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

《环球人物》十月号（上），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专访，云：“他的初衷很简单，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

此言非虚。有关莫言童年饥饿经历，可读《吃相凶恶》和《吃的屈辱》。两文均系自述，一言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中的生活情景，一言自幼不能饱腹给心理投下的永久阴影。

饥饿记忆与莫言创作的关系，很堪研究者注意。以此为入口，不单可以了解他的生命体验，即对其作品里的内容、人格乃至语言特色，都不失为解读的钥匙。本文非莫言专论，故不就此展开，而只借为由头，去作一项文学史的考察。

在他对记者的表白中，有几个字不容错过，亦即“写书有稿费”。这状若无奇的一语，实际道出了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一大要点。它约略可以表作：现代中国，文学成为谋生手段，作家则职业化；作品能够换取收入，收入环节也左右着文学所有方面。

以前不是这样。诗文不曾给陶渊明换来半文钱，他辞官后养活自己，得靠亲自种地。李白斗酒诗百篇，柳永 “有水井处，皆能歌柳词”……这背后，都没有稿费的存在。曹雪芹写《红楼梦》，蒲松龄写《聊斋》，以今视之，仿佛是为文学史“义务劳动”。古人著文，非但没人付钱，相反所出每一本书全得自掏腰包。钱谦益虽为一时泰斗，其《初学集》却由弟子瞿式耜偕众同门集资为老师刻成，对此钱谦益已是心满意足，并不抱怨出书居然没有收入。

“润笔”固然早就有，但若以为那便是古代的稿费，实属误会。“润笔”本意并非文章交易，而是对名头的购买，换回墓志铭、序、传之类，借作者声誉光自家门楣，其获酬理由，与如今广告费、代言费无贰。所以从来就有的“润笔”，并未在古代造就过职业作家。

文学可以买卖，抑或社会商品中出现“文学”这一新品种，普遍来说是现代才有的事。当然，中晚明开始可以找到一些文学商品化的苗头，但只限于稗乘野史，主流的诗文从不在此列。到了现代，文学则每寸空间都完全被商品交换所把持。实际上，与收入无关的文学根本绝迹。任何作家，无论伟岸与微渺，提笔而事此业，意识辄同，心里都有收入二字。而在国家、社会或时代，文学收入制度亦为调控文学之有力手段。虽然形式不非得是稿费、版税，也可以是别的。比如，建国后体制下“专业作家”岗位以及由此取得的工资和住房、医疗等福利，就是变换了形式或广义的收入。

故收入一端，于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深入腠理。许多事情，小如个人取舍，大至文艺政策和管理，以及创作丰歉、思想立场、文坛风尚、主题手法、写作姿态等等，皆可就中寻其踪迹。

然而此内容与环节，文学史著至今不论不载。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似乎很难脱品评优劣的趣味，总是把“载入史册”作为奖赏，颁予若干作家作品。因此难怪百年来的新文学，诸多问题和境况，都搔不到痒处，或没有触碰。

究竟如何，或许该看实例。我们且从老舍说起。四十岁时，老舍写了这么几句话介绍自己：

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起。

老舍1899年生，其四十岁，适当1939年。假如再过十年写这种自我介绍，想来会另一副样子，因为彼时作家已经习惯高远地谈文学，而1939年还不必，能够讲得朴素，发为生计之谈，至与发财、奖券等“俗物”并提，说其之作小说，初衷止于“博大家一笑”（他当时自认所写皆属“幽默文学”），“没什么了不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小说家阿城在创作谈中将写作比为“手艺活儿”，人有愕然者，以为亵渎了文学。那时人们已不知道，返回1939年，后来被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其眼中文学庶几近之。

阿城所谓“手艺”，老舍所谓“糊口”，都是从作家的生存角度来讲。这在文学未曾“组织”起来以前，抑或置身“组织”之外的作家那里，会非常现实。

职业化背景下，文学不复能如古代那样，只作为自我抒写而与社会无关。1917年，陈独秀倡文学革命，“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这实在不是他要排斥这样的文学，而是这样的文学在排斥他。贵族、古典（用典）、山林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是文学不必用于世。大多数情形下的古代文学，是士大夫官余之物，为之仅在心性，非为稻粱之谋。何况文学通往社会的途径也根本没有打开，就算你不为自己而写，为社会写作，也毫无需求与市场。而在现代的职业化背景下，则颠倒过来，文学已被定义为面向社会的写作。不是不可以只为自己写、只依自己趣味写，但这样的东西，已不受“文学”概念认可，不入其序列以及文学史范围。“现代”的文学，当其动笔之初，就是为别人写、写给别人的，不论作者如何自视不合流俗，他拿起笔来，也总是想到发表、出版，亦即投放和推广于社会，而非写成后静置匣中。这就是为何现代作家非得是职业的，不能一边做官或种地，一边当作家。他需要进入职业的状态，以写作为生，才能把事情做得像个样子。

老舍早就有意当职业作家，1929年回国已揣此想，下定决心却用掉好几年。“我在老早就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去做职业写家的心意”，“我不喜欢教书，一来是我没有渊博的学识，时时感到不安；二来是即使我能胜任，教书也不能给我像写作那样的愉快。 ”1934 年，辞齐鲁大学教席，然而退缩回去；1936年，再辞山东大学教席，算是最后迈出这一步。

迟疑的原因，便是假如以写作为业，生计方面不知把握如何。辞齐大教职后，老舍专门去趟上海，探一探路。“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我早就想不再教书。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于是回到山东，老老实实接受山大聘书。“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地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然而，“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又过两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对靠写作吃上饭已有自信，又从山大辞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 ”

