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了“南昌起义”。毛泽东与“南昌起义”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开始于9月11日。

后来是每年的8月1日而不是9月1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在学生时代，我对此长期困惑。1949年后，毛泽东被尊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既然是缔造者，那建军节理应定在9月11日。把一个与缔造者无关的日子定为被缔造者的诞生日，当然让我困惑。而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困惑，是想当然地认为，8月1日成为建军节，是1949年后确定的。后来才知道，此事确定于1933年。

1931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日子），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亦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临时中央政府提议，以“南昌起义”爆发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临时中央政府于7月11日批准了这一提议。

明白了此事决定于1933年，我的困惑就消失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时，这个“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只是15名委员之一。这个时候确立建军纪念日，当然不会想到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由朱德领衔的军事委员会，提议以周恩来、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日为中共军队的诞生日，毛泽东当时即便不服气，也无由反对。1949年后，他被称为中共军队的缔造者，甚至是唯一缔造者。而“秋收起义”则是毛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是1949年后才确定建军纪念日，那一定是“秋收起义”爆发的日子。但是，建军纪念日已经确定，改变这个日子实在说不过去。弥补的方式，是在极力强调毛是军队缔造者的同时，极力宣传和歌颂“秋收起义”，极力宣传和歌颂“三湾改编”，极力宣传和歌颂“井冈山的斗争”。相形之下，对“南昌起义”的宣传、歌颂力度，则要小得多。

纪念日不能改变，并不意味着毛在内心深处认可了这一日子。军队，是毛泽东最为重视的东西。我觉得，以毛的个性，当他越来越被神化时，内心深处，对这一“建军纪念日”会越来越不满。至于这种不满是否影响到他后来对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态度，那就不能妄言了。

我由建军纪念日问题，联想到中共军队建立后二十几年间名称的变化。“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支由中共这样的政党所领导的军队，以什么名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决非等闲小事。实际上，中共军队称名的变化，也的确往往与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转折有关。

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在上海“清共”，捕杀共产党人。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开始在武汉“分共”，很快，也对中共进行捕杀。国共的所谓“合作”，全面破裂。这样，便有了8月1日的“南昌起义”，算是中共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然而，这“南昌起义”，虽然是中共中央策划的，虽然是由周恩来、朱德、叶挺等中共党员直接领导的，但“起义”的部队，却并不是中共自己创立的。通常的说法是，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也就是说，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暴动的部队，本是“国军”，是国民党创建的部队。更重要的是，中共在“南昌起义”时，并没有打出自己的旗号。“南昌起义”，中共仍然沿用着国民党的旗号，仍然以国民党左派反抗国民党右派的面目出现，也就是说，南昌暴动部队的旗号，仍然是“国民革命军”。8月3日，暴动部队开始撤出南昌，向广东运动。经过几番激战后，这支部队于12月上旬到达广东北部的曲江（即今韶关），此时，尚存800多人。据有关史料，部队在行军作战间隙，曾“先后进行整顿，整顿组织纪律，重新登记党员、团员，建立了党支部”，但并没有对部队重新命名。既然仍是国民党在打国民党，当然没有重新命名的道理。李维汉回忆说，南昌暴动失败后，不少人辗转到了上海。贺龙是其中之一。李维汉代表中央与贺龙谈话时，贺龙强调南昌暴动之所以失败，有两种原因，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一是没有没收土地。

南昌暴动之所以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帜，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还没有决心与国民党整体性地决裂与敌对，还在幻想着复兴国民党左派，还希望继续与国民党左派携手、在“合作”的名义下经营自己的政治事业。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十年大事记》，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提出了“建立工农的革命军”主张。紧接着，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以及其他地区中共组织的信中，都指示暴动部队称为“工农革命军”。军队的名称虽然打出来了，但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整体性的闹翻。在8月21日的“决议案”中，还强调要复兴左派国民党并在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下“执行”暴动。但很快，中共便意识到这种想法是极其愚蠢的，必须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号，必须喊出自己的政治口号。9月19日，中共中央终于做出了公开与国民党整体性决裂和敌对的决定，这意味着公开抛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同时打出自己的旗帜：“苏维埃”。9月1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在此之前，除南昌军队中的暴动外，中共还在两湖、广东策动了农民暴动。9月19日的“决议案”在总结此前暴动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8月21日“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9月19日的“决议案”，关于“苏维埃”有这样的决定：“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但是，又对成立苏维埃做了限定，即只能先在中心城市如广州、长沙等地实行，在县城一级地方，则应坚决拒绝组织苏维埃，至于在乡村，则仍然坚持“一切权力归农会”。

国民党开始清党、国共走向武装对立后，一段时间内，中共党内有些乱，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命令，基层组织在执行上，看来有时也会打些折扣。当然，通讯不畅等技术性障碍，也是使得中央精神不能十分有效地贯彻的原因。中共中央虽然在1927年8月下旬即做出以 “工农革命军”为暴动部队统一名称的决定，但一些地方的中共组织仍然赋予暴动部队以别的名称，因此，一段时间内，中共军队的称名有些混乱。至于对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限制，则更是一条空文，很快，连中共中央自身也不得不突破这种限定。

1927年10月下旬，中共河南省确山县委负责人马尚德 （后改名杨靖宇，1929年受命到东北工作）在确山县领导农民暴动，暴动胜利后，将部队称为“确山农民革命军”。后来大名鼎鼎的杨靖宇，生于1905年，在确山领导暴动时才22岁。22岁的马尚德之所以没有按照中央的指令将暴动部队称为“工农革命军”，固然可能因为没有得到中央的指令。但河南并非很偏远之地，到10月下旬中央指令还未到达的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是22岁的马尚德，对中央确定的名称中那个“工”字实在不能接受，因为他的部队里，可能连半个工人都没有。既然这暴动与工人没有丝毫关系，既然部队中并无半个工人，为什么要称为 “工农革命军”呢？而且子虚乌有的“工”还占据着首位，还霸在农民前面！不能理解这“工”字的必要，马尚德就干脆将中央的命名改换一字，将部队称为“农民革命军”。在他看来，这样才名副其实，这样才名正言顺。如果真是这样，那说明其时22岁的马尚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还很不够，还不懂得对宗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共来说，这“工”字是不可或缺的，它比“农”字重要得多。

