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顺

(咸阳师范学院国际交流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它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1］6说明人的科学与所有科学都有着必然的联系。高尔基也曾把文学看作“人学”①学界认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是前苏联文学家高尔基1928年6月12日在一次演讲时提出的，可以看作是其“文学即人学”思想的首次公开描述。其后，在《谈手艺》和《论文学》等谈话和文章里，高尔基也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公开表述了文学即是“人学”的想法。于是，作为高尔基提出的文学命题和文学的经典性定义，为世人所公认。也成为我国的文学理论界奠定“文学”和“人学”、“人性”、“人文精神”之间诸种关系的理论基石。然而，对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提出背景、内涵阐释、科学与否等等问题，学界仍有争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借此理论来说明文学与“人”的根本联系。，钱谷融曾一再强调:“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2］10无论怎样，文学与“人”的科学是分不开的。而人的存在是以生命的形式呈现的，更何况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的生命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3］67所以说，人对于社会历史的价值其实就是人的生命的价值。由此，文学作品中人的生命价值就是值得探讨的命题。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传记文学更是以记录历史人物、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为本质，深刻体现着人的生命价值。那么，古典传记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是如何表现生命价值，表现了哪些生命价值，其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和途径是什么等诸多理论问题，就应当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并以期发掘其当代的意义。张新科先生的新著《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不仅仅深入分析并解答了这些相关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该论著从学理上建构了“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生命理论”，是古典传记文学研究的创新成果。笔者认为，论著在古典传记生命理论建构上有着丰厚的创获。

一、理论构架的系统性

理论是指人们对自然、社会现象，按照已知的知识或者认知，用演绎推理等方法，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是对事物内在本质、必然规律的反映。而科学理论是系统化的科学知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相对正确的认识，是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并由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表达出来的知识体系，是对某种经验现象或事实的科学解说和系统阐释。所以说，“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是一个演绎陈述的等级系统，它不但应当能够解释现象，而且必须能够解释规律。”［4］43因此，科学理论具有系统性特征，它不是诸多概念与原理的简单堆砌，也非各种互不相关的论据和论点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系统化的逻辑体系，它建立在明确的概念、恰当的判断、正确的推理与严密的逻辑证明基础之上。

《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所建构的古典传记生命理论，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论著以传记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特殊载体”［5］62为基点，以“生命价值”为切入点，在梳理中国古典传记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建构了具有系统性的古典传记生命理论。笔者认为，这一理论系统由“生命阐释论”“生命价值论”“产生机制论”等子系统构成。

关于生命阐释论，论著论述了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内涵。从根本上讲，“人的生命活动不仅表现出生存和发展的渴求，而且表现出自身潜能的开发、释放。这种自身潜能的开发、释放，就是一种力的创造……是这种生命活力的形象性展现”［5］62。论著对这一内涵的阐释也表现出系统性。论著中，“生命本质”“生命活动”“生命内在动力”又构成了古典传记生命内涵系统。就生命本质而言，作者认为，“人的生命的奥秘就在于基因，生命之所以充满活力，乃是由于基因操纵所致。”然而，“我们看到的生命，乃是一种外化了的时间单位”。古典传记就是对传主生命时针转动的过程的记录，也是在生命时针停止之后对于生命的再生”。这种生命再生，在传记中表现为“追求生命有为”“珍惜个体生命”“勇于牺牲生命”“尊重他人生命”“预设生命结局”的思想和行为。［5］62－74就生命活动来说，“生命活动实际上是人的自身活力的释放。在释放过程中由生命激扬出灼热的力量，它鼓舞着人们不断地奋进，并且不断地弘扬、延续。”这种活力释放与社会制约不无关系，“往往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与限制”，与“个体生命所处时代有密切关系”［5］75－82。就生命内在动力而言，传主生命活力释放、生命时针转动，其根本的内在动力是“时代使命”的驱遣，这“是内在激情产生的原动力之一”［5］85。“信仰的力量”使“传主内心充满活力，充满激情”。“前代楷模”“是传主产生内在动力的因素之一”，“家庭教育与个人修养”是个人内在激情产生的重要方面。

