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钧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文化英雄 不朽传奇
——辜鸿铭其人其文

李钧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辜鸿铭融通中西，捍卫中国传统，输出中国文化，是一个立场坚定的文化守成主义者。他抨击时政，嫉恶如仇；臧否人物，不遗余力。其道德文章，镜鉴来者。辜鸿铭是一个真正有操守、有风骨的文化英雄，其思想是中国现代思想史进化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其著作则在文学、文化与思想史上具有超越时代的不朽价值。

辜鸿铭；传统文化；文化守成主义；文化英雄

辜鸿铭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箭垛式人物。他对于中西文化传统的著述，他对于人物时事的评论，都立场鲜明，切中肯綮。而反对他的人无法在体系上颠覆他，便进行人身攻击，丑化诋毁，以致他被涂抹成了一个文化小丑、一个顽固守旧的老古董，后世流传下来的似乎只剩下“茶壶茶碗”论、“小脚之美，美在其臭”论和小辫子之类的趣闻轶事①如陈福郎《国学骑士辜鸿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竟然“想象”出如下故事：辜鸿铭逛八大胡同、新加坡华商李华庆的夫人梦琴是辜鸿铭初恋情人、古德诺之女凯莉是辜鸿铭与法国女郎露娜的私生女、凯莉与辜鸿铭儿子辜自强发生不伦之恋、辜氏父子易娶、北大学生性解放、女记者姚佩珍是一个交际花而且认梁士诒为“干爹”、姚佩珍还是一个性冷淡者等等。这样低俗的“传记”既无学术价值更无文学价值，既无“国学”更无“骑士”精神，有的尽是对传主的歪曲和对读者的误导。，以及“怪杰、疯子、狂士”之类的标签，而很少做出严谨的前提追问：他为什么狂怪？他到底说过什么？他是在什么背景下说这些话的？他的学说有道理吗？……对于历史人物，研究者即使不抱敬畏之心，也起码要做到“同情的理解”，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而不能以“事后之明”求全责备，更不能把他简化成一个符号。

近读黄兴涛等译编《辜鸿铭文集》、黄兴涛《闲话辜鸿铭》、伍国庆等编《文坛怪杰辜鸿铭》和高令印、高秀华合著《辜鸿铭与中西文化》等著述，虽然其中关于辜鸿铭生平事迹的

述记多有冲突歧见之处②黄兴涛等译编：《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黄兴涛：《闲话辜鸿铭》，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伍国庆等编：《文坛怪杰辜鸿铭》，岳麓书社1988年版；高令印，高秀华著：《辜鸿铭与中西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其中《辜鸿铭与中西文化》在校对方面有瑕疵。《文坛怪杰辜鸿铭》所收胡适、温源宁、罗家伦等人的回忆文章存在事实舛误与歧义；兆文钧所记也有辜氏自我美化之嫌。因此，要想从字缝间看清历史真相，并非易事。，但综合起来却能使人对辜鸿铭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最终觉得：辜鸿铭是一个真正有操守、有风骨的文化英雄，其思想是中国现代思想史进化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其著作则在文学、文化与思想史上具有超越时代的不朽价值。

多彩的生，暗暗的死

辜鸿铭1856年6月③多数著述称辜鸿铭生于1857年，而震瀛《记辜鸿铭先生》等认为他生于1856年；《辜鸿铭与中西文化》考证认为辜氏生于1856年6月。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928年4月30日殁于北京寓邸。生时轰轰烈烈，死时穷愁寂寞，那种“暗暗的死”，让人不禁心生英雄末路之叹。

辜鸿铭幼年时就表现出超强的记忆力。其父辜紫云先生为涵养他的道德操守，曾带他记诵《大悲咒》，父亲读一句，他背一句，辜鸿铭竟然笑眯眯地全部背诵下来。这给辜紫云的好友、橡胶商布朗（Forbes Scott Brown）留下极深印象。1870年，辜鸿铭随布朗去欧洲游学。临行时父亲对他说：“‘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第一，你不可进耶稣教会；第二，你不可剪辫子。’……我想着父亲的教训，忍着侮辱，终不敢剪辫子。”①胡适：《记辜鸿铭》，《文坛怪杰辜鸿铭》第5页，岳麓书社1988年版。辜氏此联取自苏轼七绝《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说明，辜鸿铭留发辫首先是因为“孝”。而资料显示，他并非一直留辫：他去欧洲后，因为发辫不合风俗，一度剪发，西装革履。重留发辫很可能在他1881年从新加坡回中国后②辜鸿铭1882年前后几年居留香港而未直接来大陆，除了学习汉语，是否还为留全发辫？，可以说他是一个懂得“入乡随俗”之人。至于他在辛亥革命后仍保留辫子，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他自称是个人的“审美观”，二是胡适所说“立意以为高”，三是表达反抗社会的意志，四是忠于传统文化（但绝不仅是忠于清廷）。——何况清政府1910年就下诏允许百姓剪辫子，而民国政府成立不久即不再强行剪辫。另据1928年9月16日《申报》载文统计：截止当时（辜鸿铭已于此年4月去世），仅北京各色人中就有男辫子4689条。[1]（P13）因此，后人实在没必要揪住辜鸿铭的辫子不放。

