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小继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蒙自661100)

一 日常生活审美范式的确立:开拓——统一

纵观文学史，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入文学作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对象起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疾呼，“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人的文学，当以道德为本”。①周作人“人的文学”可以解读为对普通人群日常生活进行记录书写的文学文本，也就是说，周作人提倡的文学应是书写普通人的生活，把普通人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摒弃以前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诲淫诲盗的内容。在对“人的文学”的主张进一步具体化的《平民的文学》一文里，周作人说，“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情。”“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②这明确强调了新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普遍和真挚二义。周作人这两篇文章可谓五四新文学的纲领性文件，从文学理论上建构了五四新文学的创作规范。如果说前者是对“启蒙”审美范式的开创，面对的是精英知识分子，那么，后者则是立足于以平民为主体的日常生活，要求作家给予审美表现。显然，二者在周作人思想中是统一的，是结为一体的。正是因为二者的结合，使五四注重日常生活表现的新文学，与清末民初上海最早着眼于日常生活表现的小说和戏剧，有了根本的差异。当然后者自有其意义，但启蒙意识的薄弱，变成黑幕小说，文明戏也就成为了一种嘲讽。

鲁迅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系列作品开创了批判国民性之先河，这类作品之所以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书写主流，不仅是时代和文学的自觉选择，也是作家的责任感使然。以《狂人日记》为代表，这种书写范式可以称为“启蒙”审美范式，而描写人力车夫的《一件小事》所开创的书写范式可以称为日常生活审美范式。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合乎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的理想预设。周作人“五四”后越发注重日常生活的审美表现，在他写花鸟鱼虫的散文中，闲适逸趣里渗透着启蒙。在小说领域直接继承这一路向的是他的学生废名。

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桃园》等短篇小说，如周作人所言，“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特别的光明与黑暗固然也是现实之一部，但这尽可以不去写他，倘若自己不曾感到欲写的必要，更不必说如没有这种经验。”③即着力于表现普通人的平凡事，以优美感伤而不失哲思的语言再现村民的日常生活，展示世俗生活中人性的淳朴善良与美好的一面，但废名的书写多有淡淡的忧郁，缅怀的意味也浓。而且一些篇什谈玄说理，境界飘渺，太过注重人生的禅味。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诸作家们一方面着力表现个人“小我”的爱与社会传统道德的冲突问题，另一方面又反复吟唱着自我的感伤，大多在特定的叙事框架和情节逻辑里回旋;乡土文学作家不断缅怀逝去的乡土淳俗，在二元对立，即乡村—城市、过去—今天中对后者进行贬抑性的书写，从而寻求作品价值的提升。同时，在叙事进程中还不忘交代阶级间的对立和矛盾，再现底层民众的贫苦状况，挖掘根源，暗示或明示解决的办法，给人物指明出路。作家扮演的是指路人、导师、先驱的角色。从审美范式来看，他们都可以归入“启蒙”一类。不过，受周作人影响的乡土文学作家，更注重表现乡间的日常生活。

废名等人的作品大致上确立日常生活审美范式，其基本内涵就是:书写普通人的平凡事，展示作家所熟悉人物的真实生存状态，深入挖掘人性。作家不轻易说教宣传，也不试图完成启蒙、教化的任务，而是把审美判断的权力交还给读者。

二 日常生活审美范式的发展:多元与分裂——游离“五四”

如果说五四时期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表现，在整体上是统一的，更具有一元性，那么三十年代则是多元的，更具有分裂的特征。多元化有其意义，日常生活审美表现可以向不同领域和方面发展;但一者，由于不同思想倾向的文学更是取相互对立的方式，因而难以得到统一，各自走向偏至。二者，这些不同流派以各自的方式不同程度游离于五四，启蒙明显弱化。

三十年代的京派和海派之争，用鲁迅的话说，“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④其实这场论争也是自由主义文人和商业化文人之争。相对而言，京派文人保守，更注重文学的批判性和教育意义，在乡土中国日常生活表现中，追寻传统文化孕育的人情人性之美;海派文人主要是新感觉派作家前卫，注重西方文化影响下大都市人生日常生活，审美表现颇具现代感。左翼作家则转向底层社会人生日常生活表现，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代表，揭示贫富对立，号召宣传的意味明显。在这方面，与五四更具有承续性的是个别作家，如沈从文和萧红。

