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立，秦 鑫

(大连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 大连 116622)

明清小说中的医者形象研究综述

王 立，秦 鑫

(大连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 大连 116622)

就目前研究而言，明清医者形象被大体分成两类。主要集中在庸医之名的界定和造成庸医大量出现的社会政治原因方面，多按照医生有无医德而定其是否为庸医，并未对庸医形象做系统明确的描述分类，造成庸医形象模糊不清。良医、神医形象研究论文较少，其形象更缺少确定性，而医者形象多数作为研究的部分内容或被捎带涉及。应超越单篇文本，进行全面系统整理分析，增强问题化意识并重视这项综合性很强的专题研究。

医者形象；庸医；良医；明清小说；研究史

陈邦贤指出，医学史是一种专门史，研究的须分三类：第一类关于医家地位的历史；第二类关于医学知识的历史；第三类关于疾病的历史。研究这三类的史料，当研究每一个时代环境的背景和文化的现状。……医学是文化的一种，当然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和人类生活的改进[1]1-3。金仕起《古代医者的角色——兼论其身份与地位》认为，当年陈邦贤以医者地位的历史为医学史三大课题之一，强调了解医者所处时代的环境背景与文化现状，和他对医学知识进展的关切是一体的。然而，单就医者地位的研究言，陈先生所论基本上仍以传统少数杰出医者之影响与医事制度之演变为重点。事实上，陈先生后近60年来，传统医疗史的研究在诸多实际动机导向下，在取经上虽迭有进展，课题上亦不断有所开拓，但就有关传统医者活动之研究业绩言，其大体仍依循陈先生论述之规范，而集中在个别医学人物的行谊、贡献与历代医政制度的演进两方面。至于视医者为人民群众之一，根据其专业特性，考察其角色身份与地位变迁的著述尚不多见[2]1-2。医学史中的医者形象是包含多方面的，考察时不仅要考虑医者本身的身份和地位，还要将其置身于时代和文化的背景当中去。而从新世纪多重理论思潮带来的多学科交叉整合、跨学科方法视域看，医者形象在明清小说研究中很值得关注。

一、关于明清小说中的庸医形象

“庸医”一词，最早见于孙思邈《千金要方》序。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曾对医生分类定义：“精于医者曰明医，善于医者曰良医，寿君保相曰国医，粗工眛理曰庸医，击鼓舞趋，祈禳疾病曰巫医。”[3]马伯英认为：“严格说来，这类时医、福医与售假药、施骗术，根本不懂医药而罗致钱财的江湖医生还有点不同。虽不精于医，多少还懂一些针灸、汤丸。倘此出于‘儒医'之手，至多也是‘药误'、‘医疗事故'而已。这类事例甚多，未见斥为‘庸医'。”[4]484庸医之名并没有覆盖所有“粗工眛理”者，当儒医有药误和医疗事故时则往往不会被冠以“庸医”之名。与此种观点不同，前文涉及的几篇论文却将“庸医”范围扩大了。

于天池认为，明清时期医生已渐趋成为一种开放的职业，特别在文化程度较高的江南地区，只要能读书识字、诵读汤头歌诀，即能悬壶于世、开局行医。在国家与社会缺乏有效的权威宰制下，导致行医者构成日益复杂。多数医家操持医业纯粹是为谋生，医术上没有任何保证，难免给医病关系的恶化带来影响。在一个多数医家并不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时代，医家的社会形象势必大打折扣。明清之世医家的社会形象已非常之差，痛斥乃至丑诋医者的文字比比皆是[5]。马金生也有类似观点：明清时期伴随着行医渠道的日趋多元化，为生计而操持医业者大有人在，无论是科场蹭蹬的士人，还是贩夫走卒之流，只要粗通文字、稍识药性，皆有从医的可能[6]53。他们意在说明从医标准下降以后，医生队伍的成分混杂，从而造就出一大批庸医。这种观点主要是就从医者的身份和知识水平来理解庸医。那么如果将医者置于小说当中，从其行医的种种表现来看，庸医又有新的特征，而他们给庸医的定义多是从道德层面来判断的，有无医德直接成为判断庸医标准。

