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事务看周必大与陈傅良的矛盾

2013-03-18许浩然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1期

许浩然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周必大与陈傅良是南宋中期的两位著名的士大夫，彼此存有长期交谊。二人论事为官，皆重实务，周必大继承北宋儒学传统，反对空虚不实之风，陈傅良为永嘉事功学派代表之一，讲究经世致用之学。淳熙末年至绍熙初年，陈、周前后至湖南任官，却因为对湖南财政事务的不同意见，产生了矛盾，导致相互关系出现了长期的裂痕。关于这一事件，因为文献的晦沉，一直未被学界重视，本文试图考其本末，以期为研究周、陈二氏的生平与思想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一、南宋时期湖南财政的凋敝

在考述周、陈矛盾以前，我们先须了解当时湖南的财政状况。南宋时期，因为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的矛盾，湖南常有战事，朝廷扩军镇压[1]。战争及军备开支造成湖南财政的凋敝，淳熙八年至九年（1181 – 1182年）李椿知潭州事，朱熹《敷文阁直学士李公（椿）墓志铭》载[2]：

上以湖南兵役之余，公私困敝……复起公以显谟阁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郴民输租，吏所加赋几再倍，力请裁之，三去其一，民以小宽。

李椿任职期间，湖南公私经济困窘，墓志言李椿使得“民以小宽”。此说尚存讳饰，其实财政并未得到实质改善。淳熙十年（1183年），时任知枢密院事的周必大去信知潭州事林栗①参见: 欧阳棨. 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M]. 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别墅刊本. 下文出自该书的文献都以“①”标出.：

旧闻湖南民力甚困，后来养兵日众，……又两漕置司所在，督责赋颇急，李寿翁（按：即李椿）不能支吾，遂力告归。

同年周必大又有信札寄潘畤①：

向时李寿翁申明出豁一路（按：指荆湖南路）收支，已得旨先理会穷陋数郡，朝廷亦易应副。而芮国瑞（按：即芮）摄夕郎，驳坏指挥，至今使人太息也。

湖南民生凋敝，军费剧增，湖南转运使司（按：转运使司俗称漕司、监司，监察地方官员，督办地方财赋）督赋甚急。李椿请求减免本路税额，本来朝廷已经允许先对最为穷困的数州县予以免税，但遭到权给事中芮煇的阻挠，未能实行。李椿难以应对，只能辞职。周必大表示惋惜。

二、陈傅良在湖南的减税政令及与湖湘学派的合作

李椿去任以后五年，陈傅良至湖南任官。孙锵鸣《陈文节公（陈傅良）年谱》考证陈傅良淳熙十四年（1187年）职桂阳军，淳熙十六年（1189年）秋冬之时赴任湖南转运判官，管理湖南财赋，直至绍熙元年（1190年）[3]427-431。此时陈氏事迹与日后周必大湖南事务有关系者有两件：

其一为陈傅良任湖南转运判官时实行减免粮税、酒税的政策。蔡幼学《宋故宝谟阁待制致仕赠通议大夫陈公（傅良）行状》载[4]691-692：

明年（按：即淳熙十六年），（陈傅良）就除转运判官……民输折苗钱重，为损其直。

潭州、槠州市酒课，岁尝至缗钱二十万，……公摄州事，按旧籍顿减之，民得少纾。

其二为陈傅良与湖湘学派建立了深厚的交谊。《宋元学案》卷七一《岳麓诸儒学案·南轩门人》载《胡大时传》云[5]2368：

（按：即陈傅良），先生亦受业焉……最后师象山……先生于象山最称相得云。

岳麓书院原为张栻讲学之地，陈氏至湖南，其学问颇为岳麓诸儒服膺，以至于张栻弟子之中颇多有人师事陈氏。陈傅良与湖湘学派在治理地方财政方面也有合作，陈氏《湖南提举荐士状》所举荐湖南官员事功卓著者宋仲文就为岳麓中人。状文关于宋仲文的内容云[6]：