与所有留学生一样，辜鸿铭首先要过语言关。布朗教授辜鸿铭学习语言的方式“很中国”，那就是让辜鸿铭强记《浮士德》、《莎士比亚戏剧》、《法国革命史》和《伊利亚特》等西方经典著作，等背熟之后再给他讲评。辜鸿铭的语言天赋令人咋舌：仅一年时间，他不仅掌握了德、英、法和希腊等语言，而且领悟了欧美诗歌、戏剧和散文艺术真谛。——后来他回国学习汉语，据说是遵奉张之洞建议，从背诵《康熙字典》开始的；他深研汉学，则是在沈曾植引导下从背诵儒学经典开始的。——于此可见，以“死记硬背”方式来学习语言，中外同理，概莫能外。辜氏成才案例也让人得到如下启示：聪明人而肯下笨功夫研习经典，方能成就大器。

布朗在教授辜鸿铭语言的同时，还教他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布朗家有实验室，所以辜鸿铭学习数理化能知行合一，自然能学得好、记得牢。因之，辜鸿铭到欧洲一年后便入莱比锡大学工科学习③多数文章称辜鸿铭初赴欧洲即至英国，而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说辜鸿铭先至德国，高令印、高秀华著《辜鸿铭与中西文化》也从此说。兆文钧跟随辜氏学习六七年，因而此文较为可信。否则，辜鸿铭1870-1874年间的生平事迹将是一段空白。当然，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也有不合史实处，如关于瓦德西曾在巴黎流浪的记载，应是辜鸿铭的自我美化或者借机嘲讽瓦德西。，1874年获土木工程学文凭。毕业之际，布朗带辜鸿铭游历巴黎、伦敦、柏林、爱丁堡等地，一来增加他的见闻，二是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辜鸿铭最终选择入爱丁堡大学文科，师从《法国革命史》和《英雄与英雄崇拜》的作者卡莱尔。因为布朗与卡莱尔熟识，辜鸿铭得以常去卡莱尔家，聆听卡莱尔父女谈话并深受其影响。

1877年4月，辜鸿铭从爱丁堡大学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当年5月即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学与政治学，1880年取得博士学位。很多人说，辜鸿铭在欧洲游历11年，精通9种语言。我认为这是可信的。至于说他一生获授13个博士学位，则无从考证，据说辜鸿铭对文凭满不在乎，统统弄丢了。

辜鸿铭1880年回到槟榔屿，被派到新加坡海峡为殖民地政府服务。不久，留法回国的马建忠途经新加坡④洪治纲主编《辜鸿铭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1008年）“前言”第3页说：辜鸿铭在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任职“三年后”遇到马建忠，也就是说至少是1883年才遇到马建忠。后文又说辜鸿铭1882年“转往香港数载”。在时序、时差上前后冲突。史料记载，马建忠1880年（光绪六年）由法国回到中国天津，在李鸿章幕府办理洋务。所以，辜鸿铭遇见马建忠应是1880年的事。这样的常识错误，恰好证明了辜鸿铭研究的薄弱。，与辜鸿铭谈中国文化，辜氏由此对中国心向往之，遂辞职，弃穿西装革履，改服长袍马褂。1882年辗转至香港专心学习汉语，研读中国经籍，深为陶醉，并匿名在1883年10月31日至11月7日的《字林西报》连载《中国学》札记，批判多位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辜鸿铭捍卫中学的思想文化路径由此奠基。

1885年，辜鸿铭在杨玉书（汝澍）和赵凤昌引荐下，入张之洞幕府，任洋文案和税务督办，协助兴建学堂，处理海关事务和中外讼事，推荐汉阳兵工厂专家，收集西方信息，所做工作不一而足，展示出多面才华。张之洞此后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军机大臣等职，辜鸿铭除1905-1908年任黄浦江治河督办三年在外，都伴随张之洞左右。而辜鸿铭入张之洞门下后最感幸运的就是遇到了沈曾植。沈曾植引导辜鸿铭研读儒学经典，辜氏因此而学造渊源，道升堂奥，不禁喟然兴叹：“道固在是矣，无待旁求。”眼高过顶的辜鸿铭，唯独对沈曾植极为谦恭：“有人说我聪明，殊不知我的聪明，何能与沈老前辈相比。中国有三个聪明人——周公、纪晓岚、沈曾植。”[2]（P91）他的“狂”与“谦”在这段话中委婉地传达出来。

