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萍 伊玉雯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论儿童本位理念下的语文教材观
——从《开明国语课本》走红谈起

徐 萍 伊玉雯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儿童本位理念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的重要理论依据。学校教育应充分做到以儿童为中心，学校提供给学生学习的材料应能够满足学生的需要、引起学生的兴趣。《开明国语课本》选入了大量儿童视角、符合儿童年龄和儿童心理的儿童文学作品，很好地体现了儿童本位的理念。

儿童本位 ；《开明国语课本》；儿童文学；儿童视角

1932年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绘图，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是我国语文教材史上的典范之作，该套教材自出版至建国前17年间，先后印刷发行发行40余版次，成为民国时期流传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小学语文教材之一。在历经八十年沧桑岁月后，这套古朴泛黄的老课本再次在新时期的出版市场上红火起来，引起了人们的诸多关注与思考。自《开明国语课本》出版至今已有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得到了一次又一次地修订与改版，以期更加适合学生的需要与发展，不可否认，中小学语文教育已经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获得了更好的发展，但是这并不代表目前的语文教育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事实上，从上世纪末语文教育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批评与讨论，再到现如今人们对民国老教材的怀旧，恰恰说明了我们的语文教育在很多方面存在缺失。说教意味太浓、功利主义倾向明显、书本内容与生活不相符等，成为人们在评价当前语文教科书时使用的高频词汇，究其根本，教科书是否从儿童的视角进行编写，在选材编写时是否注重内容与儿童生活的联系，还是大家评价一部教材好坏的重要标准。上世纪初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观点看似已离我们远去，但实际上却未曾离开我们半步，尤其是儿童本位的思想，依然是评价教科书内容优质与否、教学活动是否有效的重要依据。

上世纪初，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儿童本位等观点对于《开明国语课本》的编者叶圣陶先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于《开明国语课本》整套教材选文的编写都是依据儿童本位的理念进行的。儿童本位，简言之，就是将儿童作为起点，作为中心，同时也是最终的目的，一切的作为在于促进儿童的自然发展与成长。而语文教材作为供给儿童生长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遵循儿童本位的观念才能真正促进儿童的生长与发展。同时，杜威认为兴趣在儿童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支配儿童注意力、激起思考等意义重大，因此，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密切观察儿童的兴趣，并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保持持久的兴趣，以此来提高学习效果。当然杜威的儿童本位思想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过分强调儿童自身活动的重要性而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学习效果不佳等，但是其观点带给我们的启发与思考要远大于该理论自身的缺陷，《开明国语课本》的经久不衰就是对杜威儿童本位理论的良好阐释，而对于现今的语文教材建设和语文教育而言，我们更应该追溯本源，从上世纪初的大师身上、从典范的老课本中获取思想的启迪与精神的力量。

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应遵循儿童为本位的观念，除了表现在教材的选材与编排必须符合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生活经验与认知发展水平以及教材的编写与设计应尽量照顾到每一位儿童的生长与需要以外，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表现在于小学语文教材选文应以高质量的儿童文学作品为主，只有选择高质量的儿童文学作品，才能真正提高小学语文教材的品质，才能真正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儿童感到心灵的敞开与身心的愉悦，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获得自由与快乐的生长。可以说，儿童文学作品进入语文教材是语文教科书秉持儿童本位理念的重要表现也是重要途径。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就在于对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儿童文学作品的由来及现状进行介绍，并对儿童本位与兴趣主义进行区别分析。

