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湖南仓储之演变

2013-03-27黄均霞胡忆红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3年6期

黄均霞，胡忆红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抗战时期是湖南仓储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最为复杂、多变的时期，如仓管机构频繁调整，仓储种类杂然纷呈，仓储量迅猛膨胀等。一方面，其自身艰难地进行着近代化转变，为全国抗战提供大量的军需民食，另一方面，其自身也蕴含着衰败的因素。本文拟对抗战时期湖南仓储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进而对其发展和衰落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

北洋政府时期，湖南储政不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视仓政，先后颁布了《义仓管理规则》、《各地方仓储管理规则》、《各地方建仓积谷办法大纲》等一系列仓储法律法规来恢复发展仓储。依据以上法规，湖南省政府按本省情况颁布了《湖南省积谷害虫防治办法》、《湖南省邻近战区各县积谷及谷款处理暂行办法》、《湖南省各积谷仓保管委员会组织规程》、《湖南省各县县长筹办仓储考成章程》等法令，仓储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抗战爆发前后，湖南的积谷仓和新式农仓发展渐趋完备，积谷仓发展达到新的高峰，新式农仓也从城市向农村延伸。

据湖南省政府调查统计，1937年湖南仓储积谷为4 613 356市石，比1936年3 795 133 市石增加818 223 市石，1938年储粮4 779 780 市石，1939年后虽有所下降，但最低年份存粮也在300 万市石以上［1］24，亦可谓丰足。然而，湖南仓储积谷分布极不平衡，粮食主产区储粮数量多，地势偏远山区积储数量少。1937年湘潭有仓廒1 766 所，容量5 435 245市石，有积谷320 223 市石，约占全省75 县当年积谷总数4 613 356 市石的7%。湘潭、衡阳、衡山、长沙、湘乡、醴陵、宁乡、湘阴、攸县、安化和浏阳等10 县当年积谷总数达全省当年总数的48%［1］24－26，36－38，但是凤凰、通道、永顺、酃县、乾城、大庸、古丈、保靖等8 县当年积谷总额为48 532 市石［1］24－26，仅为湘潭一县积谷的1/7，差距甚大。

湖南新式农仓的发展比江浙一带较晚。1936年，湖南省只有长沙(甲级农仓)和常德(乙级农仓)2 所。农本局成立后拟在全国筹设农业仓库网，农仓建设逐渐兴起。然而抗战开始后，沿海各省相继沦陷，许多农仓损失巨大，不能继续经营。随后，农本局仅以四川为中心，在后方开展一些农仓业务。1938年初在川、湘、鄂3 省划定区域先行倡导，取得成效后再进行普遍设立。1939年底，农本局已成立农仓77 处，其中湖南省建成新式农仓6 所，容量达23 371.35市石，加上正在筹划建造2 所容量10 500 市石的仓库，新式农仓建设总容量达到了33 871.35 市石［2］。

此外，湖南省合作社在1938年秋呈请核准附设农业仓库后，其创办新式农仓的业务也蓬勃发展起来。农民只需将谷送至仓库过秤后，农仓经营者给以仓单，农民即可凭仓单抵押借款。由于抵押手续简便，此种农仓发展十分迅速，1937 ～1939年湖南增设农仓2 410 所，加上之前的，总计6 748所［3］，其多半为合作社附设农仓。1939年，湖南各地的合作金库亦附设农仓达276 所，资本数达89 461 元，储押数额达18 753 元，极大地活跃了农村金融，复兴了农村经济。

二

随着战局的扩大，粮食的重要性不断突显，尤其是军粮仓储成了抗战中的重要问题。为保障“足食足兵”，湖南省政府十分重视仓储，并加强对仓储管理，使得湖南省仓储得到重大发展。