1927年8月以后的数月间，中共在各地发动了数百起暴动。暴动部队的称名虽然一时间有些多样化，但后来都称为“工农革命军”。所以，“工农革命军”，是中共军队的第一个统一名称。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是这数百起中的一起，但的确是最有特色也具有代表性的一起。对于中共的生存发展，对于中共最终战胜国民党，毛领导的秋收暴动都意义重大。暴动失败后走上井冈山，为中共开辟了通向最后胜利的道路。在中共党内，毛是最早重视武装斗争者。1927年7月4日，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就强调：“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同时，毛还提出了“上山”的主张，理由是“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可见，秋收暴动失败后率残部上井冈山，是毛早就想好的退路、后路和出路，并非临机的决断。在稍后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更是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曾找毛泽东谈话，问他是否愿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对于许多人来说，在中枢工作，是求之不得的。但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毛表示自己只想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当初，毛泽东一次又一次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友人，自己却并不走，而是坚持留在国内，这显示了他异于侪辈处。现在又舍中央机关而取农村、山林，又一次显示了他的特异。后来是他成为最高领袖，实在不能完全用偶然来解释。

从武汉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开始积极筹划秋收暴动。9月初，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这个余洒度，对毛泽东的主张颇不认同，因而俩人合作得很不愉快。暴动失败后，毛泽东决定率残部上井冈山，余洒度就坚决反对，他质疑道：那不是想当“山大王”吗？毛的回答是：当山大王就当山大王，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应该说，毛泽东的回答并不能服人。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不仅不能成为自己也当“山大王”的理由，相反，倒证明了自己不能也当“山大王”。在当时，无论是国民党的“革命目标”还是共产党的“革命理想”，都与当“山大王”水火不容。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要创建一个彻底消灭了“山大王”的“新中国”。当“山大王”，不过是走历代农民造反者的老路，本身并无创意。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颇不合，也违反其时中共中央的理念、决策。这条路，虽然就在眼前，但踏上这条路是其他人不敢想的，毛泽东却敢。后来，他把这解释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在余洒度师长看来，并不能成为自己也当“山大王”的借口。毛泽东未能说服余师长。在上山前夕，余洒度终于离开了这支工农革命军，与他一起离开的，还有原三团团长苏先俊。

二

秋收暴动后，毛泽东写了《西江月·秋收起义》。这首“打油词”，开首两句是“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最后两句是“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但“军叫工农革命”的时间并不长，“工农革命军”这个名称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只有数月的时间。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发 《军事工作大纲》，其中宣布以“红军”取代“工农革命军”作为中共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的名称。于是，“工农红军”这个称号正式登场。“工农红军”作为中共军队的正式称名，存在了九年整。

中共中央的《军事工作大纲》与其说是规定了“红军”这个称号，毋宁说是追认了这个称号。前面说过，中共的军队刚诞生时，称号有些乱。实际上，许多地方的暴动部队，早已自称“红军”。自行将军队称为“红军”的同时，是自行将建立的政权称为“苏维埃”。前面也说过，中共中央于1927年9月19日通过的 《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明确规定，苏维埃组织的建立，只能在广州、长沙等中心城市实行，在县一级地方，则应坚决拒绝建立苏维埃政府。但这条规定，也是形同虚设。许多县一级地方，在暴动胜利后，立即建立政权，并且将这种政权戴上“苏维埃”的帽子。尽管这种“苏维埃政府”存在的时间一般都不长：长的，能坚持数个月；短的，只维持了两三天。

苏联军队叫“红军”，苏联的政权叫“苏维埃”。中共在中国“闹革命”，就是要把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国家。因此，仿效苏联，将自己建立的军队称为 “红军”，将自己建立的政权称为“苏维埃”，都是很好理解的。当然，“苏维埃”决不只是一个标签，它意味着政权的性质。“苏维埃政权”，意味着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性质。在苏维埃政权下，一切非无产阶级的阶级，都是专政的对象，都在剥夺和屠戮之列。当初，孙中山了解了“苏维埃”的含义后，坚定地认为“苏维埃政权”不适合中国。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后，发表了著名的 《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其中第一条就是：“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这也是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方面没有打出“苏维埃”旗号的原因。国共合作破裂，两党陷入武装对抗的境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才认为中共可以打出“苏维埃”旗号了。

