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衡 陈 洁

（华南农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每一个国家都必然重视其国民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教育与建设。经济全球化不仅是资源配置和商品生产的全球化，而且也带来世界各地的消费市场资源的全球性，商品的世界性流动与消费，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消费主义文化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并进而影响人们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形成和培养。美国学者罗伯特·赖克认为：“全球化时代，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将是对付割断公民联系纽带的全球经济的离心力，赋予最有技能和洞察力的人更多财富，而使技能欠佳的人陷入日趋下降的生活水平。’”[1]这里的“离心力”就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对中国民众的思想、价值观的消解力和渗透力。在一定外界条件的催化下，其可能成为导致民族国家的成员不认同、不效忠母国，反对本国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重要力量。亨廷顿说：“国家认同危机成了一个全球性现象。各个国家的认同危机除了自身的独特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2]转型期的中国，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在量上能够得到一定满足，但对质的要求却更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靠近；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文化与价值观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诸多影响。

一、“90后”大学生的心理特性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

“认同”本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指体认与模仿他人或团体之态度行为，使其成为个人人格一个部分的心理历程，它体现的是人作为群居动物寻求归属感、亲近感、身份感与爱而在心理上和行为上作出一致的反应。当一个社会成员对自己所生活的群体产生了认同感的时候，他们获得了情感上和心理上的满足，但对其他群体的“认异感”也同时产生，它是一种比较的心理认知与存在。认同对于社会成员个体和国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回答了“我是谁？”，使我们获取了自我认知，教会我们在群体生活中的规范，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或错的，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是值得或不值得的。而在国家、民族和政治文化生活中，认同同样具有这样的心理确认与文化引导作用，它反映了公民的文化皈依指向与国家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整合力，是一个国家之所以存在的心理前提和保证。

（一）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国家的形成都是以一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为基础，是维护民族利益的工具。现代国家多由多民族组成，国家的发展要充分地整合各个民族为一体，树立共同目标和共同理想以提高国家的综合力量。当然，当一个民族确认了自己的国族身份时，其成员将自觉地将本民族归属于国家，把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置于同等高度，认同有国才有族与家。虽然，少数民族在文化、风俗、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拥有自己的特色与认同，但是从国际生存发展的空间来讲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体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不能脱离于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取得好的发展，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并不存在矛盾。所以，本文中的探讨不包括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问题，而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其国家与民族认同。因而，本文所讲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具有同一性。

佐斌总结了关于国家认同的心理学研究，认为国家认同是“一个包括许多成分的复杂心理结构系统，这些成分可分为认知成分系统（包括国家人群的分布、地理和区域、历史传统、国民性格的了解和认同）、情感成分系统（指人们对于自己国家和人群的情感、情绪和评价等，如对自己国家身份的主观凸显性，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依赖程度、归属感、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等）”。[3]可见，“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属于哪个国家的社会成员的政治认知和对这个国家的各种构成要素的情感与评价，是建立在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上的一种共有情感与判断。它是一个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证和区别于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政治基因，也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具有相同认知人民的“想象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

（二）政治认同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将政治认同解释为：“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4]也有学者从个体社会成员认知的角度将其定义为：“政治认同是一种模仿和内化的过程，也是一种形成自己行为模式的过程，更是一种情感表达与意识倾向。”[5]还有很多政治学家在研究中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划等号，或将政治认同置于国家认同的内容和框架之下。必须认识到，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是两个概念，当个体政治认知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时候，其政治情感多为积极向上的，对国家具有高度肯定，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同一性；当个体政治认知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时，负面的政治情感产生，则其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具有相异性。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归属感与评价，它包括政府认同（政治绩效认同）、意识形态认同、执政党认同、政治制度认同4个方面，是人们在各种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政治地位、确信自己的政治权力而参与和追求一定质量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心理基础，是政治系统合法性、合理性存在的前提和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