一、儿童文学的由来及现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得到广泛宣传，再加上杜威儿童本位理念的影响，我国传统文化中长幼尊卑的观念受到了人们的批判，人们开始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儿童的命运，儿童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最典型的事件便是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所做的的演讲——《儿童的文学》。周作人指出：“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的生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1]（P55）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儿童观都是从成人的视角来定位儿童的，而儿童本位的思想正是对传统儿童观的有力批判。既然承认了儿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那么对于有益于儿童生长的“儿童的”文学，“我们供给他，便利用这机会去得一种效果——于儿童将来生活上有益的一种思想或习性，当作副产物，并不因为要得到这种效果，便不管儿童的需要如何，供给一种粮食，强迫他吞下去。所以小学校里的文学的教材与教授，第一需注意‘儿童的’这一点，其次才是效果，如读书的趣味，智情与想象的修养等”。[1]（P56）由此可见，儿童文学作品进入语文教科书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它会对学生产生一定的有利影响，这些都是副产品，而是儿童文学作品才是真正契合儿童发展需要的阅读材料。周作人的这一演讲恰如在一湖静水中投下的石子，在当时掀起层层波澜，促进了当时国语教科书的改观。以致于吴研因在回忆当时的现象时写道：“民十左右又有人提倡儿童文学，他们以为儿童一样爱好文学，需要文学，我们应当把儿童的文学给予儿童。因此，儿童文学的高潮就大涨起来，所谓新学制的小学国语课程，就把‘儿童的文学’做了中心，各书坊的国语教科书，例如商务的《新学制》，中华的《新教材》，《新教育》，世界的《新学制》……就也拿儿童文学做标榜，采入了物话、寓言、笑话、自然故事、生活故事、传说、历史故事、儿歌 、民歌等等。”[2]（P381）可以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诞生“儿童文学”以来，儿童文学与语文教学就一直紧密相联，《开明国语课本》便是那一时期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的典范代表，小学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而对于现行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而言，选取大量儿童文学作品作为教材选文的主体是毋庸置疑的，教材中儿童诗、童话、寓言故事等儿童文学体裁随处可见，但是很多儿童文学作品的质量却着实令人担忧。儿童文学作品除了具有文学作品的共性以外，还应具有自己的特质，那就是坚持以儿童为本位，也就是作品在创作时须从儿童视角出发，使作品真正契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和思维特征。所谓儿童视角，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先生这样解释：“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3]（P57）我们知道儿童文学作品虽是儿童阅读的对象，但其创作者却是成年人，所以在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很容易会有成人视角的介入，这种视角是以成年人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看待儿童，而非儿童自己的眼光，因此通过这种视角创作出来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内容已经趋向于成人化，而非儿童的真实生活和话语，在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孩子多被是看作懵懂无知、有待教化的对象，企图通过阅读使他们明白各种行为规范和社会道德。事实上，在我们现行的语文教科书中，这种以成人视角编写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在少数。例如人教版小学一年级上册第13课《平平搭积木》：

平平搭积木，搭了四间房子。平平，平平，这些房子都给谁住？ 一间给爷爷和他的书住。一间给奶奶和平平住。一间给爸爸妈妈住。 平平，平平，还有一间呢？ 还有一间啊，给没有房子的人住。 平平还要搭很多很多的房子，给大家住。

一首儿童诗，短短的85个字，负载了多么光辉而崇高的思想，其中既有对父母长辈的孝敬，还有对天下众人的关爱，试想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学生何来这样的思想与胸襟。搭积木，本是儿童生活中最常见的游戏，然而却被作者赋予了如此多的思想情感。我们可以回想自己儿时搭积木的场景，搭间房子给小猫、小狗住，又何时想到搭间房子给天下众人住？同样是描写儿童搭房子的场景，我们再来看《开明国语课本》中是如何讲述的：

《纸盒该做的房子》：小云的弟弟捧一所房子给小云看，那是纸盒改做的。有两扇长门，三个圆窗洞。 小云问：“这所房子给谁住？” 弟弟说：“我爱蜜蜂肯做工，这所房子想给蜜蜂住。” 小云说：“蜜蜂会做窠，不要住你这房子的。”

《“鸡的家”》：弟弟说：“那么，我替鸡造所木房子吧。” 他先画一张图样，照着图样造房子。前门朝南，写着“鸡的家”三个字。后门朝北。东西两旁都有窗子。 小云看了，说：“这所房子很好，让母鸡在里面生蛋吧。”