通常把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府，视作中国最早的“苏维埃”。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等资料，1927年10月底到11月初，中共在海陆丰的组织，在南昌暴动部队残余力量的配合下，发动农民暴动。稍后，彭湃回到海陆丰主持中共特委，在他的主持下，海丰、陆丰均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他们把这苏维埃坚持到了翌年三月。紧随彭湃之后，许多地方的中共领导人，都在自己占领的地方成立苏维埃政府。当时中共在各地成立的县级苏维埃，其实也只能说是“农村苏维埃”。而在城市，尤其是广州、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成立苏维埃政府，才是更接近苏联的苏维埃的。夺取大城市，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其时的中共中央梦寐以求的。1927年11月底，瞿秋白中央命令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等在广州策动暴动。12月11日凌晨，暴动开始，激战后，暴动部队占领了省市的一些重要部门，于是，在当天立即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以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苏兆征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苏兆征当时正生病，并不在广州。以苏兆征为主席，首先因为其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其时的政治局常委，只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以三常委之一任广州市苏维埃政府主席，说明占领广州，哪怕是部分地占领，令中共中央何等兴奋。第二天，国民党部队开始反攻，暴动部队基本被消灭。第三天，暴动部队残余的千余人退出市区，广州又回到国民党手中，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宣告结束，张太雷则死于乱枪中。现在想来，说瞿秋白中央犯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并不很离谱。在当时，中共军队要真正占领一座县城，都是极难的事。长期占领广州这样的城市，无异于天方夜谭。这一点，瞿秋白等人未必不懂得。仍然要不惜代价攻占这样的城市并匆匆成立苏维埃，只能说是拿暴动当儿戏，是大玩其“血的游戏”。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宣告成立的同时就宣告结束，真可谓“过把瘾就死”。但这一两天的过瘾，代价却是巨大的。这不仅指国共双方都有重大死伤，更指广州市民的生命财产也遭受严重损害。《李宗仁回忆录》中说：“此次暴动……烧杀之惨，实无前例。全市火光烛天，尸体狼藉。”暴动部队命令市民都须“颈系红巾，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而国民党的部队，“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有红巾亦死，无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狼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杀和烧，是“苏维埃”的题中应有之义。“苏维埃”意味着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剥夺和消灭。一切拥有一点房屋财产者，都不是无产阶级，因而人应杀掉，房应烧掉，可没收的财产则悉数没收。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就有这样的论调：“至于杀人放火，这是阶级斗争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必须用的手段，这是不能避免也不应避免的……我们还怕杀了敌人以后没人吃饭吗？我们还怕烧了狗窝以后便造不出洋楼吗？”历史学家杨奎松对这一时期中共的暴动有这样的评说：“革命的暴动政策从一开始就照搬了俄国革命红色恐怖的经验，提出了‘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大杀大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的激烈口号。因为要求‘必须极严的实行歼灭政策’，故不仅要尽量杀戮，还要摧毁包括官府、银行、工厂、店铺和房屋在内的一切‘反革命工具’。如此恐怖手段，自然也就注定了‘小资产阶级是要动摇甚至反动的’，当然不能迁就和顾惜。”而“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是多数地方暴动后都‘大烧大杀’”。《黄克诚自述》中说，湖南平江暴动中，“杀戮豪劣和反动分子，计在数千”，杀的同时，是烧，全县近一半的房屋被焚毁，“数十里或百数十里”，全是废墟。房屋着火，殃及青山。暴动过后，数十里或百数十里，“无一处尽青的山”。 曾任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雷经天，在《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广西党与苏维埃红军运动简史》中说，右江暴动中，农民赤卫军“攻下豪绅地主的寨子，凡寨子里面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杀一个精光”。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一书中说，广东海陆丰暴动前，地主都闻风而逃了，但即便如此，还是有2400多人死于暴动农民之手。一切被认为是“反动分子”的人，都被暴动农民“毫不客气地就地杀掉”。至于杀的方式，往往是“剖腹割头”。“反动分子”的房屋“一律焚毁”，其他财产“一概没收”。由于真正的地主早跑走了，被杀的，其实往往是“小资产阶级”，或者干脆就是穷人。

苏维埃政权在血与火、杀与烧中建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很多有趣的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地区就称为“苏区”，而以瑞金为政治中心的赣南和闽西，则被称为“中央苏区”。张国焘于1931年春到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后来回忆说，这个地区的苏维埃政权虽然建立两三年了，但是广大民众和苏维埃政府的普通干部，还并不知道“苏维埃”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的认为，共产国际创立了一个国际性的政权机构，称为苏维埃，总部在莫斯科；中国的苏维埃是国际苏维埃的分支机构，总部在江西瑞金。至于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则是中国这个分支机构的分支机构了，这还不算太离谱。还有人认为：“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以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外的人则反驳说：“苏兆征同志已经死了，鄂豫皖乃是苏兆征的儿子。从前皇帝死了，便由儿子继承；现在我们的苏兆征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叫做苏维埃政府。”张国焘感慨地说：“不用说，一个政府的命名，是有重大影响的。苏维埃政权在这个区域已经有了约三年的历史，仍不为一般人民所了解，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这个政府的名称，在更广泛的中国乡村中是如何的陌生；甚至在城市中，也不为多数工人所了解。一般人只觉得这不是中国固有的名字，而是从俄国输入来的。他们既不能了解这个政府的真正意义，更说不上有什么同情了。 ”

三

“红军”和“苏维埃”这两个称号是同时出现的，也同时消亡。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实现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而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国民党中央。在这个宣言中，中共中央做出了四项承诺：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和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在中共方面的一再敦促下，国民政府于9月22日公开发表了中共的这个宣言。

国民政府在公开发表中共的这个宣言前，已于8月22日下达了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贯彻执行了国民政府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的名称从此消亡，中共军队有了新的称号：“八路军”。中共军队的第一个正式称名是“工农革命军”，第二个正式称名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个正式称号是“八路军”。当然，第三个称号，全称应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内部的中共军队。中共军队虽然实际上是相当独立的，但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八路军”也只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番号，而不是一支独立军队的称号。不过，抗战期间，“八路军”这个番号实际上有着部队称号的性质。“八路军”这个称号正式存在的时间，只有十几天。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整部队序列，将原来的番号“路”取消，改称为集团军。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第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所以，抗战期间，中共军队的正式称号（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的，是中共到达陕北和原本就在陕北的部队。在湘、赣、闽、粤、浙和鄂、豫、皖等南方数省，还残留着一些坚持游击战的中共军队。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这数省的中共武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所谓“新编第四军”，是为了表示与旧编第四军的继承关系。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以李济深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英勇善战，是北伐主力，被誉为“铁军”。叶挺则是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在攻克武昌时战果辉煌、声振天下。以“新四军”为这数省中共武装改编后的番号，据说正是叶挺的主张。蒋介石当然乐得认可这主张。第四军在北伐中的战绩，也正是自己的光荣。1934年10月中共的中央红军从江西开始转移后，项英、陈毅留下来打游击，曾在湘赣交界处的罗霄山上“游击”三年，陈毅在被围困中写了著名的《梅岭三章》。“新四军”成立时，陈毅被任命为第一支队司令员。由陈毅写了歌词初稿的《新四军军歌》，开头四句是：“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算是把叶挺的历史业绩与项英、陈毅等人的游击生涯同时说到了，也可以说是把国民党的打军阀和共产党的打国民党都说到了。这《新四军军歌》，可谓是“祖述国军，宪章共党”。