1939年2月，薛岳在湖南省主席就职典礼上，宣布了“加强生产屯储以求衣食足”为基础的“安、便、足”治湘方针。由于粮食生产具有季节性，每年征实、征购是一次性进行，而所得的粮食就需要大量的仓库来存储。为此，薛岳特别提出“地方仓储已确查其数目否、积谷已翻晒否?”［4］，可见其对仓储的重视。

在此期间，薛岳还亲自推动大户献粮，并特颁发手令，拟定办法，盼各省粮户踊跃完纳，决不容许富绅大户避逃国家战时正赋。同时，他命令各县长田赋处长应“以至诚恻怛之心，行踪核名实之政，毋使员警奉行故事，骚扰乡里，而无失效”。据当时湖南省财政处处长谈，“滨湖各县征购成绩甚佳，预期千万担之数已全部扫解。供应军粮公粮，已毫无问题。”［5］

薛岳还对大户献粮积极支持湖南省仓政的行为进行褒扬和奖励。据湘阴县政府1940年8月6日谕粮字第1266 号代电悉，该县和(澧)乡公民周松涛，遵父命献粮百石。该县政府除先行传令嘉奖，颁发奖状外，特复电，“司令长官薛岳申衡一余印”。又据湘乡县政府称，该县绅赵晴村，于“七七”纪念献粮之际，概捐代金万元，以济军粮，除县政府奖状另令颁发外，“司令长官薛岳申衡一余印”［6］。

此外，湖南省政府通过建立专门仓储机构和颁布多个仓储法令来加强仓储管理。抗战时期湖南仓储存在有军粮管理系统、粮政系统和田赋管理系统等多个管理机构。机构重叠，权责不明，倾轧不已。随后各个粮政机构不断重组归并，由繁到简，只留下军粮系统和田赋管理系统，提高了仓储行政的效率。

为管理好仓库，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曾于1942年7月颁布《各省县(市)粮仓管理须知》25 条，其中规定有粮仓检查、实物保管、实物收发、实物检验、戒备等内容，对粮仓的管理做了较详细的规定。同年还颁行了《各省县(市)田赋管理处露天仓囤修建办法》14 条，对露天仓囤的地址选择、仓囤规格(如折席围合直径不得大于1.5 ～1.6 市丈，囤底铺6 寸厚的卵石，2 寸厚稻草，2 寸厚谷糠)、囤仓保管须知等都作了具体规定［7］217。1943年由湖南省政府汇集和编印《湖南省田赋粮食法令辑刊》，其中收录从1936年到1943年间，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关于田赋粮食仓储机构组织规程、人员编制、积谷仓管理、田赋征实之仓储管理、仓谷害虫防治以及合理仓库建设等上百条仓储法令和法规，为湖南仓储法规的集大成之作，体现了抗战时期湖南仓储制度的完善和规范化。

正是在湖南省政府的重视和管理之下，抗战时期湖南仓储进入大发展阶段，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仓储类型更加丰富。前有沿袭之积谷仓和新式农仓，其发展已日臻成熟。为满足田赋征实之后大量赋谷储存的需要，湖南省开始大规模建设为战时服务的赋谷仓，按其性质可分为收纳仓、集中仓和聚点仓3 种。收纳仓，即设置在征收所在地的仓库，其数量以每县不得超过8处为原则(后改为5 处)，每处平均设4 仓，仓容量以每县能容纳该县征购粮食总额的5 成为准。并根据“修四建一”的原则修建，如无旧仓可修又不便建新仓的，准许租用民房。据统计，此项仓容达征实征购(借)量的五成以上。集中仓，即设置于各县水陆交通便利地点的仓库，其数量以每县不过5 处为原则，其总容量则按各省征购总额及分配交拨情形而定。其粮食来源，除接收田赋机关征收、征购的粮食外，还有采购或抢购来的，数量较多。聚点仓，即设置于重要专业据点、军粮交接地点或重要消费地区的仓库。其容量标准也因其所在位置而异。在转运地的聚点仓库，根据逐月输出与输入的数字，以其最高时为配置容量，在军粮交接地及重要消费地的聚点仓库容量，可以2 个月拨用量为准［7］216。这样，从省到县再深入乡镇，湖南仓储达到普及化的程度，在全省内形成了“收纳仓－集中仓－聚点仓”模式的仓储系统，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其次，仓库规模和容量迅速膨胀。1941年田赋征实之初，湖南省额定数量为220 万石，除可以利用各县积谷仓和新式农仓仓房外，还修缮改建旧仓、庙宇、祠堂，并租借民仓，仓库容量基本足够。但1942年湖南征实征购数额超过1 000 万石，湖南省政府实感仓容不足，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修建赋谷仓库，其中以增筹集中仓为主。10月底，长沙等60 县集中仓已有261 处，总容量1 687 834 市石，其中新化有10 仓，容量31 000 市石，益阳、湘乡各有8 仓，容量分别为75 000，72 500 市石，平均每仓容量在9 000 多市石。有的集中仓库容量甚至更大，如安仁有5 个集中仓，容量达255 000 市石，平均每仓容纳粮食51 000 市石［8］。