老舍自然是现代文学代表性作家之一。我们看得很清楚，他通往作家途中，决定性因素不是对于文学的理想，而是最实际的收入问题。他心中盘旋着这字眼，掂量沉吟，无非缘此。他的例子另一典型处，是当教授有不错的收入，为了做“职业写家”却两次辞职。我们或许会想，明明不必如此，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有何不可？实则那种状态，不在其间体会不到。老舍固然不喜欢教书，然而更主要的是，在现代从事文学创作，非得处于职业的意识和姿态，假如游移依违，不全身心沉浸、不真正承受其所有压力，对于创作终归是客串的心态。近年有与老舍相反的，从职业作家改行当大学教授，释放了职业作家的压力，也释放了职业作家的进取心。

老舍的坚决转型，把自己压迫出来一部《骆驼祥子》。“《骆驼祥子》是我做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地做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所以我说，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这让人感到，对这部现代小说经典作，倘单纯给予“文学的评价与欣赏”，至少从老舍个人体验来说，有失苍白与轻巧。它关乎作者生计，关乎他会不会“完全放弃了写作”，从而在日后留下来的是大学教授舒庆春、舒舍予，而不是“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的职业作家老舍。

讲完老舍，再讲鲁迅。这是另一个故事，与老舍截然不同。鲁迅1927年10月移居上海，1936年10月在此逝世。这最后的上海时期，鲁迅脱离公职，既不做官也不任教，没有工资收入，完全以职业作家或自由写作者身份度过。

此前，从1912年到1927年4月，鲁迅一直在政府和大学任职，而俸酬极高。任民国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起初月薪二百二十元，后至三百元。在北京大学、女师大等处任教兼职，亦为一笔收入。另外，还有稿费。其弟周建人忆此，称：“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当时，与其亦师亦友之许钦文在某杂志谋得一职，“十八块钱一个月，在我，比六块、八块一月的稿费多了近一倍多，而且是固定的，不至于再有搜索枯肠写不出而恐慌的时候。”可为鲁迅收入水准的参考。同文说到，鲁迅与周作人分家后购阜成门内西三条屋基（即今鲁迅故居），花费四百元；此大约仅相当其月入。亦可借鉴老舍的情况。1918年师范毕业后，老舍也在教育界供职：“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那时候还能花十五个小铜子就吃顿饱饭。”十五枚铜子即可吃顿饱饭，当时一元约合一千枚铜子，一百多元即不下十余万枚铜子。所以，老舍已觉自己是“阔佬”，而鲁迅差不多能顶他三个。1926年，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月薪高达四百元。翌年一月至广州，受聘于中山大学，薪水远逊厦大，然每月亦入二百八十元。

公职收入外，还有写作收入。鲁迅成名早，影响大，而又笔耕不辍，报刊稿费与出书版税皆甚可观。兹借他与北新书局李小峰版税纠纷之一隅，稍稍窥之。1924年北新书局设立后，鲁迅著作多交其出版，但书局对于支付版税做法暧昧，不是不给，亦非全给，鲁迅信中对人说：“我就从来没有收清过版税。 ”1928 年，矛盾激化；1929年，鲁迅准备打官司起诉要回版税。经调解，8月25日在律师处双方“商议版税事，大体俱定”；28 日，“小峰来， 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事遂得解。日记所载金额，为李小峰当天携来之数，而经核算北新书局应补鲁迅版税为：“北新欠鲁迅的版税，售出与未售出的总算起来，共欠二万，分十一个月摊还。”此为拖欠未付的部分，过去半给半不给，鲁迅曾得到过一部分。换言之，仅北新书局版税这一项，五年间鲁迅收入至少二万余元。

刚才老舍迈向“职业写家”的犹疑、退缩与艰难，我们犹然在目，转眼面对鲁迅1912年以来的持续高收入，不禁油然想起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著名评价，以及胡风《鲁迅先生》在刻画鲁迅峭拔形象时稍带表达的对茅盾、郑振铎等人的鄙视。

胡风称郑振铎“资本家和文坛重镇”，称茅盾“资本家的代理人”或“资本家帮闲”。主要的意思，是讽郑、茅等人同势利现实苟且甚至合污。比如茅盾，胡风尖锐批评他自私，左联行政书记只肯做半年，一俟“整个左翼战线都知道他是左联的人了；现在又出版了《子夜》，左翼文学中惟一的长篇；他是左翼的头面作家地位好像已经确定了”，便“坚决地辞去书记不干了”。

鲁迅毫无奴颜和媚骨，旁人对现实却多少有些眉目低回，内中诚有个性之根由、品质之不同，或思想境界的高低、立场的明暗等等原因。然而，精神自由与独立程度如何，真的不是凭空而至。设若如老舍那样，“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大抵很难有足够底气傲视所有的奴颜与媚骨。

《鲁迅先生》讲，鲁迅逝世前已物色好新居，只差搬家：

托我在法祖界比较僻静处找房子。找了两天找到一处，巷子幽静，是两层楼的小洋房，当中有一个小花园，两边是两层大厢房，共四大间，还有几个配间房子……租金每月百元多一点。他不同意租，说不能每月为房租发愁。又找了一处，只记得楼上是一间长大的统间，楼下当然也是，比前一处要差多了，但也勉强够住，租金八十来元。

最后定下来租八十来元者。这处房子，胡风未加具体描述，然字里行间显示，也是独栋洋房，惟房屋构造不及百元者舒适便用。看房大约在1936年10月15日，不幸，鲁迅19日逝世，迁居事遂罢。

在此备注一点资料：当时上海工人工资收入一般每月在十四五元，“若另有妇女小数点孩帮佣做工，其所得亦不过二十元，而其能用于房金者，至多不能超过六分之一，即三元余；实则大多数之劳动家庭，其每月有所付房租仅二元者，最下者，且不足一元。 ”

