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沭宁 羊 森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

2012年，白酒品牌“酒鬼”酒被爆出塑化剂超标，这是继农产品化学残留物超标之后又一起涉及广泛人群的食品安全事故，它和地沟油、毒馒头等一起构成了“食品安全危机”现象。此类事件的共同特点是使科学成为“躺着也中枪”的“无辜者”，实质上和pm灰霾等背后的环境焦虑一样，反映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和信任危机。农产品、食品工业化是科学发展的不争事实，而由此造成的“进口”风险、危机事件以及环境变异，逐步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于科学“可信性”的怀疑。科学处于“风险”漩涡中，对于科学的“不确定性”的“怀疑”形成了科学传播的一种危机。

科学与社会两者之间交互的“动态关系”不仅在于科学对社会的单向“发声”（speak to）以及社会对科学反向的“呛声”（speak back），而且其共同发声呈现协同演化趋势。[1]开放科学、互联网的知识生产影响未来信息知识图谱，[2]开放教育（公开课、图书知识共享等）中公民意识得到提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媒体技术的涌现，不但影响了人们的时空观念以及对人类大脑的认知，而且新媒体的介入改变了科学传播的环境和方式。社会发展多元化、冲突矛盾增多使得科学传播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这对于科学传播的组织结构、责任伦理、传播者素养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一、科学传播：从有机知识分子到当代青年

科学对社会的单向“发声”以及社会对科学反向的“呛声”充满着复杂的情势。科学与社会相遇的“意见的公开广场”上众生喧哗，这是国家权力、政府、市场上各种力量、科学家共同体、其他知识专业人士、各种社会组织以及普通民众交锋的界面。其中，以科学专业工作者、其他领域专业人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最为人瞩目。

当前社会分化背景下出现不同主体、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利益，多重利益盘根错节。在权力话语的主导下和资本的席卷中，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守夜人。葛兰西认为，学者、媒体从业者等“普遍知识分子”自觉参与到特定利益集团的构建与发展中时，就担当了“有机知识分子”[3]的角色。在“治理污染、缓解食品安全”问题上，与政府相比，食物安全“杜区重构”的自主行动是一种社会救济形式。市场化的社会组织直接与社区对接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如小毛驴市民农园、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等，知识精英借助个人影响力和社会关系开展自救，如李开复在自家小院种菜、网易的丁磊办养猪场等。[4]

每一个阶层联盟、每一个身份群落都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将以各种各样的文化生产，参与到历史进程的知识生产中。利益冲突时代的知识分子“反思”的能力尚存，科学的自我救赎就有希望。中国国内环境NGO作为科学传播的生力军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为政府提供咨询、建言献策等。科学松鼠会、流言研究中心等民间网络自组织则调动了科学“共同体”的参与，重构食品安全信息，这是另一种形态的信息救济。掘客、维客、Geek（极客）、科技博客等媒介社区群体的出现标志着科学传播民间力量的网络崛起，从方舟子、司马南等早期出现的打假斗士到现在知识协作型民间组织的出现，从青年志愿者线上线下参与到网络虚拟自组织的建立，这些都提供了一个“科学与社会”互动中“情境化”版本。

（一）当代青年推动科学传播的公众参与

科学传播的发展中媒体利用是重要环节，电视媒体传播中受众处于被动状态，科技馆等机构传播中设施、装置展示形式处于静止状态。互联网的利用使得传统科普公众参与不足的问题有了改善的可能。由于市场化角色的缺位，在科学传播中公众长期处于被科普地位，参与度较低。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诞生，新生代乐于接受给自己带来娱乐的新媒体技术，科学迷逐步找到了栖身之处。科学传播和流行文化在互联网空间悄然结合，出现科技宅男一族、科幻迷群等小众群体。Web2.0的赋权给予他们以多种形式参与知识建构、走进科学传播的机会。他们在互联网空间逐步形成全方面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信息生活共同体即“媒介社区”。[5]

这些媒介社区虚拟组织的知识传播具有传统的受控环境（组织）向半受控环境（网络）和非受控环境（社会）转化的特点。[6]科学松鼠会调动科学共同体力量，以兴趣为先导，以时尚为号召，对于报刊、电视台媒体等已然披露的选题、专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揭秘，把科学从小众推向了社会大众，在线上线下开展科学书籍出版、主办“科学嘉年华”等活动，在当代青年中反响很大。安全快报、“食”事实说则调动志愿者和其他社会力量开展公开食品安全信息示警、举报自纠、辟谣等具体工作，以“肃清”垃圾食品、廓清食品环境为职责，期望重建食品安全与信任；当代青年自组织通过协作分享把科学从小众推向了大众主流，互联网自组织的信息救济形式起到稳定人心作用。