刘晓林挖掘了《金瓶梅》众多医者形象并将其划分三类，但这三类医生无一不是干名采誉、道德败坏之徒，身上没有半点为医道德，有的只是世俗卑鄙。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社会中的种种罪恶品质：一方面具有无穷贪欲，声色货利，无所不贪，飘风戏日，无所不为；另一方面又自欺欺人，攻人夸己，论黄数黑，矜功自伐。这些人直为盗世之恶徒[7]。近代《医界镜》所着力揭示与批判的，即多这样人物。医家为获取丰厚的酬劳，要么借助士绅的影响迅速成名，要么自抬身价故作高深，人为地制造出一副紧张忙碌的景象来蒙蔽病人眼睛。他们在面对病家时往往万分谨慎，在诊疗过程中“择病而医”，有时甚至不惜将女儿嫁入病家来平息纠纷[6]54-57。而朱慧、杨芳将《医界镜》表现的医界混乱现象概括得更为具体，医者要么不学无术，抱残守缺，只凭主观臆测，常抱着侥幸心理为人治病；要么坑蒙患家，攻伐同道，表面一套背地一套；要么矫情饰行，虚张声势，千方百计在表面做文章；要么制假售假，背信弃义，将医德置于脑后，大发不义之财[8]。论者还指出，造成明清时期庸医大量出现的原因，与当时社会状态及统治者的意志有密切关系。与元代儒生受到极端贬抑而大批从医的状态不同，明清时期的文人地位得到改变，他们又回到了先前以文致仕的生活轨道，加之统治者对医学和医疗事业的不重视，医生的社会地位又回到了从前的“贱工”行列：“除耕读二事，无一可为者。商贾利，易坏心术。工技役于人，近贱。医卜之类，又下工商一等。”[9]8-9同时，医者受到资本主义萌芽影响，价值观也为之一变，他们开始追逐享乐和金钱，于是在这个时期就出现了一大批名不符实的医者。

除以上行为的庸医外，一些论文当中还涉及到这样一类医者，他们和那些在文学上受到八股取士束缚的文人一样，酸腐之极令人发指，看病开方开口便言王叔和、张仲景、孙思邈、朱丹溪，引经据典证明自己深得神医要义，全然不顾病者具体情况与古方是否相合[9]18。此外，江湖医生中对医术知之甚少或一窍不通，借医术骗取钱财者也应归入庸医一类。谷峰认为《红楼梦》“胡诌妒妇方”的王道士，本为道士，却在江湖上买药骗钱，一贴膏药，包治百病[10]31。

而一些晚清作品中的医者形象则与前期不太相同。晚清国运危机，文人想在文学中的医者身上找到治愈社会而非病者的药方。医者行医活动通常作为整个作品的线索，作者借助医者眼光审视整个社会。谭光辉指出：“在老残那里，行医救人倒是次要的，在他的整个行医过程中不曾碰到什么他治不好的疑难杂症，基本上是药到病除，唯有社会之病难于医治。”[11]冯鸽也指出晚清以降，启蒙者常把自身视为医生，把国家比喻成一个久病之体。弃医从文的鲁迅，解释自己从事文学创作之缘由的话很有名：“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也是以疾病来喻国家民族。如是论述20世纪上半期比比皆是。愈立国要先立人，因此国家之病，就是国人之疾。救国先要救人。“医者”通过“医人”寻求“医国”之术，形成了具有鲜明启蒙色彩的思想解放运动[12]。医者形象被认为理应具有双重身份，他们不仅要医治人的疾病，还要找到医治社会之病的良方。

对古代庸医形象进行研究，更能使人们正确理解中医文化的真正内涵，而不被假象乱象所迷惑，从侧面反映出良医等优秀医者的光辉形象，从而丰富医者形象体系。

二、明清小说中的良医、神医、儒医形象

单独系统研究明清小说中的良医、神医、儒医形象的几乎未见，目前只涉及到对其名称进行界定、或从中医及医案角度来重新阐释古代小说的线索或人物。

王炜、裴传永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良医”已成为一个较流行的概念，此间儒、墨、法及杂家多部经典都曾加以使用：“中国古代对良医的认定，经历了从独尊医术到兼重德艺的历史演变。医德内涵的持续注入与扩充是秦汉以后良医论发展的主基调。医德内涵的注入与扩充绝不是偶然的，它肇源于前秦儒家特别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而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对封建伦理的阐扬和众多医家的自觉实践，则为这种注入与扩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能量。”[13]

