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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内地文艺青年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失衡
——以顾长卫2008年导演的《立春》①为例

2013-03-31袁庆丰

关键词:金泉立春周瑜

袁庆丰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100024)

2008年《立春》公映前后,媒体发布的相关信息,最引人关注的一点是因为导演是顾长卫的缘由。和许多人一样,我对顾长卫导演的作品比较信任。作为与大陆第五代导演同学(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1982届),并几乎同时成名的摄影师,顾长卫先后为陈凯歌和张艺谋拍摄了《孩子王》、《红高粱》、《菊豆》、《霸王别姬》,收获“中国第一摄影师”的美誉,此后,还为第六代导演的姜文拍摄了《阳光灿烂的日子》[1]。作为导演,顾长卫2005年的《孔雀》引人瞩目,我因此把顾长卫归到第六代导演而不是第五代。这样划分定论的衡量标准是作品而不是导演本人的年纪与资历,因为大陆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内涵有着本质性的差别。简单地说,前者的革命性贡献主要是视听语言,主题思想并没有全然摆脱1980年代之前的意识形态框架;后者继承发扬了前者的电影语言模式,但这种世俗性的冲击力和艺术上的表现力已经是退居其次,主要贡献,一是对掌控一切的主流意识形态批判性地反思,二是对社会现实尤其是底层民众的命运和弱势群体的生活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并用自己的声音表现传达。因此,无论是《孔雀》还是《立春》,视听语言层面只有风格而没有特殊,况且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顾长卫的价值立场和艺术追求与第六代导演融合一体,并无二心。

相隔三年的《孔雀》和《立春》于精神上有一脉相承或者说惊人一致的地方,这也是第六代导演最精髓的内在品质,那就是对原生态生活的诚恳态度,以及导演对本土文化中历史、时代和生命的独到的理解重视,也就是所谓的艺术真实。其次,通篇使用地方方言,这既是第六代导演独特精神内涵和革命性品质的一个标志,也是《立春》对《孔雀》内涵的一个新发展。众所周知,1949年后新中国电影思想理念大一统的明显标志之一,就是用普通话即官方标准语言覆盖直至全面取消地方方言,而这样做的最大后果就是在掩盖屏蔽不同地域文化的同时,客观上从思想属性和文化属性上对历史和艺术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就《立春》而言,影片对1980年代内地边远城市底层民众形象的塑造,既是第六代电影边缘性特征的体现,也是对内地近三十年来三种青年形象——文艺青年、普通青年和2B青年——及其集体命运的真实刻画。

一 1980年代内地边远城市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景观

当年影片公映后,导演在访谈中并没有明确否认影片的社会时代背景是1980年代,具体地说,是1984至1994年间的时间跨度[2]。我同意一些学者身同感受的评论,因为我也是从那个火热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但我更赞赏导演对那个时代及其精神的执著和怀念姿态。我只是愿意先从一些小的细节上再次证明那些个时代特征,因为它们不仅极其明显,或者说是标志性的,而且带有太多的个人情感记忆,虽然如导演自言,是“时过境迁”[2]。

第一个例子,是热爱绘画的青年工人黄四宝,此人年复一年地去北京参加中央美院的入学考试。火车站等候上车的一场戏中,黄四宝用的那个火车票是硬纸的、类似小卡片似的车票。稍加回忆就会知道,内地的火车票全面实行软纸化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也就是说,过来人对1980年代的诸多记忆中,这种火车票是诸多印象深刻的物件之一。

第二个,电影里女主人公、师范学校音乐教师王彩玲和她的邻居小张老师,以及许多的成年女性穿的那个裤子,当时民间叫法是“踩脚裤”,又叫“健美裤”。这种女裤,材料质地低劣但质感清晰,能把两褪和臀部的线条勾勒得非常分明,极具视觉冲击力。考查其血缘,它横向移植了牛仔裤的粗犷风格但剔除了男性元素,同时,成为引领女性内衣外穿的先锋版,是1980年代城市女性突出其性别特征的一种装束潮流,即使是内地边远地区也很普及。

第三个,小张老师的男朋友也就是后来的丈夫,穿的那身制服和戴的大盖帽。1980年代的大陆,人们的穿着打扮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体上女性风行踩脚裤,男的流行穿夹克衫和风衣。此外,就是制服化倾向,各行各业各种管理阶层冒出无数大同小异的制服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公、检、法、军、警以及铁路、邮政部门不用说,工商、防疫、卫生等管理人员也都是一身官服,这与1970年代大陆社会以蓝、灰为主色调的服饰形成鲜明对比。

