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旻 郭 翠

（1.青岛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2.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莱考夫-约翰逊概念隐喻理论：批评质疑与发展

孙 旻1，2郭 翠1

（1.青岛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2.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莱考夫-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自问世以来引发了学术界的批评质疑与讨论。讨论围绕“哲学新纪元”、“循环论证”、研究方法以及理论解释力等问题展开。尽管该理论的哲学贡献及“隐喻概念建构人类行为”的观点仍备受争议,但是关于其研究方法和理论解释力的讨论则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概念隐喻理论；质疑；发展

1.引言

乔治·莱考夫 （George Lakoff） 和马克·约翰逊 （Mark Johnson） 发表于1980年的著作Metaphors We Live By （以下简称L&J 1980） 一直被视为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简称CMT） 的奠基之作，在过去三十多年间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在该书中，L&J 提出了他们的主要观点：隐喻不仅是一种日常的语言现象，它还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之中，也就是说，人类赖以思维和行动的普遍的概念体系本质上是隐喻性的（fundamentally metaphorical in nature） ；这种概念体系具有系统性和连贯性 （systematicity and coherence） ; 隐喻概念以人类在物质世界里的身体、情感体验为基础 （experiential basis）①“体验基础”在该理论后期著述中被称为embodiment.。

像任何一个热门理论所会招致的礼遇一样，L&J （1980） 发表以后，在积极、热烈的学术反响之外也不乏批评和质疑的声音。本文回顾自1980年“概念隐喻理论”问世以来 在学术界所受到的主要挑战，并对其中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和评价，试图呈现该理论在经受批评质疑的同时所拥有的发展空间。

2.有关“概念隐喻理论”的争议

2.1 “哲学新纪元”之争

L&J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前言中声称，他们的目的不是对现有理论进行“拓展”或者“修补”，而是颠覆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核心理念，反对绝对客观真理的存在，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理解作为哲学分析的核心 （1980:ix-x） 。这一理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也被其他认知语言学研究者一再引用和阐释。但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同意，体验哲学的提出标志着一个哲学新纪元的诞生 （Leezenberg 2001；Haser 2005） 。

首先，批评者们指出，在L&J （1980） 之前，已有学者提出过类似“体验观”的观点，如Putnam,Goodman,和Merleau-Ponty等。莱考夫本人（Lakoff 1987：265）也承认他的体验观是Putnam“内在现实主义”（internal realism） 的“改良版本” （Haser 2005: 6）。

其次， L&J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熟悉西方哲学，在论证其观点时存在对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客观主义 （objectivism） 的曲解，因此有“稻草人谬误”②稻草人谬误：（straw man fallacy）,指在论辩中刻意夸大、扭曲对方的观点并对其进行攻击的论证策略。之嫌: “被他们批驳为‘误入歧途的’、‘脱离人性’的所谓‘客观主义传统’实际并不存在” （Leezenberg 2001: 136-137）。

莱考夫和约翰逊对其他学者的哲学观点的评判也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尽管L&J （1980: ix） 曾明确指出其关于隐喻普遍性的观点“与任何现有西方语言学或哲学理论都不相容”,Johnson （1981: 43） 却引用了 Goodman （1968: 80） 中的话，“我们的语言充满了隐喻”。Goodman （1968: 7-8） 还提出，隐喻与普遍意义上的语言是一种认知手段，一种了解世界的方法 （way of worldmaking） ，但是他却被L&J （1980） 评价为不承认隐喻在日常语言中的存在 （转引自Haser 2005: 75） 。

从原著阅读中也可以看出，虽然L&J在其第26章专题讨论“西方哲学和语言学中的客观主义迷思”（“The Myth of Objectivism i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他们并没有引用具体的学者或著述中的观点。Haser （2005） 通过细致的比对指出，L&J所主张的“真理依存于理解” （“Truth is always relative to understanding”，L&J 1980: 226） 的观点其实与Goodman （1978） 所提出的相对真理 （relative reality） 相似，并且与之相反的理论观点是形而上学现实主义（metaphysical realism） ，并非所谓的“客观主义” （Haser 2005: 79-81） 。