郑瑞侠认为，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中，神医形象通常带有巫师痕迹。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开始排除一些直接与鬼神交通的巫术手段，尽力摆脱对鬼神的过分依赖，即韦伯的所谓“除魅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古代行医者逐渐将眼观转向现世和对自身生命的深入认识，医、巫形象逐渐分离。神医形象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满神秘性。首先，各门派的宗师往往具有传奇性的经历或特异功能，甚至魔法幻术；其次。神医的出身十分传奇，他们的师承来历和技艺承袭多属机缘巧合，充满神秘色彩；另外还有些医师既不是神仙化身亦非神仙弟子，但其师承来历和技艺承袭也被描述得相当曲折。而这些医者形象的描述也被明清文学作品所吸收。被称为神医的人，身上总带有着些许的神秘色彩[14]。

台湾学者林富士指出瘟疫对医者是极大的挑战：“中国的医家普遍认为这是最为‘难疗之病'。不过,瘟疫往往也是促使医学典范崩溃或转型的主要动力。”[15]12时疫成为医者崛起的一种动力。他还认为,“研究道教史的学者则大多会提及道教在医疗文化上的表现,并且认为,相对于较早（上古）的‘巫医'和稍晚（宋元之后）的‘儒医',在中古时期（约当六朝至隋唐）有所谓的‘道医'或‘道教医学'。”[15]280-281

关于儒医，陈清光认为，儒医是我国文学史、中医药史上的一朵奇葩。历代大医多通儒，而历代文学家亦兼通医理。《红楼梦》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其涉及中医药各个环节，深刻体现了中医与传统文化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16]。詹丹也从《红楼梦》医案描写着手，认为章回小说由于大多篇幅浩大，反映的人事和生活面更为广阔，必然会涉及到人物的疾病与医治问题，《红楼梦》：“一方面承继已有的传统，表现人的疾病与宗教道德问题的关联性，显示出道德劝解的作用，例如写贾瑞、秦钟甚至是秦可卿之病与死亡等（类似的分析文章已多，这里不再讨论）；另一方面，也努力把疾病和医治问题，与人物的思想性格、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努力将整体化视域具体化、个性化，以充分显示题材所于蕴含的思想文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正因为这一整体化视域是充分具体化、个性化的，所以，关于病症本身以及医治的方案乃至医生形象，都纳入到作者的表现范围，使中医药这一传统文化特色，在小说中得到了较多反映。”[17]这一研究非常有意义，也会推进明清其他小说的相关研究。谷峰认为，儒医，指有儒学背景的医生。多由科场失意，或因自己及亲人之病而弃儒习医，当然，也有谢官后习医，甚至宦余行医的。……宋代以后，儒医逐渐成为时尚。范仲淹“不为良相，即为名医”的故事广为流传，科场失意者每以此为箴言。忍舍仕途而习医。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医而知儒讲儒，以儒论医，几成为“良医”的标准。……儒医具备相应的知识素养和学习能力，崇尚经典，重视伦理道德，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古代的教育体系以儒学为纲，学习知识的过程中贯穿着儒学的影响。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则知识渊博而习医之人，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儒医的烙印。儒医盛行，赋予中医学更多的文化内涵[10]31。

台湾学者龚鹏程则提出有的作品则未必然：“从《聊斋》来看，蒲松龄并无‘儒医'之观念，对医生也未必有好感。因此，卷十四《岳神》说：‘或言阎罗曰东岳天子日遣使者男女一万八千众，分布天下，作巫医，名勾魂使者。'把医生形容成勾魂使者，谓医生经常‘出为方剂，暮服之，中夜而卒'。显然谑而且虐。……这也都是挖苦医者的话。可见在他那一辈文人社群中，医生评价并不高，文人也很少从事于此。”他认为文人宁愿从商也不愿从医，“业儒未成，去而为吏之外，更多的，其实是去经商。”[18]