辜鸿铭一直保持着好学精神，即使入幕张之洞门下之后，还订了30多份外国报纸和500余种各国杂志，[3]（P59）以便收集西方列强的动态信息，为张之洞剖析时局，讲因应之道。同时，辜鸿铭的外交才能也渐渐显露出来，比如1891年，俄储与希腊世子至鄂访张之洞，间以法、俄、希腊语私语，“欲避人知”，不料辜鸿铭皆明察，令客人“大益骇”，敬佩不已，临别时以镂皇冠的金表相赠。可以说，辜鸿铭已成为张之洞的贴身智囊，后世研究者认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确实是主要来源于辜鸿铭的思想”[4]（P360），应非虚妄之说。

辜鸿铭一生最辉煌的时段当数他在庚子事变前后的外交活动。他不仅与张之洞、刘坤一共同商定“东南互保”“江南独立”（“不是独立，而是备战”）大计，而且代为拟定和战计划书，计划书最后一条明确指出：“调动全国军、民、男、女、老、少，小孩也要教育他们，仇视敌人，效法当年西班牙组织游击队对付法国拿破仑的办法。无论战争打多少年，有多大损失、牺牲，也不能向敌人投降。如果投降了，中国就要被瓜分，神州大陆将永远沦陷为各国的殖民地。”[2]（P94）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持久战”“游击战”军事思想的滥觞。

为了完成庚子和谈，张之洞将辜鸿铭推荐给李鸿章和奕劻，令其与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直接洽商。辜鸿铭因此而逐步升迁外务部员外郎、侍郎、左丞等职。辜鸿铭向李鸿章分析联军内部的矛盾，主张运用缓兵计和离间计，从内部瓦解敌军的联盟；他揭破了俄国人的阴谋，将列强原计划索取七亿两白银的赔款数额一再压低，显示出高超的外交智慧。虽然辜鸿铭已谋求到了降低联军索赔要求的机会，但李鸿章病体不支，想尽快结束这场耻辱而漫长的谈判，遂于1901年9月7日与十一国代表签署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协议——李鸿章在签字后回到家就大口吐血，捱至11月7日病殁。

和议已定，无法更改，但辜鸿铭并未罢休，而是通过著文立说争取国际舆论。他批判列强行为有违国际法例，更失道德底线，特别指出德国人坚持树立克林德碑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并预言德国必遭报应：“辜氏虽然普通极佩服德人之优点，但是据他意思早晚德国必亡于这武力主义。这种主义发生一种罪恶，在中国人眼光比任何罪恶还坏，这就是蛮横，不识轻重，一味恃强，有伤恕道。”[5]（P241-242）这种诅咒式的预言，果然报在德国在一战、二战的失败上，真是一语成谶，报应不爽。

由于辜鸿铭为张之洞做了大量工作，张之洞就有意给他一个肥差，让他出任黄浦江治河督办。但辜鸿铭1905-1908年任此职期间拒不受贿，且以法理惩办中外贪污者。因为他一贯廉洁，所以“生平无积蓄。国变后，贫不能自存。”[6]（P150）同僚赵凤昌更称其“服膺古训，言理财必先爱民，言图功必先律己。严操守，尚气节，诋物质享用者为贱种，醉心西籍者为喜其费解而自欺。”[7]（P577）在“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时代，辜鸿铭能如此清正自守，真是难能可贵。

1910年，清廷鉴于留洋回国杰出人员的贡献，赏严复、辜鸿铭、伍光建等文科进士，詹天佑、魏瀚等工科进士。但张之洞1909年去世后，辜鸿铭在仕途上失去了依凭，加上他对袁世凯等大人物多有嘲讽，得罪了无数权要，致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之地，遂于1910年辞去外务部职务，就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爆发后，辜鸿铭因为反对暴力革命而与师生发生龃龉（详见下文），遂辞去校长，居留青岛、北京等地，一来避祸，二来闭门著述。

辜鸿铭这样自绝于“革命”，也就等于自绝于时代潮流，此后的他可谓一路“下坡”。1913年辜鸿铭担任英俄日法德“五国银行团”翻译；也是从1913年起，辜鸿铭被聘至北京大学任教， 1917年又被蔡元培续聘。辜鸿铭在北大先后教授英国文学、拉丁文、易经、世界史等课程。在罗家伦等北大学生回忆中，辜的“课堂里有趣的故事多极了。”[8]（P14）

蔡元培离开北大后，辜鸿铭也于1920年辞去教职，担任日本人在北京创办的《英文北京日报》总编辑，兼任日本人在天津办的《华北正报》“特约撰述” 。有学者称辜鸿铭曾不无伤感地说：“中国人不识得古董，所以要卖给了外国人。”[9]（P152）其实，北大并未与他闹到不相往来的地步，反而是礼遇有加，直到1923年还请他到北大演讲。而1920年前后，辜鸿铭在西方学界声誉正隆，毛姆1921年来中国访问时，特意登门拜访他并写下《辜鸿铭先生访问记》。