窃见通直郎知潭州长沙县宋文仲，有通务之材……（臣）寻领使事（按：即湖南转运判官），……前者仓司籴补诸郡米仅十万斛，今者漕司蠲钱亦数万缗，皆文仲发之。

又刘宰《故兵部吴郎中（汉英）墓志》载[7]：

（吴汉英）用荐者关升主管湖南运司帐司。会故中书舍人陈公傅良将漕，时率诸生与同僚之好学者讲道岳麓，一日叩公所学……有旨裁湖南月桩之太重者，陈以咨公，公以为……不减无以宽民力，概减则无以赡军赋。厥今惟衡、永、道三州自来未经蠲赋，……盍以为先？陈公喜。

吴汉英在岳麓参与讲道，当属于岳麓学侣一类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宋文仲、吴汉英都曾帮助湖南转运使司减免税收，即所谓“蠲钱”、“蠲赋”，这表明湖湘学派对于陈傅良的支持。

三、周必大知潭州时期的言论及与陈傅良的矛盾

周必大淳熙十六年（1189年）罢左丞相以后，也有一段时期任职湖南。周纶《周益国文忠公（必大）年谱》载周氏绍熙二年（1191年）判潭州事，充荆湖南路安抚使（按：安抚司俗称帅司，负责地方军政），至绍熙四年（1193年）十月离任[8]。周必大到任湖南正在陈傅良离任以后不久，绍熙三年（1192年）周必大有《陈君举（傅良）舍人》信札涉及此期与陈傅良的交游①：

潘葑以舍人（按：即陈傅良，绍熙三年任起居舍人）下谕，虽微换易，自当那辍。

但今岁三章，始缘行之荐帅，日先已半诺，既而陈同甫（按：即陈亮）又来力荐，古不背死，今当奈何？元枢（按：即葛，时任知枢密院事）、子宜（按：即徐谊）诸公多荐籴场，势未容诺。而顷所禀数人外，去腊适争数日，不曾举张善化及邵教授、赵帐干，比皆以照牒（按：指求官的推荐信）来责偿，莫知所措。幸潘葑成资（按：指官员任职期满）在来夏，莫可待至腊月否？

《陈文节公年谱》载绍熙二年（1191年）陈傅良因奏事留任吏部员外郎，绍熙三年（1192年）任起居舍人[3]432-440。该信所涉事宜主要是陈傅良、陈亮、葛邲和徐谊向周必大推荐官员到湖南任职。除去葛邲，陈傅良和徐谊为永嘉学人，陈亮亦可算作永嘉学侣，此事可以看作是永嘉学派对湖南官员任职作出的干预。周氏的反映如何呢？由信可见，他颇有推却之意，二陈举荐一名叫做潘葑的官员担任某职，周氏告知该职之前已“半诺”他人，现在无可奈何，提出潘葑现职任期结束要等到明年夏季，为其谋职可以拖延时日。对于葛邲、徐谊荐人至籴场任职，他称“势未容诺”。可见周、陈虽存交谊，但周氏并未依从陈氏及永嘉学派的建议行事，此中尚有微意，留待后文阐发。下面我们来正式考述周、陈关于湖南财政事务的分歧矛盾。

《周必大行状》记载周必大在湖南任职时的政绩云：“郡有倍税牙契钱，岁约二十万缗，公亟罢之。”①陈傅良、周必大在湖南皆有减税之举，从表面看没有分歧，但其实不然，绍熙三年（1192年）十一月，周氏写信给时任吏部尚书的赵汝愚云①：

长沙财赋全藉违法放倍岁税，累任漕臣视而不问，往往却于其它名色，时为宽恤。

自某到官，首罢此项，而已放者不可复，比今尤欲民誉，时复降榜住催，遂成窘迫。

周必大认为历任转运使司官员征税很不合理，对违法加倍的税额不过问，却对合法税收予以减免。等到自己主事时，免除违法税收，却无法收回合法税额，因为现任转运使司官员欲博民誉，时时阻挠催税，以致造成财政窘迫。绍熙四年（1193年），周必大给时任湖广总领的张抑去信称①：

