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语言硬伤依然存在<br/>——写在莫言获奖之后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语言硬伤依然存在
——写在莫言获奖之后

2013-03-27范武邱

当代外语研究 2013年4期

范武邱

(中南大学,长沙,410083)

1.引言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该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文学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的热门话题。有人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文学;有人(如北岛)批判自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还不够资格得这个世界大奖(毛荣贵2005:321)。在国外,瑞典的马悦然(G.Malmqvist)、英国的蓝诗玲(Julia Lovell)、新加坡的殷宋玮(2012:4)等人分别从译文质量、民族身分、国家认同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探讨中国文学与诺贝尔奖的关系问题,可谓见仁见智。莫言得奖并不必然代表中国文学已臻世界文学之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认同性焦虑,对于已被极大边缘化的国内文学创作有很大提振。

此次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颁发给莫言的某部特定作品,而是宏观地肯定他的整体创作,这就说明莫言的创作虽然高产,却很难挑出一部能够面对“世界文坛”的扛鼎之作。一般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优势主要有三:一是几乎所有莫言作品都有英法德等多种语言的翻译,而且还有三部作品被译成了瑞典语,这方面中国作家还无人能与之相比。二是莫言得到了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力荐,更有分量。三是莫言的创作既符合外国人对中国异国情调的想象,又有普世的人道关怀。莫言获奖是一个偶然中的必然,其背后有多种复杂的机缘和巧合,也给今后中国文学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带来诸多启示。

2.莫言获奖因有天时地利人和

诺贝尔文学奖将文学作品作为考察对象,其衡量优劣的标准也应是审美标准。一个世纪以来它遵循了一些核心的审美评奖标准,如:第一,描绘一个民族的风貌、时代变迁和心灵历程。第二,以强劲的实力代表一个国家一段文学时期,引领一种文学潮流。第三,表现人类的共同情感。第四,凭借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横溢的艺术才华,用有限的文学空间表现无限的人类生活(张薇2001)。但是,正如世上万事万物都非孤立的、静止的一样,诺贝尔文学奖的审评也是决非单一的标准在起决定作用,总会牵涉到各种各样的非文学因素,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推政治标准。诺奖评委委员毕林也说,政治因素“虽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也不可低估”(参见毛荣贵2005:322)。布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高行健的获奖足以说明这类问题的存在。王安忆曾戏言高行健获奖是中了“六合彩”,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2012)说这六个“幸运号码”其实也是华人获诺贝尔奖的“六个基本条件”。第一,要写乡土(中国人的文化土壤);第二,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和世界“纯文学”可以对话);第三,要写文革(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事件);第四,要批判政府;第五,要有好的英文、法文、瑞典文翻译(技术上使更多评委可以看到);第六,要在中国以外获奖或有好评(参考不同政见的文学评论)。

按照上述六个条件来看莫言的作品:第一,《红高粱》是写乡土的。第二,也是现代主义手法的,且是魔幻现实主义。第三,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一直到《蛙》,莫言都在写文革。第四,他有好的翻译,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等译者一直在翻译他的作品,非常努力地将它们推介到英文世界去;此外,莫言作品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被称为莫言得奖背后“最重要的女人”。好的文学翻译无疑为莫言的广为接受和获奖增加了筹码。第五,他在海外也获过奖,如《酒国》(法文版)2001年获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檀香刑》2004年3月获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12月获第三十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第六,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摇篮”的俄克拉荷马大学的世界文学评论期刊《今日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Today)早在2000年夏季刊中,就连续发表了多篇研究莫言及其作品的论文。其中托马斯·英奇(M.Thomas Inge)的《西方人眼中的莫言》(“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似乎特别引人注目。英奇注意到,莫言吸收了福克纳、马尔克斯、福楼拜和乔伊斯等作家的优点,其创作出的作品影响超出了本土读者群的范围。他指出,不能把中国文学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隔绝起来,而中国文学也会在世界文学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转引杜克(Michael S.Duke)的话说,“莫言展示出成为真正伟大作家的惊人潜能”(参见何佳韦2012:164)。