第四个是菠萝。这个很有意思,但许多人不甚了然。菠萝出现了三次,青年工人周瑜要跟王彩玲学唱歌剧,两次求见王老师,手里拎的礼物都是菠萝;还有一次是一个自称得了癌症的女青年,求王彩玲收她为徒时,拿的礼物也是菠萝。那个年代的北方人特别能够明白,那时经济体制还处于僵化的计划供应时期,特征之一就是物流不通畅,譬如本地人基本吃不到外地水果,热带水果尤其罕见。所以求人办事选菠萝做礼品,对双方既显得贵重又显得郑重还显得挺时尚——苹果鸭梨毕竟太土气——故事的发生地显然是内蒙古的包头[2]。

第五个,王彩玲两次到北京来找一个老头,实际上是一个想骗她钱的大忽悠给她办北京户口。每次她跟老头说话商量的地方都是一个城区铁路桥的下面,旁边墙上贴着一个熊猫射箭的招贴画。那时的人基本上都会想起来,1980年代末期北京正筹备一场非常大的体育比赛,就是第11届亚运会。那时候大陆如此规模的体育赛事很少(至于筹办奥运会,想都没有人想)。1990年北京举办的亚运会,是首都文化辐射和影响力巨大的一个体现,不亚于18年后北京承办的第29届夏季奥运会。

第六个,也是标识性的时代证据,影片中出现的警察穿的是83式警服。因为直到95式(89式改进型),包括92式在内的警察服装都是橄榄绿,警服“在色彩、款式、功能各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化”,是2000年10月1日警察制服全国换装后的事[3]。换言之,只有八十年代的警察才穿成那样。类似的警服样式,贾樟柯1998年导演的《小武》中也曾出现,想来大家还有印象。

第七个,就是那个现今看上去很有喜感的呼啦圈。周瑜自己喜欢上了王彩玲,但王彩玲不喜欢他,只想跟黄四宝好。周瑜便去找黄四宝家,骗黄妈妈说黄四宝犯了事儿。来到黄家时,黄妈妈正玩呼啦圈。呼啦圈是那个年代全民化运动的一个标志性器具,成本低廉,适合大众,但真玩得好不容易。在我等北方佬看来,这是个女性运动项目,其扭腰摆臀特征,承接的是1980年代初期流行一时的摇摆舞的文化元素。

第八个,王彩玲和黄四宝们都对首都无限向往,所以影片有多次乘坐火车的镜头,其中特别提到256次列车。不论哪趟车,都是当年全国一体、款式统一的绿皮车。那年代,火车就是这个样子(动车和高铁是20年以后的事情),前面是烧着煤喷着气的蒸汽机车车头,后面的车厢基本上都是硬座,少许卧铺车厢与普通民众无关。当时坐火车那真就是个坐,比这还不济的那就只有站着。黄四宝进京考试、王彩玲到北京打探办户口的结果,直至后来俩人结伴进京,都没有座票。

其实影片的主旨不是怀旧,虽然不无这层涵义。所以上述这些写实的细节无非是用影像框定1980年代的时代背景,是为衬托、还原那个时代“三种青年”的群体形象服务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会理解并接受他们的精神气质,对后来故事的发展,才能有更深入的理解,进而把握导演的意图。

《立春》我反复看了七八次之多,每次只看一段,觉得每一场戏甚至每一个场景都包含着厚重的时代气质和精神内涵。譬如影片一开始,依次出场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文艺青年的面目和形象,这一点的确打动了我,或者说刺痛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们所面对的时代性困境和社会性矛盾,我是心有戚戚焉,相信许多人也有同感。第一个出场的周瑜,虽说是个开龙门吊的工人,却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最明显的标识是会背诵普希金的诗。第二个就是未出场先出声的王彩玲,应该说,这是文艺青年的高级范儿:唱的是意大利歌剧,音乐家的顶级标配。然而,毕竟还是文艺青年的命:有实力,没运气,影片中只有她,文艺青年的身份始终没有改变。第三个文艺青年就是黄四宝,男,工人,最终也没考上美术学院。相对于周瑜的外行“不着调”、王彩玲的高级“模仿秀”,黄四宝的文艺青年属性最是专业:画画的;但结局最惨:既不能像周瑜一样回归普通青年行列,也不能像王彩玲一样始终以文艺青年形象立身于世,最终成了坑蒙拐骗的2B青年。