中共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创建了自己的军队，中共军队与国军拼杀了十年，现在，要摘下头上的红星，成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军之一部分，从毛泽东到普通官兵，心情应该都是复杂的，在内心深处，应该都是十分抗拒的。“含泪摘红星”，是一些有关著作对红军被改编之时的精神状态的描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八路军”这个称号（番号）虽然只合法存在了十几天，但却一直沿用下来。虽然在1937年9月11日，第八路军就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但中共方面却固执地以“八路军”自称，哪怕是很正式的场合亦如此。若说“八路军”已经叫顺了口，习惯成自然，那完全说不过去——才十几天的时间，全军上下心理上的抗拒还未过去呢。坚持将“八路军”叫下来，叫下去，原因应该不只一种。“八路军”更简洁响亮，无疑是重要原因。除了这种口齿间的原因外，我以为还有心理上的原因。一般人或许以为，9月11日以后，“八路军”就不存在了，中共仍以“八路军”自称，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或许正因为“八路军”这个番号在国军中已经不存在，才使得中共偏要以“八路军”自称。被改编，“含泪摘红星”而成为蒋介石的部属，这本是从毛泽东到普通官兵都极不甘心情愿的。不得不进入国军序列却又有着国军中已没有的番号，就既在国军之中又仿佛在国军之外，在心理上多少是一种安慰。反正，“八路军”的称号，也是国民政府赋予的，用而不弃，也算不得很出格之举。

在日常的谈话中，在会议上的报告中，在电报文章中，一般都自称“八路军”。只要是针对内部，只要是针对老百姓发言，通常都自称“八路军”。国共再次“合作”后，相互仍“摩擦”不断。据《毛泽东年谱》，1938年5月18日，毛泽东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揭露了国民党顽固分子对陕甘宁边区的“破坏”，表示对进行“破坏活动”的人将“严惩不贷”，从而“纠正了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对这种破坏活动采取的软弱退让态度”。在发布如此正规严肃的布告时，用的仍是“第八路军”称号。这个布告主要是为了扭转“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态度，是自家人对自家人说话，所以以“八路军”自称。1939年1月，延安的抗日战争研究会，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这份刊物，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等是编委，毛还写了《发刊词》。 创办军政杂志，径以“八路军”作刊名，可见“八路军”在中共内部，实在是一个十分正规的称号。《毛泽东年谱》说，1938年6月6日，毛泽东与刘少奇致电郭洪涛，“同意他关于山东支队恢复用八路军番号的建议。电报指出：你们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队番号，并组织支队司令部，但不可太多，全山东有四五个八路军支队即可。其余在我们领导下的游击队，可以各种名义出现，但抗日联军名义不好。”据《毛泽东年谱》，6月8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指出：在不导致与国民党冲突的前提下，冀、鲁等地凡属中共独立领导的部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合宜”。国民政府将中共的“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时，对其建制、规模，都有明确限定，并严令不得擅自扩军。但毛泽东当然不会理会这些命令、要求。中共在各地大力招兵买马，队伍飞速增长着。只是这些队伍以什么名义出现，却是需要考虑的。全部以正规军的名义出现，自然不妥；全部以非正规的面目示人，也有重大弊病。一部分扩充的部队以“八路军”名义出现，一部分则冠以别的名称。值得注意的是，当毛泽东指示某些部队 “可恢复八路军番号”、“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合宜”时，“八路军”在他心目中并不是一个非正规的别称，而完全是一种正式的而且是具有独立性的称号。国共再次“合作”后，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共军队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政治上独立毋庸多言。军事上也是独立的，甚至番号上也是独立的。

中共合法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到底有多大，国共双方一直有着争议。有几个县，国民政府认为不属于中共控制的“边区”，因而任命了县长、建立了政权。而中共则认为这几个县在自己的“边区”范围内，也任命县长，也建立政权。于是，就出现一县而两县长、双政权的局面；于是，冲突摩擦就不可避免。1940年1月8日，在富县就发生了两县长、双政权冲突摩擦的流血事件。2月14日，《新中华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而以司令员文年生、副司令员陈先瑞、政治委员阎红彥名义发布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富甘警备区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布告声明富县、甘泉两县属于陕甘宁边区范围，“本军奉命驻防”。 这个布告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自称，可谓循规蹈矩，然而，这布告是给国民党军队看的，不这样自称就等于是以化名、假名出布告。发布这样的布告而自称“八路军”，国民党军队可以不予理睬，因为世间并没有这样一支军队。

也只是在面对国民党方面和美英等国际力量时，才以“第十八集团军”自称。1941年7月19日，周恩来在重庆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的身份发表《关于第十八集团军行动真相》的谈话。国民党的中央社认为“第十八集团军擅自行动”，周恩来才有这样的谈话。这样的谈话当然以“第十八集团军”自称。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反扫荡中阵亡。6月21日，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左权同志精神不死！》一文，文章以悼念左权的名义向国民党和国统区民众宣传“八路军”的战绩，但这样的场合，当然不能以“八路军”自称，所以，周恩来说：“五年来十八集团军在敌后的战绩、伤亡及其所遇到的困难拿左副参谋长五年苦战的功劳和最后殉国的壮烈为印证，就可以例其余了。”

四

其实，在毛泽东那里，“红军”这个称号，从未真正消亡。

中共军队被改编后，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部队时，一般情况下用“八路军”这个称号，但有时也仍然用“红军”称呼自己的部队。《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明确承诺“取消红军名义和番号”。“合作”实现后，这承诺似乎就被毛泽东忘记了。

国共刚实现再次“合作”时，中共高层在此后的作战方式上存在不同意见，一部分人主张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军正面拼杀。毛泽东则坚决反对此种主张，反复强调中共军队只能坚持“山地游击战”。这段时间，毛泽东多次给其他领导人发电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些电报，都仍然以“红军”称呼改编后的中共军队。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 ”9 月 21 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再次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大概彭德怀是主张打一点大仗、硬仗的，毛泽东才一再向他申述自己的看法。

国共是以共同抗战的名义再次“合作”的。中共的“红军”是在与国军共同抗战的名义下被改编的。在抗战八年间，虽然“八路”几乎成了“共党”的代名词，但这毕竟曾经是国军的番号，毕竟当初是国民政府对“红军”的改称。“八路”这顶帽子，是国民政府制造的，也是国民政府扔掉的。中共军队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将这顶帽子戴了八年。