莫言获奖与中国这些年政治与经济实力的提升和综合国力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颁奖词中称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虽然是“魔幻现实主义”,但颁奖词中用的却是hallucinatory realism(魔幻般的现实主义),而非提到拉美文学时常说的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诺奖为莫言新造词,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化上的某种“崛起”。

同时,莫言获奖跟他在作品中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巧妙表述和处理不无关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们颁发的是文学奖,所以关注的是文学价值。任何政治辐射和影响都无法左右它。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将文学视为独立于政治之外,或者今年的获奖者不写作政治文学。”英格伦随即将话题引向莫言的作品,“你打开任何一本莫言的小说,就会发现他对很多中国历史及当代中国的批评。我只能说他其实是一个批判体制的批评家,只不过身处于体制内”(赵妍、赖宇航2012:42)。莫言多次谈到文学中的政治性,认为文学应该大于政治,他早年顶着压力写批判小说,如今他同样不想被“政治正确”和道德绑架。

意识形态的问题在莫言作品的译者笔下都能体现出来。以《红高粱家族》为例,原著中“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当今的盖世英雄”、“就是就是,国民党奸猾,共产党刁钻,中国还是要有皇帝！……”等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评论和语言,译者葛浩文都选择了删译(左苗苗2011:114),这也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接受心理。

文学研究专家普遍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译作家们功不可没。村上春树最主要的中文译者林少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文学翻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既能成全一个作家,也能毁掉一个作家。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在于,它既关乎译者包括母语和外语在内的语言功力,更在于译者的文学悟性和艺术感性,能否准确传达文学作品语言背后微妙的艺术信息,从而再现原作的神韵和意境”(姜小玲、施晨露2012:5)。幸运的是,莫言遇到了一位高超的翻译家——汉学家葛浩文。葛浩文有深厚的中英文功底,已将莫言的多部作品译成英文,其出色的译文令人几乎以为作品就是用英语写成的。莫言本人对与葛浩文的合作也很满意,2000年3月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博尔德校区演讲时说:“如果没有他的杰出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并说:“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能与这样的人合作,是我的幸运。”(姜智芹2006:77)

3.“盛宴”过后的追问

但是,诺奖盛宴过后,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3.1 审视中国对外翻译的成败得失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当代文学已有1000多部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被译介的作家在230位以上。马祖毅(1997)在《汉籍外译史》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汉籍外译的情况,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数作品是由外国人或外籍华人翻译的。从目前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和外界对中译英的评价来看,对外译出并不是非常成功。事实上,大陆出版的中译英读物对象大多数并非真正面向外国读者,而是作为语言学习和教学的手段,为方便国内英语学习者而设计的。有些翻译家在国内享有盛誉,可是其译作一旦和英语母语译者的翻译放到一起比较,读者往往会无情地选择后者(胡德香2006)。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在出版业“走出去”的呼声渐强之时,审视、分析当今中国文学的翻译问题,已是时之所需。

马悦然说,他早在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的作品,但不敢译,因为“美丽的文字是不能轻易译的”(参见毛荣贵2005:324)。这在某种意义上看是个真理,但不是绝对真理。我们读朱生豪、傅雷的中译本,仍然会觉得莎士比亚、罗曼·罗兰的作品美不胜收。可惜,不论是中国内地,还是台湾、香港,把外国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译成中文而且译得相当漂亮的作品很多,而把汉语写作的本国文学作品译成外国文学作品的则很少(刘葳漪2005),这一逆差非常明显。现在能把当代中文作品译成外国文字并保持原著文学水准的,几乎都是外籍翻译家(如马悦然、葛浩文等)。可惜的是,像葛浩文这样的汉学家又太少。一般认为,目前能够合格从事汉译英的外国译者全球也就二十人左右,要让他们承担起使中国文化全面走向世界的任务显然是勉为其难。所以,仅因莫言获奖,就轻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语言瓶颈已不复存在,显然为时过早。

