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文学界高兴，读者高兴，纷纷向莫言祝贺，谈论莫言，感叹莫言，敬佩莫言，莫言的著作在书店抢购一空，出版社连连为之再版、加印，从山东高密到全国各地，莫言成了舆论的热点，真乃一时之盛。高兴和祝贺的同时，人们也在作些思考，尤其是文学界纷纷座谈讨论，分析莫言作品的优长，分析莫言获奖的缘由，并力图从中获得一些有益于文学的启示，极有意义。作为莫言的读者，我在重温莫言作品的同时，也作了些思考，并有如下三点感悟。

一、莫言是一个文化自觉者

莫言的成功，在于他是一个文化的自觉者。文化的自觉，始于文化的自信。由于贫困和苦难，莫言只上了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上学的机会虽然中断，但求学的欲望始终炽烈如火。不能说莫言小时候就有什么文化自信，但他的文化自信是与生俱来的，他从小十分热爱中国文化，并痴迷地沉入到中国丰富、深远、厚重的文化之中，他十分好学。这种热爱和痴迷，就是文化自信。莫言小时候的求学有三种方式：一是多读。那时他很小，读书的目的并不明确，但就是有阅读的兴趣，读书是他童年的最大快乐和享受，他将他老家高密大栏乡平安村所能找到的书籍都找来读。他父亲上过四年私塾，初通文墨，反对他读“闲书”，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凭着他的小精灵，毫不停顿地读书，坚持不懈。他很早就读过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林海雪原》等许多小说，《三家巷》曾使他如痴如醉，由于父亲反对他读“闲书”，他只能偷偷地钻进草垛里去读，从草垛里爬出来时，常常是浑身都是被蚂蚁、蚊子咬的红包，又痛又痒，但仍然乐此不疲，读书的快乐是其他一切所无法代替的。他知道他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有十多本书，如《苦菜花》、《烈火金钢》、《红旗插上大门岛》、《青春之歌》、《吕梁英雄传》，还有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那时学校条件艰苦，老师的床就放在教室后边的角落里，他的书就放在床边压在枕头下。为了能看到这些书，莫言每天放学都主动留下当值日生打扫教室，目的是找机会偷看老师的书。莫言知道邻村的石匠家有一套带插图的《封神演义》，他非常想读到这部书，但石匠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给他家拉磨磨面，拉磨一上午，可以阅读《封神演义》两小时，还必须在他家的磨道里读，不能离开。只要能读书，莫言什么条件都接受。莫言在石匠家读书时，石匠的女儿就站在背后监督计时，时间一到，马上将书收走。那时没有钟表，所谓两小时，全靠石匠女儿的情绪，她情绪好时，时间就走得慢，她情绪不好时，时间就走得飞快。为了让石匠的女儿情绪好，莫言又想点子讨好她，爬到邻居家的杏树上偷摘杏子给她吃。多少年后，莫言说，他小时候本来就是一个馋鬼，能把偷来的杏子给别人吃，简直就像馋猫把嘴里的鱼吐出来一样，但为了读完《封神演义》，他不得不这样做。把周围能找到的书都读完之后，实在没别的书读了，他就将二哥家的一本《新华字典》拿来读、拿来背。莫言读书，不光是小说，所有的书他都读。莫言说他小时候读书极专心，记忆力也好，不能说过目不忘，但读过之后，人物、情节、故事都记得，精彩片断，尤其入脑入心。二是多听。那时农村文化生活贫乏，唯一的乐子就是听说书，凡有书场，莫言都钻在大人堆里专注听书，有时还跑到邻村去听说书，很晚才回家。一个小孩子夜不归宿，她母亲很不放心，不让他去听说书。莫言小时十分依赖母亲，吃奶吃到5岁，听母亲的话，帮母亲推磨，懂得孝顺，但在听书这件事上他坚决反逆，不听母亲的，母亲只得妥协，但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听书回来之后，必须重讲一遍给还在昏黄的灯光下做针线的母亲听，莫言当然非常高兴。听书回来，大都能很顺畅地绘声绘色为母亲复述一遍，母亲听后觉得他灵牙利齿，也很高兴。有时也出现记不起来，情节、故事断档的情景，但他从小便有急智，能现编情节将前后故事串联完整，这大约就是莫言最早的创作。莫言的大爷爷是个乡村医生，会讲古，也就是会说故事，被称为故事大王，莫言只要大爷爷闲下来，便去缠着他讲古，莫言说他大爷爷讲的故事有300多个，稍作加工便能成为小说，到目前为止，他写入小说的才50多个。短篇小说《一匹误入民宅的狼》，可能就是根据大爷爷讲的故事加工而成。三是多看。看什么呢？看他的故乡高密东北乡的人和事。莫言在不同场合讲过，孤独和饥饿是他的创作财富。但莫言绝不是一个孤独的被动者，他有一种享受孤独的天赋，他也不是一个被动的饥饿者，他有感知饥饿的天赋，他有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财富的本领，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辍学之后，他给生产队放一头牛，顺带给家里放一只绵羊，没有了小的玩伴，他便和牛说话，和羊说话，躺在草地上看蓝天白云，看天空飞过的小鸟和小鸟说话，和流淌不息的河水说话，他看着高粱由青葱到苍茫到通红一片，他和红高粱说话。莫言对家乡的风土人情、所有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在他的作品里打出“高密东北乡”的地域文化品牌，他深感那是他的文学王国，是他对家乡熟透了、又充满无限情思的表达，他的许多作品都在他家乡的老宅子里完成，在老宅子里他文思涌动，也说明了他和这块土地的血肉联系。