邱仲麟认为医者是传统社会重要的技艺人，在明代的文集中存在大量医者的传记资料，其中不乏对于当时医者与医习的评论，他按照当时士大夫对医者的分类和分品，对医者医疗风习进行批判，并就文集、笔记中所呈现的医者形象讨论士大夫眼中的理想医者形象。[19]傅维康辟单节列举了清代喻昌、傅山、张志聪、叶桂等25位著名医家，介绍其生平著作及行医事迹，为研究古代小说医者形象提供很好的材料。[20]卜开初对古代名医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上迄神农尝百草，下至医林诗才，这些医者不仅精通医理自创神药，且大多高风亮节，富有诗才，从多方面展示了古代小说丰富的医者形象[21]。相对来说，这类正面的医者形象，人们研究得不多，也较为不充分。其实，从古代侠文化与慕侠心理的角度，研究神医、良医侠义行为叙事，还是有着较为广阔的探讨空间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研究者关注到的名医之流一般倾向于男性医者，而对于女性医者却很少提及。徐建云认为，一些名医词典，如宋代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明代李濂《医史》、还有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近、现代陈邦贤、严凌舟编著《中国医学人名志》、李经纬主编《中医人名词典》、李云主编《中医人名词典》等专门著作，也往往只有几个或十几个女医的介绍，且都是片言只语，语焉不详，大多数女医连生卒年也不得而知。……虽则在古代历史文献中有关女医的资料的确甚少，但就忠实于历史来说，同样也不能掩去他们独特的光彩。女医们的贡献无疑应载入史册，古代女子接受文化教育机会少、重男轻女陋习等是造成女医甚少的主要原因[22]。与其类似，李志生指出，从唐代开始逐渐形成一种观念：熟谙以四部经典为主的医书，是成为“大医”、“儒医”首要条件；同时还须兼通经史等其他文化知识，且行止亦须无瑕。唐宋后在这一正统观念支配下，女性医护者被置于劣势地位。古代妇女受教育机会和程度远逊于男子，女性医护者主要以技艺实践见长，医学理论及通经博史并非其优势；下层女性医护者游走于户外，也与儒家提倡的“男女有别”观念相左。由此，男性建构起来的强调医书兼通经史的观念，也成为男性士大夫歧视女性医护者、女性医护者被边缘化的理论基础[23]。王慧芳、楼绍来认为，出家修道是隋唐妇女学医行医常攀登的一条崎岖蹊径；家庭渊源、前人经验和本人勤勉、扬长避短是古代妇女成医的主客观条件；时代潮流、行医救国思想是推动她们奋起学医的社会动力[24]。对女性医者适当关注，可以使医者形象更加完整。对良医、名医等形象进行探究，不仅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需要，更能有力推动古代中医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巫、巫术与传统中医

华夏自古巫医不分，医学起源也混沌不清。陈邦贤指出：“中国医学的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立。以巫术治病，为世界各民族文化低级时代的普遍现象。”[1]7马伯英也提到：“我们当然不能将医学起源时代的‘医学'定义在科学时代的涵义上……同样，人们也无法以希波克拉底文集、在中国或以《黄帝内经》这些明确的医学论著作为医学起源的最早唯一起点。因为此前的医学活动，毕竟已存在了千百万年。从历史的高度来看，我们认识到，不能将巫术医学或迷信医学完全排除在医学范畴之外。巫术医学是医学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特别是在医学起源阶段，起过重要作用，占据过相当长的时期。”[4]178-179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巫医这样一类人。长期以来，由于大家了解的学术之外的原因，人们总把巫医看成是一种野蛮、愚昧信仰的产物。其实人类学家指出在许多民族中，早期巫医有着巫师和医者的双重身份。他们既从事巫教活动又治疗疾病。由于生产力低下和思维能力有限，当人类面对未知自然现象时，会将其归于鬼神，而这种鬼神世界观也支配人类对疾病现象的解释和治疗。进入文明时代，巫与医逐渐分离，巫医逐渐成为腐朽没落、封建迷信的工具[25]267-273。

而林富士指出，中国医学与巫觋文化之间关系非常密切。虽有些学者不赞同“医源于巫”的说法，但大多数医学史家对上古巫者（或巫医）与医药关系也不得不有所交代。不过，一般的医学史著作大多认为，从春秋战国起，巫医分离，专业医者出现，医者在医巫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中国医学从此摆脱巫术（鬼神信仰）纠缠，得以独立发展。或许因这个理由，他们对战国之后巫者的医疗活动以及医学与巫术之间关系，便几乎绝口不提。然而，若干研究却指出，在春秋战国之后（至少两汉时期），巫者仍是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疗病者，以鬼神信仰为根基的巫术疗法也仍盛行于各个社会阶层，而中国的传统“医学”也一直无法完全去除巫术的成分。因此，春秋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史，似乎不宜将巫觋的医疗活动和其知识传统排除在外。[15]388-389而这同时也说明，即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中国传统医学仍与巫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不能将巫术完全归类到封建迷信中去。巫者在中国社会中基本上扮演着交通鬼神、替人祈福解祸的角色，但其具体的技能和职事内容，则常常因时代、地域和巫者个人背景的差异而有所变化。其中有些巫者即以医疗为其专业[15]400。