Haser在其书中还指出了另一个对L&J理论贡献形成质疑的事实，即当代语言哲学领域对“体验哲学”的回应很少，“面对莱考夫和约翰逊（1999）‘对西方思想的全面质疑’，几乎没有任何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哲学学者前来应战。公认的客观主义哲学家，如Davidson,或者其他理论立场近似于‘体验观’的哲学家，极少在其著述中提及莱考夫与约翰逊”。

由以上的讨论可见，L&J（1980）对西方哲学的开创性贡献这种提法值得商榷。在写作层面，其核心概念界定不够清晰、文献参引不规范等问题也的确对其理论基础造成隐患。或许，正是因为这两位学者迎合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隐喻研究的热潮，而且其通俗易懂、铿锵自信的文字和贴近直觉的论述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才会有后来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传播和蓬勃发展。

2.2 循环论证之疑

从逻辑的角度而言，被指摘为“循环论证”是一个理论可能遇到的最严厉的批评。L&J （1980） 出版以后，美国哲学家Max Black （1981） 发表书评，认为概念隐喻理论有“循环论证”之嫌。Black基本认可语言层面的隐喻表达体现了思维的隐喻性，但是却严肃质疑“隐喻概念建构人类行为”的观点。Black的批评主要针对L&J在书中所做的以下论证：

（1）It is important to see that we don’t just talk about arguments in terms of war.W e can actually w in or lose arguments.We see the person we are arguing w ith as an opponent.We attack his positions and we defend our own.W e gain and lose ground.W e plan and use strategies.If we find a position indefensible,we can abandon it and take a new line of attack.M any of the things we do in arguing are partially structured by the concept of war（L&J 1980: 4） .

Black指出，此段论述只是对语言表达中argument （争论） 与war （战争） 两个概念之间的隐喻关系进行了阐释，并未证明人们实施争执行为时如何受到这种概念关系的影响。这种对命题的重复说明被认为是一种“循环论证” （circular argument，Black 1981: 209） 。同时期的评论者Strang （1982: 134-135） 也认为隐喻语言反应了思维习惯，但其建构人类行为及思维的论断尚缺乏证据。

在Black之后，美国学者McGlone （2001，2007） 、德国学者Haser （2005） 等先后也对L&J （1980） 的“循环论证”提出批评。其中，Haser直接指出了原著在下段中的论证结构问题：

（2）T ry to im agine a cu lture w here arguments are not view ed in term s o f w ar,where no one w ins ...,where there is no sense o f attacking ...Im agine a cu lture w here an argument is view ed as a dance,the participants are seen as performers,and the goal is to perform in a balanced w ay.In such a culture,people would view arguments differently,experience them differently,carry them out differently,and talk about them differently （L&J 1980: 5; 粗体为Haser加注,2005:145-146） .

Haser认为，这种“因为不同，所以不同”的论证是谬误的 （fallacious） ,“在他们论证概念隐喻的存在之前，就已经预设了它的存在,”或者说，“L&J颠倒了论证顺序，本应作为论证前提的人类言语方式，却被放在了结论的位置” （2005: 146） 。此外，Haser还认为，L&J关于隐喻概念与体验基础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循环论证：

（3）If m etaphors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abstract concepts precisely what is contained in their experiential basis,the experience gained by metaphorical concepts （cf.Lakoff & Johnson 1980: 3;15） proves to be the very experience already p resupposed （according to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19） for understanding them.The circularity in Lakoff/ Johnson’s account stems from their vacillation between the conflicting view s that metaphors allow us to experience something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hat metaphors are based on what turn out to be the same experience （Haser 2005: 156-157） .

