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霞

（青岛农业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

一、研究现状及问题的提出

作为学术概念，农民工通常是指进入城镇打工、户籍属于农村的农业人口。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产物。在国外，没有“民工”或“农民工”的称谓，而是代之以“移民”、“劳工”称谓。对女工的研究中，韩国学者金元在其《女工1970：她们的反历史》一书中运用福柯的谱系学方法，书写出接近韩国女工真实性主体存在的叙事文本。对中国的女工、打工妹的研究中，澳大利亚学者杰华的《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比较有代表性。在此书中，作者通过对北京外来女性的访谈，分析了向城市流动如何改变了农村女性的认同、身份、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她们的归属感和在社会中的位置。

近年来，国内学界逐渐开始关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问题。在概念使用上，女性农民工、女民工、外来女工、打工妹等的界定不够清晰，且涉及的群体存在重叠。潘毅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兴起》一书深入探讨了全球化对于中国打工妹日常生活的意义，全面分析了打工妹外出打工的动因、在工厂和城市遭遇的歧视、对剥削的有限的公开抵制和女工的身体痛楚；深入考察了在现行体制、全球资本主义和夫权制三重压迫下，打工妹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和打工妹的身体呈现。何明杰的《劳动与姐妹分化：中国女性农民工个案研究》一书是对服务业女性农民工劳动过程的个案研究，作者将女性农民工在制度性身份、性别、年龄和就业上的特殊遭遇，通过酒楼女工群体内的差别待遇展现出来，加深了劳动过程研究与性别视角的结合。

但整体上，学界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重视女性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研究需要性别敏感和主体叙事。主流研究方法中存在忽视性别的问题，同时隐含的是城市视角、强势群体视角，相反女性农民工的声音反而被掩盖了，缺乏她们自己的主体叙事。本文力求在女性农民工研究中突出性别视角和主体叙事。在已有的研究中，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多以群体为调查研究对象，探究的是这个群体的整体生存状况和特点，用的是“们”字。笔者想探究“们”字背后所掩盖的这个群体中的个体命运和个人经历，显示群体中独具个性的个体。女性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和生活的个体体验，她们对女性、农民、外来务工者的身份认同，对打工与工作的不同叙事所暴露出来的社会含义，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生活轨迹所折射出的女性变化，是本文力求探索的主题。

二、研究方法

叙事研究是一种情景性的质性研究方法，它通过受访者对事件的叙述来表达生活，关注受访者的生活经验，并透过叙事方式理解受访者日常生活的意义。叙事研究不是对概念的演绎，而是对个体或群体经验、行为的描述，并在对经验、行为理解的基础上建构其现实意义。对于关注边缘群体境况的研究来讲，重视其经验是极其重要的，这正是叙事研究的长处所在。本文运用叙事研究的质性方法，突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叙述/生活故事作为文本的分析，试图把女性农民工这个在中国被明显边缘化的群体的生活和故事记录下来，身为女性、身为农民、身为外出打工者，女性农民工的故事本身是吸引人的，也是因为它们可以对主流 叙事起重要的补正作用。除此之外，笔者还对女性农民工经验的主观感受方面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因为这反映了她们给自己的遭遇和行为所赋予的意义。

本文采用整体与内容维度的分析方法。在叙事研究中，对叙事资料的分析主要从整体与部分、内容与形式两个维度进行。[1]整体与内容分析集中在被访者所描述的内容，建立在被访者完整的生活故事基础之上。本文资料来源于笔者对一位青年女工培培（化名）的访谈。培培1988年出生于山东泰安的农村，现在是工友NGO机构“家园”的工作人员。笔者与培培正式访谈了3次，共计6个小时，均在“家园”完成。因为培培同是笔者在“家园”长期调查的助手，平时接触、联系较多，深入观察和了解得较充分。文章就是建立在对培培的访谈和长期观察资料基础上。

三、打工与工作的差异性叙事

“现今关于农民工的社会学研究大多将农民工视为工作主体或劳工主体；他们往往被视为剥削（源于马克思理论）和规训（源于福柯理论）的对象，主体能动性主要在日常抵抗或是在消费领域中显现。”[2]已有研究对解释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打工与工作意义尚存不足。对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来说，进城打工已经成为她们走出校门之后顺理成章的选择，打工已经不再单纯是为了经济目的，开阔眼界、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促进个人成长等都已成为其动机，她们对打工和工作的意义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笔者访谈的培培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培培今年25岁，2005年技校毕业后，经老师引荐到青岛城阳，在某服装厂做起了服装女工。从那时算起，培培在青岛已经生活8年多，期间一直没有换城市，在服装厂工作到2011年11月，之后加入“家园”，成为NGO组织的一名工作人员。