国共之间，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谈判，此后断断续续地谈着。进入新世纪，仍在谈。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国共两党谈判史”会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国共第一次“合作”，是谈出来的；第二次“合作”，也是。在20世纪的中国，两种政治、军事力量的谈判，其结果如何，最终取决于实力的对比。国共两次“合作”，都是在国强共弱的情形下实现的。1937年，当第二次“合作”实现时，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有天壤之别，否则中共也不会在谈判桌上同意取消“红军”称号，“含泪摘红星”而接受改编。但是，“合作”并不意味着谈判的结束。“合作”开始后，谈判仍在继续，讨价还价仍在继续，折冲尊俎仍在继续。中共在谈判桌上，无非是争地位、争地盘，国民党则尽可能限制中共的地位和地盘。代表中共方面与国民党交涉的，是周恩来。抗战期间，周恩来频频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之间。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的一次聚会上，无限感慨地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 十年间，中共在谈判桌上向国民政府要钱、要物、要名分，要这要那，蒋介石当然很头痛。但是，当1944年秋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时，蒋介石的头痛之剧，便前所未有。

所谓“联合政府”，就是各党派联合组成政府而取消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在联合政府中，没有哪一党派是主导者，各党派是平等的。这与国民党一党执政前提下的“多党合作”，有着本质的不同。在1937年的时候，中共决不会提这样的要求。就是在1943年的时候，中共也不敢提这样的要求。中共之所以在1944秋提出这样的要求，根本原因在于国共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邓野在多篇有关论文中都做了说明。1943年3月，日苏两国签署了两项经济协议，日本以出让权益的方式拉拢苏联，将库页岛交给苏联，便是协议的内容之一。日本稳住苏联的目的，是为了对中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击，试图摧毁重庆政府。日苏协议甫签署，日军便在中国发动了攻势凌厉的 “一号作战”，国军连连失利。而此时，国共的政治谈判也正在进行。邓野先生精辟地指出，当日军逼近洛阳时，毛泽东便敏锐地意识到，日军的“一号作战”，将使国共力量的对比发生大的变化。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将在此次作战中遭受重创，中共军事力量与之的距离将大幅度缩短。基于此种判断，毛泽东决定调整与国民党的谈判方案。此前的谈判中，中共都只是争自己一家的权利，而现在，毛泽东决定对全国的政治走向提出要求。于是，国共的谈判，就不只是围绕中共应有怎样的名分、地位争来吵去，“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出现在了谈判桌上。邓野先生说：“中共所以敢于提出全国性的政治要求，主要是基于战局的变化。”5月21日，毛泽东对战局和政局做了这样的分析：在河南与日军作战的汤恩伯极其无能，胡宗南的部分军队已开赴河南援助汤恩伯；如果胡宗南也如汤恩伯一样无能，部队被日军消灭，那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 “塌掉”两个。毛泽东分析说，这样一来，“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很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所以，邓野说：“（中共）全国性政治要求的提出，是蒋介石的一部分主力‘塌掉’的政治反映。 ”

日军的“一号作战”，是把老本都用上了。日方之所以以出让权益的方式向苏联示好，是为了让苏联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日本便可以从东北抽调兵力进行“一号作战”。“一号作战”使国军有生力量又一次损失惨重。平汉路南段、粤汉线、湘桂线三条铁路干线被日军控制；郑州、许昌、洛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等重要城市被日军占领，被日军占领的还有大量小些的城市和多个空军基地。日军以“一号作战”打通了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国共力量的对比，当然也发生剧烈变化。实际上，未等“一号作战”结束，中共就把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明确提了出来。1944年5月22日，日军开始进攻衡阳。守卫衡阳的第十军英勇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在整个“一号作战”中，日军攻陷了许多城池，但攻陷得最艰难的是衡阳。第十军坚守衡阳两个多月。8月1日，日军重整兵力再次发动攻击，数日后，面对日军的破城而入和援军的不可期待，军长方先觉率部投降。衡阳失守和方先觉的投敌，对国民政府的打击异常沉重。中共敏锐地捕捉住了这个“战机”。8月17日。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构想。与此同时，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计划出台。

所谓“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是对欧洲大陆一些国家的仿效。1944年7月21日，在波兰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并发表建设人民民主国家的纲领宣言，8月1日，苏联政府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波兰唯一合法的政权机关，并同波兰互派外交使节。同时期，南斯拉夫等国也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员并成为实际上的政权机关。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所掌握的军队，一般称为“人民解放军”。 所以，“人民解放军”这个称谓，原本也是泊来物。欧洲诸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自然给中共以启发和鼓舞。中共在向国民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要求的同时，也宣布，如果国民政府拒绝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中共将自行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意味着，中共将在国民政府之外，另行建立国家政权。这个“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虽然最终没有成立，但后来中共军队称名“解放军”，却根源于此。不过，“解放”一词的含义，在中国与在欧洲有所不同，欧洲的“解放委员会”中的“解放”，是指把国家从法西斯德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1944年，中共宣称要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时，“解放”二字当然也指从日军控制下“解放”国土人民。但日本投降后，中共将自己的军队称为“解放军”，这时的“解放”，就是指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就是指从国民政府手中夺取土地人民了。

蒋介石对成立不由国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之构想，不可能接受，他只同意成立一个仍由国民党执政的联合政府。国民党是老板，其他党派可以参加进来。这时的中共，对以宾客般的身份“参加政府”坚决拒绝。于是，1944年12月9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准备委员会”。

五

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就意味着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就意味着国共关系又回到十年内战时期。这事情太重大了。虽然日军的“一号作战”大大削弱了蒋介石的军事实力，但中共的军事实力仍明显处于劣势。此时的毛泽东，头脑是异常清楚的。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构想，本就是在效法欧洲的共产党。但毛泽东深知，在欧洲能做的事，在中国未必能做。

1944年12月9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准备委员会”的同时，就对这样做的后果忧心忡忡。毛在会上强调：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反面考虑到其后果，例如，彻底失去美国的同情与帮助；蒋介石取消 “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为非法；中间派也会从同情支持中共变为反对中共。这样一来，“我们是否会孤立？”所以，目前“只成立准备委员会”，中央主要领导在公开场合不提此事，也不发表社论。几天后的12月12日，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则干脆提出暂缓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连“准备委员会”也放下了。毛泽东强调，仍要全力实现“联合政府”的成立。周恩来在会上附和毛说：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晚点筹备”无妨，因为联合政府的口号更为“响亮”，如果蒋介石“失败”了，联合政府中“我们就是中心，是大股”。

