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经历了生死，可到头来你的快乐还是取决于你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孩子上什么学校。”

南方周末记者李宏宇发自北京

赵琦没想到李桂花进监狱了。这下他的纪录片怎么往下拍呢？

李桂花是四川北川人。“5·12”地震前，她在北川工商局工作。李桂花在六姐妹中排行老二，地震中，她失去了三妹、四妹、五妹，她的女儿李娜和4岁半的外孙女也在家中遇难。地震之后，她当了永兴板房区回龙社区主任。回龙社区居住的全是北川老城区的人。

李桂花利用职务便利，做了假的身份资料，在即将开城的北川新县城，给自己登记了三套安居房。很快被判了三年半徒刑。

之前拍摄的时候，赵琦问李桂花，对未来有什么希望。她说她希望在新县城里开一家养老院，去照顾老人。“她觉得老人是维系她和之前这座城市惟一的纽带。老城已经没有了，只留在老人的回忆里。”

2012年11月，赵琦的纪录片《殇城》参加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处女作单元的竞赛；2013年1月，这部纪录片又去了圣丹斯电影节的纪录片竞赛单元。四川震后题材的纪录片作品不紧不慢地陆续产出，让我们察觉“5·12”在日常生活中的痕迹日渐褪色。《殇城》没有纠缠创痛回忆，也不讨论天灾之中人的罪责，它说的反倒是时间久了，灾难和生死别离好像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的人。

初遇恋人的街角没有了

2008年5月14日，大地震两天之后，纪录片导演赵琦就带着机器和人马赶到了北川。和灾区现场许多电影人、电视人一样，究竟要做什么样的片子，不知道，先拍着再说。

他倒是没像抓新闻的拍摄者那样扎堆，他尝试用视觉去表现自己的直观感受：自己有一天会亲眼看到两三层楼高的巨石躺在原本是街市或住宅的地方，这种事情大多数人想也没想过。“你能想到这下面如果压了一个人，那有多疼，你想着想着就会难受，流眼泪。然后就觉得怎么能把石头这种大，或者是压在下面的这样一种情感表现出来。”

到6月10日唐家山堰塞湖泄洪完成，第一段的拍摄告一段落；9月末北川发生泥石流，赵琦又回去拍了一次。用这两次拍摄的素材剪出50分钟样片，2009年上半年，他在美国圣丹斯纪录片基金申请到了一笔资助。同样的提案，在下半年他又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的基金申请资助，没申请来。

这个提案里，赵琦对未来影片的设想是谈论一座小城，作为一群人的记忆载体，彻底消失了。“你说那个街角是我跟恋人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现在街角没了，你会怎么应对？”赵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结果IDFA就说你这样搞很虚，没有戏。”

2009年11月，赵琦参与制片、范立欣导演的纪录片《归途列车》在IDFA获得最佳纪录长片奖，随后在国际电视市场表现出色。这让赵琦意识到强调人物和故事的必要。2010年的拍摄，他从之前随机采访过的二十多个北川人当中找到还能联系上的七八个，逐渐选择出四五组人物，最后专注地跟拍三组。

14岁的洪世豪失去了父亲。他面对镜头坐着，身后是老城的废墟，他说父亲说不定就在脚下的泥土里。他和母亲的交流不太多，在母亲和继父组成的新家庭里话更少，有时候挨了妈妈的训，他就跑到阁楼上的灵位前，跟父亲的照片说话。和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母亲对洪世豪的要求只有好好念书，考上好学校。但洪世豪成绩不好，还贪玩。

即便在片段式的纪录片描摹里，也很容易看出洪世豪的某种迷茫无助。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问题，更谈不上解答。他最投入的事情是在网吧里玩游戏。他在板房教室里初中毕业了，中考只得了371分，母亲希望他上的学校，就是交钱上，也要考到439分才行。

彭家夫妇在地震里失去了11岁的女儿。妻子离开了伤心地，去大城市做家政，两口子聚少离多。妻子回来，他们常常在手机上看以前存下的女儿的视频，他们不想再要孩子，但有时也会动摇。

回龙社区主任李桂花管着不少事，发放救济粮、为居民办理迁户分户、给住房证明盖章……在社区工作之外，就是照顾自己80岁、下半身已瘫痪的老母亲。“如果地震我妈走了，肯定我也没想头了。也就是还有我妈，我就说还是要把我妈照顾出来。”这个53岁的开朗的羌族女人对着镜头说道。

