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刘俊 钱昊平 实习生 刘兴

◤“说得早一点，做得晚一点，百姓的胃口被吊起来，达不到会让群众失望。早做一

点，说得晚一点，没关系。”

◤“对于‘60后省部高官，未来五到十年极为关键。进，可入更加核心的权力圈层，肩负更大使命。守，则平安过渡。退，也顺理成章。一切，事在人为，公在人心。”

南方周末记者刘俊钱昊平发自北京南方周末实习生刘兴

2013年3月6日上午，重庆团开放日活动在人民大会堂四楼举行，近百名中外记者到场旁听。媒体提问原定11时开始，此时仍有代表发言。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看了看记者，提醒发言代表，“简单说，不要再超时间了，时间留给他们”。

有媒体问及薄熙来案进展，孙政才拿起话筒说，“这个问题我来答”——“薄熙来的案件已经移送司法机关，侦查工作正在依法进行中。”媒体继续追问，他补充：“正在侦查阶段，我就知道这么多。”

12时左右，主持人宣布因时间关系结束采访，记者们发出遗憾声。孙政才提议道：“谁把问题扔给我，我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孙政才1963年出生。两会代表中，像孙政才这样的“60后”高官不在少数，包括同在1960年出生的贵州省长陈敏尔、湖南省委书记周强，1961年出生的河北省长张庆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1962年出生的福建省长苏树林，1963年出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等等。

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恢复高考后上大学，在改革开放年代长大，青年时期适逢80年代的思想解放。

他们也是党未来的执政骨干。去年十八大上，胡春华和孙政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余五人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次两会是他们十八大后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

“终于转到了一个冬天树叶可以不落的地方”

两会期间，这些“60后”官员们普遍低调。除开放日外，他们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但真要是被记者堵住了，也会聊上两句。

3月10日下午，福建团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两高”报告，苏树林主持。结束后，他往外走时，有记者向他转交了一份材料，是一名企业家反映问题的。苏树林收下材料，表示“我会尽快看”。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阻拦。

刚出会议室，又有两名记者在门口拦住了他，苏树林以“还有事”推辞。其中一位记者用迫切的语气跟他说：“只占用您一分钟”，苏树林说，“那好吧”，跟记者简单说了几句。

对媒体谨慎低调的60后官员们，也有风趣的时候，在非开放日的团组会议上，他们的表现往往更为轻松自如。

3月6日，广东团开放日，有媒体问及胡春华履新感受。胡笑称：“来了两个多月了，一个感受很好的就是广东到处郁郁葱葱。我转来转去，终于转到了一个冬天树叶可以不落的地方。”三八节那天，胡春华一杯清茶，和女代表、女记者共度节日，有说有笑。

▶下转第3版

3月7日，苏树林在会上说到如何解决民生问题时，说了段绕口令：“说得早一点，做得晚一点，百姓的胃口被吊起来，达不到会让群众失望。早做一点，说得晚一点，没关系。”

一天下午在审议“两高”报告时，福建团代表、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说：“期待中银和福建今后继续合作。”苏树林接过话茬，“我相信今后福建人会把更多的钱存入中银”，引来一片笑声。

“80%的‘60后官员都有被破格提拔的经历”

两会上官员们个个西装革履，“60后”高官们的穿着也没有特别之处。如果一群地方大员聚拢在一起，可以迅速识别他们的标志是：年轻。

梳理他们的履历可见，他们名字前，大多有“最年轻”的前缀：50岁的孙政才是最年轻的直辖市一把手；51岁的苏树林是最年轻的省长；努尔·白克力37岁当选乌鲁木齐市市长，是当时最年轻的省会城市市长之一；张庆伟31岁那年，被任命为长征二号F火箭的副总设计师，在当时航空航天界最年轻……

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最年轻”的一员，跟打破常规的提拔有关。“80%的‘60后官员都有被破格提拔的经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俊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08年，他搜集了71名“60后”省部级官员的晋升轨迹进行统计学分析。本文提及的“60后”高官，亦在他搜集的名单之列。

孙政才一次关键性的晋升出现在2002年，当时在北京市委常委差额选举中，39岁的北京顺义区委书记孙政才“意外”当选。据人民日报社下属的《环球人物》报道，当时外界并不看好他——这年2月，他刚从区长晋升为书记。一般而言，起码要在区委书记上历练几年，然后再到市里干一段时间，才能当上市委常委。

之后，孙政才的仕途进入快车道。当选常委半年后，他出任北京市委秘书长。四年后，精通农业的孙政才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成为国务院当时最年轻的部长。2012年11月，这位农学博士从吉林省委书记一职调任重庆。

陈敏尔从县处级的绍兴县县长，晋升到浙江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用了11年。他仕途的一个关键节点是，1995年，他入选了中央党校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简称“中青班”）。中青班全程脱产，时间半年或一年，主要面向地厅级干部。1995年起，中央明确定位“中青班就是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培养后备力量的”，如果一个干部被中青班选中，某种程度上是他即将被重用的信号。

在中青班学习期间，陈敏尔的身份是绍兴市委常委、绍兴县委书记。1997年，也就是他毕业一年后，陈敏尔升任为宁波市委常委、副市长。绍兴市委常委属于副厅，宁波市委常委属于正厅，但从行政序列来说，县委书记管的只是一个县，而宁波市副市长管的是一个副省级城市。

在七名“60后”官员中，除了努尔·白克力和张庆伟之外，其余五人都曾入选中青班。和陈敏尔一样，周强也是1995年入学的。当时的周强是司法部法制司司长，一个厅局级干部，但进校一个月后，他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98年，毕业两年后，周强成为正部级的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胡春华比周强晚一年，他当时的身份是西藏山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转折出现在他从中青班毕业的1997年。这年年末，他被增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年被增选为全国青联副主席，成为全中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之一。