3.2 直面中西语言美学生成机制的差异

莫言的获奖,似乎打破了此前中外文学交流中语言屏障和文化壁垒“牢不可破”的神话。其实不尽如此。著名翻译家Tyrwhitt说:“翻译贵在发幽掘微,穷其毫末。在造词与琢句方面,要译出其文;在性格与风格方面,要译出其人;在褒贬与爱憎方面,要译出其情;在神调与语感方面,要译出其声”(参见杨衍松1994:1)。然而,此翻译观只不过是对理想翻译王国的向往,决非艰难翻译实践的写照。翻译,是一项品尝遗憾的事业。一般意义上的“翻译遗憾”是:由于语言隔阂、文化壁垒、历史迥异,译者往往只能独享原文之美。进入汉译英的翻译领地,这种遗憾更加凸显。汉英翻译的最大遗憾莫过于眼睁睁地看着汉语模糊美感的磨蚀而束手无策。

这一遗憾的根源在于,汉语与英语在语言美学生成机制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确切地说,汉语表达注重整体感悟,讲究意合意会,而不求眉须毕现的分析,不讲滴水不漏的逻辑,是一种意境性语言。英语则呈现别样风景:它讲逻辑,重分析,求形合,追求条分缕析,漠视所谓的整体感悟。由于英汉语模糊性在审美地位、表现形式、语域应用和审美价值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因而造成汉语因模糊而生成的美感在英译过程中多有磨蚀。

汉英翻译过程中汉语美感的磨蚀主要表现在:意境难以在译文中营造、独特的句式美感难以再现、形象美感有所缺损、汉语表达妍美虚华的效果难以复制、典雅的文言色彩难以保真、叠词叠韵效果难以复现。似乎可以这样说:从汉语到英语的翻译过程,经常是一个填补“意义空白”的过程,是一个变“意义不确定”为“意义确定”的过程,是一个模糊美感磨蚀的过程,是一个从浪漫的诗的意境向现实的逻辑世界回落的过程！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汉语模糊美感能在英译时保真的情况,这往往需要灵感思维发挥作用。就总体而言,这种能够“保真”的情形并不是主流。

鲁迅(2005:11)曾说过汉字有“三美”: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意美以感心。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的唐诗的境界: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宗白华1997:100)。遗憾的是,这种美感在英译过程中多有磨蚀,若以英语译文来评价中文的美学效果,无异于是扬短避长。也许中国并不缺少一流的作家,但缺少能用英语、法语、德语等“通常”文字写作、让世界上更多人阅读和研究中文的一流文学家和作品。

4.推动中国文学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

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总体来看还较孱弱,离文学强国之梦还有距离,向世界文学学习和开放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旋律(范玉刚2012)。为了让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可在以下这些方面多做努力:

4.1 探索中国文学作品对外传播的翻译模式

英国学者葛瑞汉(A.C.Graham)宣称:“……我们几乎不能放手让中国人从事翻译,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这个规律很少例外”(Graham 1965:37)。马悦然也强调:一个中国人,无论他的英文多么好,都不应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但是中国文学作品“……有许多奥妙处,非中国人看不出来”(林如斯2003:5)。林如斯所说的“奥妙处”应该就是指汉语语言的“模糊性”。汉籍英译绝不是外国人的专利,相反,就对汉语模糊美感的认识视角看,汉籍英译最好由中国译者承担,或者由中国译者与国外学者通力合作完成(如杨宪益与戴乃迭、马悦然与陈宁祖、陈文芬、陈迈平与陈安娜、葛浩文与林丽君等跨国夫妻合作模式)。当然也可从在华留学生中发掘和培养相关人才,还可寻找那些有着中华民族血缘和传统,同时又在别的国家和地区生活或供职的人士承担翻译任务。