（一）打工没有意义

从2005年来青岛算起，到2011年转型到“家园”，培培在同一家服装厂总计工作了近7年，期间出来找过别的工作，不如意就又回去了。但提起在服装厂的打工生活，培培总是轻描淡写地讲同一句话：“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每天都是千篇一律。”培培对于打工很不认可，认为打工没有意义，打工和工作不一样：“在工厂和在‘家园’不一样，在‘家园’是工作，在工厂是打工，我挺喜欢在‘家园’的工作，排斥在工厂打工，那是没有什么学历、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技术的，就是干活的，就和家里下苦力的一样。就不喜欢工厂里的那种工作模式，整天干一个工序，就是一个动作，太没意思了，如果说，我还一直在工厂做的话，现在肯定是找到对象，准备回家了。”

打工，简单说就是“为老板工作”，带有强烈的劳动力商品化或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的意味，尤其是在为非公有制企业老板劳动的情况下。香港学者潘毅认为“打工一词意味着从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向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转变，打工仔/妹则是清楚劳动剥削、具有工人意识的新蜕体”。[3]在培培的叙事里，没有凸显潘毅阐释的“打工”的深刻含义，而是包含自己的理解：打工是没有学历、没有经验、没有技术的苦力活，和辛苦的农活没什么区别，而且每天都是重复的、没有变化的一个工序、一个动作，单调而枯燥，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只有回乡嫁人这一条退路，在培培的意义世界里没有打工。透过培培的打工叙述不难看出，她所代表的新生代对于打工的理解有别于老一代。如果说老一代是为了谋生、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出来打工，打工就是挣钱养家，就是家里期待的新房，就是孩子们需要交纳的学费，就是老人等待的养老钱；新生代却赋予打工更高的期待：不仅是挣钱、是谋生的手段，应该是有尊严的、体面的，充满人性化的管理，并带来生活方式的变迁，而目前所有这些打工都不能满足，所以打工还不是工作。“我上班的时候，管理是训斥式的，骂，每天都能听到，男的女的都骂，那个骂不是粗俗的骂，是训斥你，特别是管理人员生气了，工友出错了、干活少了，就来那种粗鲁的骂：你个彪儿什么的，笨、痴呆……工友哪敢反抗，听着、受着。干活还拖点，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下班，最晚的能延时2个小时，不让吃晚饭，就白干，工友对管理人员都反感。”“每天都千篇一律，早上，6点起来，7点上班，加班到晚上8-9点，甚至到11点，一周5天加班，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下了班就在宿舍里。下班早的话，出去转转，买点吃的；晚的话，就呆在宿舍里，洗洗衣服，看看电视，和同事聊聊天。在工厂里就是觉得没有发展，每天都重复一种工作、一个动作，一点想法也没有了。没有希望，大家知道没有希望，出去再找工作也一样，出去还得重新适应环境，在这里还能计工龄，个人环境还都适应。虽然没有希望，但大家还是愿意呆在一个老的环境里，叛逆的少。大家没有办法，没有学历呀。”周而复始、“每天”重复单调的动作，没有尊严、经常被辱骂的非人待遇，随便延时、不付加班费的专制型工厂制度，加上便于随时加班、没有私人空间的集体住宿形式，培培对服装厂打工的结论是：“在工厂打工就是下苦力，没什么好的，并没有接触、分享真正的城市生活和文明。”打工诗人郑小琼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曾提到：如果从旁观者看来，外来女工上班、加班、休息，跟普通人没有区别。一些从来没有在工厂生活过的朋友，甚至说羡慕女工们的生活，为此，她跟不少人有过争论。郑小琼认为，说这话的朋友没有经历过流水线高度紧张的作业，没有了解到加班、没有双休日、微薄的工资、集体宿舍、夫妻分居、家人长期各在一方的分离之苦。[4]可能因为视角不同，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会有很大的差异，在旁观者看来，女工友们是一个劳动者的群体，常常会忽视女工个体的真实的感受。笔者也是在对新生代女工的长期调查中慢慢体会了她们的感受。