漕司减折粳钱二万缗，罢桥口酒利数千缗，遂以坐困。凡某百方苦节，而略不睹从容之效者，以所裁多而所支伙也。今方四月，已阙军粮，未免借兑，岂为久计？

此信虽未提名，但颇有针对陈傅良之处。将其与上引陈氏行状相参，周氏所言漕司减免折粳钱及酒利正对应于陈氏减免折苗钱及市酒课。周氏认为减税力度过大，给军政事务造成很大压力。

周必大以上言论是否为陈傅良所知呢？对此问题，陈氏文集未存任何信息，后世记载亦未涉及。周氏书信却留给我们考察的线索。绍熙四年（1193年）夏周必大给陈亮去信，中有一语云①：

比缘此中好事者收拾语言，妄相斗谍（按：“斗谍”即挑拨之意），寻闻释然矣。

与此信相关的陈亮书信现已不存，无以参照，且此语在信中与上下文意并不相属，要考释其意，我们还须引庆元二年（1196年）春周氏致陈自修的一封书信①：

君举交游三十年，心实敬爱不少忘。中间为长沙旧僚及一二唇吻之士妄相斗谍，左右所深知，固尝为解释矣。近中司论渠尚有今识其人之语，无乃复致疑乎？向止谓减上三等户折米钱二万缗，致官员月俸欠阙两月，激赏库捐桥口酒钱八千缗，帅司官供给无所从出，以是指同僚献利害者，君举何与焉？此外固无毫厘差失，而某亦无半言相诬，不料好事者酿成口实，惭惧无地。

陈自修绍熙三年（1192年）任荆湖南路安抚司干办公事，为周必大在潭州时的部下①。周氏给陈自修去信，谈及旧日与陈傅良的恩怨，所指正为湖南粮、酒税收之事。而所谓“长沙旧僚及一二唇吻之士妄相斗谍”、“固尝为解释”与给陈亮的信中“好事者收拾语言，妄相斗谍”、“寻闻释然”之语语意相同，丝丝入扣，可见当日周氏去信陈亮，信中此语所言定为与陈傅良的恩怨。童振福《陈亮年谱》考淳熙四年（1193年）夏陈亮状元及第[9]，同时陈傅良在朝任中书舍人[3]442。绍熙四年（1193年）二陈聚于临安，陈傅良应已然获闻周氏对己的非议，颇为不快，对陈亮言之，陈亮去信问询周氏，周氏回信解释。至庆元年间，陈傅良仍未释憾，周氏又听闻其有“今识其人”的指摘。可见湖南税收的争议导致了周、陈之间长期的裂痕。

四、余波：周必大与丰谊的分歧

《宋元学案》卷五八《象山学案·象山学侣》载丰谊传云[5]1927：

丰谊，字叔贾，一字宜之，鄞县人，……外除湖南运判。……子有俊，从象山游。

绍熙三年（1192年）丰谊继陈傅良以后出任湖南转运判官[10]，与周必大共事。丰谊家乡是浙江鄞县，与永嘉很近。叶适《上执政荐士书》举荐“陈傅良以下三十四人”，中有丰谊[11]555，可见丰谊很得永嘉学派肯定，他应与陈、叶等人渊源颇深。《宋元学案》列丰谊为象山学侣，前引《胡大时传》言岳麓学人后来师从象山，可知湖湘、象山二学派的密切关系。虽然现在缺乏资料详考丰谊在湖南时的具体交游，但我们由学派之间的联系可以推定，他与湖湘学派过从密切。