以上两篇课文出自《开明国语课本》初小第二册，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描写搭房子、住房子的场景，开明本的内容要更单纯，更加符合儿童的本真生活。作者并没有因为蜜蜂有肯做工的精神，就把房子让给蜜蜂住，而是通过孩子天真的口吻讲道，蜜蜂不要住这个房子的。短短两篇小文章真实再现了儿童生活中常见的游戏对话场景，完全从儿童视角出发，并未过分拔高、过多说教，而相比之下，我们现行的教材，在儿童本位思想的贯彻和实施上并不尽如人意。像《平平搭积木》这样的有过多成人视角介入的课文还有不少，例如人教版一年级上册中的《爷爷和小树》、《我多想去看看》、《自己去吧》、《一次比一次有进步》，二年级下册中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等，在这些课文中，我们的孩子表现出了超出这个年龄阶段该有的懂事与乖巧，这样的懂事和乖巧令我们的大人频频赞许，但殊不知这种“少年老成化”却是对孩子童真的真正扼杀，正如康德所说：“没有什么比儿童那种早熟的故作端庄或冒失的自傲更可笑的了。”[4]

此外，现行教材中成人视角的介入除了表现在选文内容的成人化以外，教材编者在对选文内容进行处理时也表现出了成人的专断行为。在现行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中，编者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往往会在选文的边角处、段落之间的相隔处填加一些引导和提问性的用语，这在过去的教材中是没有的，这本是一件好事，不仅能够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文中的重点段落和重点词语，帮助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而且可以很好地引导学生自学，但是如果这些话语添加不当，就会令人感到画蛇添足，有编者分析强行取代学生自己阅读实践的嫌疑。例如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的《观潮》，在描写钱塘江潮来的那一段落之后，编者写道：“我仿佛感觉到了那种壮观的景象”，这里的“我”明显是指学生们，可是学生真的感到那种壮观景象了吗，这一小段落的确是描写潮来的情境，写得具体形象，但是仅有的91个字，让人读来意犹未尽，对小学生而言，钱塘江潮的壮观景象不仅需要文字的冲击，更需要画面、影像资料的多方位呈现，直到学生自己发自内心地说出：“太壮观了”这样的话语时，钱塘潮的惊心动魄、震撼人心才真正印在了学生心里，而非编者告诉式的。再如《鸟的天堂》一文的结尾处，编者写道：“我最喜欢晨光里‘鸟的天堂’的景象，你呢”，像这样一种看似站在学生的角度所说的具有结论性的话语，明显是成人视角的介入，或许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孩子学完课文之后对该现象并不感兴趣，而编者这么一提示，估计所有的孩子都要说：“我也喜欢”了。当然，这并不是指教材选文中所有的编者添加语都是不合适的，很多添加语对于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文、掌握重点词语也是很有帮助，例如在《爬山虎的脚》一文中，编者写道：“我从文中看出作者连续观察了很长时间。你发现了吗？”这样的话语引导学生再次深入理解课文，学习作者那种细心观察的精神，是非常有帮助的。《蟋蟀的住宅中》写道：“‘随遇而安’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对重点词语一提示，学生就会翻开字典或是联系上下文来寻找答案了。可见，提示语的添加也是很有讲究的，编者最好不要取代学生说一些专断之语，这样很容易导致成人视角的介入，不容易与学生发生情感的共鸣。正如杜威所说：“提供教材和处理教材的法则就是包含在儿童自己本性之中的法则。”[5]（P9）只有真正从儿童的视角出发，依据儿童的生长需要和认知发展顺序提供学习材料，才能对儿童的生长与发展产生实质性的作用。