宋兆麟还指出，如果根据马列主义观点具体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就一定能找到人类文明和发展医学的脉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已经运用各种已经获得的知识为自己的健康服务，确实是能动地征服自然之举。其中的火疗法、熏疗法，运用了不少物理学和化学知识，当时名曰驱鬼，其中实有消毒和治病的内容。……火疗法和熏疗法至今仍是充满活力的精华。放血法、针刺法则是最古老的外科学，运动疗法也是健身的重要手段，有关药物知识就更加丰富多彩了。其中许多有益的科学知识已被继承下来，并且得到了充实、提高和发展，这就是我国的传统医学——中医学。”[25]268应当说，这种看法较为公允，只有正视古代巫与医的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了解传统中医大约吸收了巫术相当部分的精华，才能建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医学演变史。

此外，一些研究者主要从明清小说中寻找中医例证，借小说来阐释中医中药的神奇。李姝淳认为，《三国演义》是一本描写王侯将相群雄混战的历史演义，但是，我们仍可从中找到中医药的痕迹。《三国演义》写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书中出现的疾病也有时代特点，主要是外科刀剑伤和内科的情志病，虽书中涉及的中医中药内容不多，却可从细微处识得中医中药的奇妙之处[26]。夏琰、戴铭指出，比较《红楼梦》丰富细致的医药场面描述，“二拍”偏于单薄，但作为明代简介社会资料，对于当时及前朝的医药情况还有许多蛛丝马迹可探寻。《初刻》涉及到的医药文化包括了药物、流行病、病因病机、诊治、医事组织等[27]。林孝蓁认为中医药在古代社会生活里，一直扮演了极大的推手，凡人皆有病痛，既有病痛则离不开医方处药，而文学作品一向反映社会生活背景、饮食文化，所以文学品中也能见到中医药思想的线索，因此透过涉医文学的作品，不仅可以作为医药史料的价值及借鉴作用，更可藉由作者的描述来了解该时期医学学术理论的发展与医学知识传播的局限[28]。申粒蒂、张桂军指出，《聊斋》涉医篇章二十余篇，医药知识以各种形式层出不穷，其中有经济实用的民间药方，也有大胆神奇的医学幻想，有传统经典的针灸之术，也有一些夸大、无据的传言迷信[29]。田若虹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晚清陆士谔（儒林医隐）的“医界小说”，将其与社会、历史、剑侠小说等相提并论，总结了其医学观及其医学论著[30]。而刘晓林专著《明清小说与中医文化》，对于明清部分小说相关片段，特别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笔记小说医者活动叙事，进行了医学与文学的跨学科发掘[31]。

上述研究主要是从古代小说中挖掘与医学、养生有关的医药、医理，从医学的角度说明了传统中医角色的良莠并俱，儒医良医的可取之处。在进行古代医者形象的研究中，似乎应加强跨学科的探讨，庶几可能对医者形象的类分、多种类型关系，及其同传统文化多个分支的联系，有较为客观的把握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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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Doctor Images in Ming-Qing Novels

WANG Li，QIN Xin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

In terms of the studies nowadays,the doctor images in Ming-Qing novels 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Th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fnition of quacks and a host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reasons.The judgment for quacks is that whether they have the medical ethics,and the quack images are ambiguous,because there is no clear description and classifcation of the quacks.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good doctors and highly skilled doctors,and their images are lack of certainty.In most cases,doctor images are simply taken as a part of the research or slid over.Thus,we should mak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nstead of sticking only to one single text,enhance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Doctor images;Quacks;Skilled doctors;Ming-Qing novels;Research history

I206.2

：A

：1008-2395(2013)04-0023-06

2013-04-05

王立(1953-)，男，博士，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主题学研究；秦鑫(1987-)，女，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基金课题：2012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支持项目（L12BZW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