无独有偶，茅盾由日回沪后，也有租房的经历。《我走过的道路》述之：“我们的条件是：在租界而又不是闹市区，房间够用，房租要低。这后两个条件比较难于统一。”“我们终于找到了房子，在公共租界静安寺的东面，现在记不起是什么路、什么里了。房子是新盖的（有一片楼房），倒还宽敞，和景云里一样，有个假三层（假三层，谓此三楼极低矮也）。”亦为独栋小楼，茅盾未言租金具体数额，但从位置与房屋品质均较胡风替鲁迅初寻之法租界花园洋房为逊，且系新建来看，会相应地低。“但是，这个新居只住了两个月，我们又第二次搬家，因为房租太贵。为此，母亲决定回乌镇去，以便减少住房面积，节省开支。第二次搬家我们租的不再是一栋房而是一层房了。我们搬到了愚园路口应云里的一家石库门内的三楼厢房，这三楼厢房带一间过街楼，共有三间房。楼下住着二房东……”环境、地点及房子自身，条件全面下降，反映了茅盾当时的经济状况。这里，同样备注一点资料：“兼因普通房租昂贵，劳工负担无力，故一幢平房或二层之楼屋，往往有数家合住，麕集一处”。茅盾第二次择迁之处，自然不属此般光景，然亦究属与人“合住”。这样的经历，鲁迅是没有过的。

由此可知，即在鲁迅、茅盾之间，从物质方面所感觉的生存压力亦有所差，更遑言分量远为不如的作家。当然，鲁迅在百元、八十元洋房之间，也想省去二十元，而弃前者就后者，但他一直以来的收入状况毕竟摆在那儿，以无后顾之忧来形容是不过分的。

而我最感殊异的，乃锡金《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一文披露鲁迅居沪以后，头四年（1927-1931）一笔额外收入。

1927年，国民政府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中设“特约著述员”，“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其第一批，是五个人，这就是吴稚晖、李石曾、马寅初、周豫才、江绍原。都是1927年12月同时聘任的。”关于“中华民国大学院”的情况，兹径引1980年版《鲁迅全集》之相关注释：

国民党政府直属的最高教育、学术机关。一九二七年十月成立于南京，院长蔡元培。次年八月国民党中央五中全会通过废止大学院、设立教育部的提议，十月改称教育部。

因知其为国民政府官署，实即改制前后的中央教育部。

核《鲁迅日记》，1927年12月18日记“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分薪水泉三百”。泉即钱，“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鲁迅日记》每以“泉”指“钱”。下月31日记“下午收大学院泉三百，本月分薪水”。 3 月 12 日记“收大学院二月分薪水三百”。4月 11日记“晚收大学院三月分薪水泉三百”。以后逐月有记，数目一定，每月三百，惟发收日期有差。另，1928年11月起，“大学院”名称改 “教育部”，“薪水”改记为“编辑费”。如此，记录持续到1931年12月，该月共收两次，2日“下午收十月分编辑费三百”，31 日是“收十一及十二月分编辑费各三百”。至此而终，以后不复有录。其历来总额，根据锡金的统计：

反动政府所支付的这笔 “补助费”共历四年零一个月，共计有一万四千七百元。

这一笔收入，当时完全可称巨款。1980年版《鲁迅全集》注释者，将此事述为“鲁迅应蔡元培之邀，任该院特约著述员”，欲置其于蔡、鲁私人交情范围以内，此实曲笔回护，大可不必。该款百分之百出乎政府预算，与蔡公个人腰包无预，而官方付此钱本未附带条件，曰“听其自由著作”，鲁迅受之何愧之有？故2005年版注释将此句删去，是诚实的。

但另一面，此事确实表现当时在文化与学术上“兼容并包”未废，对于思想乃至政见差别能够置之不问，对于卓异人才则肯养并且有养。鲁迅得此一万四千七百元之巨款，实际未出任何成果、未做任何贡献；1932年被裁出名单后，鲁迅曾于信中表示：“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 ”更何况，鲁迅的思想上转向马克思主义、文学姿态上转向左翼，皆当此时，外界并非懵然不知，而大学院（教育部）仍厚养至1931年年底，锡金文称“鲁迅用它来购买了大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书籍和画册等”，“并且还不断地支助了革命互济会和左联等的经费”，味此情形，颇令人讶然。

说到左联，这由中共所建并领导的文学组织，在当时领全国文艺之风骚的上海，势力恐不止有半壁江山，依胡风所言：“较大的刊物，几乎都是和左翼有联系，甚至有左联的人做后台。”虽然出过“左联五烈士”那样可怕的事件，但那并非因文学而罹祸，而是左倾路线将盟员驱于街头政治所致。前期的左联，不但不欣赏，甚而反对其成员从事文学，对于自己使命或功用的理解，尽在飞行集会、撒传单、贴标语、鼓动罢工、组织游行暴动直至制造“血光的五一”等一类事务。这于茅盾、夏衍、冯雪峰等人回忆，历历可见。茅盾说他从不参加这些活动，“只是埋头搞自己的创作，或者什么也不做”；鲁迅也从不参加，“我还是写我的东西”；还有郁达夫。这几人除地位有些特殊，还都没有党员的身份，故虽超然其外，亦无可如何。另一个抵制者，却受到严厉对待，他便是蒋光慈。蒋是1922年的老党员，他在左联起初也参加一些活动，继而抵触，显露消极态度。蒋与钱杏邨有一处同租的房子，1930年秋，接到通知，左联要来此开会，蒋即抱怨：“一个屋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一开会就开倒了！”而得到的答复是：“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上去暴动！ ”蒋遂提交《退党书》。中共中央并不接受他的退党，而于10月20日做出将其开除党籍的决定。