（二）科学传播公共空间的建构和维持

科学必须进入“广场”意味着各个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需要所有参与者的自组织能力和相互信任。[7]重构一个良性的科学—社会互动空间尤为重要。科学传播的媒介社区中想象共同体有助于形成身份认同和共识、培养信任感，在公众空间理性的重构上具有实践价值和象征意义。

科学传播历经传统的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有反思的科学传播等几个发展阶段，当前，参与对话协商模型是主要类型。“科学传播的做法，必须以寻求公众信赖为主，而不仅是公众理解。”[8]在我国，面向全民参与科学的社会动员、重建公众信心是必由之路。食品安全的可信性就是科学、政府、市场、公众几方博弈的结果。在环境、食品安全等诸多议题中，由于信息不能做到完全公开，于是社会公众的质疑便指向所谓“科学”标准，检测体系、决策机制也面临“可信性”的危机，在“人”的主体面前“反思科学在解决问题中是否充分”以及对公众的忽视等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对于科学的“可信性”的救赎，不仅要求助于知识、信息、数据的进一步创新扩散，更重要的是参与公众的信赖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协作机制的建立。

（三）网络参与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新媒体的“赋权”具有对于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怀、小团体沟通的重视以及强烈的社会实践性[9]，这对于新媒介利用、科学在社会各阶层的迅速扩散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自媒体的碎片化、去中心化形成对于科学传播把关新的挑战。网络空间平民化主体形象的优势、传受关系的灵活转换、更充分的交流践行了情境化、生活化的需求，但是在知识差距、数字鸿沟客观存在背景下，发展模式的成熟度尚待检验、小众群体之间存在差距、成员良莠不齐等问题需要得到正视。

第一，把关机制的缺失。弗朗西斯·培根说过：“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与广度。”科学的网络传播机制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式的内容参与，由于匿名原因协作式社群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在自然科学比较精深的领域，还是处于不完整的开放式。专业作者、传统资深人士、科学工作者处于信息传播控制端，并体现更小群体聚合性和个人价值，把关过滤机制。不过，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求证、问答方式虽然也引入了互动评估模式，但是内容品质依赖于正在完善的评估标准，“自我纠正、修正”的制度规范并不总是起作用，导致长期持续处于未完成状态。理性思考与把关的不足加上先天弱点，使得网络媒体平台可能成为打着科技旗号的伪科学信息的集散地和实施低俗化道路的温床。

第二，运行机制存在的弱点。除了注重线上线下的互动交流、小众群体的密集传播之外，这些公益性知识传播分享性网站在用户协作上大多采取项目、团队、专题、小组（兴趣小组）等比较自由松散的形式，更趋近贴合大众口味。但是，资金来源单一、缺乏商业运行机制的支撑是其致命弱点，长期发展堪忧。

第三，传播的受众覆盖面受到局限。由于主要依赖网络，科学传播的网络受众只能定位在受过教育的都市年轻人群体，在国家的全民科学行动实施中作为四类重点对象的孩子和老人得不到满足。

二、审视科学传播的意识形态特征

（一）把握意识形态差别和数字鸿沟的差距

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传播终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事业，科学的输出、输入蕴含着意识形态之争，比如信息技术标准、空间技术的竞争。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国情和政治文化背景有差别，各国的科技政策、管理水平有差异，政府、市场、公司企业相互之间更表现出信息数字鸿沟。国际上知识生产的不均衡、科学技术的全球流动、扩散的数字鸿沟，信息传播存在不平等的国际传播秩序，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差异性以及其对于国内传播的影响。

（二）重视科学文化的人文向度

传统媒体、互联网平台是科学传播的平台和技术基础，但是，科学文化、大众文化两者却是异质性文化，“四科”（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传播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传播相对比较容易，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相比娱乐性、商品性有一定距离，传播中可能会产生分离与对抗；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成分及特殊的历史宗教文化因素等也会形成对科学传播的干扰、制约。因此，在这样复杂多元的科学文化格局中，要搭建科学与生态文明理念的桥梁，使公众认识到创造科学知识动力源泉的文化背景以及人的主体性的核心作用。科学传播理想目标是构建更为和谐的传播，将知识创新教育与生命伦理、幸福生活等人文教育有机融合。

