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 蒋德俊

( 河南省南阳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 473056)

1 总论

唐朝文化繁荣，文人雅士迷恋茶道，引茶入诗成为当时文人的雅好。卢仝以茶诗而名冠天下，古今尚无第二人。卢仝好学工诗，才华横溢，一生痴茶、迷酒、恋诗，不愿入仕，与当时的孟郊、贾岛相鼎足，成一时风尚。卢仝的名气不在诗，而在茶，被誉为茶仙、茶痴，与茶圣陆羽齐名，亦被世人称为“亚圣”。卢仝生活清贫，性格清高、狂妄不羁，思想上愤世嫉俗，忠于君主，能体恤民众疾苦，对前途充满希望，偶尔亦有哀怨、忧愁情结。卢仝擅长煎茶，好饮茶、品茶，“知茶味”，崇尚礼、智、仁、义、信，具有鲜明的和、合、敬、美的茶道思想。可惜的是，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甘露之变”时，因卢仝留宿长安宰相兼领江南榷茶使王涯家中而被误害，死时年仅40 岁。贾岛在《哭卢仝》中慨叹，“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

2 卢仝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2.1 社会背景

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佛教的盛行、科举制度的举行、诗风的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令的推出推动了唐茶文化的发展。尤其是煎茶道的形成与流行、茶文学的兴盛、茶书的创作，使中华茶文化在唐朝达到第一个高峰。卢仝的茶诗茶歌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对中华茶文化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引领作用。

2.1.1 安定和平的政治环境

随着隋朝的覆灭、大唐的建立，人民从战争的苦海中解脱出来。封建统治者们深感江山来之不易，吸取前朝覆灭的经验与教训，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政策。对内轻赋税、重民生，社会安定团结;对外采取怀柔政策，积极与邻邦搞好关系，国家和平发展。唐王朝恩威兼施，适时对外用武，不断开拓疆土，国力日渐强盛，八方来朝，盛况空前。政治的相对稳定，使大唐王朝呈现出一派“泱泱大国”、“地大物博”的繁华景象。

唐王朝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家鼓励农耕，对盐铁茶等山泽之利采取了宽松甚至优惠的政策，尤其对茶叶生产放任私营、自由发展，使茶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唐代中期，全国茶叶已有相当面积。德宗时期，朝廷从财政考虑，开始征收茶税，推行搉茶制，茶税收入很快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政治环境相对安定，人们安居乐业，社会各个阶层，生活上追求安逸，物质上追求奢华，精神上追求超脱、享受、自由，饮茶之风盛行，几乎达到举国皆饮的程度。灿烂的中华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兴起的。

2.1.2 繁荣昌盛的经济环境

唐贞观年间，太宗注重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永徽年间，高宗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开元年间，玄宗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天下大治，唐朝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在农业方面，改进农具，兴修水利，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手工业方面，丝织业技术高超，花色品种多，陶瓷业发达。商业繁荣，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商业大都市如雨后春笋般形成，都城长安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也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中唐时期又先后历经“永贞革新”、“永和中兴”。经济的繁荣，给朝廷和国民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开放繁华的唐朝还进一步拓展了“丝绸之路”、“茶马之路”，加强了同海内外的友好往来，中西文化得以交融、发展。

盛世兴茶，朝廷鼓励发展茶叶生产，茶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制茶工艺不断改进，饮茶人群不断增多，以陆羽为代表的僧儒、文人、学士们，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茶叶生产、加工和销售，于是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饮茶之风开始兴盛。受《茶经》的影响，卢仝的识茶、煎茶、品茶等茶知识茶技艺不断精进，茶道思想进一步得到升华。

2.1.3 宗教的发展与繁荣

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与宗教有不解之缘，秦、汉、魏、晋时期各派宗教相继产生，唐朝时期举国信奉佛教。佛教来源于印度，起初以天竺佛教为主流，而天竺佛教的教义与我国固有教派道家、儒家思想都发生过冲突。到唐代，随着人们思想境界的转变，各种文化相互渗透，出现僧、道、儒合流的趋势，产生具有兼容性的禅宗佛教。禅宗主张静心、自悟、和谐，重视坐禅修行，要求参禅之人心无旁骛、跏跌而坐、过午不食。而茶有提神、养心之功用，既能助思，又能解困，于是茶与禅宗完美结合。僧、道、儒对茶倍加青睐，茶道由此大盛。卢仝对禅宗茶道甚为推崇，颇有研究，他主张弃旧扬新，尊孔崇儒，笃信佛老，消极入世、出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道思想。