绍熙三年（1192年）周必大曾写给丰谊一封信札①：

某契勘湘潭……财赋居本州十之三……常赋亦多积压。今来郭承直到官，才力既短，……欲望使司选委清强官一员与之两易。

周氏该信提及“常赋亦多积压”之事，有期待丰谊配合恢复税收之意。但从前引诸多信件看来，丰谊没有贯彻周氏意愿，而是继续执行陈傅良的政策。

除去税收，周、丰二人更在修筑潭州城墙一事上产生过不小的分歧。绍熙三年（1192年）周必大上奏折《乞钱米修潭州外城札子》①：

臣伏见潭州……外城周围二十二里，……日就塌圮，……欲望圣慈特降度牒并官会共十万贯，就拨椿管米三千石，付漕臣丰谊提督其事，……旬岁间可以毕工。

潭州城墙残缺，周氏奏请朝廷供给钱粮予以修缮完好，计划旬岁间即可完工，具体事务交由丰谊负责。朝廷准奏，《宋会要辑稿·方域九》载：“绍熙三年十月七日，诏礼部给降度牒一百道付潭州，克修城使用，委漕臣丰谊提督……以帅臣周必大奏请故也。”[12]然而此事不久后却发生了变数，周氏庆元二年（1196年）给王蔺的去信中交代得最为清楚①：

惟城垒一事，往尝与丰叔贾议定，然后有请。指挥既下，而叔贾为彼间二三多口士人游说百端，中变其说，欲大起民居，广开壕堑，如边城之为。殊不知内郡与边防异，一则不可无垣墙，二则旧基尚存，……若非叔贾异论，则癸丑年（按：即绍熙四年）自可讫事。

周氏原计划依照原有墙基修缮城墙，但丰谊却扩大工程，按照边城的规模重建城池。这样经费增加，工期延长，引起周氏不满。周氏言此次改议是由丰谊周围“二三多口士人游说百端”引起，关于这些士人的更多信息，周氏绍熙三年（1192年）十一月写给赵汝愚的信中有所透露①：

筑城奏稿并破料数作已录呈。……不谓听迂阔者大言，闻欲画图奏申，其势难遏。意非不善，事则多碍。……望密与丞相商量，不欲形于公文，彼此俱善类，自为异同，到不好看……两司相与初无他，不必他疑。……此语切勿广，盖漕有手段，笼络士人甚厚，纤悉皆知耳。

上引《宋会要辑稿·方域九》载修城诏书下达于绍熙三年（1192年）十月，此信所写在其后一月，当时周、丰对修城事宜已有分歧。“欲画图奏申”是丰谊一派所为，意在为以后扩大工程规模准备图本。周必大对此不满，但并不将不满表面化，故而解释“彼此俱善类”、“两司相与初无他”（按：两司指周氏所掌的安抚司和丰谊所处的转运司）。他特地嘱咐赵汝愚不要将信中之语广而传之，原因是“漕有手段，笼络士人甚厚，纤悉皆知”。此话暗示丰谊与湖南士人关系密切，而这些士人当即所谓的“多口士人”。在前文中，我们已然指出了丰谊与陈傅良以及湖湘学派的渊源。所以在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周氏所谓与丰谊“甚厚”又大力游说改变修城初议的士人，很有可能也即湖湘学人。周氏和他们存有分歧，但忌惮声张不满，或是有鉴于陈傅良事件所造成的不快。

五、对周必大与陈傅良矛盾的分析

本文考述了周必大与陈傅良在湖南事务上产生的矛盾，下面我们从政务理念及时事变迁两个方面对他们的矛盾作出分析。

首先，我们从政务理念方面分析。南宋湖南地方财政困难，税额“不减无以宽民力，概减则无以赡军赋”，这是两难问题。周、陈对此态度不同，尽管其中有职守不同的因素存在，但更在于对地方事务着眼点有所差异：陈傅良作为极具民本意识的士大夫[13]，看重民生疾苦，勇于减税。周必大作为长期任职中央的高官，更习惯考虑地方与朝廷的关系。在中央他同情地方的凋敝，但他亲自执掌地方事务之时，发现减免赋税威胁到安抚司、州郡机关的运行，就要指摘陈氏。这种差异在修城事件上得到延续：丰谊作为陈氏的追随者，重视地方防务，力主大修潭州城墙；周氏认为城墙补葺即可，是将潭州事务放在全局之下考虑，认为无需像边城一样经营。至于湖湘学派，作为湖南本地的士人团体，无疑易于与更为重视地方民生、安全的官员产生亲切合作，何况陈、丰与他们存有学谊。因此，周必大的孤立在所难免。