至此,我以为导演就要展开1980年代文艺青年悲欢离合的世俗故事了,没有料到出现了第四个文艺青年:市群众艺术馆舞蹈教师,男,跳芭蕾舞的专业演员胡金泉。这个人物跟前三个相同的地方都是具有文艺青年最正宗的时代文化血统,不同的地方,看上去他代表着舞蹈界的文艺青年,实际上这个人物形象比其他人更具有悲剧性品质。周瑜、王彩玲、黄四宝的命运,说到底属于文化学意义上的形象概括,而胡金泉,由于他的性取向即同性恋身份,因此他面临的困境和命运走向,就文化学意义的个案读解而言,又增加了一层社会学意义的标本价值。仅从这一点说,认为《立春》的主旨是怀旧就说不通。

周瑜会朗诵诗,还愿意学歌剧,却连个女朋友也没有。王彩玲一心想调到北京专业唱歌剧,可一无门路二无姿色,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想。黄四宝虽说志存高远,但架不住年年落榜。胡金泉和王彩玲一样,虽然也是有正经职业的人,但是他们的社会处境和社会地位非常尴尬。这是所有文艺青年面临的问题但大家都不自觉,因为这是个时代问题,那就是文化对立的尴尬:周瑜热爱的是普希金的诗歌,王彩玲钟爱的是意大利歌剧,黄四宝是西洋油画爱好者,胡金泉是芭蕾舞专业演员——四个人所热爱的全部是极其典型的西方文化结晶或曰最高文艺形式的体现,他们所面对的现实却是极其中国化的社会处境。譬如王彩玲和胡金泉,两个人参加公益演出活动,一个唱歌剧,一个跳芭蕾,你看看围观群众的反应,哪个不把这一男一女当怪物看?哪个不觉得这俩人神经不正常?看着观众们的眼神,用胡金泉的话说,“真想一头撞死”。

二 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失衡:1980年代文艺青年的困境

造成1980年代文艺青年困境最根本的原因,与其说是个人原因不如说是社会原因;与其说业余文艺青年比专业工作者还糟,不如说他们的区别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这些热爱文艺的青年,或者说自视甚高的文艺人才,虽说心性、禀赋有异,水平高低有别,但现实处境却有着惊人的一致之处,那就是过得连普通人都不如。这一点,黄四宝的妈深有体会,那就是“白养活他二十七八岁了,从来没见过他给家里拿回一分钱”。话说得虽然很世俗但却很现实:黄四宝每年到北京考试,这需要很大一笔支出,费用从哪里来?有一个细节,周瑜送黄四宝进京赶考,黄四宝跟他说你去给我买盒烟来。抽烟喝酒是1980年代文艺青年不约而同的行为模式之一,而当时的火车也是可以任意抽烟的——由此可见其经济上的捉襟见肘。

王彩玲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状况比黄四宝要好,但这种相对宽裕与她的精神追求比起来,便显得轻如鸿毛、不值一提。这里边的穷与富有两个点,一个是她托了一个骗子给她办北京,对方要价三万(那时绝大多数人的月工资不过百八十块钱,这个数目等于现今的三百万),但王彩玲一口答应,只求办成,绝不还价,而且愿意不够再加。而平时她的生活,没见什么奢侈的地方,经常吃的东西是方便面,以至于邻居小张老师都看不下去了,可见这三万块钱是怎样省吃俭用才攒出来的。第二点,文艺青年周瑜非要跟着她学歌剧,王彩玲答应他的条件是一节课10块钱——远远超出当时一般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其实这个价码有两层含义,一是想用高价来吓走周瑜——王彩玲自知自己长得难看,但不好看的人,却一定不会喜欢、不会愿意与一个更丑的人为伍;第二层,说明王彩玲认为自己的艺术水平真就值这么高的价钱。与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家相比,默默无闻的文艺青年,他们的自尊心更强,渴望自身艺术价值变现的标准更高。就此而言,王彩玲未必没有赌气的意思,因为她早把自己当成中国歌剧院首席女高音来看待了,至于身为师范学校音乐教师的王彩玲,那是个暂时的身份。问题是,王彩玲随时准备放弃的暂时身份,却是周瑜眼中的一块肥肉:同样是文艺青年,中专教师的社会地位毕竟要比工人高,至少,看上去比较体面,听上去更为得体。

最初我想为《立春》写篇文章,想好的名字叫《文艺青年的墓志铭》,后来一想,作为失败者,他们何曾被人记住?他们的存在,其实只是时代浪潮中,被丢弃于河床上的一块石头而已,他们的热情和努力,连“墓志铭”都算不上。你看这四位,教音乐的、跳芭蕾的、学歌剧的、画油画的文艺青年,虽说有专业和业余之分(其中还有大龄文艺女青年),虽说都有自己的梦想。可是当时代潮流过去,他们都被打磨得面目全非。这固然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却更是他们悲剧命运的本来。凡是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想必都愿意承认这四位代表着当时亿万文艺青年,或者说这四位是绝大多数人的形象代言人。因此,如果只认可他们是文艺青年的时代属性的话,那《立春》不足以动人,因为你我都是。真正的原因,是影片对他们的生活轨迹起降沉浮的全景式记录。