Haser认为，L&J在相互矛盾的两个论断之间摇摆：隐喻使体验成为可能；隐喻以体验为基础。同样提出循环论证质疑的McGlone （2007） 则认为，CMT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一样，将语言证据既当作了语言影响思维的原因，也当作了结果：

（4）A na logou sly,Lako ff’s c laim that m etaphors transcend their linguistic manifestations to influence conceptual structure rests solely on these manifestations.How do w e know that people think o f theories in terms of buildings? Because they use buildingoriented term ino logy to talk about theories.W hy do people think about theories in terms of buildings? Because they use building-oriented term inology to talk about theories.CM theorists clearly must abandon circular reasoning of this sort and seek substantiation of their claims that is independent from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M cGlone 2007: 114） . 就这场关于“循环论证”的争论，Kertesz & Rakosi （2009） 进行了深入的逻辑学分析，对“循环论证”进行了更为细致确切的定义，并提出：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是循环论证应从其整体发展的角度，采用“元理论分析” （metatheoretical analysis） 的方法。他们反驳了Haser对CMT的批评，认为她对原著的解读过于拘泥于语句形式，而且忽视了整体语境:

（5）The reason Haser’s charge could be objected to is that exam ining one passage may be sufficient to detect circular formulation,but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point out the existence of circular argumentation.In the case of the latter,one has to interpret and evaluate the arguments presented above w ith respect to an appropriately w ide context （Kertesz & Rakosi 2009: 711） .

在Kertesz & Rakosi看来，在CMT理论的整体语境里，L&J的论证是呈螺旋式上升 （cyclic argumentation） 而非简单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循环。在螺旋式论证中，“结论不是对前提的简单回归而是提升到一个不同的认知水平” （Rescher 1976,转引自Kertesz & Rakosi 2009: 718） 。这种螺旋式论证的基础是可行性论证方法 （techniques of plausible argumentation） ，即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合理性的假设可以作为论证的前提，并由此进行可行性推理。在这种推理中，CMT前提和结论的关系不应只局限于形式特征 （formal properties），而是取决于可行性语境 （p-context,包括用以评判前提的可行性程度的各种信息、方法、标准） 。Kertesz & Rakosi （2009: 713-722） 认为，L&J所提出的语言、行为及思维分别被某一隐喻概念“部分建构” （partially structured） 可以被视作可行性前提，那么就能推理出L&J的核心观点：我们的大部分概念体系是由隐喻构建的。

Kertesz & Rakosi （2009: 720; 724） 同时也指出，L&J的论证中包含了循环论证的因素，其主要原因是忽视非语言数据 （non-linguistic data），对语言数据的分析主要依赖直觉，并且假设在特定文化中个体成员之间不存在语言能力的差异。

笔者认为，对一个理论进行评价时应着眼于大背景是有道理的，但可行性论证方法并不能有效地回应对CMT的相关批评。按照严格的学术写作规范要求，L&J （1980） 在章节结构、语言表述、文献参引等各方面都存在瑕疵，可以想见其理论推导并不完全成熟，在经受放大镜式的检验时暴露问题也是可以预料的。仅就论证而言，体验基础、语言、隐喻概念（思维）、行为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语言对思维与行为的影响）还需要更为透彻和有说服力的阐述。这里，笔者尝试改写原著中的一个段落（原文见L&J 1980:5,或本文引文2），借此探讨一个可能的阐释路径：

“试想一个在其历史中战争未曾存在或已长期消亡的民族，人们远离武力冲突，和平是生活的常态。族群成员以各种舞蹈来反映生活场景、表达情感。不同的舞姿逐渐演化出各自的象征意义。在这个民族的语言里，当人们谈及“辩论”场景时，不会像汉语中那样使用与战斗相关的词汇表达，如“他败下阵来，”“他的话正中对方要害”，而是用舞蹈的语言，如“他不得不悄然颔首”（假定低头的动作在舞蹈中表示“在竞赛中屈服、认输”），或者“他拍到了对方的头” （假定这个动作表示“强有力的控制”）。在那样的文化里，人们相互辩论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和我们一样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在他们的概念里，那不过如同跳一支情绪激烈的舞蹈，但绝不是一场血腥的厮杀。”