专制型工厂的管理和工作体制、集体住宿制度、异化劳动的体验，让培培真实感受到服装厂的劳动与自我的分离，并逐渐意识到自己已沦为工厂生产的一部机器。对于像培培这样的年轻女工，她们还没有认识到劳动异化与阶级的深层关系，但对专制型工厂的管理、工作模式的体验，让她们开始有了初步的反抗意识，这种反抗源于“每天”、“千篇一律”的劳动和生活体验，源于对“每天”、“千篇一律”所代表的没有希望的不断领悟，这些都说明新生代对工作的发展性和舒适性有了更高的期待。但目前国家对劳工组织发展的限制与防范，工厂专制与拆分式劳动力生产制度[5]现实地阻止了她们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说男工以频繁换厂——“用脚投票”的方式来抗拒这样的打工，或是通过自己创业来结束打工，对于女工们来说则更多的是选择日常策略，她们的日常策略仍是活泼开朗，尽量让自己适应环境——她们或攒钱旅游，或自由恋爱或长期在一家工厂做工，让自己呆在一个熟悉环境里，避免频繁换厂带来的不适应和安全方面的焦虑。“女工们在一个单位干得时间比较长的不算少，如果让她们去别的陌生单位重新开始，她们就有种不适应和恐慌的心理。接触陌生的环境，她们担心会不会承受得了，会不会适应。”

（二）打工没有前途

面对打工，对于女工们来说，“大家没有办法”就意味着要么忍受，并继续这没有前途和希望的打工，要么就返乡嫁人，嫁人似乎成为女工不错的一条退路。因为缺乏足够的条件，青年女工们没有诸如教育、转行、升迁、创业等脱离打工的渠道，剩下的就是嫁人这个选择了。“出来打工就是长见识，想在青岛居住，困难太多，没有人可以帮助、依赖。女工绝大多数会回家结婚，少数与工友恋爱结婚，极少数与当地人结婚，当地人瞧不起外来女工。”

2009年2月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记者雷宇关于“一个第二代女农民工的人生轨迹”的报道，报道了“熊金霞”这个第二代女性农民工的“打工—结婚—生子—失业”这样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人生轨迹。笔者在近一年的跟踪调查中同样发现：辍学—打工—返乡，这几乎是一般工厂青年女工共同的人生轨迹。笔者访谈过的贤贤、环环、党党、大卫、小欣、阿云等十几人（均为化名），初中辍学后就外出打工，在经过3～8年不等的打工之后，无一例外地返乡了，她们或返乡相亲或返乡结婚。工厂打工对于这些青年女工来讲，并没有给她们带来更多的选择，从农村到城市，从故乡到异乡，打工并没有成为她们人生的转折点，自己并没有因打工而必然地留在城市、融入城市。主流媒体关注的城市化和市民化远未进入这些青年女工的话语世界，也远未进入她们的现实实践，这种现象与何明杰调查的从事服务业的女性农民工存在差异。何明杰通过调查“和记小妹”，认为：“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工作不仅是立足城市的谋生手段，而且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转换平台：它通过在体力、观念和情感上改造劳动者，使之由‘准劳动力’转变为符合城市资本要求的‘和记猛女’；由工作带来的自立推动劳动者从青涩天真的中学毕业生变成人情练达的社会人；而参与城市工作、生活的经历更为这群怀有新市民梦想的年轻人扎下了留在城市生长、茁壮的根基。”[6]

但是，对于新生代的工厂女工来说，她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工厂打工没有前途和希望，反而让她们更清醒地发现自己陷在这样一种困境当中，即任何一种自己可以选择的主体位置，对她们来说都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很不合意：不想回到农村去，或很多时候已经回不去了，但城市也不是自己能留下来的，无论是返乡与留城，她们都在重要的户口、房子、工作、婚恋等方面存在困难，都是不合自己心意的。这正如琼·司格特所说的：“主体具有能动性。但他们不是行驶自由意志的、完整的、自主的个体，而是能动性取决于他们的处境和地位的主体。因此，成为一个主体意味着受制于一定生存条件、行动者的天资条件以及实践条件。”[7]这些条件使选择成为可能，但是选择本身决不是无限制的。这就是被边缘化和处在社会政治秩序底层的真正含义。

（三）从打工到工作的转型

与很多对外出打工抱有羡慕和高期待的女工不同，培培外出前就对打工有自己的看法：“当初出来的时候，就是想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上初中的时候，村里出来打工的就很多了，那时候，知道他们一年才回去一趟，打工工资低，还很累。那时想，我才不那样生活呢，有人羡慕，我才不羡慕呢。”