这是第六代导演了不起的地方,也是与第五代导演不一样的地方。譬如顾长卫导演《孔雀》,看上去讲的是一家人的故事,其实不是;《立春》也一样,如果说它是讲故事,那讲的是生命的故事、被错位的人生故事。这也是我对第六代导演的总体性评价: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所谓的讲故事上升到哲理的层面。譬如王超的《日日夜夜》(2004),故事可以独立,但主旨是讨论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这个层次要高于大陆当代文学所有的理论讨论。这样做的前提是首先能把故事讲好,也就是低端叙事能够成为高端叙事即哲理表述的基础。换言之,讲故事不会影响哲理层面的思考,反之亦然。《立春》就好像导演带着观众一起回首自己的人生。这是一个艺术作品,尤其是电影艺术的最高境界。

说到底,文艺青年毕竟不是普通青年,这也是《立春》的立意和境界高出其他类似题材影片许多的地方。这四个文艺青年,不论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中,个人的私欲占有多少比重,他们毕竟不是流俗之辈,至少是不甘于沦落流俗。譬如周瑜对歌剧艺术的追求不无庸俗的动机和成分,他的诗朗诵在观众看来不无滑稽的成分,从他自己的境况来看又不无调侃的意味,但他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俗人却不无真诚。王彩玲,名字和自身姿色恰成两个极端,是个难看得没人要的老处女,但她才艺出众,梦想远大。黄四宝家境一般,貌似才华有限,但痴迷艺术,一直梦想考入首都的美术学院。胡金泉的芭蕾舞专业,本身就是小城市里惊世骇俗的行当,更何况他还拥有一个更为惊世骇俗的身份,同性恋者——这是被当时的法律严加惩治的一种罪行,至少是被当做性罪错来对待的,更不用说道德上的严厉谴责。

胡金泉曾对王彩玲感叹:“我就像一根鱼刺一样,扎在很多人的嗓子里……我真是个怪物,像六指一样。”这个比喻,应该说既适用于他自己,也适用于包括他们四人在内、无论是男是女、美丑媸妍的文艺青年。其实,若从哲学的角度上说,每个人的存在都可能是别人的肉中刺、眼中钉——周瑜为了追求王彩玲,就把多年的哥们儿黄四宝比作“眼中钉”;黄四宝对此也心知肚明,说最不想我考上(美院)的就是周瑜,考上的话他会嫉妒,“考不上对他倒是个安慰”。这是文艺青年世俗的一面,但这种私欲实属正常,道理很简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然而不论他们之间有怎样丑陋庸俗的地方,譬如羡慕嫉妒恨,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那个小地方里、大环境中,其存在本身,用胡金泉的话说,就是“一个丑闻”。

换言之,文艺青年虽说有俗人的一面,但他们并不想以俗人的面目苟存于世。就此而言,他们从来就不同流俗;也正因如此,他们才会那么痛苦。这种痛苦既指向他们的肉身,也直刺他们的心灵。歌唱中的王彩玲,是笼罩着光环、上帝派来的使者,舞蹈中的胡金泉,是高雅的、不用骑白马的王子,手执画笔的黄四宝,是人体美和艺术美的欣赏者、传达者。但这改变不了他们同时又是世俗生活卑贱者的身份。《立春》表现的,是那个时代文艺青年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失衡状态,他们不得不成为困境中的野兽。只不过,他们陷入的程度或浅或深,挣脱出来的时间或早或晚。总体上看,他们全是失败者,只是方式不同:周瑜和黄四宝成为被打回原形的普通青年,而胡金泉以触犯法律的形式、王彩玲以向世俗妥协的方式,成为今日所说的2B青年:坚持梦想,虽生犹死——以卑贱者的高傲姿态,永远消失于时代的大潮中。

因此,《立春》的结局与其是开放的,不如说是封闭的。最后的王彩玲到福利院抱养了一个有残疾的孤女,然后辛苦谋生,准备与绝大多数普通女人一样,就此平静地了此一生。是的,这种决定是庸俗的,但却是现实的。是的,我曾是一个狂热的文艺青年,但现在我也当不成一个普通青年,而成为一个2B青年。因为,我不仅收养了一个残疾儿童,要与孩子一起勇敢地活下去。更重要的是,我依然没有忘记,我是中国唱意大利歌剧最好的首席女高音,我的舞台是北京音乐厅。