（三）审慎对待虚拟空间的科学文化意识形态

在国内互联网环境下，网络空间的科学传播蕴含着或潜藏或直露的意识形态。新近兴起的一些公益性网络媒体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最初动因、理念支撑来自西方，与西方文化表现出较多亲缘性，果壳网得名自哈姆雷特名言、霍金的著作《果壳中的宇宙》，“掷出窗外”则取自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推动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并创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些网站显示西方“现代科学”舶来品的“出身”、照搬西方科学传播的模式主要是吸引年轻受众。在内容建设上，与常见的科学与经验验证网站不同，“掷出窗外”为代表的食品安全举报类信息网站直指“易粪相食”的社会怨懑，通过人肉搜索的求证方式展示了“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你应有的态度”的决绝，它们试图寻找到阐释这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吃的真相”的路径，具有民粹意识形态特征。

倡导“理性、自由、兼容”的流言研究中心认为：“所谓启蒙，当是价值观多元、能平和地接受不同意见、能理性地探讨问题以及公民意识等”，它以“将精神上的垃圾食品掷出窗外”为己任，同时“看着那些爱国暴民的壮举，觉得有必要做些什么了”，[10]2012年9—10月间连发多篇关于钓鱼岛主权的流言验证，标注其时政意味、舆论化倾向。流言研究中心、谣言粉碎机面对各种社会流言的“零容忍”态度，这些宣示具有破除伪科学、反科学的启蒙精神和破解社会流言的舆论意义。上述问题需要理性审视，并纳入治理规范。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用来阐释中国的科学传播有其合理性，比如说平等前提和批判原则，参与和民主是科学传播公共空间建构的保障。但是，就其资本主义语境下提出的“质疑”和行使监督的“公共议案”在国内协商民主体制内得到实现，独立于政治构架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如何纳入合法性框架，尚需做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必将引发公共领域的变革，这就必然涉及在科学与社会相遇的广场上，传统媒体作为交流、沟通平台所秉持的观念、议事规则等面临调整和重构，比如，在互联网媒介社区的传播管理中，提出质疑、审核、搜索求证、公开、把关等程序需要遵从的法则。

三、规范科学传播，推进多元化发展

我国科学传播目前处于渐进发展式、多元化并存的格局，各地科学传播的发展很不均衡、不同学科门类科学的传播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样就决定了作为公共产品的科学传播在我国国内的发展有自身的特殊性。无论是px项目还是食品安全的焦虑，解决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感不足的问题是其中要义。虚拟空间的科学传播更要满足民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建立公众与政府的协商对话、互信机制、寻找到社会共识的契机。新媒体作为科学传播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协商的氛围营造、公共空间平台建设等方面大有可为。

（一）公众参与新媒体传播的空间治理

技术进步引发科学传播公共领域的变革，作为科学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当代社会媒体传播几乎覆盖了科学传播的方方面面，微博等自媒体技术必将影响科学的生产和相关科学信息的传播。

科学传播的新媒体转向成为公众参与的契机。公众的力量得到解放，参与科学知识图谱的构建。在科学与社会、公众互动中，公众参与走入现实，成为影响决策的一个变量。新媒体在担负科学信息、知识教育任务时，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终端便捷有趣，具有生活化、情境化的传播特征，适合当代科学实践性的质感。在我国官办科普边缘化、传统宣传渠道弱势、市场化角色缺位的背景下，网络媒体自觉担负社会责任，成为继传统媒体、科学机构共同体、其他知识主体之外的新生力量。当代青年自组织通过协作分享把科学从小众推向了大众主流，创造了网络社团的信息救济形式，造就了动员民众参与的成功案例。

与传统媒体对于科学的单向、被动传播不同，互联网等新媒体会更多地转向互动、多元化传播，后者的的运行机制、模式、要素等会发生很大变化。新科技特别是信息、计算机、媒体技术的出现，不但影响了时空观念、人类大脑认知，而且新媒体的介入改变了科学传播的环境和方式，社会多元化、冲突矛盾增多使得科学传播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形下，就形成了科学传播格局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并存的舆论“场域”。要协调好两个空间的互动、和谐，就必须要进行空间治理。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氏提出公共服务、公共事务的运作可以建立由各级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民、企事业单位等多元主体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建立的多中心治理体系[12]。在科学传播中，商业运营商因其逐利本性影响公正，其社会化优势也容易滋生谣言、伪科学以及极端化负面信息，很难履行主导重任；网络社团、草根NGO数量庞大，但由于网络的虚拟性技术特征，青年网络参与的组织形态、来源复杂，成员流动性大、结构不健全，很多属于昙花一现的“闪客”，大多没有在民间组织管理局登记、注册，其社会支持、动员机制等也尚待完善。作为一个急需扶持的网络自组织力量，其现有能力和要担负的社会责任严重不匹配，难以担当领导重任；最终只有政府才能履职、尽责，通过制定多中心制度中的宏观框架和参与者的行为规则，同时运用经济、法律、政策手段为公共物品提供和公共事务提供依据和便利。[13]