莫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他早期的一些作品多是传统方式，如《春夜雨霏霏》、《放鸭》、《售棉大路》、《爱情故事》、《地道》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虽然还有些青涩，但也显出了莫言的基本文化功力，而那一时期的《白狗秋千架》、《铁孩》、《翱翔》、《挂像》、《冰雪美人》等短篇，则表达了莫言不甘平面化的创作追求。他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对传统文化充满情感和崇敬，但他又深知决不能让传统文化所淹没，他要努力翻新传统文化，他要创新，他是一个文化自觉者。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就是他的创新之作，也是莫言的享受孤独之作。《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之后，文坛即发出了“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写”的惊叹。《透明的红萝卜》是魔幻与现实溶为一体的典型，小说中的黑孩，有莫言小时候的影子，他小时候住过桥洞，在工地上砸过石子，莫言大哥说莫言小时因饿极偷了一个萝卜，受到父亲的严厉惩罚，这些都是创作的源本，小说中的黑孩很瘦、很孤独，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两只眼睛却又黑又亮，他在孤独中用他的聪慧和想像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在他的眼前——更多的是在他的幻觉意念里，炉火发出幽兰的光是那样的美丽，高高的黄蔴林里小石匠和菊子是那样的浪漫，红萝卜是“透明的、金色的”，“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他努力去寻找这种红萝卜，可怎么也找不到，“透明的红萝卜”成了追求美好的象征。短篇小说《铁孩》则是他的感知饥饿之作，莫言童年在饿极之时，曾和小伙伴一起吃过煤块，曾幻想过什么东西吃到肚子里不饿就好了，铁是最经饿的，于是小说中铁孩和他的小伙伴一起吃各种各样的铁，铁条、铁块、铁锅、上了锈的铁，吃得嘎嘎响、津津有味。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觉。《翱翔》写的也是幻觉，燕燕因为内心反对农村换婚的落后恶习，又没有什么力量和好的对策去反抗，就幻想自己可以飞，从这棵树冠飞到那棵树冠，以此来逃避她所不满的现实。莫言笔下的魔幻和现实是结合在一起的，他经历过难以忍受的孤独和饥饿，他的才情和天赋，使他在孤独和饥饿中幻化出了许多美丽而珍贵的元素，这些元素和丰饶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他的文学创作的源泉。