就生命价值论来说，论著系统阐释了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传记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能使那些有价值的生命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反映了我们民族集体的生命和精神”［5］2－3。我认为，论著生命价值理论主要由“个体价值”“社会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等部分构成。就中国古典传记的“个体价值”而言，主要表现为“追求不朽”“忧患意识”“道德生命”。追求不朽，其主旋律是“昂扬进取”，并表现为“多音符”和“变奏曲”。个体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深厚苍劲”的特征，是集体性焦虑与个体焦虑的集合。道德生命的张扬乃是生命的复活，是道德的净化，这种复活有着自己的表现形式。中国古典传记社会价值主要由“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等部分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但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其生命的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在社会中。”［5］383中国古典传记的社会生命价值所表现出的民族心理，主要体现为注重现实、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留名后世等方面。［5］221中国古典传记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其所表现出来的哲学意蕴，体现为天人关系、人生观念和人性展现。中国古典传记社会价值还表现为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命的呈现，反映了中华民族生命形成的历史，体现了民族生命的基本特点。［5］379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艺术价值包括“悲剧精神”和“审美价值”。就悲剧精神而言，“中国古典传记中的悲剧会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沉重的影响”［5］192，其审美价值在于力的象征，这种力量分别是艺术力量、情感力量、感染力量。

就生命价值产生机制论来说，“从本质上说，传记文学的生产是与物质生产有共同规律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它是由传主(生产原料)、作者(生产者)、传记文本(产品)、传播者(流通)、读者(消费)等要素构成。读者的消费与接受，是整个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环，也是传记终极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5］349。论著认为，“消费接受”是中国古典传记的终极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读者消费为基础，而读者的接受则是终极目标实现的关键之所在。

总之，《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抓住了生命这一主线，系统建构了古典传记的生命理论体系。

二、理论内涵的深刻性

所谓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而理论内涵就是指理论对于表现对象本质规律把握的综合。《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所建构的古典传记生命理论，其内涵是深刻的。我认为，该理论内涵的深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人学的深入思考。“在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6］62而中华民族作为“思维早熟的民族”［7］23，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古已有之而且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古典传记作为记录人的活动历史的文本，其字里行间总是透射着对人生的思考。所以，论著认为，“中国古典传记源远流长，其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密切相关，尤其是与‘人’的自我价值的不断发现、人文思潮的变化息息相关。”古典传记的发展“为研究人的思想、价值观念、人性善恶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5］6。《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把古典传记的发展与中国古代人学发展相联系，并总结出各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论著认为，在古典传记形成的先秦时期，人学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人的价值的发现”“崇尚独立人格”“追求入世有为”“注重道德修养”。汉魏六朝乃是古典传记的成熟期，人的价值得到认可，并且发展了先秦以来的人学思想。［5］14唐宋作为古典传记的转型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人学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元明清乃是中国古典传记的新突破期，与之相对应，在人学问题上是对心性的探讨，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5］6－29最后论著总结道:“古典传记是承载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人的自我价值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并不断壮大、发展。”另外，中国思想史上几个对人性、人学进行探讨的重要时期，“不仅直接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而且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记载人的生命活动的传记文学，无疑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5］29－30。总之，论著不仅将古典传记与人学相联系，而且发现了人学发展对传记发展的影响。