（三）“90后”大学生的心理认同特性

“认同”是一个动态名词，它表明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与归属，同时也受各种环境与观念的影响，其形成与强弱一直处于各种力量的消长变化中。由于认同程度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政治观念，因而，新生代的大学生认同建设属于国家“软力量”建设中的重要部分。

“90后”大学生生活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阶段，此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老百姓生活相对宽裕。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多未历过物质短缺，且对中华民族传统的物质消费文化陌生与疏离。特别是“90后”大学生在文化接受上面临着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各种社会价值标准与文化氛围都刺激和影响着他们的心理与价值观念。总体而言，“90后”大学生的享乐意识与权利意识较强，在消费主义文化影响下，他们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受到一定影响，与“70后”和“80后”大学生相比表现出独特的特性。从整体看，“90后”大学生对本国和中华民族是基本认可的，其强烈的权利意识决定了他们关注政治，关心国家发展与社会改革，遇到诸如商品品质、食品安全等渴盼解决的社会问题也会把原因归结于“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就国家管理对民族与国家产生否定认识。但同时，“90后”大学生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中渗入了功利主义色彩，对于国家政策的评判、政府绩效的认同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

二、消费主义对“90后”大学生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方面的影响

消费主义是一种偏重物质欲望满足、追求符号价值、奢侈挥霍的生活理念，体现的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文化与消费伦理，深层次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消费主义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过程，事实上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感召力、同化力、规制力与各地传统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竞争的过程。中国“90后”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受消费主义影响呈现出新特点——一方面大学生的国家意识增强、国家立场坚定，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却趋向选择以美国为代表的它国商品与文化，在思想与行动上表现出矛盾性。

第一，应该肯定的是，多数“90后”大学生都有强烈的“我是中国人”的意识。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对国家和本民族人员怀有热爱、关心、同情等多种感情，这是确认他们属于本国一员的情感表达，这种表达可以通过消费中他们对于民族品牌、民族文化的态度来分析。例如，对美国电影《功夫熊猫》，大学生有这样的嘲弄：“功夫是中国的，熊猫是中国的，功夫熊猫却不是中国的。”他们为《功夫熊猫》中渲染的美国精神所折服，为其华丽的视觉效果所叹服，但是他们也为我们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却拍摄不出如此精彩的影片而懊恼。《功夫熊猫》中太多的中国元素刺激了大学生的民族神经和爱国情感，大学生倾注在影片中的愉悦与懊恼都指向“中国认识”与民族情感；对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竞争不力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很多“90后”大学生的“中国认识”是建立在对国有商品、品牌和文化的批评与不自信上，国家意识和民族立场以一种反方向的形式向前推移，这使得他们在责备民族与国家的同时，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利益。特别是当遇到外界强烈的刺激时，“90后”大学生的“中国认识”和爱国热情会空前膨胀和自觉凝聚，并压倒以消费主义文化为代表的西方多元文化的影响而凸显。例如钓鱼岛问题，日本政府对于中国领土侵犯的强烈刺激使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油然而生，他们以拒绝使用日货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抗议日本的侵权行为。此时，日本动漫、影视、电子商品等载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暂时退居幕后，屈从于大学生强烈的爱国热忱之下。