打工很累，工资很低，还只能一年回家一趟，忍受远离亲人，不能团圆的孤独的没有亲情的生活，这样的打工在培培看来是没有吸引力的，不值得羡慕。培培外出打工主要是看看外面的世界，开拓自己的视野，而不是辛苦挣钱。培培对打工的看法是影响她后来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观因素，因为从内心一直排斥打工，加上厌倦了服装厂的打工，2011年，当“家园”负责人邀请她加入时，培培就很痛快地同意了，而且积极主动地实现自身的转型，迅速适应机构的工作。笔者访谈的另一位女工阿玲也曾加入“家园”，并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最终放弃在“家园”的工作重新返回企业打工了。培培接受并融入“家园”的工作，和她对“体面工作”的理解和期待紧密相关。“有尊严的体面的工作，指不是干苦力活，干净、轻松，时间短，工资不会很低这种。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就这么想，并不仅仅是工资高。打工矮人一等，大家觉得只有那些没有学历没有特长的这样一种人才会打工。大家把他们归于没有学历没有想法没有一技之长的人，自己也把自己归于这一类人。以前看到那些体面的人，就觉得你看人家干活多轻松。”

培培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打工身份，脱离受歧视的打工妹群体，所以她主动接受了在“家园”的工作，并通过不断学习进修快速实现自己的转型，重塑自己的形象和身份。培培认为“家园”的工作是受尊重的、体面的，虽然实际上她在“家园”的待遇比在服装厂低，虽然自己要面对转型带来的诸多挑战。“我都不想回家，感觉在这边呆习惯了，我以前还感觉在这，自己就是个外来务工的、打工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感觉在‘家园’有很多机会，会锻炼自己，再一点就是认识了很多人，帮助她们，其实也就是帮助我自己，我感觉慢慢地融入进来了。在工厂里，女工们交往的范围很小，就是玩儿，市场、宿舍、车间，宿舍里交往还行，也就四五个人，除此之外，知道‘家园’的，会来‘家园’玩玩，别的就是会会老乡，老乡顶多就是串串门、聚聚。如果像出去参加培训和去看展览什么的，女工们就不会去了，其实她们也很想去，只是觉得自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或机会去参加这种活动。自己觉得没有资格去，自己都有种排斥感，包括我做志愿者的时候，自己感觉打工没什么好的，认识的人也不多，没什么依靠，人生地不熟的，亲戚朋友都不在。在‘家园’工作后，慢慢有留在这里的想法了，在‘家园’的工作，地位稍微地提高了一些。参加了一些学习和培训，逐渐认识了一些青岛人，更熟悉了社会环境，也觉得自己能融入进去，自己慢慢地学习，肯定会有提升的。我觉得比以前感觉好多了，包括交际方面，在融入社会上感觉好多了。”

“怎么算是融入？首先从外部来说，市区城区比较熟悉了；从里面来讲，包括和青岛的一些政府部门都沟通过。通过接触，能了解这些人做什么的，和气不和气什么的。在来‘家园’以前，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也感觉人家会排斥我们，完全没有自信，不是因为户口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对外界事物了解太少，圈子太小。我之前，就像对大学生，就觉得是可望不可及的，不是同一类人，交往不上来，但是现在，虽然我还不是大学生，但接触上来了，就觉得没什么，和我们一样，以前自己刻板印象在起变化。”

工作制造着改变，改变充实着梦想。培培到“家园”工作后，“在‘家园’的工作地位提高了一些，慢慢有留在这里的想法了”，对于自己已经生活了8年之久的城市，“感觉慢慢地融入进来了”，对于未来也有了更多的规划和自信：“对自己未来的打算，我就是想得挺美好的，先上学拿学历，大专、本科，3年内不结婚，长远的没有，最近的就是不断地提升自己，作为女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升自己。”从一位服装女工，到NGO组织的社会工作者，培培顺利实现了职业的转型，也实现了自己渴望的身份转变，“现在觉得自己加入‘家园’很庆幸，如果我当时不来的话，就错过一个很好的机会了”。主动选择转型，说明培培之前的身份以及附带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先赋的制度性产物。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培培不仅是为了工作，而且是为了获得有别于先赋性身份的另一种身份，为了选择不同于农村生活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讲，工作与她从农村到城市、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的转换合而为一，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城市工作会成为她在城市生活的根基。

四、结语

考察培培对于打工与工作的差异性叙事，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关于劳动及其意义的契机，有助于改变我们以往经济学的宏观、结构性视角，使我们对工作、劳动的关注拓展到社会学的微观、社会、文化意义的挖掘。培培作为普通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一个代表，她对打工、工作的叙述和理解必然与社会发展变迁的轨迹相吻合，透过她的叙述及其意义的建构，完全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从而使这样的理解获得一种宏观意义上的普遍性，也使得在这样的理解的基础上给出的解释可以获得社会学层面的充分的社会意义。培培对打工、工作的叙述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学，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笔者试将其梳理如下：