二是生死存在的终极追问。对于人来说，“每个人都奔向自己的死亡:那无定的必然”［8］505。当生命的时针走到‘死亡’这个终点时，人的自然生命就宣告结束了。”“自然生命的结束，并不意味个体生命的彻底毁灭，它总给后人的生命活动留下点什么。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继承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人的许多东西确实能够‘再生’。”［5］63正如索甲仁波切所说:“死亡并非重点，它们也都留下未来的憧憬，赋予我们的生活神圣的意义。”［9］8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死亡创造了历史。正如包尔生所说，对人类整体而言，死亡“确实是自然用以生产历史的生活的一种技巧，没有时代的更替，就没有历史”［10］286。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说，论著挖掘了人的生死之于古典传记的意义。认为，“生命的尽头必定是死亡，认识到这种必然后，人求生的自保机制就催生了怕死的心理本能。”“为了避免被死亡焦虑压垮，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各种方法来应对这种恐惧。有了如此强烈的驱动力，人们一方面更加爱护身体，同时积极地生育后代，让自己的血脉生生不息……另一方面，人们会迸发出旺盛的创造力、斗志，努力取得成就。这样即使肉体死亡了，成就还会代代相传，这就在象征的意义上战胜了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焦虑并非消极的生命意识，而是催发生命有为的动力，激发人积极向上，在有生之年释放生命活力。”［5］160－161因此，论著深刻阐明死亡焦虑是古典传记释放生命活力的驱动力。除此之外，论著在生死问题上还说明，在古典传记中，传主“舍生取义”的生死观乃是古典传记表现哲学意蕴的重要方面。因为，“这种凛凛正气，不仅使人生价值得到高度体现，而且给中国古典传记注入了强壮的力量，使它显示出一种磅礴的气势，震撼着人们的心灵”［5］207。所以，论著对古典传记中与生命直接相关的生死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怀和深刻的论说。

三是传记的生命诗学阐释。有学者认为，“生命诗学乃是以生命作为根基，从生命出发来思考和阐述诗的本质、作用乃至技术的一种诗歌理论。由于既是从生命出发，又是以生命作为思考的主要内容，因而生命诗学在其言说范畴、思维模式、话语方式以及理论资源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独特性。”［11］94如果说这里引用的“生命诗学”，仅仅是以生命为根基来阐述诗的本质的话，我们如果把“生命诗学”的范畴扩而大之，将其视为评论一切艺术形式的理论，为其赋予更为宽泛的意义，也未尝不可。由此，可以说，《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是对中国古典传记生命诗学的最好阐释，是用中国古典传记对生命诗学的最好印证。论著自始至终把古典传记看做人类生命的一种特殊载体，这一载体有着独特的生命内涵，其生命内涵在于“活力释放”，也就是转动生命时针，焕发内在激情;体现出独特的生命价值，即追求不朽，其主旋律是“昂扬进取”，并表现为“多音符”和“变奏曲”;中国古典传记是生命忧患意识的表现，是生命集体性焦虑与个体的焦虑的集合;中国古典传记的悲剧实践主体是在为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进行力的创造，他们的生命具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具有正义感和高尚情操;中国古典传记体现了天人关系、人生观念、人性展现的哲学意蕴;其所承载的生命表现了注重现实、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留名后世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中道德生命的张扬具有生命复活、道德的净化的功能;其审美价值在于力的象征。所以，论著关注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不仅关注传主生命的起点与终点问题，更关注传主的生命观、生命价值等终极关怀。古典传记记录着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的生命历程，对人的内在本质进行深刻认识和反思，探究生命个体与社会、集体之间的生命关系，是对古典传记中个体生命、人类生命的诗学阐释。

三、理论应用的现实性

《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所建构的古典传记生命理论，包括对古典传记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的挖掘。因为，社会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的实践性研究，能够“重新思考理论和实践的过程，因而同时强化了理论和实践”［12］95。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理论研究更应该与人类社会的生命实践相结合。因为，“从本质上说，传记乃是人类生命的纪念碑，同时也是人类生命的一种载体，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使那些有价值的生命走向永恒”。从总体上看，论著所建构的古典传记生命理论具有一定应用现实性。