在以上的假定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体验基础（和平环境与舞蹈习俗）对概念（“辩论是舞蹈”）、语言（“颔首”）的影响结果，也可以想象，透过语言现象去观察潜在概念的可能性，但似乎无法明确推导出“辩论是舞蹈”这一隐喻概念将导致这个民族辩论的方式与说汉语的中国人存在明显的不同：他们会比我们更少辩论吗？激烈程度会因此而减弱吗？或者辩论的结果总是握手言和？

综上所述，可以取得共识的是：客观体验决定思维，而语言为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最直接的参考数据。但是隐喻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行为方式，这需要更多的语言以外的证据和更为细致的讨论。

2.3 对研究方法及理论解释力的挑战

相较于上述的哲学基础以及论证方法问题，在认知语言学研究阵营内部，学者们的精力更多集中在增强概念隐喻理论的解释力，同时也是为了回应对传统CMT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的各种批评意见。表面上，针锋相对的争论看似剑拔弩张，但换一个角度，这种积极的互动也是对一个理论生命力的体现，并且促进其更为全面地发展。

Kövecses （2008:168-181） 将过去二十年间CMT所受到的批评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人为选取隐喻范例，忽视自然语料；

2） 自上而下 （top-down） 的分析方法忽视了许多隐喻表达的不规则语义行为 （irregular semantic behavior） ;

3） 意象图式的范畴化层次问题：始源域 （source domain） 与目的域 （target domain） 之间的映射发生在上义层次 （Superordinate Level） 还是基本层次 （Basic Level）①关于范畴化的基本层次，可参见王寅（2007: 136）。，如THEORIES ARE BUILDINGS这一概念隐喻并为何不能派生出This theory has a long corridor这样的句子？②类似问题在刘正光（2001）中被总结为“映射不充分”。

4） 体验观同时解释人类文化共性 （universality） 与民族文化特性 （specificity） 时产生了自相矛盾；

5） CMT理论对产生共性隐喻 （universal metaphors） 的体验过程与产生民族特色隐喻的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表述不明确。

而在Gibbs （2011: 537） 中，CMT所面临的挑战另有不同：

首先，不同的学者在分析概念隐喻时并未采用明确、统一的标准，如：隐喻的构成在词还是短语层面；如何定义与某抽象概念相对应的多个隐喻表达之间的系统性；

其次，习惯表达 （conventional expressions） 或者“死”隐喻 （“dead” metaphors） 被认为不适宜作为隐喻思维的例证；

最后，目前尚缺乏非语言领域的证据来证明概念隐喻在思维中的存在。

为方便讨论，笔者在此将上述CMT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解释力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归纳为三个方面：

1） 选取语言材料时忽略自然语言，分析语言材料时依赖主观内省，忽视不符合CMT理论的不规则语义现象；

2） 对隐喻映射关系的描述欠缺深度和精确性；

3） 跨语言隐喻研究能否解释文化共性与个性并存的矛盾现象。

3. 回应质疑，推动发展

笔者认为，作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代表，Kövecses （2008） 与Gibbs （2011） 对上述针对CMT研究方法及理论解释力的质疑给出了较为有力的回应。简述如下：

3.1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首先，自上而下、依赖内省的定性方法与自下而上、对真实语料进行量化分析的方法彼此互为补充，而非矛盾、冲突的关系 （Kövecses 2008:169） 。CMT理论的目的并不在于穷尽描述每一个隐喻表达背后的概念隐喻，而是“去理解，思维中包含着大量以目的域形式存在的概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同样数目众多的始源域”，所以依据真实语言和量化统计的语料库研究很好地补充了传统的CMT研究方法，并且已经为由内省得来的概念隐喻提供了有力佐证，如：对应anger （愤怒） 这一概念的隐喻中最为凸显的是“Anger is heat” （愤怒是热度） ；而关于happiness （快乐） 的隐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Happiness is an upward orientation” （快乐是向上） （Stefanowitch 2007,转引自Kövecses 2008:173；Gibbs 2011: 535） 。