而在儿童本位方面，叶圣陶先生要做的好得多，叶圣陶晚年曾在《我和儿童文学》一书中回忆说：“在儿童文学方面，我还做过一件比较大的工作。在一九三二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内容和形式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写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6]（P4）因此在《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过程中尤其注重从儿童的视角出发，选文中那个没有眉毛的雪人（册一《雪人》），那封白熊写来让妈妈去冰山上乘凉的信（册二《哪里来的信》），那只冬天里找不到朋友的麻雀（册三《麻雀看朋友》），大人读来都会忍俊不禁，更不用说我们的孩子了，没有过多的说教，即使是知识的传授也是寓教于乐，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孩子读来才会越来越有趣味，这也是目前我们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应该借鉴吸收的地方。

二、儿童本位与兴趣主义的区别

在对儿童本位理念的阐述中，杜威强调了兴趣的重要性，杜威指出：“兴趣是生长中的能力的信号和象征。我相信，兴趣显示着最初出现的能力”，[7]（P10）因此，对于教育者而言，经常细心观察儿童的兴趣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了解了儿童的兴趣爱好，才能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提供什么样的教材才会使他们学习得更起劲、更有效果。但是，杜威同时又指出：“兴趣不应予以放任，也不应予以压抑。压抑兴趣等于以成年人代替儿童，这就减弱了心智的好奇性和灵敏性......放任兴趣就不能从表面深入下去，它的必然结果是以任性和好奇代替了真正的兴趣”。[5]（P10）因此教育者真正需要做的是发现学生兴趣背后隐藏着的能力，并予以开发和发展，从而促进儿童的更好生长。但是，在民国时期编写的小学语文教材中，编者一味追求引起儿童的兴趣，并未真正考虑到儿童兴趣背后隐藏的能力问题，使得教材中的许多选文思想庸俗化，或毫无思想可言，沦为“低级趣味”文本或是“唯兴趣主义”文本。其中《开明国语课本》中也有少量这样的文本，例如初小第三册中的《听错了》和《看错了》。

《听错了》：“太阳太阳升得高。”“你说腿痒腿痒受不了？”“不是。我说的太阳，太阳光发红。”“怎么，你腿痒更发痛？”“哈哈，你听错了我的意思。”“怎么好呢，你寻不到一个医师？”“不说了，再会吧。”“再会吧，愿你早早寻到个医师。”

《看错了》：“墙上有只钉，让我挂个瓶。不好了，飞去了那只钉，跌破了我的瓶。原来不是钉，是只小蜻蜓。看，那边白墙上，也有一只小蜻蜓。让我走过去，伸手扑蜻蜓。不好了，手心痛得很。原来这是一只钉。”

像这一类的课文还有高小第一册中的《蜻蜓的军事行动》、《开仗和涉水》以及《两个善忘的人》，这三篇文章也主要是开玩笑性质，前两篇讲了七个呆子的滑稽趣事，第三篇讲了一个善忘的人的经历。很显然以上这些选文都是一些笑话，教材中选入这样的文字，的确可以给儿童增加一些笑料，但是却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教育意义，而且也应注意这些笑话中多含有不良暗示，其中《看错了》就是对近视者的嘲弄，《蜻蜓的军事行动》和《开仗和涉水》也是对智障患者的取笑，这样文章的选取很难唤起学生对弱者的同情与关心，因此，教材编者在课文编选时应慎取这样的文章。