第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消费全球化使大学生在支持民族品牌、本土文化方面又产生了迷失，体现在行为上的国家认同表现出离心倾向。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始于世界市场体系业已形成之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品牌、商品与文化早已占据世界绝大部分市场。这种状况恰与我国刚开放时物资短少、经济发展滞后形成强烈对比，造成人们对西方商品与文化的着迷、热爱与崇拜，也使得大学生的消费方式和理念、价值取向西化。“90后”大学生的物质生活宽裕，与“70后”和“80后”相比，他们敢于消费与享乐，在物本价值观的引导和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其对社会意义、生存意义的建构表现为追逐商品符号价值。特别是每种商品在各种商业文化的运作中，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品味及阶层所属特征的社会文化下，大学生于不知不觉中开始并习惯于符号消费，并从消费中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群体归属，于消费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尊严感、成就感与自我肯定，完成自己的价值建构与身份建构，其精神价值在物质消费与物质崇拜中完成定位。改革开放中，我国将最好的商品输送国外的外贸策略使大学生在符号消费语境中更加认同国外商品及其附属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因为这种外贸策略导致国内商品质量劣于出口商品的品质。花同样的钱消费的是劣质的“国货”的状况促使大学生得出“国货的品质就是不如国外的”的结论，认为国外的品牌值得信赖，倾向于认同国外的商品。殊不知，国外商品所附加的西方消费文化、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都随着我们的消费侵入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并悄无声息地改变着“90后”大学生的价值观、行为模式，甚至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政府和高校应该认识到：国家认同本是一种形而上的观念形态，但却通过具体的形而下的生活与消费形成。特别是“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而信息时代认同的重心已经从形而上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转向了形而下的生活方式”。[6]

第三，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框架理论之下，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都是以西方为标准和参照的。从最近20多年的城市建筑设计来看，有这么两种倾向：“一是把殖民风格当做高档的标志；二是把奢华作为美观。”[7]这些建筑都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建筑所在区域的历史文化，没有考虑国家历史沉淀与文化传承，没有充分认识到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与元素的传统建筑是当代大学生及下一代人国家认同的物质载体。这是在西方文化霸权下的文化不自信与文化焦虑。城市建设中的文化忽略和保护缺失导致中国的城市没有国民回忆，有的只是西方高楼林立的表象复制与符号崇拜下的全民焦虑与浮燥；还有一部分地方官员甚至将高楼的多少当作是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标志，承载着我们民族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建筑、雕刻着中华民族图腾的房屋都被推倒和抛弃。尽管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可是却像是生活在别处——生活在外部强烈的文化暗示下中国人自我营造的“他国”。如此一来，文化的缅怀和国家的认同失去了可触的物质象征，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断裂，“90后”大学生的国家认同也便出现了“双重人格”和精神焦虑。

第四，对待教育的消费主义态度使“90后”大学生更为关心自我发展和关注技术、技能的学术与运用而忽略精神价值的培养，部分大学生出现消极对待国家实施的民族文化教育的倾向。民族文化教育、公民教育是培养大学生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保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化为大学生道德、精神观念的有效方法。但是，教育消费主义将社会成员判断教育的价值导向为“判断教育是否合理、成功，是站在对教育这样一种商品消费是否满足个体欲望的需求，而不是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去思考”。[8]这使得大学生忽视了人文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培养，对待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代表的公民教育课程消极应付、积极回避，重视专业素质教育而轻政治素质的培养。受物欲支配的影响，部分大学生被动地学习与接受主导文化想要传递给他们的国家观念与政治情感，这也导致他们对国家、政党、政体等产生怀疑与疑惑。他们这种疑惑在物质狂欢与参政能力与渠道不足的对比和催化作用下被扩大、加深，使得他们对国家、民族和政治的理解都具有投机性、工具性、虚无性。

三、消费主义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

政治制度认同受西方“多元政治”的影响较多，本文只讨论受消费主义影响较多的政府认同、意识形态认同与执政党认同三个方面。

（一）政府认同

从政府认同方面来看，当代中国政府认同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社会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以致大学生对政府的信任感降低。不可否认我国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教育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的社会问题与消费主义文化主导的超前消费、炫耀性消费和奢侈消费的现象同时存在，“90后”大学生从家庭与社会获悉的各种信息使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严重，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其对政府怀疑与不信任的负面情感增多。大学生政治敏锐性强，关心社会发展，善于利用互联网。他们从各种媒体的报道中不难找到各地特别是相对贫困地区的豪华政府办公楼、高档公务车与巨额公务接待费。巨额的三公消费与经费投入不足的医疗和教育相比，大学生对地方政府的失望、不信任是在成倍地增长，进而，这些不良评价和认识可能会延及中央政府。