3.2 映射关系

其次，在映射关系的描述上，质疑与讨论也推动了CMT理论解释力的加强。L&J （1980） 最初凭借内省和人为选取的例句推出了若干后来被广为转引的隐喻，如ARGUMENT IS WAR,LOVE IS JOURNEY,THEORIES ARE BULIDINGS，等等，并且指出这些隐喻具有系统性和连贯性。但是批评者还是发现了问题。Dobrovolskij & Piirainen （2005，转引自Kövecses 2008:172） 指出，同一个概念隐喻有时无法解释与之相关的隐喻表达之间的意义差别：如“His stupid comment just added fuel to the fire”（他愚蠢的评论简直就是火上浇油）与“The argument flared up between them”（两人的争论火气十足）都对应着同一个概念隐喻，即ARGUMENT IS FIRE（争论是火）；前者表示“使争论加剧”，后者表示“争论的激烈程度加剧”，但其间的意义差别却无法用概念隐喻来解释。Kövecses （2008） 建议的解决方案是将ARGUMENT IS FIRE放入一个更广泛、更具有概括性的隐喻框架 （global framework of metaphors） 中，即INTENSITY IS HEAT（激烈程度是热度）及其所覆盖的多组映射关系：

可以看出，Kövecses在这里所做的，是将L&J所主张的隐喻系统性与连贯性以更细小的颗粒度应用于某一概念隐喻的解析。以一个更具有概括性的隐喻体系来囊括一组互相关联的隐喻表达，既有助于加强CMT理论的合理性和深度，也同时支持了体验哲学的观点。

无独有偶，McGlone （2007: 114） 对概念隐喻THEORIES ARE BUILDINGS （理论是建筑） 的映射系统性提出质疑：

（6）If we understand theories entirely in terms of buildings,then we should occasionally make erroneous in ferences about the app licability of building properties to the abstract concept —— e.g.,theories not only can have foundations （assumptions） ,architects （formulators） ,and blueprints （origins） ,but also stairwells （?） ,hallways （?） ,sprinkler systems （?） etc.

在批评者看来，如果“理论是建筑”不能派生出“某某理论有一条长长的过道”这样的句子，就说明其映射关系有问题。对此，Gibbs （2011: 535） 首先回应，这是对CMT的误解，因为隐喻无须将始源域的所有特征都映射到目的域之上。关于如何解决类似的映射不充分的问题，Grady （1997,1999） 提出，日常体验在不同的域之间形成强烈的关联，由此产生了“基础隐喻” （p rimary metaphors） 。基础隐喻展示了独立的、直接的感知体验与独立的语言表达之间的映射关系，而“复杂隐喻” （complex metaphor） 则是具有内部一致性、包含着多个基础隐喻的隐喻集合体。如果把“Persisting is remaining erect”（持续是保持挺立）与“Structure is physical structure”（抽象结构是物质结构）这两个基础隐喻结合在一起，那么就可以解释“理论是建筑”这个复杂隐喻：和建筑一样，理论需要基础和支撑，否则就有崩塌的危险，但是却不会推导出“理论需要过道”这样的实际表达 （Gibbs 2011:537） 。

上面只是关于概念映射关系讨论的两个例子。但可以看出，争论双方对L&J （1980） 提出的经典隐喻的质疑和补充解读，实际增强了CMT理论的解释力。因此，没有质疑，也难有发展。

3.3 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

L&J （1980: 22） 在谈及“隐喻与文化一致性”时指出，“一个文化中最根本的价值观与这一文化中最根本的概念隐喻结构是相互一致的”。但是有批评者指出，旨在解释人类共性的体验观难以同时解释文化差异性：

（7）……experientialism is often relativism in the strong sense,and that the supposed universality of directly meaningful concepts and kinesthetic image schemas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idea of culturally defined conceptualization.（Rakova 2002: 228,转引自Kövecses 2008:177）