对于努尔·白克力而言，1993年是他人生最关键的一年。那年9月，他离开工作多年的新疆大学，前往喀什担任行署专员助理。在喀什三年的历练，为他在1996年4月调回自治区担任政府副秘书长，打下了基础。

“壮士扼腕，背水一战”

在两会各种场合，环保、反腐、改革是“60后”高官们被问到最多的话题。周强用“壮士扼腕，背水一战”来形容湖南治理湘江污染的决心。胡春华提出，广东要深入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凡是阻碍发展的都必须改革”。

他们现在说的话，都能从过去的经历中找到影子。广为人知的“保护母亲河”公益行动，正是周强在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任上发起的。活动共吸引3亿多人次参与，周强也因此在2005年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地球卫士奖”。

2008年主政之初，周强曾提倡过绿色GDP试点，但不断爆出的污染事件，使计划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周强仍然猛推湘江治理新政，并且多次提出要把湘江打造成“东方莱茵河”。2013年开始，湖南将在三个市试行绿色GDP评价体系，考核指标中除了经济发展外，还加入了资源消耗和环境生态评价。

胡春华在西藏工作了十多年。1992年3月，他被任命为林芝地区行署副专员。据《环球人物》报道，为了寻找加快墨脱公路建设的最佳方案，那年秋天，胡春华带着几名干部，横穿墨脱全境徒步踏勘，穿过了雪山和森林，去了连探险者都不敢去的地方。

1996年，张庆伟走马上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时，恰逢中国航天的多事之秋：火箭坠地爆炸，未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1997年5月，长征火箭准备发射。按计划，发射前张庆伟应留在距发射点6公里外的指挥控制大厅，但他却出现在最前沿。事后有人问他是否危险，他说，“是有一点，但主要是想身体力行直接给大家树立信心，也就想不了太多了。”卫星成功进入轨道，当时舆论说：“打赢了长征火箭扭转被动局面的关键一仗。”

有魄力，有谋略，这是他们身上的共同特征。1997年1月，35岁的苏树林被任命为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当年大庆油田产量达5600万吨新高。苏树林提出调整性减产，将年产量下调120万吨。很多职工都不理解，甚至还因此上访，但苏树林的理由是，“在替代产业没形成前，必须考虑油竭企衰的现实，只有减产才能延长大庆油田的寿命。”

为此他去北京总部陈情，但直到1999年才实现了调整。对照如今大庆油田原油调至4000万吨的现实，苏树林当时的决定无疑颇具前瞻性。

努尔·白克力当乌鲁木齐市长时，被市民称为“环保市长”。他花了三百多亿搞“蓝天工程”，当自治区主席后，延续过去环保理念。据中央台报道，有个地区企业还是用传统项目治污，努尔·白克力批得很严厉，要求如果不改变，马上关闭。“一些污染项目，要做到毫不讲理地去关闭。”

“不信法，信关系，就麻烦了”

2013年3月7日上午，新疆团开放日。谈起“切糕事件”，努尔·白克力有些气愤地说，有些网民不了解情况，但也有少数人别有用心。不过，对在内地经商打工的新疆籍人员，他也表示，要守法，做到合法经营。

依法办事，是“60后”高官们经常讲到的理念。“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应该有感受，接待上访群众时，他们手里拿着法律，对一些条文，清楚得不得了。我们的接访人员是不是都知道呢？”2013年3月9日，重庆团审议人大报告时，孙政才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代表们，“现在法律很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法律专家了。但如果有法不依，对司法公信力伤害更大。”

作为和市场经济一起成长的一代，这些官员们对法治、公平和市场精神颇有感触。

用法治思维处理社会矛盾，亦是周强的设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守住司法这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3月10日湖南团全团会议上，周强说，“不信法，信关系，看谁的关系硬、背景深，（这样）来处理问题解决矛盾就麻烦了。”

周强法学硕士毕业,曾在司法部工作多年。履新湖南省长伊始，他的第一个执政措施是一张“权力清单”，把省内55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界限公布于众。另一举措是出台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填补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空白，被称为行政机关约束自身的“革命”。

此前，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的应松年教授，已经为此奔走了20年，却一无斩获。2007年两会，同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应松年和周强都下榻在“职工之家”，两人偶然谈起此事，几分钟内就一拍即合：可以“先地方，后中央”来操作。2008年10月1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实施。两年后，这场“驯服权力”的地方实验，得到中央首肯。

曾经担任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的张庆伟，说起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帮国企说话，“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国有企业搞得不好也要坚决关停。”

但所有这些设想的前提是，必须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对于如何贯彻中央改变作风的“八项规定”，苏树林认为，可以向企业学习。他以身边小事举例说，2008年去台湾台塑集团考察，在会议室，屋顶灯每组有九支灯泡，但每组灯中间那支灯泡却拧下来了，为了省电。

对于如何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孙政才的看法是，除法治建设外，还要抓干部作风建设，“少说多干，求真务实，敢于担当”。

少说多干，同样是胡春华的风格。在2007年3月的共青团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团中央第一书记胡春华严厉批评部分团干部心态浮躁、忙于应酬、夸夸其谈等作风。他说：“共青团并不是‘清水衙门，团干部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同样会经受各种诱惑和考验，受到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影响。”

“对于‘60后省部高官，未来五到十年极为关键。”《人民日报》在前不久的一篇评论认为，到时候中国“环境”会更复杂，挑战会很大。“进，可入更加核心的权力圈层，肩负更大使命。守，则平安过渡。退，也顺理成章。一切，事在人为，公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