所谓蒋介石“失败”，是指国民党在联合政府中失败。中共此时的想法是，先极力促成联合政府的建立，然后再在联合政府中把国民党挤到边缘，自己则自然成为“中心”，成为“老板”。果能如此，就是以不流血的方式夺得了政权。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本来就是一句威胁性的话，本来就是逼迫蒋介石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的一种招式。在12月1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出暂缓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报上也不“宣传”的同时，也强调“可放口头空气”。并不真的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不在文字上留下把柄，但口头上仍将此作为逼蒋就范的手段。不过，蒋介石并没有被吓住。即便中共以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相威胁，蒋介石仍然断然拒绝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1945年2月13日，蒋介石当着周恩来的面说：“组织联合政府就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蒋介石拒绝了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中共却并没有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连筹备委员会也不曾成立。但并不能认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构想完全是干打雷不下雨——“解放军”这个称号在中国问世，就是这个构想的成果。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投降于是成了日本唯一的选择。看清了这一点的毛泽东，于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装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这里，以“人民军队”这个称谓，把中共领导的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巧妙地进行了区分。日本即将投降，怎样最大限度地从日军手中接收城市、乡村、武器以及其他物资，是牵动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全部神经的问题。国共的争斗，无非是实力的较量。以通常的招兵买马、攻城略地的方式扩充实力，要达到与国民党半斤八两甚至超过国民党的地步，殊非易事。而从日军手中受降，无疑是壮大实力的良机。这样的机会决不能错过。毛泽东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是对“人民军队”下达的抢夺令。8月10日至11日，朱德也以总司令的名义，向“人民军队”连续下达七道命令，命令“人民军队”以最快的速度收缴敌伪武器、资财，接管城市和乡村。在抢占地盘、尤其是抢占中心城市方面，中共堪称神速。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一书中说，1945年8月10日，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在日本落下的第二天，延安就给新四军下达了这样的指示：“一、六两师及苏南、苏中担任夺取南京、上海之线”。同时命令新四军立即任命苏、皖、浙三省主席和沪、宁两市市长。据叶飞、赖传珠等人回忆，8月12日，新四军发布命令，任命罗炳辉为安徽省主席，黄克诚为江苏省主席，叶飞为浙江省主席，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粟裕为南京市市长。在平津地区担任抢夺任务的是聂荣臻部。邓野的《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一文说，8月10日，聂荣臻即下达命令：“立即以边区政府名义委任宋劭文兼北平市长，张苏兼天津市长，王昭任石家庄市长，刘秀峰任保定市长，朱其文任秦皇岛市长，张萝旭任张家口市长，张明远任唐山市长，刘达任大同市长。”

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尽管实际上一直是独立行动，但名义上总还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还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现在无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存在，公然站到国民政府的对立面，与“中华民国”抢城市、夺乡村、争资财，说明中共已经打算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了。军事行动无视国民政府军委会，军队之称名自然也要改变。邓野先生说，这时的中共，就考虑过将八路军、新四军“公开改称解放军”。8月14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在这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进军中，要坚决的、大胆的、迅速进攻。”“解放军”这个称呼，当然还非正式称名，还是对“人民军队”的一种笼统含糊的称谓。但是，这样的称谓出现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社论中，又明显带有正式的意味。邓野先生指出，中共此时之所以在军事上、政治上有如许举动，是基于两个判断。一是以为盟军能够认可中共单独采取军事行动，包括在国民政府之外接受日军投降；一是以为能够得到苏联明确而有力的支持。邓野先生的这种看法是很合乎实际的。不过，中共此时的这两种判断都存在误差。

受降当然也是蒋介石极为重视的问题。中共抢城占地，连平、津、沪、宁都任命了市长，当然令蒋介石惶恐不安。8月11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给第十八集团军下达命令：“本委员长经电令各部队一律听候本会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除分令外，希严饬所部一体遵照。”蒋介石的这项命令，主旨是限制中共军队的行动，宣布中共单独受降为非法，而关键词则是“盟邦协议”。蒋介石是在强调：中共不能单独受降，是美、英、苏的意见。但这层意思并未直接地、明确地表达出来。此时尚不知底细的中共，还要“据理力争”。8月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发出说帖。朱德声称自己“代表中国解放区和中国沦陷区”以及这两区“2.6亿人民”，向美、英、苏三国声明：“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当天，朱德还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直接对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达命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六

朱德对美、英、苏的说帖和对冈村宁次的命令，表明中共要以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和军事实体的身份参与战后事务。中共以这样的说帖和命令向国际国内表明：在中国境内，不只有重庆国民党政府是合法的政权，中共也同样是合法的政治实体；中共有权单独与同盟国合作；中共有权单独接受日本投降。说得明白些：中共有权独立地代表“中国”。说帖强调，国民党政府在接受日军投降时，在处理和参与战后事务时，只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至于“解放区”和“沦陷区”，都由中共代表。中共若声称自己能够代表 “解放区”，那气魄就还嫌小。声称被日军占领的地区也应由自己代表，才叫做气壮山河、气吞山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这种自称。“总司令”是一个军队的头衔，意味着是一支军队的最高长官。然而，“中国解放区抗日军”却并不是一支军队，它是多种武装力量的合称。所以，这个称谓的意义，一定让美、英、苏三国大使和冈村宁次都想了一想。朱德正式、合法的头衔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发说贴、下命令，就是为了表明中共军队已不是蒋介石指挥下的军队，他当然不能以这样的身份出场。临时想出“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这种含义模糊而又气势磅礴的称谓，也显示了中共的政治智慧、应变能力。

从1945年8月11日至8月24日这十几天内，延安与蒋介石之间多次电报往还，如今读来，十分有趣。

针对蒋介石8月11日下达的命令，朱德于13日和16日两次向蒋介石发出表示抗命的电报。电报实际上是毛泽东起草的，所以，后来这两封电报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在13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写道：“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