在科学传播多元化格局中，在政府指导下，企业、市场机构与民间力量明确科学传播中各自社会支持的生态位，协商处理各自的价值取向的问题，完善管理责任与风险分摊、补偿等制度。要解决其长远发展问题，单一型的科学传播机构或者民间网络组织就必须取得政府授权的合法身份或者是企业化志愿服务的市场地位，在制度上完善政府购买科学服务的形式，如科学顾问、信息咨询等，从而实现科学传播的有效运营。

（二）把科学传播纳入公益救助 探索多元化模式

公益救助体系已经纳入国家轨道，政府通过采购公益服务救助社会弱势边缘人群，还指导第三方组织、民间志愿者团体形成枢纽型社会管理创新体系，这些为科学传播的救济机制和救助体系提供了路径参考。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和规范公益性的科学传播，探索政府采购信息服务、社会救助、科学慈善等补偿机制。另一方面，要大力开拓科学传播商业模式。

在公共文化事业中，运用媒体科技比如跨媒体实验室、媒体创意设计等，促进博物馆、科技馆等传统科普实体建设更加时尚、更具吸引力的载体、内容、形式。政府给予科学传播的公益团体以独立、合法的身份，推出采购、社会救助等补偿机制，扶持公益机构、志愿者组织的发展或者探索商业反哺公益的运营方式。果壳网“反哺”科学松鼠会就是尝试、探索科学传播市场化模式的一个案例。作为一个以青年人为主体的、致力于科技传播社会化活动的NPO组织，“科学松鼠会”的运作隶属于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NPO“哈赛科技传播中心”框架之下，其下属的果壳互动科技传媒有限公司在赢利后的收益完全回馈科学松鼠会，与后者形成“SE+NPO”的社会企业新组合形态。[14]

政府应该给予非盈利性组织、公益性团体、志愿者组织以合法性活动的身份，扶持非盈利性组织线上、线下的发展；鼓励他们推出非企业的实体公司，采用公司化的运行机制，才能和政府相关机构的制度扶持、优惠政策相对接，这样做不但可以从政府获得科技产品或者服务的采购订单，而且还可以接受社会来源的资金援助。其终极目标是真正让科学传播的成果惠及于民，为民所享，让科学之光照亮“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西方国家的科学传播普及到全民，科学的公益组织、科学技术公司商业化各行其道，各司其职，无论公益机构的商业化传播还是商业公司的科学慈善行为等，这些方面都有着比较成熟的管理规制和市场化模式。香港地区的科学传播事业采取了公共组织与商业运作混合体制模式。

参照上述经验，国内从事科学传播的非盈利性组织、网络草根自组织群体、从事科学的公益传播的青年群体在开展社会服务时需要加强引进商业组织的观念、企业化营销手法，甚至在使用社会媒体进行传播时也要关注自身的形象塑造、公共关系维护以及危机处理等，做一个坚守核心价值观、践行"以人文本"主流理念和充满民生关怀的示范性社会组织。

在产业发展中，国家要鼓励民间高科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互联网公司进入商业传播领域；通过创意产业园、传媒科技园等渠道，发展“科学小灵通”手机微博、“漫游”型科普网游、益智类动漫等；发展以户外、移动媒体为终端的，生活化、情境化的app下载服务；物联网、云存储也为科学传播事业的多样化发展带来便利。这样就把科学传播事业与产业化、商品化打通，达到规模化发展从而惠及民生。

[1][7]冷民.科学与公众交互的“公共空间”[J].科学与社会，2012（1）：115-117.

[2]Bobbie Johnson.徐嘉文译.“开放科学”共享经验所塑造的未来[J].英语文摘，2011（7）：21

[3]石嫣.如何再造安全的食物链[J].南风窗，2012（11）：51-53.

[4]刘昕亭.社会变局中的知识论争[J].南风窗，2012（12）：60-61.

[5]罗自文.新型村落的崛起媒介社区的内涵与本质[J].国际新闻界，2011（10）：34-39.

[6]陈则谦.知识传播及其动力机制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J].情报杂志，2011（3）：131-137.

[8]苑举正.科学传播、风险与怀疑论[J].现代哲学，2012（4）：87-91.

[9]丁未.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0）：78-81.

[10]吴恒.关于流言研究中心[EB/OL].http：//www.newsooxx.com/about2012-9-16。

[1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余逊达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