1924年10月到1927年秋天，辜鸿铭因《华北正报》主办者鹫泽推荐、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邀请，赴日本讲演东方文化。辜鸿铭一度想定居日本，因为他觉得日本“完全继承唐之文化，迄今犹灿烂地保存着，是以极望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洋文明之大任。”[10]（P32-33）但没想到日本大不易居，辜鸿铭去日本不久即遭冷遇，到1927年时已贫不能自存，于是决定去台湾依其族人。当他从横滨乘船离开日本时，仅有萨摩雄次一人送行。其中缘由，萨摩雄次的文章避而不谈[11]（P332-342），似有难言之隐，这也留下了辜鸿铭生平研究的一个空白点。

辜鸿铭本想到台湾投奔族人辜显荣，但因事不谐而返回北京。张宗昌得知辜鸿铭返国，意欲聘其出任山东大学校长，但辜因病未能到任，1928年4月30日病殁于北京寓所。辜鸿铭晚年几乎到了清贫的地步，去世后幸有溥仪赏银治丧，才不致显得过分寒酸。《大公报》等报刊5月1日虽载其传略和遗像，但仿佛只给人们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捍卫传统，抨击西学

中国20世纪初的思想主潮是唯新唯西，但辜鸿铭却“反其道而行之”，始终如一地捍卫中国传统，输出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立场坚定的文化守成主义者，他已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道别样风景，他以融通中西的异见卓识为自己树起了一座文化英雄的雕塑。

辜鸿铭之所以高度赞扬中国文化，首先与卡莱尔和布朗影响有关。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时，与卡莱尔父女过从甚密。卡莱尔所说“人类的一线光明是中国的民主思想”、“西方徒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精神”以及“革命越艰难成功越伟大，社会越进步”等观点，对辜鸿铭一生思想起到了决定性影响。[2]（P81-82）而布朗也与卡莱尔一样抨击欧洲资本主义制度，认为“伦敦、巴黎、华盛顿、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强盗大本营，什么英皇、英后、法国总统、美国总统，他们都想掠夺世界的资财，奴役世界的人民，包括本国人民。”[2]（P83）辜鸿铭在后来的著述中，常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武器，辅之西哲卡莱尔、罗斯金、歌德、莎士比亚、阿诺德、纽曼、爱默生和伏尔泰等人的理论，来批判西方社会制度乃至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加之他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最新潮的政治哲学能如数家珍，因而总能一语中的，切中肯綮。——因此，罗家伦说辜氏“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8]（P18），恐怕并不全面。而另一位当代学者说，辜鸿铭著作“震动欧美汉学界，风行一时，正好适应了西方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怀疑心理和向东方寻求精神解脱之路的需要，甚至还影响了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12]（P79）此说也有自我矮化之嫌。须知：会通中西，方有真知卓见；唯有共识通识，才能令人折服。当年德国人不仅译刊辜鸿铭的著作，而且组织辜鸿铭俱乐部和研究会研究其思想；不仅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受了辜鸿铭的影响而写出，而且有的德国学者这样要求他们的学生：不懂辜鸿铭就不能参加学术讨论会。而德国学者奈尔逊教授这样称赞辜鸿铭：“他鄙弃一切高官厚禄，只为科学研究、信仰自由而生，在受压抑的大多数愚昧无知的芸芸众生中以‘极少数’自处，现在他仍然在一如既往地为真理、正义和人道而斗争。”[13]（P489）也就是说，辜鸿铭学说是因为深藏着“真理、正义与人道”，才令西方人信服的。我想这才是本质性的评价。那么，中国学界对辜鸿铭的贬抑，是否出于“自我怀疑”的潜意识？！

在批判西学的同时，辜鸿铭大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以及“十三经”等诸子典籍。他对中国文化是如此自信：

欧洲宗教要教育人们：“做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而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这种义礼并重的宗教，我称之为良民宗教。我相信，对于欧洲人民，特别是那些正处于战争灾难之中的欧洲人，那些不光要制止战争而且要拯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欧洲人来说，良民宗教将是一种使其受益无穷的新宗教。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发现这种新宗教就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中。[14]（P16）

我认为，在那样的时世中，辜鸿铭坚持“尊王”和文化输出，绝非“保守”一词可以涵盖，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关乎文化自信、提振民心民气的大事。他的爱国情怀、民族自尊，令后人心生景仰。

辜鸿铭不仅认为中国政治、文化比西方各国高明得多，而且认为中国人心灵完美和谐，具有良好的道德宗教。他说“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 and simple）”，而西方人性格远没有这样优美和全面。他1901年的《尊王篇》 （即《总督衙门论文集》）、1911年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1915年的《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和1917年的《怨诉的声音》（黄兴涛译为《呐喊》）等，都传递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密码。他还在1898年以英文译述了《论语》，1906年译述了《中庸》，为中国儒学经典的输出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辜鸿铭之前，王韬曾协助传教士雅理各翻译了《论语》、《中庸》、《大学》、《孟子》、《尚书》、《诗经》、《春秋左传》等七种儒学经典，但这些都是有学问的汉学家的“硬译”，因为缺少对中国文化、人性的深切感悟而难以做到“信达雅”。而辜鸿铭采用译述方式，证以西哲名家之语，从而成为一种人类共享的精神资源，便于西方人理解中国文化真谛。