这样的抵触，恐怕与职业作家角色有很大关系，而不仅仅出于不赞成左联路线。当时左联心思实不在文学，乃是假文学之名将一些人从政治上组织起来，不少盟员谈不上是作家，甚至从未尝试过写作，周扬夫人苏灵扬一篇回忆文章便以《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为题。而已成为职业作家并取得相当成功者，在左联没完没了的街头政治面前，不能不感觉时间精力的巨大牵扯和耗损。胡风暗讽茅盾入左联出于谋取 “左翼的头面作家地位”之私心，说别人在斗争而他却“和工商业界的亲友交际交际，听些商界和帮会头目的故事，收集做小说的材料，既舒服又保险上算”，实则也并不错。比如“上算”这一点，职业作家习惯了以写作为生、以稿费版税自奉和养家的生活方式，很难将它割舍，其意识与尚未取得此种生涯者自有根本不同 （后者一旦获得，亦应无例外）。对此，茅盾自己并不否认，坦认在左联政策面前，自己就是“十足成了一个‘保持作家的旧社会关系’消极怠工者和‘作品主义者’”。

茅盾还不算最典型，当时作为职业作家，蒋光慈比他更加成功。说来难以置信，这位以无产阶级文学为鲜明特色的作家，在资本主义上海却竟然以这种作品大红大紫、称富文坛，此适可与鲁迅迟至1931年底仍获教育部 “补助”相参佐。其小说《少年漂泊者》“出到十五版”；《冲出云围的月亮》“曾创造文学出版界的奇迹：它在1930年1月出版后当年的八个月中，就共再版八次”；余如《野祭》、《菊芬》都再版多次；长篇小说《咆哮的土地》虽曾未通过当局审查，换了书名《田野的风》后，仍顺利由上海湖风书店出版（似乎当局的审查仅对“咆哮”字眼感到不快）。蒋的成就和收入，显示了左翼写作在上海不仅可以存在，甚至是文化与思想的时尚，这恰也是他为何不忍放弃写作去搞什么街头政治的实际原因；其实后来（即夏衍所称 1932 年后的“左联成熟期”）左联其他成员也渐知个中滋味，在文学、电影、戏剧创作上“四面出击”。蒋光慈不幸先行一步，而竟遭开除党籍。时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报道称他“一向挂名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家”，说他对《丽莎的哀怨》不听劝告，“贪图几个版税，依然让书店继续出版”，又说他“因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是资产阶级化的”。

实则如先前所陈，“现代”条件底下，文学不可能置于商品交换关系以外，或者说，它必以“出卖”的样态而存在，纵然是“无产阶级写作”亦无他途。从文学中否认、鄙弃金钱或收入，实际是做不到的。不过，在这方面，由于义理上先期对商品经济取批判立场，造成态度上多年摇摆不定，后面我们还会看到。眼下，为着证明收入问题的紧要，我们先讲一个反作用力的例子。

一般来论，市场对作家作品价值的确认，与其名望为正比。文名益盛，收益愈好。然确有例外，且难知究竟，让人摸不着头脑。郭沫若就是这样。

“五四”后小说、散文的成就，由周氏兄弟代表，说到新诗，就必推郭氏不可。1919年，他已诗名大振，《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天狗》、《炉中煤》诸名作，都已发表，然而竟未使生活景状有任何起色。此时郭尚在日本，并结婚育子，每月以七十二元官费维持。1920年，田汉从东京跑到福冈看他，正逢其二子出生，“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少的侮蔑……他没有想到假如我有钱，谁会去干那样的事？”

那时出了名的新文人，以我们读到的，都有不错的就职。偏偏郭沫若苦盼而不至。1921年，成仿吾传来消息，告他被荐为泰东书局文学部主任，乃即刻启行回国。连历来“阻挡我，不要我转学，不要我回国”的妻子安娜，也马上同意 “让我把医学抛掉，回国去另外找寻出路”，可见此讯令全家都喜出望外。然而所谓“邀请”原只是“一场空话”。到底怎么回事，郭沫若说“那时的详情我已不能记忆了”；总之，那个文学部主任“却本来有一位姓王的人担任着”，“在仿吾要算是等于落进了一个骗局”。约摸两三个礼拜后，成仿吾说在长沙找着了事做，独自去了。郭沫若孤零零留在上海，“更好像飘流到孤岛上的鲁滨逊了”——他这么哀痛地形容自己。

也真是怪事一桩。当时哪怕刚从中专毕业、做着小学教师的老舍，每月也挣大洋一百五十四块之多，以致只好挥霍到烟、酒、赌上头去。而郭沫若呢？1921年4月至7月，他为泰东书局辛苦编稿、译稿，奔波杂志筹备事，三个月总共只拿到一百四十三块钱，抵上不老舍一个月薪水。他很忿恼地写道：

住在日本的时候，就象要发狂的一样想跑回中国、就使有人聘去做中学校的国文教员也自誓可以心满意足的我，跑回上海来前后住了三四个月，就好象猴子落在了沙漠里的一样，又在烦躁着想离开中国了。我深切地感觉着我自己没有创作的天才，住在国内也不能创作。——已经三四个月了，所谓纯文艺的杂志仍然没有一点眉目。象我这样没有本领的人，要想在上海靠着文笔吃饭养家，似乎是太僭分了。