有了新房子，就有好生活？

2010年跟着这几个人物拍摄了半年多，在IDFA下半年的资助申请，赵琦的第三次提案终于通过，获得了资助。这次提案里，他对这几组人物未来故事走向已经有了大致判断。比如新县城将要建成，李桂花也许真的会开起养老院。

从阿姆斯特丹回到国内，没想到等着他的是李大姐被抓的消息。“当时就傻了，这怎么搞？”赵琦说，回想起来，也就是在自己拍摄李大姐工作、生活、照顾母亲的时候，她其实已经在做着那些假材料假证明，“她不可能告诉你说我在犯罪”。

地震一周年的时候，北川新县城破土动工，簇新的房子很快矗立起来。2010年秋天，家家户户都在说新房子，彭家夫妻也憧憬起新房。失去女儿的伤痛似乎转淡，他们的脸上笑容更常见了。但买房还是有点发愁，算算账，一套一百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加上买家具和稍微装修，怎么也要20万，还得借钱。正好原来的东家又找她回去干，妻子再次离家，在上海她每月能挣五六千。丈夫有点舍不得她走。

之前她在新城的一家幼儿园打了一段工，给孩子做饭。“房子看着是好，但是没有感情。”她纳着鞋底跟女伴聊天。女伴告诉她：听说当官的好多都多登记了房子，只是把李桂花抓了，好多人偷偷退了，没查到。

中考之后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的洪世豪还是跑去网吧消遣，一天终于被母亲怒斥：“你十几岁的人没说给妈妈分担一点精神上体力上的东西。你只有这么个妈，你两下把我怄死了，你二天挣一百万、一千万、一亿，哪个来享受你的？”暑假之后，他进了长虹职业技术学校。

从一开始吃不准这三组人物的经历有什么共通，不知道故事最终落在何处，赵琦慢慢找到了一种感觉。尤其是李桂花的入狱。在之前的拍摄里，李桂花曾经在镜头前念叨：“有时候一个人在家，就觉得没意义。觉得挣钱又怎样，不挣钱又怎样？”但她还是不由自主地为了多出来的两套房子去做手脚。多这两套房子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现在每一个中国人，从经济物质的角度而言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但从精神和信仰的角度而言，又都失去了很多。基本上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你住的什么房子，开的什么车，或者你家孩子上的什么学。”赵琦觉得大地震本应该是巨大的当头一棒，让每一个人重新思考人生，到底应该怎样去生活。“李大姐已经丧失她的家庭成员，只有一个老妈妈。照理说幸福的生活可能就是陪伴母亲过好最后的日子，这可能比给她几十万、几百万都应该更珍贵。但是过了两三年以后，为什么又重新回到了以前的轨迹？”

李桂花、彭家夫妇、洪世豪的妈妈，都是淳朴的底层中国人，他们对价值的选择不约而同：上好学、找好工作、多挣钱、买房子。

2010年12月，北川体育场里进行的安居房摇号人声鼎沸，入夜，新县城开城典礼上烟花璀璨。电视里的解说铿锵有力：“四川从悲壮走向豪迈，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党，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三年，重新建起一个这么大的县城，你放到美国，放到欧洲，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非常好。但客观上，哪怕从社会的层面也就是认为我们有了新房子，就能有好生活。”赵琦说。

回龙社区的板房拆掉了。在新城新家整洁气派的阳台上，李桂花的老母亲孤独地坐在轮椅里。

2011年，这部名叫《殇城》的纪录片继续跟拍。李桂花已转到四川省女子监狱。在此之前，还在看守所里，她听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

洪世豪从长虹技校毕业，去了绵阳，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北川新城的新房里，母亲面有喜色地量着房子，计划着这里放电视，那里摆沙发。彭家也在新城买了一套房。

后期剪辑的时候，赵琦也很认真地想，如果自己是他们，恐怕也会作同样的选择。

“假如有一个机构，说一年给我一百万年薪，但是一天上十二小时的班，星期六、星期天可能没休息。我可能会答应，我的爱人可能甚至会说这也很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会认为，要把这一百万挣到手，这样我们的生活就好了。但是我们就真的会因此幸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