辜鸿铭极力褒扬中学而贬抑西学，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今天看来，他的言论的确存有偏颇，但仍然可以当作别样的镜鉴。试述评其要点如下：

——他说中国不需要宪法，因为中国人民有极高的道德宪法——廉耻观念；中国只适合君主专制，而不适于议院制和报馆制[15]（P175-192）……这是辜鸿铭对中国政治传统的过度美化，他不察：正是所谓“以德治国”才导致中国古代政制成为“一笔胡涂君子账”。关于这一点，只需看看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即可明了。

——他将东西文明对立起来，认为欧洲人性本恶，而中国人性本善；中国人重心，西方人重脑；中国文化是道德的，而西方文化是拜金主义、军国主义的，是世界大战之源。他说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是由中国传播到欧洲，再由欧洲传播到美洲的；西方的议院制和报纸等政治形式，在中国古已有之……这种“西学中源”说是他深受诟病之处。

——他1896年写《上湖广总督张书（丙申）》，1908年写《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反对行西法和新政，认为这是欲以魔鬼接引中国人进天堂。他在《义利辨》中更是明确谈到：“今夫新学也，自由也，进步也，西人所欲输入吾国者，皆战争之原也。”他1911年在《字林西报》发表文章，称辛亥革命为“新学”拳民暴乱；他认为“革命者憎恨满人，因为他们认为满人妨碍了这种发展。然而，满人并不是真正的障碍。正真的障碍是治体缺乏活力，和当权者的无能。……盛宣怀及其同伙的寡头政治集团才是导致这一障碍的真正原因。”[16]（P481）还认为辛亥革命带来的“真正的灾难，我说过，不是这场革命，而是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因为它意味着群氓已经将整个中国踩在脚下。”[17]（P286）中国人将因此变得粗俗、丑陋、庸俗……这些观点中有“片面的深刻”，却也不乏卓越的智慧。

——他在五四运动时期反对学生罢课，又于1919年7月12日发表《反对中国文学革命》，认为文言文绝不是“死文字”，质疑胡适等人的学养。在他看来，“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这便是为什么即是古代中国人的一封散文体短信，读起来也像一首诗的缘故。所以要想懂得书面汉语，尤其是我所谓的高度优雅的汉语，你就必须使你的全部天赋——心灵和大脑、灵魂和智慧的发展齐头并进。”[18]（P94）语言的“合理的分法”，应当是简单欠修辞的语文，通行的语文和高级优雅的语文三类（按日本鱼返善雄的日译本作“平服语言、制服语言和礼服语言”三种），或者“普通会话的或日常事务用语”、“低级古典汉语”和“高级古典汉语”，各取所需即可，实在没有必要使白话文独活。[18]（P91-92）这样的多元语言观，避免了二元区分“白话与文言”而造成的“你死我活”的争论以及“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对立。

——辜鸿铭不仅反对“文学革命”之类的话语炒作，也反对“拉大旗作虎皮”式的拜孔教。孔教会于1913年在曲阜正式成立，以康有为为总会长，标榜“昌明孔教，救济社会”。辜鸿铭看透了这是为袁世凯政府服务，因而颇不以为然。他在一次宴会上对胡适说：“我上回听说（康有为——引者注）的孔教会要去拜孔子，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19]（P3）由此可知，辜鸿铭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却绝不“迂”。从相关史料可知，辜鸿铭虽然与新文化主将们在观点上相左，但胡适、罗家伦、林语堂等并未将其视作死敌，反而觉得他是一个风趣可爱之人；林语堂更是于1934年9月在《人间世》杂志第12期上推出了一期辜鸿铭纪念专集，征求辜氏传志和英文著作，还亲译了勃兰兑斯（林译为“勃兰得斯”和“勃兰德司”）和温源宁的文章。——林语堂1935年去美国后，同样用英语写“中国故事”，评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知是否受了辜鸿铭的启发和影响？！

今天重读辜鸿铭著述，越来越觉得陈寅恪所撰《王国维纪念碑文》中的几句话高度概括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守成主义者，也最适合评价辜鸿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后世学人可将这段话作为评判辜鸿铭这类历史人物时的参照圭臬。

赋性疏野，动触时讳

辜鸿铭赞扬中国传统文化，却绝不爱屋及乌地袒佑当世人物。相反，他抨击时政，嫉恶如仇；臧否人物，不遗余力。辜鸿铭自谓“赋性疏野，动触时讳”，[20]（P411）可说有自知之明；《清史稿》称其“好辩，善骂世”，亦可谓识人之论。由此也可以发现辜鸿铭不受时人欢迎的原因：他像《皇帝新装》里的那个孩子，时时戮破真相；他有学问却不世故，什么事情只要看透了就口无遮拦地说出来。这样的性格在酱缸式的中国，是混不下去的。