2.1.4 推波助澜的科举制度

唐代执行严格的科举制度，非科举出身不得入宰。因此人们对应试及第趋之若鹜。名门望族子弟均以攻读经书、考取功名为荣。每逢科考，考官与举子均被全封闭，孤独、困乏之极。皇帝特命朝廷官员将茶送至考场，以茶解困、助考，以示皇恩浩荡。举子一旦考取进士，朝廷在雁塔金榜上题名，在曲江杏园里赐宴，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此茶也被称为“麒麟草”、“及第汤”，举子们对得到皇帝赐茶感到无比自豪。赐茶助考的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唐茶文化的发展。卢仝作为莘莘学子，毫无例外地有及第入仕、大展宏图的夙愿，这有助于他茶思想的形成。

2.1.5 唐文学的大盛

大唐是文学繁荣的鼎盛时期，除诗风盛行之外，唐散文也盛极一时。诗为心声，为张扬个性，朝廷把诗文列为科考的主要内容，其余科目被视为下等。以诗中第是士人的理想目标。利禄所驱，文人无不攻诗，于是诗风盛极一时，尤其中唐，诗风达到极盛。写诗词、歌赋需要益智提神，诗人们发现，饮茶可使头脑清醒，精神飘逸，文思如泉，故诗人多嗜茶。唐朝的茶诗中有极浓的禅味，皎然《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就是佐证，“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唐代，还有很多文人雅士如贾岛、孟郊、袁高、白居易、袁稹、李白、张籍、柳宗元、薛能、温庭筠、郑谷、秦韬玉、杜牧、韦处厚、李群玉、李郢、郑遨、齐己、成彦雄、吕岩、刘禹锡、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对亲朋好友馈赠的好茶视如珍宝，常聊以自慰。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多次歌颂和描写茶叶，且大多都是脍炙人口。

在卢仝看来，茶与酒均能使人兴奋，但茶对激扬文思的作用更为巨大，他脍炙人口的《七碗茶歌》，就是在饮了友人赠送的新茶之后的有感而作。卢仝嗜茶如命，认为“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卢仝的茶诗茶歌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其笔墨之酣畅，思想境界之高，可谓淋漓尽致，对茶文化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1.6 朝廷的直接倡导

中唐以后，宫廷以“酒乱人性”为由，政令禁酒，倡导饮茶。尤其是王室、显贵，由于饱食终日，体态变得“雍容华贵”，大腹便便，慵懒、腻食，为提神、消食、治病，于是行使特权向民间搜刮名茶，更有好事之徒，以茶进谗献媚，于是贡茶兴起。江苏、浙江、福建一带相继成为贡茶的产地，如阳羡茶、顾渚茶都是当时的名茶贡品。同时朝廷在一些优质茶产地相继建立贡院，专司朝廷御用茶叶的征收，每年新茶出来后，由贡院组织通过“快速通道”，于清明节前送到都城长安，供宫廷举办“清明茶宴”之用，届时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外邦使节、得高望重的佛僧均受邀参加，席间朝廷赐御酒、御茶，宫娥彩女载歌载舞，御用文人学士作诗作歌。中唐时期，宫廷茶道盛行，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宫廷礼仪都非常注重茶礼、茶道。宫廷对茶文化重视，直接推动了唐茶文化的发展。

身在宫外的卢仝受此感染，也与三五茶友诗友相聚品茗论诗，有时竟“情怡自然、通宵达旦”。卢仝过惯田园式的隐士生活，与自然更为贴近，对“茶味”的体验也近乎天然。

2.2 家庭背景

卢仝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祖籍河北范阳(今河北涿州镇)，是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之嫡孙。时逢宦官阉党弄权于内，藩镇朋党割据于外，国家兵祸连连，民不聊生。幼年的卢仝虽然家徒四壁，但勤奋好学，满腹经纶，志存高远。据史料，卢仝十三岁时探望在扬州做生意的叔父，得到叔父的钟爱，被留在家中读书，学府颇深。十五六岁时，叔父病故。卢仝料理完叔父的丧事，一时举目无亲，因乡朋韩愈在河南做官，便变卖家产，只身来投。在韩愈的关照下，卢仝被安置在济源的武山头石榴寺继续读书。