首先，论著对古典传记应用现实价值进行了深刻发掘。论著认为，古典传记作为优秀的文化成果，具有丰富的应用现实价值。这种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启迪智慧，以资借鉴。中国古典传记中，传主身上所体现出的智慧，如传主的发明创造，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方面较为合理的方法，能够启迪后人的创造精神，古典传记中军事家的谋略，也能成为后人有益的借鉴。另外，古典传记中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治理天下的方法和策略，其中的有益部分，可以成为后人治理国家的借鉴。二是规范行为，树立榜样。为人们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价值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转型使得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一些人难以抵制眼花缭乱的世俗诱惑，从而迷失自我、随波逐流，很少有人去理性地思考人生，从而对个人行为、集体无意识、社会现象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如果是这样，那就更谈不上去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因此，论著认为，传主的美德、精神、人性以及做人处事的方式，都会给人们树立某种典范，永远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让生命走向永恒。三是陶冶情操，立志爱国。爱国情操是道德情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尚的道德情操。它是由深刻的爱国认知、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坚定的爱国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的。生活中，在生死面前，人人都渴望生存，会毫不犹豫地排斥死亡。但有人为了国家的存亡却选择了死，这正是他具有高尚爱国情操的具体表现。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无数杰出代表，以伟大的人格、高尚的道德、悲壮英勇的行为和切实的行动，谱写了许许多多壮丽动人的爱国篇章。古典传记传主身上表现出来爱国主义精神，能够陶冶今人思想，激发新的爱国热情。四是实现道德净化，传承民族精神。民族生命的发展，是由无数个体生命的发展而形成的，个体生命的追求、奉献，凝聚为民族生命。因此，“中国古典传记中所表现出的积极进取精神，坚韧不拔、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并没有随时代的消逝而消逝，也没有随着历史的逝去而凝固，而是一个继续流淌着的跨时间的文化流程。它是传统精神，但经过净化、升华之后又变为现实精神，并指向未来”［5］378。四是树立经典，指导创作。古典传记既是历史著作，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经过千百年来的传承，经典性的传记得以永存。这些传记作品能够从求真、求深、求美方面为当代的传记创作提供借鉴，古代传记作家和批评家提出的一些传记原则，能够指导今天的传记创作。［5］378－407

其次，现实应用方式的路径指向。《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不仅发现了古典传记现实应用价值，而且指出了其现实应用的路径。一是生命的复活升华。古典传记传主生命复活升华，乃是生命的绵延性，也就是入世进取、奋发有为精神在后代的张扬与延续，使得前人的生命激情得到再现，生命价值得到增大，给人以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复活升华是通过道德净化来实现，它背负着历史，又面对着现实，回照着未来，受时代因素、历史因素、心理因素、阶级因素、审美因素的制约、影响，最终升华到时代的新的高度。其复活的形式主要有画像、塑像(将有功有德之人的形象留存下来，供后人敬仰)、古迹遗存(通过瞻仰以启迪生命)、咏史诗(歌颂历史人物以引起人的思考)、历史小说与戏剧(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5］249－271。历史上古典传记生命复活形式也适用于当代，“时代发展到今天，传主的复活又有许多新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影、电视等传媒形式，使更多的传主复活，成为历史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重新撰写历史人物传记，使原有传主再次复活”［5］271。二是古典传记的消费接受。古典传记的消费接受方式各式各样。“有的是对传主的认同与接受，有的是对传记艺术的接受。有的是直接接受，有的是间接接受。有的是通过对传记作品的点评表示接受，有的是通过咏史诗的形式接受，有的是通过直接批评表明自己的态度。”［5］361古典传记在接受过程中产生认同，古代如此，当代也是如此。

再次，未来应用的展望。《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还预期古典传记对精神文化传承的价值意义，古典传记的现实应用，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形成，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都有重要的意义。总之，“古典传记具有不朽的魅力。新的时代期待我们续写更精彩的传记，使中华民族精神一代一代发扬光大”［5］410，使中华民族历史永远传承下去。

当然，《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所建构的古典传记生命理论，还具有理论阐释的科学性，如通过对中国古典传记的基本特征的宏观分析，以及具体作品微观引证来得出结论;在论证过程中，论著以哲学、心理学、文艺学、美学、史学理论为支撑，以古今学者的有关论述为佐证，理论基础坚实，论证科学，富有逻辑。再者，论著还有理论观点的创新性，如以人文思潮的变化揭示中国古典传记文学各发展时期的特色，并概括中国古典传记的基本特征是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丰富性、多样性、形象性;将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总结为生命时针、活力释放、内在激情，都言前人之未说。

总之，《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在学术上建构了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理论，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新的阅读视角和研究方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研究的学术内涵，必将推动学界对古典传记文学的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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