莫言创作蓬勃的那个年代，是一个西方文学、文学思潮大潮般涌入的年代，莫言并不否认他受过某些影响，他坦言很喜欢福克纳，并亲切地称他为“大叔”。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同样充满着魔幻的因素，两千多年前在著作里就提出“小说”二字的庄子笔下的《逍遥游》和“任公子钓鱼”何等魔幻、浪漫、夸张、壮丽，《封神演义》里所描述的那些超人的故事何等奇特、诱人，《西游记》是举世闻名的神魔经典，《聊斋志异》里的妖狐鬼魅则格外美丽、温情、动人，还有民间的许多神话传说。熟悉中国文化，又极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莫言，从中汲取精华，来孕育自己笔下的人物、情节，并使之花样翻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红高梁》发表之后，即有人说是受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莫言很直率地说，那只是想当然的猜测。《红高梁》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而《百年孤独》的汉译本1985年春天才在中国出版。他从他的切身感受又说，作家受到的影响是身不由己的。世界文化本来是相互渗透、互有彼此的，但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无论是作家还是从事什么别的职业的人，母体文化、本土文化、地域文化的影响，应当是最主要的。所以，莫言说他还有一笔更为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他在漫长的农村生活中所听到的故事与传说。

二、莫言是一个文学精神守卫者

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也要奖励文学精神和文学态度，在这方面莫言当之无愧。莫言从小与文学结缘，几十年来，无论是文学热或是文学边缘化，他都矢志不渝地坚守他的文学天堂，非常难能可贵。莫言非常低调、诚恳，他说他当初向往当作家，是因为听说作家一天能吃到三顿饺子，这对于贫困中挣扎的人来说当然极具诱惑力，到了部队后生活条件好了，又希望挣稿费买一块手表，虽屡屡退稿，仍不灰心不气馁。为了提高创作水平，他到处求教，他大哥管谟贤是一个中学的副校长，在当地是文化人，每写一篇稿子莫言都寄给大哥请教。他大哥当然竭尽其能帮助他，为他修改，他大哥说莫言写过的很多小说都没有发表，还写过一部话剧《离婚》也没上演过。现在来读《春夜雨霏霏》这样的作品，似乎能体会到他哥为他润色的一些痕迹。莫言的文学道路虽然并不顺利，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在他成名之后，还是以一颗寻常的纯文学之心不停探索。沉稳、不浮躁，低调而坚韧，把一切都交给了文学，他决不将西方作家的东西改头换面当成自己的，他认为那是二流货色，成不了大气候。他坚持写属于自己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作品，和外国作家的不一样，和中国作家的也不一样，要构建自己的文学风格。这就是莫言的文学精神，这种精神是曹雪芹那种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虽“举家食粥酒常赊”仍不移其志的文学精神的延续和发扬光大，是古老的中国的优秀文学精神的延续和发扬光大。

当然，文学精神绝不止是对文学写作的坚守，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他的作品里，莫言的作品是有力量的，他真实地描述了人性的坚韧与挣扎，触及到了乡土社会经络的敏感之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红高粱》是莫言得意的作品之一，他常说许多人一见面都不喊我莫言，而是喊“红高粱”。《红高粱》可归入抗日题材，但它和所有抗日题材的作品完全不一样，别具一格，作品中的人物“我奶奶”、“我爷爷”余司令、罗汉大爷，还有那个王文义等，都鲜明生动，极具个性。他们走到一起和小日本殊死斗争，是自发的，是人性自发的义无反顾。你小日本凭什么到我高密东北乡来耀武扬威，凭什么将王文义的三个小儿子炸成碎片，凭什么将我们的成片高粱无情践踏，红高粱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根本啊。被逼到尽头啦，只有拼死一搏，出人、出力、出枪、出拤饼，不用动员，也不用组织，自发地走到一起，为生存而抗争。明知有很多凶险和残忍，但还是奋勇而前，人性的坚韧与挣扎，是如此的果敢与坚毅。活剥罗汉大爷是《红高粱》最触目惊心之笔，日本人的狼心狗肺令人发指，尤其是他们自己不动手，强令屠户孙五去做这件残忍的事，更是包藏祸心，作品写道：“罗汉大爷的双耳底根上，只流了几滴血，罗汉大爷双耳一去，整个头部变得非常简洁。”“简洁”二字本是很寻常的字眼，在这里是如此血腥、如此冷峻、恐怖和惊骇，让人倒吸凉气、刻骨铭心。美国作家赛珍珠曾在安徽宿州生活过5年，并以她描写中国农村、农民的《大地》三部曲获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她在美国声援中国抗日，她坚信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胜利，她的理由是：她深深懂得中国人的坚韧和抗争。《红高粱》写出了人性的本质，写出了中国人最本真的品格。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和《蛙》，也写出了中国人的这种本真品格。莫言曾建议读者读一读《生死疲劳》，我想他也是希望读者了解他对中国人的本真品格，在小说中作了怎样的表述。