我们不妨看看他骂了谁，为什么而骂——

他在张之洞的宴会上大骂皇帝与太后。其《爱民歌》曰：“天子万岁，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要知道这是1902年的事情，其罪可诛九族。

他批评李鸿章和奕劻。他在庚子和谈这一重大的外交活动中，认识到“李鸿章实在是个庸人”。[21] （P314、332）但是很不幸，当时的中国形成了“李鸿章及其粗鄙不堪、腐败至极的寡头政治集团”。[21]（P315）辜鸿铭更在李鸿章签署庚子赔款协定后说：“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而庆王则“是一个大悲观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犬儒”，不仅没有思想，而且结党揽权，纳贿卖官，“对钱财本身怀有卑鄙无耻的贪婪之心”。[21]（P332）——辜鸿铭没有像中国人那样“畏大人”。

他批评上司张之洞。辜鸿铭认为圣人之道以民为本，要藏富于民，而张之洞“帅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此即可见其学之不化处。”其病在“舍理言势”，本末倒置。[22]（P427）——一派“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气概。至于端方等人更是不入辜氏法眼，遂作《翩翩佳公子》等文加以讽刺。

他依西人之例，判定袁世凯是“贱种”。西人说“凡我西人到中国虽寄居日久，质体不变，其状貌一如故我，此贵种也。若一到中国，寄居未久，忽尔质体一变，硕大蕃滋，此贱种也。”因为“贱种”是贪得无厌的，而袁世凯这样的暴发户正是“嗜欲深者”。[22]（P434）他又说“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连一般的道德品质、一般的廉耻和责任感都不具备，甚至连小偷和赌徒也不如。”[21]（P289）“那些骨子里卑鄙无耻的人，如袁世凯，他们那无良心的、乃至于荒淫无度的生活，只能使他们变得越来越肥，油腻腻，矮墩墩。”[21]（P356）正因如此，卫礼贤称“辜鸿铭是袁世凯最伤脑筋的死对头。”

他批评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品卑劣，虚夸不实。“这些人自称是爱国主义者，其实浮躁、贪图名利，野心勃勃，既没有治事经验，又缺乏判别能力。他们要求连根带枝一块的改革和飞速的进步，毫不顾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甚至于连毁灭帝国也在所不惜。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虚荣和野心。他们愚蠢地想象，由此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获至西方民族那般的富强和繁荣。这就是康有为及其党徒的那一派。”[24]（P22）

他批评辛亥革命和民国政治，认为这是群氓时代到来了。事实证明，所谓“民国”实在是“民不聊生的国度”：1912年至1927年的16年里，北京政府先后换了13位总统，46任内阁；地方军阀拥兵自重，在北方形成了由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和由日本培植的皖奉军阀；在南方则有英美扶植的滇桂集团。这些军事力量相互倾轧，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内战频仍，仅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就有1918年段祺瑞征西南，1920年直皖战争和粤桂战争，1922年第一次直奉之战，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和江浙战争等等，连绵不断的战争加上军费苛捐、匪乱天灾……再反观辜鸿铭的言论，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

当“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之时，大多数人会随波逐流，被裹挟也好，主动投身也罢，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人都是“识时务者”。辜鸿铭却始终坚持一个立场，更重要的是，这个立场是他在古今中西的坐标上做了比较后的自觉认同，而非像绝大多数人那样是被灌输的。辜鸿铭说：“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8]（P18）因为前者始终革命，而他自己则始终保皇。——实际上，这句话是在讽刺中国人“无特操”，而他用一生书写了“风骨”两个大字。

道德文章，镜鉴来者

有一个流传颇广的传说：辜鸿铭曾于1913年与泰戈尔一起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最终泰戈尔得了奖。且不论这传说是否属实，单就辜鸿铭的文笔而言，的确有过人之处，尤其是他处于中国文学由古典进入现代的关节点上，实在是“进化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但既有的研究成果却很少评论“作为文学家的辜鸿铭”，因而本文对辜鸿铭的文章略加点评。

辜氏文章属于大散文范畴，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纪实（历史）散文。辜鸿铭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自身又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大事件，经历丰富，阅人无数，其《尊王篇》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将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进行了细致书写，极具历史价值。辜鸿铭的纪实散文深受卡莱尔《法国革命史》的影响，同时吸收了《史记》和《资治通鉴》手法，赓续了中国传统文学“文以载道”思想，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就思想而言，他坚持英雄史观，以大人物、大事件为主线纪事，着实比稗官野史、今古传奇之类更加吸引读者；就叙事技巧来说，辜鸿铭因为视通古今故而能纵横捭阖，因为学贯中西故而能旁征博引，因为时有新见故而常夹叙夹议——他的纪实散文中常有类似“太史公言”的“余曰”，温源宁称辜“好用I say二字”，[25]（P9）他的议论有着不为尊者讳的“强项令”风骨，“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显示出过人的史才、史学、史识与史德；就文笔而言，则流畅晓易，论由史出，逻辑绵密，言之成理，发人深思；就立场而言，他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恒定如一，当得起“道德文章”之论。——相比于近世的那些“多变”“善变”的大人物来说，辜鸿铭“慎终如始”的立场真值得尊敬。