郭沫若暗中自视才比屈子，“……偏偏要自比屈原。就好像自己是遭了放流的一样，就好像天高地阔都没有自己可以容身之地”。别人才不至此，却身显禄厚。这让他生出极大不平，而以“十年如一日地只能当着‘流氓痞棍’”一语骂世。 这四个字是有出处的，即鲁迅1931年《上海文艺之一瞥》就“新才子派的创造社”点到郭沫若而说的“我想，也是有些才子+流氓式的”，时在日本的郭沫若所见乃是转为日文的“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于是有此回敬，说：“我总有点怕见上人。凡是所谓大人名士，我总是有点怕。外国的大人名士不用说，就连吾们贵国的，我也是只好退避三舍的。在这些地方或许也就是不能受人抬举”，“大人名士”“吾们贵国”即指鲁迅。

提到胡适，当然更是这番口吻：“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成为红人一样。”若读一读徐志摩日记所载1923年10月12日在上海与胡适、朱经农往访郭居的经过，则对郭氏何以有此块垒更易了然：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敝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适之虽勉寻话端发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

实际，比徐志摩所见更糟。那阵子在上海，郭沫若与其鲁迅所斥的创造社 “流氓痞棍”伙伴，竟至于挨饿。他好几次提到首阳山。有一天成仿吾、郁达夫和他 “聚集在民厚南里”，“谈笑”中“把民厚南里当成首阳山”。某晚，他和郁达夫携手在四马路酒馆买醉，“有一轮满月从街头照进楼来，照着桌上的酒壶的森林。我连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1924年8月9日致成仿吾信亦有句：“我们的物质生活简直象伯夷叔齐困饿在首阳山上了。 ”还曾作诗自况：

阮嗣宗，哭途穷。

刘伶欲醉酒，挥袖两清风。

嵇康对日抚鸣琴，

腹中饥火正熊熊。

一东，二冬，人贱不如铜。

自释：“阮嗣宗，刘伶，自然是夫子自道。对日抚琴的嵇康是在二楼的一室里弹着钢琴的陶晶孙……他那一东二冬的琴声正在伴奏着我的饥肠的跳舞。”至于那“铜”字，自然是指钱。缺钱，让他品尝着“贱”的滋味。

他对这社会，已爱不起来；对人生，则鼓满了敌意。就在和郁达夫卖醉的那晚，“彼此搀扶着踉踉跄跄地由四马路走回民厚南里。走到了哈同花园附近，静安寺路上照例是有许多西洋人坐着汽车兜风的。因为街道僻静、平坦、而又宽敞，那连续不断的汽车就象是在赛跑的一样。那个情景触动了我们的民族性，同时也好像触动了一些流痞性，我们便骂起西洋人来，骂起资本家来。 ”

1920年，仍能醉心庄、陶、王传统的郭沫若，还在诗里吟道：

我爱我国的庄子，

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作者原注：Pantheism即泛神论）,

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

等到1925年，《到宜兴去》则宣布：“我从前的态度是昂头天外的，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只有一种拒绝。 我以后要改变了。 ”怎么“变”、“变”成什么？解释在此：“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

这种转变，文学史上每深沉地表作“世界观的转变”。我们虽不易以新说，但觉得应该加上旁注：是在好几年碰壁、破灭、蒙羞，愤然觉着“要想在上海靠着文笔吃饭养家，似乎是太僭分了”之后。

庄、陶、王被马、列“挤掉”，这有如天堑的跨越，并非“常青指路、清华参军”那么浅显易解。反复索秘，隐机或在“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一语。不能说郭氏之爱庄子有伪，他于千流百派，独醉心这一派，应非偶然，而有性情上的根由；问题是他已处在“现代”，庄、陶、王话语毫无支撑，真如毛泽东所问：“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现代文人做不了庄陶，不在于性情，而在“靠打草鞋吃饭”已变成了 “靠文学吃饭”。文学职业化或以文学为职业，是庄陶从来不知的事情。“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根本已成过去。

职业化，就是专仗笔墨吃饭，以文谋食。文与食挂钩，文学变成谋生手段，是一切变化的根本。历史格局已经如此，就算有人仍抱“为文学而文学”之想，现实也毫无余地。所以“现代”以来，的确没有与吃饭无关的写作，不管你是“资产阶级作家”，还是“无产阶级作家”。“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你不吃“资产阶级文艺”这碗饭，就吃“无产阶级文艺”这碗饭；总之是吃饭。从吃饭角度看百年以来文学发展，很多问题能够删繁就简。

前左联书记徐懋庸，忆到延安后的感受：“我第一次在延安时，还兼了鲁迅艺术学院的一点课程，另有每月五元的津贴费，此外还有一些稿费，所以我是很富的，生活过得很舒服。”1942 年《解放日报》曾有一文《“吃”在延安》，说：“不管你工作和休息，总会有饭吃，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人认为吃饭是受人‘恩赐’，或者象外面一样有吃‘下贱饭’之感。”在延安，“有饭大家吃，有吃大家饱”。

所以，即便在延安，文学与吃饭亦属题内之旨。其形式，如徐懋庸已提到的，包括稿费。《解放日报》及 《文艺战线》、《文艺月报》、《诗刊》等征稿启事，一般都有“一经揭载，当奉薄酬”之类表示；较具体的，有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稿所云：“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明示千字计酬及稿费标准。