8月14日，日本政府向美、苏、英、中四国政府表示愿意接受 《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之间当然是经过谈判而达成“共识”的。中共以为苏联在日本投降后会旗帜鲜明地支持自己，所以才会有抢城夺地的雄心，所以才公然摆出与国民党决裂的姿态，所以才对蒋介石如此倨傲。但实际上，当中共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斯大林在忙着与蒋介石做交易。面对日本投降后的中国，斯大林唯一考虑的是苏联能捞到多少好处，至于中共的生死存亡，并不在他的算计之内。杨奎松先生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披露了这样的资料：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说，在1945年春天与斯大林的两次谈话中，斯大林都称赞蒋介石是“无私的”、“爱国的”，同时强调“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既然斯大林要从蒋介石那里尽可能地得到好处，既然斯大林与蒋介石签订了“友好条约”，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便是不言而喻的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苏联认为只有蒋介石政府有权代表中国接受日本投降。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日军发布命令，规定中国境内的日军，除东北的部队向苏联军队投降外，其他所有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美国的此种立场，虽然15日才公开表露，但此前即为蒋介石所知。这意味着，苏、美都认为蒋介石政府是唯一有权代表中国接受日军投降者，中共没有单独受降的权力。

日占区的城市、土地、人民、武器以及其他资财，对中共领袖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以致连一向在政治上警醒敏锐的毛泽东也没有及时判明苏、美在中国受降问题上的态度。《中苏友好同盟条件》没有立即公布、斯大林和蒋介石之间做交易时毛泽东蒙在鼓里，也是使得毛泽东的判断继续失误的原因。8月14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和《中苏友好同盟条件》签订的当天，蒋介石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第一封电报。不准中共单独受降，限制中共获取胜利果实，这使得毛泽东对蒋介石极其痛恨。对这封邀请电，毛泽东没有太当回事，而且当时也决没有产生去重庆的想法。8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以朱德名义致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仍然在争受降权。电报完全是以教训的语气写成，表现出的倨傲远甚于13日电报：“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二亿六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你和你的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你和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果协定和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未事先取得我们同意的时候，我们将保留自己发言权”；“我在八月十三日发了一个电报给你，回答你在八月十一日给我的命令，谅你已经收到了。我这里重复声言，你那个命令是完全错误的。……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这与其说是完全以平等的口吻对蒋介石说话，毋宁说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在训斥了。电报强调了与“同盟国”的“共同利益”，强调了对盟军的“配合”，说明此时毛泽东还希望在受降问题上得到苏、美、英的支持。在以朱德的名义起草了致蒋介石电报后，毛泽东又以自己名义起草了答复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的电报：“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这在向蒋介石表明：蒋收回成命、公开承认错误，是“会见”的前提。

手中没有大城市，是此时毛泽东的一大心病。在8月20日之前的一些日子里，毛泽东操劳的事情之一，是在各地策划城市“起义”。8月19日，华中局报告说：“根据目前主客观力量可以（在上海）发动群众武装起义。”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答复华中局报告的电报：“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同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分局并告各分局电：“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8月2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还致电华中局：“请考虑新四军改称华东人民解放军是否有利。 ”将军队正式改称为“解放军”，也是急不可耐的。

可以说，日本宣布投降后的十来天里，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一直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但也就在积极布置城市“起义”的20日这一天，从亢奋走向了虚脱。

8月20日，在毛泽东部署上海等地 “起义”的同一天，蒋介石发来了答复朱德要求的电报。重庆的《中央日报》于次日以《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定大计》为题披露了电报内容。蒋介石这样解释不准中共单独受降的理由：“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蒋介石并且强调，朱德的要求是“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16 日，毛泽东以朱德名义起草了措词强硬的致蒋电后，又以自己名义起草了致蒋电，答复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表示，只有蒋介石对朱德的要求“表示意见后”自己才考虑是否与蒋见面。蒋介石的电报，在对朱德要求“表示意见”后，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这算是蒋介石第二次正式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蒋介石的电报，强调中国只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一个 “战区”，强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应在盟军总部的指挥下步调一致。对于战后受降，盟军总部有统一部署。中国战区自应服从这种部署。蒋介石要让延安明白，自己之所以向第十八集团军下达那样的命令，是因为自己必须听从盟军总部的安排；如果答应“朱总司令”的要求，那就是对盟军总部的背叛。而“朱总司令”的要求，正是对抗盟军总部的表现。延安方面此前之所以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盛气凌人，如此目中无人，是以为可以得到盟军的同情甚至支持。现在知道，蒋介石的命令，表达的正是盟军的决定。

七

从亢奋走向虚脱的延安，终于明白：英国不支持我们！美国不支持我们！就连苏联，也不支持我们！英国也好，美国也好，苏联也好，都认为蒋介石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因而也是唯一有权代表“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的政治实体；至于中共，不但不能代表“沦陷区”接受日军投降，连代表“解放区”受降的权力也没有。

延安明白，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战略部署。第一个动作是取消城市“起义”的计划。8月21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报，表示前一天的指示作废：“浙东主力到上海有被消灭危险，不如仍在浙东，困难时可退浙南。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必被镇压下去，宜改为群众组织各种团体发动清查汉奸斗争，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分开出版，而不建立政府。”取消“起义”计划的真实原因，毛泽东并没有对下属说明白。正如邓野先生所分析的，此前毛泽东之所以要在各城市发动“起义”，是因为仅仅只将国民党作为对手，而没有把这些城市的日军纳入算计之中。日军已经决定投降，而且朱德已经向冈村宁次下达了 “向我方投降”的命令，既如此，对中共发动的“起义”，各地日军自会作壁上观。蒋介石20日电报让毛泽东明白，真要在这些城市“起义”，日军一定不会坐视而不管，因为日军已经接到盟军总部的命令，只向蒋介石政府投降。所以，毛泽东所谓的“必被镇压下去”，“镇压”一词的主语，应是“日军”而不是蒋介石委任的“上海官吏”。 盟军总部和“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都给冈村宁次下达了命令。二者之间，冈村宁次当然选择前者，因为有权决定日军和日本今后命运的，毕竟不是后者。