第二类是文化散文。其文集《呐喊》《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论集》以及《读易草堂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即属于此类。辜鸿铭的文化散文具有体系性：他通过评述“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阐扬“中国古典的精髓”，辨析“东西文明异同”，坚信“中国文明的复兴”；他立意在捍卫中国传统，旨归在输出中国文化，优势在于中外比较研究。其文化散文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善于借题发挥，大题小作，从一个小的切入口入手，却能得出根本性的文化发现。二是善于知识考古，探赜发微。比如考证“道”“义”“帝”“妾”“妇”等字的起源以论证自己的观点。三是善于“近取譬”，抓住实质，创新命名，形象生动。比如他将“中庸”译为“人生指南”，将“春秋大义”译为“中国人的精神”，将“洋务运动”译为“中国牛津运动”；再如他将欧洲那种只重视数量而不重视质量的现代教育体制称为“不完善的半教育”：

目前欧洲现代半教育制度的一般产品——实际上乃是魔鬼的化身。魔鬼最显著的特性，正如我们从弥尔顿那里所得知的，其积极面表现为：高傲、狂妄、自负、野心勃勃、放肆、不服管制，根本不承认和敬畏道德法则或别的什么东西。所有这些特性你们都可以在不完善的现代教育体制的一般产品中找到，如果你碰巧遇上一个强悍的性格粗暴者的话。魔鬼本性中的消极面则表现为：卑鄙、无情、嫉妒、猜疑，以及对于人、人的本性和动机乃至通常一般事物的悲观主义。所有这些特征，你们同样可以在现代不完善的教育体制的一般产品中找到，如果你碰巧遇上一个性情软弱者的话。……就像今天我们在欧洲见到的、正在进行的“科学残杀”，那被称之为文明产物的战争一样。导致当今一切事务陷入巨大困境之中或缺乏道德社会秩序的真正道德原因，如果人们追本溯源，将发现它正是理智的退化、不完善和衰落的产物。这种理智的退化、不完善的衰落，又是现代由国家支持的然而却是错误的教育体制，或更确切地说不完美教育制度，即过分地重视教育数量而不求教育质量的必然结果。[26]（P549）

这样的观点至今仍有借鉴价值。我可以大胆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那些比较东西文明的论说文，远不及辜鸿铭的文章更能抓住实质，原因就在于辜鸿铭更加博学多闻，正如凌叔华的评价：“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27]（P138）

第三类散文则是随笔杂文。这类如匕首投枪的“随想录”式的文章集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辜鸿铭用这类散文讽刺时政，臧否人物，如他面折盛宣怀贪赃枉法，[28]（P430）或讽刺官商、买办、阔绅：“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易传》曰：‘损上益下，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29]（P430-431）这些言论即使放在今天也若有所指。他的随笔散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讽刺揶揄妙语连珠，如他批评中国官员的浮夸不实：“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督抚之吹牛屄也。……今日欲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屄做起。”[30]（P438）他因为精通法学哲学，故其随笔散文逻辑性强，层层递进，令人折服，如《翩翩佳公子》写道：

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则其学不化，浮则其学不固。其学不化则色庄，其学不固则无恒。色庄之至，则必为伪君子；无恒之至，则必为真小人。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抚考无良心，沈葆桢当考第一。”余曰：“近日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或曰：“端午桥有情而好士，焉得为无良心？”余答曰：“朱子解善人曰：‘质美而未学。’端午桥则质美而未闻君子之道者也，聪明之人处浊乱之世，不得闻君子之道，则中无定主，故无恒，无恒之人虽属有情，亦如水性杨花之妇女，最易为无良心事。吾故谓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所以当考第一也。……虽然，既曰质美，端午桥亦可谓今日之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31]（P436-437）

就近代逻辑散文而言，辜鸿铭比法学家章士钊的文章更明晰；就批判的胆识和文风的犀利而言，辜鸿铭的随笔比鲁迅更胜一筹——鲁迅是不与政府、达官为敌的。

辜鸿铭持守“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立场，对内批判政治弊病和吏治腐败，对外则捍卫中国文化和民族尊严；他有清正自守的风骨，不贪不腐，不为五斗米折腰，所以无欲则刚；他遵循“君子不党”的原则，不奉迎，不虚伪，“不拜客”[32 ]（P473），所以至察无友——他不无自傲地说：“我既不是旧党之人，也不是所谓新党，如果有人问我属于什么党，那我的回答是：‘我属于中国党。’”[33]（P298）他口快心直，无所顾忌，可谓树敌多矣。——他杀入了一个无物之阵，俨然一个中国的唐吉诃德。