但这并非延安特色所在。在延安，文学“收入”与独特政治制度结合，又有新的创造，开启新的分配模式，而垂乎至今。

这要从“供给制”说起。1944年，赵超构以《新民报》记者身份访延，归来有《延安一月》一书。内言：

他们的一切工作人员的生活，并不依赖薪资，而靠着实物的“供给制度”，他们自然感觉不到货币问题的迫切。

供给制度有一个公家规定的标准。这标准依着物资情形，每年都有修正。依据今年的标准，一个人基本生活，如衣食住日常用品，以及医药问题，文化娱乐，大体上都有了保障。

供给制，实是物资短缺、匮乏，加上社会性简单或主要处在军事化状态所致。它有三个特点：一是公家包管，二是实物供应，三是按“标准”、循等级分配。

由于供给制，货币退到了次要的位置，赵超构说，虽然延安也发行有“边币”，但币值极低，不及重庆法币八分之一，“这就使我感到法币的‘优越’，正如在重庆使用美金者的‘优越感’一样”。然延安人不以为意，因为所得多是实物，很少与货币发生关系。就是说，“收入”的含义在这里得变一变，不一定是钱（稿费、版税），甚至主要不是钱，而通过别的东西来体现。

另一个概念，是级别。稿费、版税以市场需求来定，供给制的差别不在于此。它分出若干标准，实诸不同对象。标准对应于等级或级别，高级别者享受高标准，低级别享受低标准。而级别高低，依权力、资历、地位的大小高低加以铨叙。据温济泽：

当时在延安，主要的粮食是小米，生产的小麦很少，只好把面粉供应给一些领导干部吃，有些干部学校的教员享受优待，也吃面食，大多数人只能吃小米。边区生产的布都是土布，从边区外面买进的斜纹布很少，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只好把斜纹布做成衣服给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穿，一般干部只好穿土布衣裳。马匹很少，把马让给领导干部骑。

塔斯社驻延记者弗拉基米洛夫：

按官方说法，每人每月有3磅肉、约16盎司油、1磅盐和260元边币的津贴。

但这不过说说而已，因为实际上他们每天吃的是两顿小米饭。肉食只供应高级干部和军官。

及赵超构访延，物资供应好转，所以他了解到的是：“高级干部每人每月吃肉四斤，普通干部每月每人吃肉二斤。”

延安的作家，毫不例外被这种办法所养，“所有写作上必需的物品，也全由公家供给”。对他们收入的计算，不能以货币为凭。抑或应该说，机械地以为作家收入只限于稿费、版税那种形式，不能正确理解延安文学的生产关系。在延安，免费的衣、食、住、医，当然也是收入，只不过省掉了货币环节，以实物直接提供罢了。

其次，延安式的从事文学的收入，如要计算，还须把一种“弹性”考虑在内。表面看，供给制提供的物质十分有限，不值得羡慕。但事情另一面是，若不抱很高奢望，在延安当个文人作家，会全无压力。因为那种一举包揽下来并且保持不变的办法，是福利性质的，几乎不求回报，即后来所形容的“大锅饭”、“铁饭碗”，不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收益回报论质论量。对此，赵超构提到两种情况：“写不写，写多或写少，一种作品写作时间的长短，并无拘束。反过来说，公家虽保证他们基本生活，并不要求一定的写作”；以及，即便“并没有一定的职务，同样可以受到供给”，亦即全无职名，不仅是“写不写，写多或写少”，且可以根本不写，延安还有这样的作家，也享受供给。

这才是延安文学的特色。党对文艺队伍采取养起来的办法，不像资本家那样只注重眼前利益——不出活即不给饭吃，出了活不够好也不给饭吃——而是着眼于“组织”，亦即政治挂帅。重要在于形成一支队伍，将作家身份转变为服从党的领导的文艺干部，解除作家后顾之忧，让他们觉得从此不再为吃饭而写作，而永远是坚定跟党走的一名光荣文艺战士。这种“组织”层面的归属感、认同感，以及文艺队伍确切可管可控，乃延安“养士”亟欲收取之效，作家或文学生产的效率问题虽应考虑，但较此远居其次。

组织起来，是延安及日后共和国文艺队伍建设的真谛，亦是随之而来的一种全新文学收入分配政策之底蕴。自此往后，左右文人之欢愁而又体现资本主义文学生产调控手段的稿费、版税，意义和重要性都大幅下降。供给制或建国后结合了工资制的半供给制，实际是收入的大头。只要成为“组织”所接纳的“文学工作者”，生老病死几乎全由“组织”包揽，从住房到家具，都由“组织”提供而仅收取一点象征性租费。因此，进入编制，成为编内、在册的作家，比之于作为个体在市场上打拼、靠稿费吃饭，远为踏实、牢靠、旱涝保收。近来这种制度虽不再覆盖整个文学，面目亦不完整如初，但遗韵犹存，且仍是想要从事文学的人心中首选。

建国后，供给制与工资制结合，将原来一部分“实物收入”或曰待遇、福利，折为工资。“组织”内文学工作者的收入随之转型，历史上首次出现领工资的作家或以作家身份拿工资的人群。对此新生事物，理解起来并不容易。作为从事文学所得收入，理应客观地符合或反映文学的价值；曩往以稿费、版税形式发生的收入，是基于作品质量高低、读者或市场认可度，故与作品价值的关系直接，而工资很难求得这种关系，尤其它还固定不变，一经确定，无论作家具体劳作表现如何，都按月付与。

正因此，作家的工资并非针对传统上理解的“文学”的付酬。它的着眼点与目的，是构建、定位文学的行政秩序，包括文坛内的领导关系、长幼尊卑，从而保证文学事业与党和国家整个政治的一致性。1955年工资改革，把干部分为三十个行政级，专业领域也各建其等级系列，以级阶之差，将人有效序列化，明其上下前后之意识。