诚然，L&J （1980） 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英语文化范畴内的概念隐喻，对存在于英语与其他文化间的概念差异只是一笔带过，这为后世的讨论留下了很多空间。McGlone （2007:114） 提出CMT需要接受的实证检验应包括三个步骤：1） 在某一特定文化和语言中确定一个概念隐喻；2） 在另一文化中找到相同的概念，探究其对应的隐喻是否与前一个文化相同；3） 如果两种文化中的语言使用者以不同的方式谈论同一个概念，则可以确定他们对该概念的认识不同。McGlone 认为，CMT研究还没有超越上述的第一个阶段。但是他的说法遭到Gibbs （2011: 538） 的反驳。后者指出，已经有大量研究证明，隐喻概念具有跨语言的相似性,其中很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Yu （2003） 列举出的汉语“思路”、“看法”、“交流思想”等表达与L&J （1999） 所提出的“The mind is a body”,“Thinking is moving”,“Thinking is seeing”等英语中的概念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在文化共性的基本背景下，文化差异也同时存在于概念隐喻当中。Yu （2008: 375） 分析了中国文化中“Mind is the heart” （思维是心脏） 和西方文化中“Mind is the brain” （思维是大脑） 的区别，并指出这代表了世界两大文化之间“以心脏为中心的一元论” （heart-centering holism） 与“心脑对立的二元论”的差异。

如何看待文化共性与差异的关系？Gibbs （2011: 540） 认为，整体而言，概念隐喻首先是具有共性的，特别是那些建立在重复性身体体验基础上的隐喻概念。比如，对空间和情感的体验是任何一个文化环境中的人们都要日常经历的，所以方向性隐喻也是在各种文化中都容易找到相似例证的。

对此，Kövecses （2008:179） 持相似观点，“在自然场景中，隐喻概念的形成受到两方面的影响：来自体验 （embodiment） 的压力和来自情境 （context） 的压力，前者是普遍意义上的身体感受，后者则是由本土文化塑造的特定社会环境。一个人的文化属性、职业背景、知识构造、个人兴趣都可能影响到他/她对隐喻的选择和使用。如此看来，概念隐喻中文化共性与个性的并存实属自然而合理的现象。毕竟，我们的身份中首先为人类，其次才是具体的人种和国民。

4.结语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以及它所推出的概念隐喻理论诞生已有三十余载。在这些年里，该理论掀起了隐喻研究的新热潮，也因为其将语言的使用看作是潜在的概念结构的表征而推动了新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产生 （Dancygier 2005:142） 。

L&J （1980） 在写作风格上具有将学术讨论通俗化的特点，其论证方式简洁易懂但是在严格的逻辑检验面前出现了令人遗憾的漏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概念隐喻和体验观，即使在其哲学开创意义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已为人们认识“世界-思维-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启发。

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解释力方面，学者们长期而广泛的讨论为概念隐喻理论向更深刻、更细致、更具有解释力的层面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使得该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隐喻研究中占据了主流地位 （Gibbs 2011:529） 。随着近年相关研究的开展，语料库、心理语言学、跨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实证研究都不断为概念隐喻提供新的佐证，这也预示着这个领域将在未来迎来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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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济平

Lakoff & Johnson's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riticism and Development

SUN M in1,2GUO Cui1

( 1.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10089,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Ever since it was proposed by Lakoff and Johnson,the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 has aroused intense debate,which primarily concerns its theoretical status as "a new era in philosophy",the criticism of its circular argumentation,and the inquiry about its methodology and explanatory value.Despite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MT and its claim of "behavior（partially）structured by metaphorical concept",the discussions about its methodology and explanatory value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itself.

Metaphors We Live By;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riticism; development.

H 05

A

1005-7110（2013）03-0094-07

2013-03-26

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

孙旻（1971-），女，山东牟平人，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郭翠（1953-），女，山东高密人，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