卡莱尔将英雄分为六类，其中有“作为文人的英雄”一类：“真正的‘文人’必定有一种神圣，不论这个世界是否承认它：他是世界之光，是这个世界的‘教士’——像一个神圣的火柱，引导世界在其黑暗的漫长途程中穿过‘时间’的荒野。”[34]（P179）卡莱尔还将英雄的性格特质归结为“忠诚”。依此标准，辜鸿铭无愧为一个忠诚的文化英雄。有学者说：“鸿铭毕竟一代奇才，虽其恃才玩世，之无可疵，但此正如浮云之掩月，无所损其光辉。只是以其才学，竟于国计民生无所裨益，而至穷愁伲街，以终其生，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35]（P42）可谓“同情之理解”。

郁达夫曾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那么，“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辜鸿铭”这个问题似乎与辜氏本人无多大关系，却能考量出后来者的精神高度：我们当然不必固守传统，坚执“祖宗之法不可变”，但也不必自我矮化，事事“唯新唯西”；我们固然不用美化辜鸿铭，但也不能佛头着粪，将其涂抹成一个小丑、简化为几则笑话，因为那只能照出自己不学无术、无知无畏。

[1] 黄兴涛.闲话辜鸿铭[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7.

[2] 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A].文坛怪杰辜鸿铭[M].长沙: 岳麓书社,1988.

[3] 王成圣.突梯滑稽辜鸿铭[A].文坛怪杰辜鸿铭[M].长沙: 岳麓书社,1988.

[4] 高令印,高秀华.辜鸿铭与中西文化[M].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5] [丹麦]勃兰得斯.辜鸿铭论[A].林语堂译.文坛怪杰辜鸿铭.长沙: 岳麓书社,1988.

[6] 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A].文坛怪杰辜鸿铭[M].长沙: 岳麓书社,1988.

[7] 赵凤昌.国学辜汤生传[A].辜鸿铭文集: 下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8] 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A].文坛怪杰辜鸿铭[M].长沙: 岳麓书社,1988.

[9] 震瀛.记辜鸿铭先生[A].文坛怪杰辜鸿铭[M].长沙: 岳麓书社,1988.

[10] 孟祁.记辜鸿铭[A].文人剪影[M].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6.

[11] [日]萨摩雄次.追忆辜鸿铭先生[A].辜鸿铭文集: 下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12] 陈子善.梁实秋写辜鸿铭[J].明报月刊,1989(5).

[13] [德]奈尔逊.《呐喊》译者前言[A].辜鸿铭文集: 上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14]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序言[A].辜鸿铭文集: 下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15] 辜鸿铭.宪政主义与中国[A].辜鸿铭文集: 下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16] 辜鸿铭.关于时局致《字林西报》编辑的信[A].辜鸿铭文集: 上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

[17] 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A].辜鸿铭文集: 上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18] 辜鸿铭.中国语言[A].辜鸿铭文集: 下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19] 胡适.记辜鸿铭[A].文坛怪杰辜鸿铭[M].长沙: 岳麓书社,1988.

[20]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弁言[A].辜鸿铭文集: 上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21] 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A].辜鸿铭文集[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22] 辜鸿铭.廉史不可为[A].辜鸿铭文集: 上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23] 辜鸿铭.贱种[A].辜鸿铭文集: 上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24] 辜鸿铭.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后呀！[A].辜鸿铭文集: 上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25] 温源宁辜鸿铭[A].林语堂译.文坛怪杰辜鸿铭[M].长沙: 岳麓出版社,1988.

[26] 辜鸿铭.孔教研究之三[A].辜鸿铭文集: 上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27] 凌叔华.记我所知道的槟城[摘录][A].文坛怪杰辜鸿铭[M].长沙: 岳麓书社,1988.

[28] 辜鸿铭.王顾左右而言他[A].辜鸿铭文集: 上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29] 辜鸿铭.官官商商[A].辜鸿铭文集: 上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30] 辜鸿铭.不吹牛屄[A].辜鸿铭文集: 上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31] 辜鸿铭.翩翩佳公子[A].辜鸿铭文集: 上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32] 辜鸿铭.不拜客[A].辜鸿铭文集: 上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33] 辜鸿铭.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A].辜鸿铭文集: 下卷[M].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34] [英]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M].何欣译.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5] 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A].文坛怪杰辜鸿铭[M].长沙: 岳麓书社,1988.

责任编辑：冯济平

Cultural Hero and Immortal Legend Gu Hongming and His Works

LI Jun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

At present,there is no serious academic study of Gu Hongming.Works about his lifetime and thoughts are very few,though there are many unofficial stories about him.Gu was regarded as a cultural clown or old antique,labeled with "geek" and "madman".In fact,he was a real cultural hero,whose thought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Chinese ideological history.His works have eternal value i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history.

Gu Hongming; lifetime; thought; cultural hero

I207

A

1005-7110（2013）03-0080-09

2013-03-2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YJA751033）、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CWXJ06）及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SDYY12051）的阶段性成果。

李钧（1969-），男，山东齐河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与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