这种本有利于政令贯通而用于官僚系统的阶梯关系，施诸文学和作家管理，客观效果就是促其官僚化。虽然古来官宦能文者甚多，但作家身份官僚化却是当代所独有。纳入行政级别的不必说，茅盾行政四级即正部级，周扬、丁玲行政七级即副部级，孙犁行政九级、赵树理行政十级即正（或副）局级……对于非行政的专业级别，制度规定也允许与前者品秩相换算（如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八级），在专业作家与官员身份之间形成类比，不单取得那种心理体验，也包括实质性享受同等物质条件（就医、配车、安装住宅电话、交通工具乘坐等级及出差食宿规格等等）。作家的官本位意识，还特别被级别系列中某些内嵌导向而强化，例如行政十三级以上称“高干”，看文件、听报告等政治特权惟相应行政级方可等，五十年代作家定级时赵树理等人的选择就很说明问题，他们若定文艺级工资本可更高，然却宁愿少拿几十元，去“靠”政治待遇更高的行政级。

对 “现代”文学收入的传统来源与形式——稿费、版税，当代意识形态及文艺政策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允许其在现实中存在——从当时广泛的收入水平看，且丰厚足以令人侧目，《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热销小说，收入都可至累万，而国家领导人月工资亦不过四五百元，工人一般仅三四十元，因此在五六十年代，有成就的作家确可说已跻身最高收入人群。但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收入，作家虽纳于怀中，却始终没有底气，内心纠结、七上八下。因在革命义理中，货币、金钱、资本（这几个字眼互相沾亲带故）含有“原罪”，“资本主义”来源于此，剥削、剩余价值因它而生，“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此，对于作家为稿费、版税而写作，革命义理怀有天生嫌厌。很早的时候，蒋光慈在左联的公然叛逆，即被解读为版税-金钱腐蚀的结果。

然而，道义上的耻恶并非稿费、版税遭忌的唯一原因，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隐秘、不会直接提及的原因，即货币本身的活跃性、自由性，令因之以致厚赀的作家，思想容易产生离心力，从而影响或销蚀党对文学的领导。当然，这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仅在文学和作家中才发生。有关金钱能够松懈革命意志乃至使人背叛革命的告诫与宣传，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前，一直没有中断。对作家来说，个人生活得之党的赐予、国家俸酬，还是自己卖文售书所得，以及这两者比重孰高孰低，被担心将无形中破坏其归属感。后来，果然发生了刘绍棠的例证。刘作为急速升起的文坛红星，数年间以稿费、版税致富而购置房产，据说他本人也公然提出“为三万元稿费奋斗”。1957年反右，刘被打成右派时，对于他的批判着重渲染了稿费问题。

随之在大跃进中，对稿费的抨击被强烈提诸报端。当时工人喊出口号“我们要红旗，不要钞票”，作家张志民遂稍加变化，移植为“要红旗不要稿费”，称“对于纯洁我们的创作队伍，对于创作人员的思想建设，都有极大好处，没有半点坏处”。冯德英宣布，把小说《苦菜花》及改编电影所得八千元稿费“全部捐献给山东胶东地区，支援家乡的生产跃进”，他解释他做法的原因：“他所以能写出这一部小说，首先归功于党，和家乡人民的英勇斗争”。侯外庐等则认为“高稿费报酬的制度的不合理，在今天伟大的时代，已经成为束缚人们共产主义风格的东西了”，“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

张天翼、周立波、艾芜登报倡议“减低稿费报酬”，称稿费可使作家“迷失了方向”。同时，他们正确和客观地指出以当下文学体制，稿费确实可以说是“多余”的：

我们估计一下，目前实行减低稿费，对于作家的生活影响不大。中国作家协会及各分会两千会员里面，大多数是业余作家，他们一向靠工资生活，稿费多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丝毫影响。至于专业作家，实在是数目很少。而且专业作家中，有好多人在各省市，都担任有一部分职务，在必要时也可以拿部分工资，生活也不会成问题。总之，担心生活困难与作家叫穷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作家早已是党和国家所养的“国家干部”，有职务有工资，稿费多少对于生计并非关键。

《人民日报》一则 《美国许多作家收入低微》的报道，也为此佐证。报道说：在美国，“五分之一职业作家稿费收入不够缴房租”、“大多数作家靠做零活或妻子的收入度日”：

据美国《工人周报》报道：美国许多作家收入低微，因而不得不依靠作其他临时零工来维持生活。

这家报纸说，在美国所有靠技术专长谋生的职业当中，作家这种职业是属于收入最低者中的一种。

报纸援引美国作家协会对协会会员的调查材料说：在十个作家中就有一个人不能从写作得到任何收入，而且是一连五年得不到一点报酬。在十个作家中只有一个作家的全部收入是靠写书得来的；在三十个剧作家中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完全靠写剧本吃饭；而在五十个作家中，能完全依靠给杂志写稿而养活自己的竟不到一人。

此报道的本意，是提醒党领导下的作家，计算收入不能光看稿费一种形式。考虑我们前面所讲郭沫若二十年代的情形，应该说，进入延安和建国以来模式之前，中国作家收入状况，确实也像美国那样，单靠稿费许多人 “吃不上饭”。换言之，党和国家已付巨资构建文学体制、供养其内的作家，作家对此不应习以为常、安之若素，而要饮水思源。

但终迄于“文革”爆发，对稿费收入的嗛嫌，暂仅止乎舆论，未上升为实际行动。及有“文革”，稿费立刻废除。“文革”十年，前五年没有文学创作，自然无谈稿费；后五年创作恢复，稿费却不见踪影。这一点，笔者恰好有所亲见。其时，家父偶有文章在刊物发表，所得报酬只是一些书籍，其中有一本《马克思与燕妮》，或类似书名，在当时算是印制精良，至今还记得对上面的燕妮像注目颇久，觉得发表作品能换来这么漂亮的书，亦颇值得。