可见，杜威儿童本位理念中的兴趣观与单纯的兴趣主义思想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教材编者稍不注意就会陷入兴趣主义的误区，极大削弱语文教材的思想性，降低教材的品质，而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开明国语课本》中，在当时的很多语文教材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小学语文教学法（初稿）》一书中，编者对此做了中肯的评价：“近代有些资产阶级教育家提倡在小学教材中，用儿童语言，写符合儿童的内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他们把儿童与社会生活割裂开来，认为儿童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过分强调用神话，鸟言兽语，完全追求趣味的故事教育儿童，以满足儿童本性的需要、自然的兴趣。他们认为这样才能顺应儿童本性的自然发展，反对在童话、故事中放进积极的思想意义与社会生活的要求。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忽视了传统语文教材编选中的有益经验。如初入学阶段识字为重点的经验，多读多练的经验，背诵的经验等。过分强调识字寓于阅读，强调表演等。教材中猫叫狗跳，羊跑的内容过多，低于儿童语言和智力的发展。”[7]（P14）可以说，以上评论是十分中肯的，民国时期出版的许多语文教科书其内容都存在选有笑话等“唯兴趣主义”文本以及物话使用数量过多的现象，可以说这种单纯强调刺激学生反应、引起儿童兴趣的做法是对儿童原有兴趣的一种放任，放任的后果是极大地削弱了语文教材的知识教育作用，淡化了语文教材在满足儿童未来需要和引导儿童发展的方面的价值功能，从而降低了教材的品质。可以说，我们现行使用的语文教材内容和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内容出现了杜威所说的兴趣观的两个倾向，一个成人说教过多，压抑了儿童原有的兴趣，一个是一味追求兴趣主义，导致了对学生兴趣的放任。

写到此，笔者发现，自己已经走入一个自己所设的儿童本位的圈套，我们既要求教材编写要遵循儿童视角，以儿童为中心，同时又强调教材的教育意义以及社会功能，而事实上，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我们所希望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提供给孩子们的是一种纯粹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而这也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假想。语文教材建设遵循儿童本位的理念十分必要，但是我们也应该对目前的教育现状有个清醒的认识。正如王富仁在《呼唤儿童文学》一文中所说：“教育永远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作为一个完整教育过程的学校教育，它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儿童为目的的。它首先考虑的是现实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代代的儿童成长为什么样的成年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标准是成人的标准，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儿童的标准”。[8]（P132-133）此外，现代教育是一种集体性的教育，而每位学生的兴趣爱好却是千差万别，“教学活动永远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趣味，学生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趣味选择课程和班级，‘因材施教’在这种集体性的教育中永远只是一个努力的目标，而不可能完全地实现”。[8]（P133-134）由此看来，纯粹的以儿童为本位的语文教育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的语文教材内容也不可能严格控制在学生的兴趣爱好范围之内，总是要向学生传授一定的思想道德和生活常识的，笔者只是希望，在这些提供给孩子们阅读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能够多一些快乐，少一些说教，多一些真实，少一些虚假；教师和家长在引领孩子阅读这些文学作品时，不要总是关注那些有用的东西，还要关注那些有趣的东西，只有如此，孩子们才不会对语文学习产生厌倦情绪，才会永远保持对母语的喜爱之情和新奇感觉，我们的语文教材编写和语文教学如果真正做到这一点，也算是成功了。

[1]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A].引自王富仁,郑国民主编.近现代中学语文教育的发展[M].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

[2] 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A].王泉根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C].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3] 陈伯吹.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A].锡金等主编.儿童文学论文选(1949—1979)[C].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

[4] 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何兆武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 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C].赵祥麟,王承绪编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6] 引自韦商编.叶圣陶和儿童文学[M].北京: 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

[7]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小学教育研究室小学语文组,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系小学教材教法教研室合编.小学语文教学法(初稿)[Z].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79.

[8] 王富仁,郑国民主编.语文教学与文学[M].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冯济平

Textbooks from a Children-based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Kaiming Mandarin Textbook

XU Ping YIN Yu-wen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

The children-centered concep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Dewey's thought of pragmatist education.This theory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In light of this viewpoint,our school education should be centered on children.The study materials that schools provide should be 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and arouse their interest.The Kaiming Mandarin Textbook contains a large quantit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omp liance with children's features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This textbook was a good example of the children-centered concept.

children-centered concept; The Kai Ming Mandarin Textbook;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ldren's perspective

G62

A

1005-7110（2013）03-0112-05

2013-04-16

徐萍（1963-），女，山东龙口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伊玉雯（1987-），女，山东淄博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