此时的卢仝，内心是充满沉痛、落寞、寂寥，但所幸有诗书相伴，数年的勤学苦读，使卢仝学业精进，智慧大启，可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读期间，看到寺僧们植茶、制茶、饮茶，卢仝也亲力而为、亲身体验。卢仝经常携茶游历乡间，广结文友、茶友。他自号玉川子，沉迷于济源山水的秀美，感受到当地民情纯朴，便决定把济源作为长住之地，还在这里薄置田产，娶妻生子。卢仝既不会持家，也不善商贾，所以家境并不富裕。为让妻子、孩子生活得好些，好面子的卢仝数次重返苏州“行商贾之事”，“取利弥补家用”。公元812年春，卢仝在扬州行商时，时逢新茶开采，专事贡茶的挚友以刚刚制做的新茶相赠。卢仝如获至宝，在租住客栈的后院，迫不及待地汲水煎茶饮用，由于茶味好，竟一连吃了7 碗，仔细品味，每碗都有不同的新感觉，回味无穷，即兴一气呵成千古绝唱《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七碗茶诗把饮茶的生理感受和心理感觉描绘得有声有色，其笔锋之刚健，感受之深邃，描写之传神，境界之高远，达登峰造极之地步，实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力作。

2.3 生活背景

虽然卢仝具有清高、性狂的思想性格，但作为诗人、儒者、社会名流与高人隐士，因“物以类聚”、“文人相惜”，卢仝常常择友而交，他以文会友、以茶会友，其时，达官显贵、士、农、工、商均不乏“过从甚密”者，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卢仝游历甚广，生活阅历极其丰富。他经常往来于洛阳、长安、边塞、苏杭等地，与上至达官显贵，下之搬夫走卒交往，兼收百家之长，尤其受韩愈及其学派的影响颇深。感触社会底层阶级生活的艰辛，经历“农不耕收，财粟殚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景象，卢仝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开始用犀利的笔触、愤世嫉俗的情感、激扬奇崛的格调，针砭时弊，讥讽社会。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卢仝对人民生活的凄苦、权贵们的专权与荒淫无道，他难以从制度上去分析，所以他苦闷、孤寂、彷徨，对现实生活的极度不满，同时又对未来抱有美好的向往。与李白一样，卢仝潜意识里也有“富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这些，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的诗歌作品里。

3 卢仝茶思想对茶文化的深远影响

卢仝茶思想核心内容是物我两忘、清静无为;崇尚礼、智、仁、义、信，倡导和、合、敬、美;坚守生活的净土，弃恶扬善，追求健康、幸福的人生;突出茶道的美学特点。

品味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冬日行》、《忆金鹅山沈山人》、《月蚀诗》、《直钩吟》等诗句，有助于全面了解卢仝茶思想的内涵。从卢仝的茶诗中，我们不仅看到他对身悬“巅崖受辛苦”的亿万苍生的深切同情，对唐皇室和高高在上的达官显贵，也作了辛辣的讽喻。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卢仝从一人的穷苦，想到亿万苍生的辛苦。韩愈所谓‘忠孝生天性’，正是指诗中这一类的思想”。

自晚唐以后，卢仝茶思想被历代文人学士发扬光大，极大地推动了中华茶文化的发展。后代诗人骚客嗜茶擅烹者，每每拿“卢仝”、“玉川子”自比。明·胡文焕“我今安知非卢仝，只恐卢仝未相及”;清·汪巢林“一瓯瑟瑟散轻蕊，品题谁比玉川子”。品味茶味，常常以“七碗”、“两腋清风”代称，宋·苏轼“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宋·杨万里“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

我国是茶树的故乡，茶文化起源于我国。卢仝茶思想对世界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东南亚诸国，卢仝的茶诗广为流传。据日茶书记载，卢仝茶思想在813 ～816年间传到日本，尤其是《七碗茶歌》受到日本、韩朝文人的推崇。

唐宪宗元年，日本高僧最澄、海空西渡来中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学佛，归国时带回了中国茶籽，种于日本近江台麓山地区，最澄倡导并建立了日本最古老的茶园——日吉茶园。这两位日本高僧最早向本国传播了中国饮茶的习俗，此后日本茶道盛行。

公元815年日本嵯峨皇帝行幸唐崎，大僧都永忠，煎茶献给皇帝，得到赞誉。这是日本关于饮茶的最初记录。唐茶文化起初仅在留学僧侣中间流行，后才普及到大众之间。

日本传统的煎茶道中，按照“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的顺序，作为茶道的“七道汤”，也是学习茶道的必修课。卢仝在日本被视为煎茶道的鼻祖，家喻户晓，和陆羽一样被日本国人崇敬，可见卢仝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之深。

深入系统地研究、挖掘卢仝的茶思想，对促进中华茶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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