其后至今，文学收入在中国，又演为一种或系世间独异的状态。我们未遑查问俄罗斯、东欧及越南等是否如此，但知目前的中国文坛，同时存在吃公家饭和自家饭两种作家。亦即，一面是文学已向市场打开，一面是体制内生存仍得维持。后者较三十年前国家的大包大揽，缩水不小，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旧极富吸引力，多数想以文学为业者，求之而不能得，真正自甘其外的少之又少。

上世纪八十年代，围绕“坚持”与“自由化”曾有反复而激烈的拉锯，最终结果却是互相妥协。“坚持”论尺度有所修正，对“新潮”人物不再拒门外。而后者何尝不如是？“八五新潮”一代，本悉数身在体制外，逮于今日，未入“彀中”者百不及一。考其原因，实不在理念、取向等，惟生存（广义的收入）可解，比如莫言所坦承“吃饱肚子”的问题，生计之有所靠、生老病死之有所托，没有人会敬谢不敏。

近年文学分野那样大，“严肃”与“庸俗”各自判然，人每从道德、精神上有无理想求之，实则却是生存、收入情态使然。吃公家饭的无后顾之忧，同时市场的利益也沾得上，态度当然从容。吃自家饭、完全委身市场者，朝不虑夕，孤魂野鬼，饥不择食，岂能不搜奇媚俗以求一逞？这种“一文两制”收入格局，十分有趣。它其实是百年来文学体制递替的产物，也是一种暂时的调和，不久或将有变，我们从出版的企业化以及事业单位改革动向中，略见端倪。那时，文学免不了又有一番新的面貌。

注释：

（1）许陈静《家在“高密东北乡”》，《环球人物》，2012年10月（上）第27期。

（2）老舍《著者略历》，《老舍选集》第五卷《散文及其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20页。

（3）陈独透《文学革命论》，《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98页。

（4）老舍《我怎样写〈牛天赐传〉》，《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第226页。

（5）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第287页。

（6）老舍《樱海集·序》，《樱海集》，人间书屋，1935，第 2 页。

（7）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第286-287页。

（8）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第287页。

（9）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10）钦文《砖塔胡同》，《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11）老舍《小型的复活》，《老舍选集》第五卷《散文及其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17页。

（12）鲁迅《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 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99页。

（13）鲁迅《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 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48页。

（14）同上，第149 页。

（15）川岛（章廷谦）《致周作人》，《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第103页。

（16）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17）同上。

（18）同上。

（19）朱懋澄《劳工新村运动》，《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一号。转引自严国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平民住房融资模式初探》，《财经研究》第34卷第6期，2008年6月。

（2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35页。

（21）同上，第439 页。

（22）同上，第440 页。

（23）朱懋澄《改良劳工住宅与社会建设运动》，1935年10月，上海市档案馆藏，Q5-5-1622。转引自严国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平民住房融资模式初探》，《财经研究》第34卷第6期，2008年6月。

（24）锡金《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25）《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 642 页。

（26）鲁迅《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 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2页。

（27）同上，第 68 页。

（28）同上，第 73 页。

（29）同上，第 77 页。

（30）同上，第 280 页。

（31）同上，第 283 页。

（32）锡金《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33）《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 642 页。

（34）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 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87-288页。

（35）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36）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37-444页。

（37）吴腾凰、徐航《蒋光慈退党风波》，《江淮文史》，2002年第3期。

（38）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3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44页。

（40）陈方竞《“文体”的困惑——关于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的重新评价》，《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

（41）顾广梅《女性成长的另类书写——重读〈丽莎的哀怨〉和〈冲出云围的月亮〉》，《名作欣赏》，2006年第8期。

（42）桑农《蒋光慈年表》，蒋光慈《丽莎的哀怨》，花城出版社，2009，第341页。

（43）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2006，第138页。

（44）《没落的小资产阶级蒋光赤被开除党籍》，《红旗日报》，1930年10月20日。转引自吴腾凰、徐航 《蒋光慈退党风波》，《江淮文史》，2002年第3期。

（45）郭沫若《郭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70-71页。

（46）同上，第 86 页。

（47）同上，第 90 页。

（48）同上，第 94 页。

（49）同上，第 122-123 页。

（50）同上，第 79 页。

（51）同上，第111 页。

（52）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02页。

（53）郭沫若《郭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111页。

（54）同上，第131 页。

（55）《徐志摩全集》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 285-286 页。

（56）郭沫若《郭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168页。

（57）同上，第141 页。

（58）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7页。

（59）郭沫若《郭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150页。

（60）同上，第142 页。

（61）郭沫若《三个泛神论者》，《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73页。

（62）郭沫若《郭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356页。

（63）同上，第184 页。

（64）毛泽东《七律·登庐山》，《毛主席诗词注解》，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注，1978，第232页。

（65）陶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第77页。

（6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73页。

（67）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121页。

（68） 奈尔 《“吃” 在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3月1日。

（69）孙国林《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中华读书报，2007年10月17日。

（70）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民国三十五年，第74页。

（71）同上，第 75 页。

（72）同上，第 73 页。

（73）温济泽《忆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50页。

（74）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第47页。

（75）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民国三十五年，第76页。

（76）同上，第 116 页。

（77）同上。

（7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 829 页。

（79）张志民《要红旗不要稿费》，《人民日报》，1958年10月5日。

（80）《“苦菜花”作者冯德英 捐献全部稿费支援家乡生产》，《人民日报》，1958年10月5日。

（81）《拥护降低稿费标准》，《人民日报》，1958年10月8日。

（82）张天翼、周立波、艾芜《我们建议减低稿费报酬》，《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

（83）《美国许多作家收入低微》，《人民日报》，1962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