮乃归。其得鱼与午前比，或一日得鱼稍大者某所，必数数往焉，卒未尝多得。且或无一得者，余疑钓之不善，问之常钓家，率如是。

嘻，此可以观矣。吾尝试求科第官禄于时矣，与吾之此钓有以异乎哉？其始之就试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视焉者也。其数试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鱼者也。其幸而获于学官乡举也，是得鱼小小者也。若其进于礼部、吏于天官，是得鱼之大。吾方数数钓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后有得焉。劳神侥幸之门，忍若风尘之路，终身无满意，时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归来而博妻孥一笑，岂可得耶？夫钓，适事也，隐者之所游也。其趣或类于求得终焉，少系于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将惟鱼之求而无他，钓焉其可哉？

文章前半作者向我们展现了他悠闲自得的乡居生活的一个侧面——塘间垂钓，其中充满了文人雅趣，只此来看，无异于一篇小品文。作者对垂钓中期待、失望、惊喜的心情和表情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表现出作者率真、怡然的性情。描写形象、生趣、自然、本真。但作者作如此详尽铺垫，是为了说理，即垂钓者对目标执着、永不满足的心态就如同那些终生追逐功名、至死不悔的世人，他们获得了某种虚荣，然而却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乐趣。不过，无论垂钓或求取名利，本身并无对错，而是人们往往对目标进行主观衡量。所以，人的无穷欲望才是使生活无趣、生命无趣的根源。因此，作者最后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即“惟鱼之求而无他”的纯粹之乐。文章叙事、说理浑然一体，风格自然要妙，令人叹服。

吴敏树超凡脱俗的处世生活方式，就如他那些俊逸淡雅，清新晓畅的古文一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曾国藩读吴敏树文集后的感受那样：“其中闲适之文，清旷自怡，萧然物外……若翱翔于云表，俯视而有至乐……”(19)吴敏树虽兼长众体，但有此一类恬适雅文，为之添彩增光而耀眼于道咸时期的桐城派作家之中。

注释：

①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十二《吴南屏墓表》，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吴敏树《柈湖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

③吴敏树《柈湖文集》卷三。

④吴敏树《柈湖文集》卷一《文敝》。

⑤郭嵩焘《吴南屏墓表》：“方是时，上元梅郎中曾亮倡古文义法京师，传其师桐城姚先生之说。唐宋以后，治古文者，独昆山归氏。国朝桐城方氏、刘氏相嬗为正宗。君（吴敏树）少习为制艺，应科举，独喜应试之文，崇尚归氏。闻归氏有古文，求得其书，择其纪事可喜者录之，裒然成册，不知其时尚也。游京师，有见者以闻于梅郎中，于是君能为古文之名日盛于京师，而君言古文顾独不喜归氏，以为诗书六经皆文也，其流为司马迁。得迁之奇者韩氏耳。欧阳公又学韩氏，而得其逸。而自言为文得欧阳氏之逸，归氏之文同得之欧阳氏，而语其极未逮也。故于当时宗派之说，不以自居。”另《与筱岑论文派书》：“弟生居中穷乡，少师友见闻之益，亦幸不遭声习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时，辄喜学为古文，经子史汉外，惟见有八家之书，以为文章尽于此尔。八股文独高归氏，已乃于村塾古文选本中见归氏一二作，心独异之，求访其集。于长沙书肆中则无有，因托书贾购之吴中。既得其书，别钞两卷。甲辰入都，携之行箧，不意都中称文者，方相与尊尚归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与在时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

⑥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独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称。”

⑦ 吴敏树《柈湖文录序》：“甲辰都下始见梅伯言、余小坡二君之文，惊而异之，以为过我，因钞取梅氏文数篇以归案头，用洁纸正书之，即见其多不足者，乃日书韩文碑志，细注而读之，钞孟书，评史记，文且至矣。”

⑧吴敏树《柈湖文集》卷五《记钞本震川文后》：“梅先生为余言：归氏之学，自桐城方灵皋氏后，姚姬传氏得之。梅先生盖亲受学于姚氏，而其为文之道，亦各异。”

⑨吴敏树《柈湖文集》卷十二《梅伯方先生诔辞》。

⑩梅曾亮著，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柏枧山房诗文集·文集》卷五《太乙舟山房文集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1)曾国藩认为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评价姚鼐未为允当，曾氏《致南屏书》说：“惜抱于刘才甫，不无阿私，而辩文章之源流，识古书之正伪，亦实有突过归、方之处。尊兄鄙其宗派之说，而并没其笃古之功，揆之事理，宁可谓平？”《曾文正公书牍》（台北）世界书局，1985年。

(12)杜贵墀《吴先生传》，吴敏树《柈湖文集》前附。

(13)郭嵩焘《吴南屏墓表》。

(14)杜贵墀《吴先生传》。

(15)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页504—505，中华书局，1963年。

(16)吴敏树《柈湖文集》卷三《史记别钞序》。

(17)吴敏树《柈湖文集》卷一。

(18)吴敏树《柈湖文集》卷二。

(19)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四《覆吴南屏（同治辛未）》，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