其次，我们从时事变迁方面分析。周必大是在被免除左丞相、政治失意以后任职湖南的。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论述周必大、留正担任左、右丞相期间存在敌对关系[14]。留正于绍熙元年（1190年）攻击周氏，取代其成为左丞相。此事前后，留正与永嘉学派有过密切合作。我们就举徐谊、陈傅良为例，叶适《宝谟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谊）墓志铭》云[15]：

（徐谊）过朝，疏兵民十二事，持不下。留丞相（按：即留正）请付外，上悉钩摘要语，多施行者。时方拜右丞相（按：留正拜右丞相时间为淳熙十六年），将引公自助，延纳甚密。

又楼钥《宋故宝谟阁待制赠通议大夫陈公（傅良）神道碑》云[16]：

至是以奏事再入修门（按：即绍熙二年陈傅良赴阙奏事之事），须鬓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见叹曰：“几年陈君举，尚可使外补邪？”奏留为吏部员外郎。

徐、陈二氏在周、留相位交替前后，与留正过从甚密，并受其拔擢。以常情度之，这自然会使周必大心存芥蒂，有所不满，他与永嘉学者的交谊也必然愈渐淡薄。蔡幼学《宋故宝谟阁待制致仕赠通议大夫陈公（傅良）行状》载[4]696：

（陈傅良）及在后省（按：即任中书舍人之时），丞相留公正、知枢密院事胡公晋臣数访人物。公为言某人有德，某人有材，宜兼收而器使之，毋有所偏废。二公以公言，多所引用。

绍熙四年（1193年）胡晋臣接替葛邲任知枢密院事[17]，葛、胡任职枢密皆在留正担任左相期间。以此行状内容与此前《陈君举舍人》信札相参，行状所谓留、胡以陈傅良之言引用人才，信札所言葛邲同永嘉学人一起举荐官员，其实是一类事务，反映出以留正为中心的宰执阶层与永嘉学派的政治合作。然而周氏对此并不配合，我以为这正是他对永嘉学派不满心理和冷淡态度的间接表达，只是他在信札中用谦逊之语掩盖了这层微意。至于湖南财政，牵涉行政措施的分歧，难以轻易绕过，于是不满和淡薄就渐而引起针对性的指摘与直接的矛盾，便为可想而知之事了。

[1] 黄宽重. 湖南飞虎军[C] // 黄宽重. 南宋地方武力: 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84-88.

[2] 朱熹. 敷文阁直学士李公墓志铭[C] //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 朱杰人. 朱子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 4329-4330.

[3] 孙锵鸣. 陈文节公年谱[C] // 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31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4] 蔡幼学. 宋故宝谟阁待制致仕赠通议大夫陈公行状[C] // 陈傅良. 陈傅良先生文集.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5] 黄宗羲. 宋元学案[M]. 全祖望, 补修.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6] 陈傅良. 湖南提举荐士状[C] // 陈傅良. 陈傅良先生文集.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9: 279-280.

[7] 刘宰. 故兵部吴郎中墓志[C] // 刘宰. 漫塘集 // 泳瑢, 纪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70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666-667.

[8] 周纶. 周益国文忠公年谱[C] // 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25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551-555.

[9] 童振福. 陈亮年谱[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69-70.

[10] 李之亮. 宋代路分长官通考[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3: 1028.

[11] 叶适. 上执政荐士书[C] // 叶适. 水心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555.

[12] 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7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