再次，仓储量急剧增加。1941年田赋征实之后，湖南省征实赋谷达220 万石，次年征实征购达1 067 万石，赋谷增长惊人，1943年征实征购达767 万石。1944年湖南虽遭日军强烈进攻，但征实征借数额也在470 万石［9］，偌多的赋谷充斥于赋谷仓中，大大增加了湖南仓谷的数量。此惟赋谷一项，积谷和新式农仓储押仓谷不在此列。

总之，这一时期，湖南仓储无论是仓库数量、规模、容量，还是仓谷的数量方面，都有巨大飞跃。然而，在湖南仓储迅速膨胀的同时，征实征购将民间存粮罗掘一空，无异于釜底抽薪，也加速了仓储的衰落。

三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波及湖南省78 个市县中的52 个县及长沙、衡阳两市，沦陷区面积占全省面积的70%，沦陷区人口占全省人口的75%以上［10］。湖南大部分产粮主产区沦陷，农业生产遭受巨大破坏。大量的赋谷、积谷或被日军劫掠或焚毁，或被地方政府用于国防事业，湖南仓储遭到沉重打击。

据湖南省政府统计，在抗战中，“湖南省被毁房屋935 194栋，粮食损失40 689 268 石……”［11］，而且还造成了“1 450余万亩耕地荒废，600 万人无居所，700 万人无粮吃”［12］的惨状。其中损失仓廒18 996 廒，占原有积谷仓廒数20 186 的94% 以上，战后仅存1 190 廒;损失仓谷3 963 563市石，占原有4 255 807 市石的93%以上，战后仅存仓谷292 244 市石［13］，可见战争对湖南仓储的破坏甚重。其中长沙、浏阳、宁乡三县1944年沦陷前，尚有仓廒895 座、193 座和498 座，分别储存仓谷225 416 石，132 175石和190 619 石;长沙市也有仓廒7 座，仓谷57 089 石。战后统计，长沙县共毁损仓廒650 处，损失积谷192 288 石;浏阳、宁乡两县积谷所剩无几;长沙市仓廒、积谷均荡然无存［14］，损失巨大。《湘乡抗战损失录》也记载:“此次抗战，历时八载，沦陷区域达26 乡镇之多。当时损失之最大者，一为地方积谷，一为分仓赋谷，一为农村收获，分仓20 余万石之多，尽皆遗失。”此外，永丰救荒会的1 798 石积谷也被敌劫掠1 298 石，损失达72%［15］。

由此观之，战争的破坏是抗战时期湖南仓储遭到沉重打击的最大原因。然而，除了战争破坏外，尚有其他原因。

首先，由于以军粮为主的赋谷仓兴起，大大挤压了以民生为主的积谷仓和新式农仓的发展。湖南省田赋征实征购成百上万石的粮食，而且征收的强制性越来越强，使得农民一年所得绝大部分作为纳粮之需。此外，还有田赋附加、县级公粮、省级公粮等各项名目繁多的摊派，农民基本上无粮可储亦无粮可押。赋谷仓的兴起及其在抗战仓储中占据主导地位，必然会打击和压制民仓发展的生存空间，这也是国民政府对人们搜刮压榨的结果。