人性终极关怀，是莫言作品的一大特点，也是莫言文学精神的诚挚表达。莫言从小生活在农村，他是农民的儿子，底层农民的诸多苦难他有着透彻的了解，改变农民的命运是他的心结。《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写得最快的一部长篇小说，他说他只用了一个月时间。为什么写得这么快，他说因为愤怒，为农民而愤怒，这部小说是一本愤怒之书。小说缘于山东苍山县发生的蒜薹事件，那个县盛产蒜薹，但因为官员的贪腐和不称职，对外来拉蒜薹的汽车乱收费，企图从中拿好处，吓得外地汽车不敢来，因此，农民收获的大量蒜薹卖不出去，成千上万斤蒜薹都烂掉了。愤怒的农民们将卖不出去的蒜薹堵住县政府大门，放火烧了县政府大楼。这件事引起很大反响，媒体的报道是各打五十大板。最后的结果是，官员被撤职，带头和县里说事的农民被逮捕法办。这件事的处理方式激起了莫言的愤怒，他说他骨子里是个农民，尽管农民的方式有不对之处，他还是要和农民站在一边为农民说话。蒜薹事件还使他想到了他的四叔。他四叔和一条怀犊的母牛被迎面开来的汽车猛烈撞死的事一下子又涌上他的心头。那辆汽车是给乡党委书记送盖房材料的，司机会开拖拉机，但无驾驶证，赔3000元了事，乡党委书记始终不露面，一句安慰安抚的话都没有。一条人命两头牛命，只值3000元，对莫言的刺激太大，但这件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将这些事件联系起来，他写了《天堂蒜薹之歌》，但将故事的背景移到了他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莫言说，写《天堂蒜薹之歌》是为了广大农民兄弟，也为了他自己。《白狗秋千架》是对底层农民寄予深情的令人难忘的短篇，场景有某些《红高粱》的影子。小说中的农村妇女暖，原是一个能歌善舞、健美多情的村姑，她和少年朋友“我”一起荡秋千，不幸跌落刺槐树丛中，被槐针扎瞎了一只眼。残疾的暖，所有美好理想都破灭了，只得嫁给邻村的哑巴为妻，一胎生了三个小哑巴。暖没有什么别的指望，她固执地“要个会说话的孩子”，这个指望一点也不过分，但暖知道靠丈夫哑巴是不行的。十年之后，在颇通人性的白狗的引导下，“我”和暖再次相遇，还不到30岁却已很憔悴的暖。装上她的一只假眼，穿上她自己看来还比较体面的衣服，在茂密的高粱地里，在压倒的一片高粱上铺了一块黄布，向“我”提出了帮她实现她的那点起码指望的请求，而且一定要“我”答应，“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写到这里，小说嘎然而止。这个“借夫生子”的请求，非同一般，极为震撼人心。莫言如果不是对农民十分了解、十分同情、十分关爱，他写不出来。