一是就劳动性质而言，打工与工作的差异首先表现在体力与脑力的差异上，后者是需要学历、技术或经验支撑的，是能力高低的体现，非此就是下苦力，就是没有什么学历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技术的，就和家里下苦力干农活一样。而劳动本身是在公有制企业还是在私有、外资等非公有企业并不直接与劳动者对差异的体验相关，香港学者潘毅认为，打工意味着从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向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转变，在培培这里，并没有明确地反映出来；同时，将打工与工作置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下进行理解，虽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个人学历、技术等与脑力劳动相关的能力提升的认识，但不利于新生代对体力劳动价值的承认，有可能助长新生代“不劳而获”的意识和行为。

二是劳动过程中所接受的管理与控制，直接关系新生代对打工与工作的差异性评价。像培培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呈现出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新的社会群体特征：她们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加厌恶“农民工”这个提法，她们力图获得完全公民身份的取向也更为强烈，她们自身的发展定位也主要放置在城市，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和接纳，同时意味着对农村老家的疏离，她们中相当部分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因此，她们在企业中不再仅仅是埋头干活，挣钱吃饭，而是对公司制度的规范、工作本身的意义和个人发展的前景产生了更高的期待和憧憬。这使得她们对“工厂专制性管理”更加难于忍受。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当机器，当机器上没有名字、没有感情的零部件。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发展的考虑，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对做有意义工作的向往，都鲜明地展现出她们对工作的发展性和舒适性期望更高，同时折射出她们对人格尊严等权利的意识萌醒、对公平公正的渴望。司格特发现：“以前许多是农民的工人的许多抱怨，不仅集中于工资和工作环境等一般问题，也同样地集中于不被重视和被无礼地对待。应有的人类待遇的需求频繁地出现在工人的报告中。工人们愤怒的来源基本上是两类事物的结合：特定的物质剥夺，以及他们自己所称的缺少应有的人类待遇。应有的人类待遇的缺少伤害了他们的公正感。”[8]对人格尊严的重视，对公平公正的关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要求“企业公民”的合法身份。

三是劳动是否有变化，千篇一律的无变化、无改善的劳动就是打工，每天都重复一种工作，一个动作，就意味着原地不动。没有变化、没有改善，就是没有发展的；不是向前的，不代表发展的方向，就是落后与停滞的代名词。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有变化和发展的工作，因为变化意味着可能的发展、提升或前进，这与主流话语所倡导的发展话语相吻合，也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国家力推的发展话语已经深入青年们的内心，从一侧面折射出社会的变迁。

四是打工与工作的差异是和家庭伦理联系在一起的。一年才回去一趟，打工意味着离开自己的故乡来到异乡的城市，往往同时代表着亲人分离、夫妻分居、父母子女相隔两地，缺乏完整的家庭生活和温暖，由此产生的留守子女教育、留守妇女与老人的问题，婚姻危机问题等，都是目前的社会问题。

五是打工与工作所带来的收入高低差异，打工的工资是微薄的，是维持生存或生活的。这一点放在最后，是说明：打工与工作的差异并不必然就是简单的货币收入的多寡差异，货币收入的多寡只是差异的一方面。

从培培个案的发展我们还可以预测，未来农民工身份转变必将与打工到工作的转型紧密相连，而且可能与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联系在一起，相对于加工业等工业生产，服务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社会化程度可能更迅速、更充分，带给新生代的劳动体验是更多样的、更接近城市生活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和观念、要求转型的积极主动性也是她们实现转型的重要主观因素。

[1]艾米娅·利布里奇著，王红艳主译.叙事研究：阅读、分析和诠释[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6.

[2]张乐天、徐连明、陶建杰.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164.

[3]潘毅著，任焰译.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M].九州出版社，2011：12.

[4]郑小琼.中国女工：一种更为现实的现实主义，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a57d3001013xxe.html

[5]“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矛盾难以化解[EB/OL].http：//www.cssn.cn/news/513044.htm，2012-7-22.

[6]何明洁.工作：自我转换的平台—服务业青年女性农民工日常工作研究[J].青年研究，2008（2）：1-8.

[7]杰华著，吴小英译.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4.

[8]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弱者的武器》[M].译林出版社，201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