这些不良评价的形成，固然与转型期我国各种突出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有关，但深层次还涉及到政府心理、政府道德与政府精神等政府文化建设。“政府心理是行政理论形成的直接源泉，推动着行政理论的发展与传播。政府道德规定着政府行政人员的行为。政府精神则能够为行政管理活动指明前进的方向，为行政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和鼓励着行政人员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9]我国自上而下的政府心理总体来说是积极健康的，这也保证了政府内部凝聚力的形成和行政领导活动的实现。问题在于少数当权者的政治心理不健康，把公共权力当作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攫取经济利益、实现非常规物质享受、获得物质优越感和地位尊荣感的工具。这部分人的政治心理外化为行政行为时起了不良的示范效应，上行下效，腐败之风铺陈开来，影响了大学生对政府的认知与评价。这是因为，大学生的政治心理尚不成熟，对政治行为和政府的判断尚缺乏足够的理性，他们倾向于将少部分不良当权者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当作是判断政府作为与否、清廉与否的唯一指标。

政府道德是约束政府行为的软力量，包含作为整体的政府道德与作为个体的官员道德。官员首先是作为个体人存在的，他们会有欲望、有渴求，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也会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消费文化感兴趣和认同。特别是人的物欲被极大地刺激之后，物质绑架精神，生活消费方式绑架文化与政治，道德滑坡出现在政府工作人员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政府道德力量弱化，未能抵挡住消费文化与物欲侵袭而有效地约束和引导一些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一些工作人员及地方政府为了金钱、为了利益、为了显示自己是所谓的“上等人”，与民争利。大学生的社会正义感、对政府的失望感在这种政治氛围和经济文化中形成。

（二）意识形态认同

“意识形态是以价值为基础的，用以维护特定的既定秩序。”[10]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消费主义挑战，部分“90后”大学生政治虚无主义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面临考验。消费主义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后的意识形态，虽然它本身并无政治意图和色彩，但因其具有“软力量”的特征，因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其充分利用，以图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消费主义标榜着自由与平等，并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纳入自身体系。今天，消费主义已是中国大众文化中的一部分，它引导大学生去效仿和追求所谓“有品质的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观念在消费理念与行为的“西化”中不自觉地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靠近，形成中西政治意识形态的比较与偏好。“全球性的消费文化也使年轻一代淡忘了自己的政治责任、自己政治身份的认同。”[11]消费主义的力量正是通过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使大学生的欲望因丰富多彩的物质引诱而得以无限放大，传统的道德、价值与观念被渗透与瓦解，理想信念出现危机，社会的政治安定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威胁。

（三）执政党认同

执政党认同涉及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受传统的“人治”思想影响，“90后”大学生跟大部分国人一样，极易将官员等同于政府和执政党。正因为如此，官员如何做、做得好与不好是大学生评判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标尺。目前，执政党危机突出表现在大学生对少数官员的信任度不断地下降，这使得部分大学生出现嘲弄与远离政治与政府的举动。《人民论坛》杂志于2009年12月曾发起“未来十年十个最严峻挑战”调查，结果显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而位居榜首。虽然腐败现象自古就存在，但消费主义作为一个文化诱因使一些官员在心理作用下通过追求体面的消费和奢侈消费来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享受过度消费所带来的成就感。近几年，官员贪图享受、奢侈浪费、公款吃喝玩乐、包养情妇的现象增多，都说明意志薄弱的官员易受消费主义影响。为了满足自己及家人的符号价值崇拜心结而贪赃枉法，他们过分追求物质利益而忽略了社会利益。大学生透过官员所消费的“物”来判断官员的品质与廉洁，不信任感、不认同感油然而生。