沈从文用系列作品《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龙珠》、《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边城》，构筑了“湘西边城世界”，一方面唱着美好人性的赞歌，一方面又不忘鞭挞与之对立的“上等人”、“城里人”的虚伪、矫情。沈从文的笔下多是小人物，他们的爱恨情仇也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主人公们多半单纯而缺少心机，生活环境并不复杂，山山水水充满了灵性，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和废名的师承关系极为清楚。亦如评家所言，“他对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心分析，因为他怕揭露人性的丑恶”。⑤实际上，沈从文的大多数作品就是不断地突入人心，希图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美好人性的书写来拯救日益堕落的社会道德，唤起读者的同情、理解和共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选材的原因，沈从文的作品巧妙地避开了激烈的社会矛盾、阶级斗争，在他精心营造的“希腊小庙”里展现人性、人情和各种美好的回忆，不仅丰富了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也为读者开辟出了新的文学天地，表明了日常生活审美范式发展的极大可能性。

萧红的作品同样具有日常生活审美的性质。《生死场》对东北农村生活风貌的展示，对古老的黑土地上人们艰难而卑微的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底层民众苦难的饱含情感的书写，对女性低下地位的关切和感悟，无一不显示着作家的悲悯情怀，在人性善恶的表现上下足了功夫。鲁迅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如是说，“……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⑥长篇《呼兰河传》笔触细腻凄婉、生动传神，带着同情与理解去状写刻画呼兰小城人们的生活实景。这里的人们尽管也悲哀、也麻木、也无动于衷，“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⑦“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⑧人如蝼蚁草芥一般低贱，男女老少都疲惫而无助。更可怕是亘古不变的生活状态、千篇一律的思维方式，竟然没有人产生过警惕和觉悟，依然浑浑噩噩，不能不令人震惊。萧红笔下的人物生活也有过亮色，譬如出嫁了的几姊妹回到娘家相聚可以互诉衷肠、“我祖父”带“我”到后花园玩耍的欢乐以及祖父的慈爱。但更多的是人自身的愚昧、自私、残忍和人与人之间的刻薄寡恩，在小团圆媳妇的病与死、有二伯和冯歪嘴子的遭遇上，就充分体现了出来。世俗生活就是没完没了、没有尽头的苦难，它已深入骨髓成为常态。这种描写帮助读者洞察到人物灵魂的破碎和人性的不堪，而生之无趣和死之容易也显示了人的渺小、脆弱和生命的荒唐。《小城三月》展现的是另一种生活风貌。春天的东北小城露出了它可爱的一面，“小城里被杨花给装满了，在榆树还没变黄之前，大街小巷到处飞着，像纷纷落下的雪块……春来了，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吹到每个人的心坎，带着呼唤，带着盅惑……”⑨爱美而愿意上进的“再嫁的寡妇的女儿”翠姨就在这样的春景中，“和我的堂哥哥大概是恋爱了”，只不过这种朦胧的恋爱永远不可能有结果。她生命的春天何其短暂，订婚以后的日子虽曾快乐过，但抗争不过命运的主人公在忧郁中静静地走向死亡。在几乎不动声色的日常生活叙述中，带给人不寒而栗的悲哀和无以名之的震撼。实际上，萧红包括上述几部作品在内的许多小说的美学意义是二重的，即“启蒙”的国民性批判和日常生活审美同时贯穿其间，并行不悖，不会因为一方面的光辉而遮蔽了另一方面。她饱含着血和泪的书写恰好见出两种审美范式的互补性。萧红文本中的日常生活常常呈现为给苦难生命立碑作传式的悲剧色彩，有作者痛彻心腑的人生体验和命运遭际作为底色，真实而感人至深。加之对苦难生命的展示是建立在她记忆中人物群体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充分而独特的审美价值。

三 日常生活审美范式的匡正:对“五四”的回归与超越

四十年代文学日常生活的审美表现，整体上仍然延续三十年代的方式，但又有了不同，如张恨水的《八十一梦》等小说，在市民日常生活表现中增强了启蒙意蕴，这是个别的。四十年代也是通过个别作家，获得发展与超越的。