在莫言的作品里，也有一些原生态的内容，但他笔下的原生态，同样充满着韧性和挣扎，这是基于他对生命和人类文明进程的理解，不挣扎不坚韧，人类文明就到不了今天。写原生态不是为了写中国人的落后、愚昧和动物本能，这是莫言和其他作家的明显区别，也是他的高明之处。莫言也写性，并说《丰乳肥臀》里的“性描写是我的得意之笔”，但莫言小说关于性的描写很节制，他不去作那种低俗、琐碎的性描述，而是将性描写和人物命运、社会背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上述《白狗秋千架》的结尾，暖向“我”提出的请求，实际上是性的请求，但没有任旧情难忘的色彩，没有任何性刺激的色彩，更没有任何性淫乱的色彩，有的只是暖对于命运的挣扎和性格的坚韧，当然还有她的无奈。《红高粱》描写“我爷爷”余占鳌冷不防将“我奶奶”从驴背上抢抱入高粱丛中，虽然有点粗野，但那种阳刚之气，却是不容置疑的，它所控诉的是残酷的卖买婚姻，一个健美的妙龄少女怎么能卖给一个麻风病人做妻子呢，它所表达的是人类对健康美满的两性生活的渴求。“我奶奶”和“我爷爷”携手抗日，说明他们的坚韧和挣扎的志趣相投，我奶奶死于挑送拤饼的路上，死于日本人的枪弹之下，是坚韧的壮美。在短篇小说《爱情故事》里，大龄下放知青何丽萍和农村小弟在高粱秸垛的私密，简炼几笔就带过了，在结尾写道：“第二年，何丽萍一胎生了两个小孩。这件事轰动了整个高密县。”这种描写很自然使读者联想到，“文革”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对人性的扼杀，对何丽萍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人的歧视，真是一场人生恶梦。

三、莫言是努力和国际文学接轨的践行者

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既是对人与人之间至美和谐境界的期待，也是对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之间至美和谐境界的期待。只有在文化上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世界才能更好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世界才能更美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华文汉语丰富奇妙，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华文汉语如何较好地表达原意译成外文，是一个非常重的环节。学界早就看到了，翻译是一道瓶颈，试想，汉字中的韵味、格律、一字多音、一字多义、一语双关，还有隐喻、隐射、民俗、俚谚、弦外之音等等，如何在外文中较好地表达出来，需要既精通汉语又精通外语的翻译家。李景端先生在《莫言获诺奖 翻译要加油》（《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10.15）一文中认为，莫言的获奖，翻译功不可没。李先生非常推崇杨宪益、戴乃迭那种夫妇合译的“杨戴模式”。他也指出了国内在岗翻译人员6万多，加上各方面的翻译人员有几十万，但称职的却只有一成左右，这种现状需要改变，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必须在翻译人才翻译队伍方面下功夫。

莫言是个有心人，他不仅为中国读者写作，他还要为世界读者写作，意在让全世界都了解中国人的坚韧和挣扎，了解中国人的明净和广阔的胸怀，于是他想了一些办法使他的作品和世界文学接轨。他非常注重翻译，他坦言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给了他很大帮助，他说葛浩文教授“把我的小说尽可能完美地译成英文。教授经常为了一个字、为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那不熟悉的一件东西，与我反复磋商，我为了向他说明，不得不用我的拙劣技术为他画图”，“能与这样的人合作，是我的幸运”，他还说《酒国》的英译本是“我和葛浩文教授共同创造的”。莫言曾埋怨他的《天堂蒜薹之歌》在国内没有引起评论界的重视。这本小说2000年的德译本在德国就有很多读者，德国一个贵族中学里100多个学生每人一本，还有他们的家长也在读这本书。莫言的作品，已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20部长篇小说中的18部已有外文译本，《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已有了瑞典文译本。瑞典文译者陈安娜是一位汉学家，她的先生则是一位通外文的中国诗人。有这样的“杨戴模式”的译本交给瑞典文学院，交给18位评委，自然会获得更多的理解。做好翻译方面的工作，当然不只是为了获奖，但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方面的世界文学奖、文化奖，都是很好的平台，这些平台有利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在这方面，聪明的莫言已是超前了一步，我想对中国其他作家和有志于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工作者都是很有启发的。

参考书目：

①《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

②《大声的自由——七名家在香港的发言》（作家出版社）

作者档案

唐先田：男，1944年生，安徽省宿松县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学学会会长，编审，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作有：《寻找生活主旋律》、《红豆集》、《文论长短录》、《追求和谐》、《随意集》、《中国散文小说简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