四、消费文化背景下提高“90后”大学生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路径

“政府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维系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两个方面的作用，主要指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12]国家应立足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搞好社会建设的基础上做好文化传承，培养和提高“90后”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依托学校教育，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结合起来，整合多种教育资源和力量发挥整体的最佳效应。

第一，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应当充分利用政治学的“人文化”过程。“国家”、“民族”是现代政治学中的基本单位，对大学生的国家、民族、政治教育就应当引入政治学常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应当增加与现实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学理论知识，如国家理论、政治权力理论、政治制度理论与政治行为理论，通过公民教育来引导大学生的政治情感。如此，大学生才会认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本国各族人民的公共利益，在国际上获得稳定的生存空间；才会了解国家主权、法律、道德与文化都是为了保护人们的权利与权力。唯有如此，大学生与国家、制度、执政党、各项具体政策之间的信任机制才能得以完善，才会自觉地按照国家与社会的要求规范自身的政治行为，产生积极的认同情感。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同时，高校应将消费教育纳入思想政治工作视野，积极干预大学生消费道德的建设与理财意识的培养，引导消费主义文化在大学生中的传播与认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校园文化建设，帮助大学生寻找精神家园，提高大学生的国家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民族认同感和政治参与感。在积极宣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道德的同时，高校必须重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要引导大学生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入剖析，鼓励大学生批判地吸收和看待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自觉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民族文化安全。

第二，从家庭教育入手，为大学生营造一个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浓厚民族文化气氛、强烈民族文化自信的社会氛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更是大学生出生和成长、对其影响很大的一个微环境，家庭在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家庭文化与父母对国家、社会、政党、政治的观点和看法会深刻地影响到大学生的政治情感和政治观念。不同的家庭因其文化不同，所培育出来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和价值观也不同。因为，他们在原生家庭中对父母在生活上的依赖促成了他们对父母行为模式的模仿，与父母的观点也较容易达成一致。父母对国家、民族的认同程度和政治的参与认同度不仅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与追求，而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更是对子女政治教育直观性和可接受性最强的模式。因而，国家应运用多种手段加强中年群体的政治教育。父母本身也要正确对待自己在子女成长中的地位与角色，要树立科学的父母观、政治教育观、政治绩效观，在了解子女生理、心理发育的基础上引导子女对国家、民族、社会、政党的认识。

第三，重视社会事业建设和社会教育。大学生终有一天会成长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走上各种工作岗位，他们的价值观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发展。因而，大学生的政治教育和文化传承问题绝不仅仅是学校教育可以完成的，它有赖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国家应当在完善社会公共事业、加大社会公共事业投入的基础上提高国民工资性收入，发展贴近人民生活实际的文化影视作品，提高公民的福祉指数，使国民对国家和政党的认同提高。社会成员的认同程度越高，对社会越肯定，他们越倾向于对自我进行深入的国家、民族、政治教育。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必须树立国家品牌意识，完善外贸制度，保证国内产品质量与出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从管理层面切合中国国民心理，确保国民对国家、民族、政党政策的认同。特别是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树立自己的国家品牌和民族品牌既是经济的需要，更是政治的需要，也是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强大的国家品牌和民族品牌能够扩大内需，满足消费需要，也能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国家影响力。在现代化过程中，各级政府要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对凝聚民族文化的各项事物要给予保护和支持，让大学生的民族感情找到可触的对象，民族文化以有民族特色的建筑与物质的形式得以延续。

第四，利用西方文化产品刺激了“90后”大学生的民族感情的契机引导大学生对自己的民族观、国家观、政治观进行自我教育。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大学生自我进行政治教育和民族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有了这种民族与国家认知，大学生才能谈得上自我学习、自我调适和自我实践。大学生应对符号消费进行本质认识，合理规范自己的消费行为，多主动学习政治学相关常识的同时，对政府和官员进行理性评价和判断。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摒除倾向性和排斥性心理，自觉自愿地将党想要传递给我们的思想、道德、政治观念内化并外显成爱国、爱党、爱社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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