张爱玲的出现，是个奇迹。张爱玲1943年开始的一系列小说，是对“五四”的回归与超越。写作伊始就以主动的姿态进行日常生活审美范式的创造。表现在:一方面，立足于乡土中国与都市人生结合的日常生活，通过家庭、婚姻展示极其琐碎的生活状态，甚至是一种俗态生活的呈现，俗到不能再俗，而近于通俗小说作家。她舍弃了无产阶级左翼作家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宏大叙事，转入关注个人的“小叙事”。在答复迅雨(傅雷)批评的《自己的文章》中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⑩张爱玲这里所说的“人生飞扬”与“安稳”这一对立概念，与她在该文中提到的“力”与“美”、“壮烈”与“苍凉”相呼应，用以强调自己描写日常生活、庸常世俗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具有斩钉截铁的意味。在张爱玲看来，任何时代都是平凡人居多数，这些人的生活才具有普遍性，描述这些人的饮食起居、衣食住行、寻常情事乃是文学的根本，并不能为专写“力”的“壮烈”的作品所取代和否定。这说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即文学家不仅应该把目光投射到关乎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上，更应该投射到日常生活中，毕竟日常生活才是每一个人最终的落点。这个观点虽然与左翼文学批评家的相抵牾，但它与周作人的高度一致，而且也为张爱玲自身的创作实践所证明。在《写什么》一文中，张爱玲又如是言，“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⑪“阿妈他们”虽然不能算是无产阶级，但作家还要坚持去写，毕竟阿妈也是平凡人的一部分，值得去写，而且他们身上也有人性的伟大或卑微。正是这种固执与坚持，成就了张爱玲的文本日常生活审美的高度。另一方面，她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表现，是取严峻的审视态度，贯穿着“苍凉”，在人情人性上的发掘和批判极深，比许多五四新文学作家还要深刻，接近鲁迅。在《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茉莉香片》等作品中，张爱玲把笔触聚焦于一系列的平凡人，有学生、外国教师、离婚女子、家庭妇女、公司职员，通过他们构筑起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没落贵族和中产阶级，不遗余力地为之画像，写出了他们的堕落、奸邪、懦弱、玩世不恭和疯狂，也写出了他们沉沦的痛苦、心灵的挣扎、情感的迷茫。人性的善恶在故事进程中得到自然而然的呈现，并“呱呱啼叫起来”⑫。同时，“对于普通人的错误弱点，张爱玲有极大的容忍。她从不拉起清教徒的长脸来责人伪善，她的同情心是无所不包的。”“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⑬平凡人无论生活状态如何、品性脾气如何，在张爱玲的笔下是有尊严的，他们都能为作家所理解和接受。虽然书写的主要是普通男女的爱恨情欲，但张爱玲日常生活的审美表现层次无疑是丰富而宽广的，这也与她目光下视，不自居为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者和理性启蒙者的平民叙事立场紧密关联。这两方面统一在张爱玲小说中，是对“五四”的回归与超越。

因此，张爱玲的文本很大程度上匡正了以往日常生活书写中冷眼旁观的姿态、尖锐挑剔的偏见和过甚其辞的描写，把真实性和真挚性放在突出的位置，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做出了垂范。

苏青的《结婚十年》完全是展示日常生活的琐碎平庸，举凡柴米油盐、结婚生子、床笫之私、夫妻吵架，都被作家形诸笔端，而战争、硝烟都成为背景，有很鲜明的生活味、人生味，同时也把生为女人的痛楚尤其是生孩子时撕心裂肺的瞬间经验传达出来。正是这些，使得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如是言，“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⑭换言之，苏青文本中日常生活的况味是四处弥漫的，真实而简单，率性而随意，流露的是真性情、是对自身际遇的切实感受，尽管境界局促狭小，但确实表现了平实的人生。

张爱玲、苏青的日常生活审美范式的书写，是上海沦陷区特定社会环境和作家个人选择相结合的产物，弥补启蒙作家关注寻常生活的不足，纠正了左翼作家不善于捕捉普通生活细节和一味求大求高的弊端。给文化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给当时压抑沉闷的文化环境注入了清新的空气，也证明了即便在战争的环境中，文学创作依然有多种可能性而且还是可以共存的。

和“启蒙”审美范式相比，现代文学史上的日常生活审美范式尽管在当时乃至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对四十年代后的港台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新时期甚至回流大陆而使苏童、叶兆言和“新写实小说”派的作家们受益匪浅，其意义是不同寻常的。

注释:

①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61页、第407页。

②周作人:《平民的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

③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④吴福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页。

⑥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页。

⑦⑧⑨《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724页、第734页、第676页。

⑩⑪⑫⑬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第112页、第158页、第244页。

⑭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