4.2 探讨对外翻译活动中译什么和如何译

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转折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越来越重视,因为他们觉得有必要通过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而目前的译出多着眼于典籍的英译,缺乏时代感,恐怕很难满足国外了解当下中国的愿望。应该努力与国际汉学接轨,掌握国外对中国感兴趣的话题,然后有针对性地选取翻译的素材。在加大译介力度的过程中,一方面注意与世界的沟通、协调和对接;另一方面不能为了顺从目的语国家的需求,而将自己与其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固有差异不适当地予以消弭。在开放中有坚守,在对话时不忘民族本我,这是百年诺奖带给我们的重要启迪。

4.3 理性处理好“译入”和“译出”的矛盾

《英国翻译协会职业道德准则》(TheCodeofProfessionalEthicsoftheTranslators’GuideofGreatBritain)指出:“译者所使用的译入语必须是自己具备其母语知识的语言(个别情况下也可包括第二语言),这里的‘母语知识’是指语言表达和书写达到一定流利程度,思维表述在结构、语法和地道程度方面达到正确无误的能力”(转引自Baker 1992/2000:65)。Campbell(1998:57)认为,“有理由相信具有完美双向语言能力的人很少,因此所有的翻译活动可以划分为译出和译入两类”。当然,这里Campbell的说法也不够准确,因为还存在合作翻译的情况(黄立波2008)。中西文化译入和译出的数量存在巨大差距。目前对译出的认识主要存在两个误区:一是以对抗的方式挑战西方文化的强行输入;二是主张抵抗式异化翻译方法(胡德香2006)。目前更迫切的任务是对译出进行理性的思考,对已有的译品作理性评价。中国的翻译工作者应该处理好“译入”和“译出”的矛盾,知难而进,努力研究如何提高汉籍外译质量,尤其是研究如何把汉语中因模糊手法生成的美感最大限度地在译语中再现出来。

5.结语

没有翻译的媒介作用,中华文化走出去只会是空谈。同样,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不仅要靠作家本身,也要靠“旗鼓相当”的译者。在莫言获奖之前,中西语言美学生成机制差异一直被认为是横亘在中国文学通往诺贝尔奖前的一道坎,因为文学描绘的经验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用他语可以完全翻译的语词经验;一种是在翻译过程中必然损失含量的意会经验;还有一种就是不可翻译的隐寓经验。这第三种经验存在于特定语言的特定形式中(吴秀明、董雪2009)。文学作品在翻译的过程中会丢失一些东西,用文学术语来表达就是:文学的构架容易传达,文学的肌质或神韵却很难传递,而这些又恰恰是一位作家独创性的标志。如前所述,汉英翻译的最大遗憾也许就在于面对汉语模糊美感的磨蚀而束手无策,而“汉语区别于西方印欧语系语言的根本之处在于模糊性”(季羡林语,见吴江蓝1996:4)。莫言的获奖,有助于缓解国人期待“破蛋”的焦躁,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语言硬伤会长期存在,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Baker, M.1992/2000.InOtherWords:ACoursebookonTranslation[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ampbell, S.1998.TranslationintotheSecondLanguage[M].London: Longman.

Graham, A.C.1965.PoemsoftheLateTang[M].Harmondsworth: Penguin.

Inge, M.T.2000.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 [J].WorldLiteratureToday(3): 501-06.

范玉刚.2012.莫言获奖的多重意义[N].学习时报(10):3-5.

何佳韦.2012.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简述[J].当代外国文学(4):164-66.

胡德香.2006.对译入译出的文化思考[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355-59.

黄立波.2011.译出还是译入:翻译方向探究——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考察[J].外语教学(2):96-101.

姜小玲、施晨露.2012.莫言得奖,翻译有功[N].解放日报(10-13):5-6.

姜智芹.2006.他者的眼光:莫言及其作品在国外[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76-78.

林如斯.2003.前言[A].林语堂.京华烟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3-6.

刘葳漪.2005.关键是缺好翻译[N].北京晨报(10-1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