编导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片尾才打出如下字幕致意: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

三 结语

第六代导演之所以与第五代导演有代际之分,显然不是因为导演自身的年龄和资历这样简单的数学差异问题。如前所述,第六代电影的特征之一就是不撒谎,而这一点,借用一本评论其贡献的专著名称最是通俗易懂、简单明了,那就是《我的摄影机不撒谎》[4]。就此而言,《立春》既展示了文艺青年和普通青年的历史性群像,也塑造了王彩玲这样的2B青年形象。后者是一个近一两年来才时兴的网络热词,据说最早源于“豆瓣网”的一个活动:“这个世界上,青年人分成三种:普通青年、文艺青年和2B青年”[5];这“只是展示现代年轻人的三种生活状态。不一定2B就是贬义,文艺就是褒义……每个人都会有文艺、普通和比较2的时候。2是指一个人傻”[5]。此前已有网友指出,这个称谓的含义已经“被引申了”,这是现今“这个社会上唯一的没‘良性’竞争的人才类型了,如果剥去智商低下这一条,保留其余特征,就是 2B了”[6]。就此意义上,有研究者指出,“《立春》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7]。

“不撒谎”其实就是艺术作品的真实性,这是一个曾经被大陆社会抛弃几十年的常识,对此予以恢复并全面回归常识层面,这就是第六代导演的革命性的首要含义;其次,才是底层性,或曰边缘性;第三,是地域性。就《立春》而言,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本身,其真实性无可置疑,对过往那个时代的缅怀背后,还包含着对当下生活的审视。当年八十年代的文艺青年,包括导演自己,用几十年的时光见证了当年文艺青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成为占绝大多数的普通青年,还是依旧坚持下来、被人敬仰但已沦为2B的青年,很多过来人看到的不是故事,而是自己的影像。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无论教师还是工人,都是大陆社会底层阶级的中坚和代表,即使是配角,譬如王彩玲的邻居,漂亮的小张老师,以她的资质和婚变经历,应该是后来最早下海的那一批歌厅小姐。《立春》为人物配置使用的方言是内蒙西部方言,这又与影片的真实性首尾呼应。因此,即使导演是1957年生人,也不能改变影片第六代电影的本质属性;况且,本片的编剧李樯与绝大多数第六代导演一样,生于1960年代[8]。他们和许多人一样,比影片中的那些人物幸运,但并没有因此忘记为王彩玲们、胡金泉们、黄四宝们,乃至周瑜们树碑立传。因为,不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大家还得同呼吸、共命运。

注释:

①《立春》,片长101分35秒。编剧:李樯;导演:顾长卫;摄影:王雷;剪辑:杨红雨;主演:蒋雯丽(饰演王彩玲)、李光洁(饰演黄四宝)、焦刚(饰演胡金泉)、吴国华(饰演周瑜),董璇(饰演小张老师)、张瑶(饰演高贝贝)。北京保利华亿传媒文化有限公司2008年出品。(括号中的文字为笔者加注)本片主演蒋雯丽2007年获第二届罗马国际电影节影后奖,2009年获(大陆)第27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第五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最佳女主角奖、第二届铁象奖(注:由中国电影记者作为电影爱好者身份自发评选的一个电影奖项)年度女主角奖[9]。

[1]百度百科[EB/01].http://baike.baidu.com/view/372948.htm,2012 -07 -01.

[2]顾长卫,杨远婴,梁明,李道新.新作评议——《立春》[J].当代电影,2008(3):22 ~28.

[3]网易[EB/01]http://news.163.com/10/0524/18/67FHAIC30001125P3.html,2012 -07 -12.

[4]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六十年代中国电影导演档案[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

[5]百度知道 >教育/科学 >升学入学 > 高考:同问普通、文艺和2B青年是什么意思?最开始的出处是哪里?[EB/01].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65993953.html(2012-01-12),2012-12-05.

[6]百度知道 >电脑/网络:文艺青年、普通青年、2b青年到底是什么意思?[EB/01].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38831539.html(2011-11-06),登陆时间 2012-12-05.

[7]张民.《立春》:理想主义者的墓志铭[J].北京:电影艺术,2008(2):23~26.

[8]YNET.com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李樯坦然迎接黑暗.[EB/01].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43046859(2008-09-11),2012-12-07.

[9]百度百科[EB/01].http://baike.baidu.com/view/25702.htm#sub5798129,2012 -0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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