其次，高利贷盛行，农民普遍贫困，负债累累。新式农仓是借用外国经验，这要求农村金融的普及，在当时中国落后的农村很难适用。由于农仓贷款需要抵押物品，储押数量大则押款数量多，这样使得农仓成为地主、商人牟利的工具。他们先储押自己的农产品，在秋后农产品跌价时再大量购进，然后再到农仓储押，套出现金，再购买粮食储押，如此反复，获取暴利。而真正需要贷款的小农却很难受惠，有些地区的小农甚至抵押农具。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贫困，往往靠借贷以度难关。其利息之高也骇人听闻，有月息高至10 分的，俗称“大加一”;又有借银9 元，月息1 元，称“九十归”;南县、安化、华容等县月息有20%的，更有甚者，慈利、永明、城步等县月息有的达30%;桃源有“孤老钱”，每月一对本，如借洋1 元，过月还2 元，过两个月还4 元，依次类推;岳阳有“押干租”，即借洋4 元，年还息谷1 石;城步有“8 斗9年30 石”，即借谷8 斗，9年后必须还谷30 石［16］……各种名目繁多的高利贷在抗战时期的农村尤为猖獗，商人、地主也乘火打劫，对农民实行重利盘剥，农民愈加贫困。农民一年所得还债不及，更不用说缴纳和储押仓谷了。

最后，管理不善也加速了湖南农仓破产。抗战时期因物价变化莫测，货币贬值，很多自办的农仓风险大增。即使有粮食储押，有时因价格跌落，反遭损失，许多农仓因此而亏损。因此，农仓业务便多趋向营利方面发展，且为粮商大户所利用，弊端百出。湖南农仓不但不能起到调节的作用，反而助长了投机，“一些原以储押放款为主的农仓先后停顿，一些规模稍大的农仓被当时国民政府粮食管理部门征用做粮食仓库，这时农仓已经是面目全非了”［17］。抗战后期，由于资金困难，这些农仓的储押业务大都停止，很多地方的简易农仓也先后停办。抗战胜利后，农民银行虽然积极准备推进农仓业务，但由于过去农仓积弊过多，易为囤积商人所凭借，社会人士颇有烦言。因此，农民银行的农仓业务无形中缩减停止。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湖南仓储体现了以“抗战”为中心的兴衰变化。抗战前期，由于湖南省重视仓储的政策，积谷仓和新式农仓发展迅速。田赋征实后，赋谷仓突然兴起而成为战时仓储的主要形式，湖南仓储无论在各方面都较之前有巨大的飞跃，然而这样也挤压了积谷仓和新式农仓的发展空间。而日军大规模的入侵给湖南仓储沉重一击，湖南仓储普遍衰落下去。国民政府涸泽而渔地兴建赋谷仓，使其丧失了在农民中的群众基础，这也是其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1］湘政五年统计·粮政［M］.长沙:湖南省图书馆藏书，1941.

［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八)［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3］施金炎.湖南省政府经济工作通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4］乐昌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抗战中的薛岳［M］.内刊，1995.

［5］各省市粮情近态［J］.粮政月刊，1943(1).

［6］湖南省粮政局.湖南省各县三十年份筹募积谷派募标准实施办法［N］.湖南粮政公报，1941 －8.

［7］许宗仁.中国近代粮食经济史［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

［8］湘政六年统计·粮政［M］.长沙:湖南省图书馆藏书，1942.

［9］湖南省志·财政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10］湖南善后救济区域现状调查报告(增订本)［R］.南京: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1946.

［11］湖南省志(第一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12］田伏隆.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1840—l990)［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