8月22日，毛泽东向重庆发出了答复蒋介石第二次邀请的电报：“……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与13日一电和16日两电比，这封电报让人生出“恍然如隔世焉”之感。此前毛泽东以朱德名义起草的两电和以自己名义起草的一电，以“你”称呼对蒋介石，戟指怒斥之态毕现，数日后则恭恭敬敬地称以“先生”。至于“晋谒”一词所传达的信息，就不用多说了。态度虽然恭敬，但毛泽东并未答应亲自赴渝。于是，23日，蒋介石发来了第三次邀请的电报，并表示：“兹以准备飞机迎讶，特再驰电速驾！”也就在这时，斯大林给中共中央来电，强调：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和谈。《周恩来年谱》说，斯大林来电是“8月22日前后”。22日之前应该不可能。如果斯大林是21日来电，那22日毛泽东复蒋介石电时，决不会仍然态度暧昧，不明确表示自己是否赴渝。斯大林电报就算是22日来的，也应在毛复蒋电发出之后。我的理解是：蒋介石在收到毛22日的答复电时，立即把毛不肯来渝的态度通报了斯大林，希望斯大林出面敦促毛迅速赴渝。已经与蒋介石签订了“友好同盟条件”的斯大林，有义务帮这个忙，于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对于亲自赴渝谈判，毛泽东态度本来是很消极的，甚至是根本未认真考虑过的。要谈，有周恩来去就行了，自己亲自去，没有必要，弊多利少。可以说，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指令，蒋毛的重庆谈判，是很难实现的。但斯大林的指令来了，那就非去不可，非速去不可。8月23日，延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赴渝谈判事成为议题。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在讨论毛赴渝事的同时，更决定了此后的大政方针。

一年前，中共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此后，国共之间就此进行谈判。蒋介石拒绝中共构想的“联合政府”，只接受由国民党主导而其他党派参加的方案。按蒋介石能接受的方案，其他党派只是“参加政府”。对“参加政府”，中共则坚决拒绝，毛以其一惯的语言风格，称之为“请客式政府”，即国民党以主人身份办一桌酒席，其他党派以客人身份入席而已。1945年1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共同致电在重庆坚持统战工作和与美、蒋接触的王若飞：“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1 月 24 日，周恩来由延安飞重庆，当天赴行政院长宋子文宴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同席。席间，宋子文说，准备成立行政委员会，隶属行政院，拟邀中共和其他党派参加，周恩来断然地说：如不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形式的组织，中共不参加，只有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才能解决问题。然而，到了8月23日，中共在“参政”问题上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国际形势是美、苏、英都希望世界走向和平，都不愿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具体到中国，三国都不希望中国爆发内战，都主张中国在蒋介石主导下走向和平建国的阶段，都认为中共应继续与国民党“合作”。这时的毛泽东认为，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只能走向和平，因为美、苏、英希望看到中国和平。对于中共，则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进入“和平时代”，一种是在得到一部分大城市的情况下，一种是在得不到任何大城市的情况下。而现在的情形是 “得不到”，原因之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原因之二，是蒋介石享有完全的受降权。因此，“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毛泽东强调：“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至于对国民党的批评，“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对于国民党，“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 ‘洗脸’，而不是 ‘砍头’”。这意味着，此时的毛泽东，认为今后的斗争，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在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强调：“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这意思就是：要准备“参加政府”，要准备赴蒋介石做东的政治宴席。至于赴渝谈判事，毛说：“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 ”

8月24日，毛泽东起草复蒋介石23日电：“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这回，在蒋介石面前以“弟”自称了，真可谓“大丈夫能屈能伸”。同一日，毛泽东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粟裕、叶飞这些本来打算发动上海“起义”的人，告诉他们：党的口号现在是“和平、民主、团结”；以后在大城市要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但要“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抢占大城市的计划落空，便退而求其小，占领小城市和乡村，仍然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应该说，这是很英明的。

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继续讨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问题。这次谈的是在谈判中应采取何种策略。毛泽东强调了“让步”的必要，强调在谈判桌上要做出一定的“妥协”。毛说：“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这几句话其实意味深长。这是在强调：不是在向蒋介石让步，是在向美、苏、英三国让步；不是在与蒋介石妥协，是在与美、苏、英三国妥协。所谓“红军不入关”，即苏联红军只占领东北，不进入山海关；所谓“美国不登陆”，即美国不对中国问题进行军事干预。这是美、苏两国就战后中国问题达成的协议。战后中国向何处去，形式上是国共两党在谈判中比文、在战场上比武，但两党都像牵线木偶，线捏在美、苏、英三国手里。毛泽东非常清楚，要与蒋介石决裂，要与蒋介石在战场上见胜负，必须要有美、苏的支持，至少要有苏联的支持，否则便是不识时务。现在，美、苏、英都主张中共不能与蒋介石打内战，都主张中共要在奉国民政府正朔的前提下与国民党谈判，那就不能不让步、不能不妥协了。

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的赖传珠在日记中说，8月26日这一天，延安又给新四军发来一封关于“改名”的电报。六天前的8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请他们考虑“新四军改称华东人民野战军是否有利”。22日，新四军决定：“改新四军为华东人民野战军”。新四军的这个决定，当然当时就报告了中央，请求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动了军队更名之念，本是精神亢奋的表现。而新四军真的更名的22日，恰是亢奋变为虚脱的时候。新四军关于正式更名的报告，延安一时顾不上理会。这几天里，大政方针发生了逆转，毛泽东准备赴渝“晋谒”蒋介石“先生”，延安仍奉国民政府的正朔，那八路军、新四军就仍然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擅自更名，无异于叛乱。26日，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更名报告做了批复：“不改为有利”。

八

重庆是要去的。该让步就要让步的。该妥协就要妥协的。“联合政府”的构想不能实现，“请客式政府”也是要参加的。“和平”是要大讲特讲的。但是，打仍然是要打的。大城市占不了，小城市是要尽量多占的。

1945年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陈赓、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际春、杨得志、林彪等一群人，搭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到太行。这些人是来延安参加“七大”的，现在要返回前方。本来要数十日甚至更长时间的跋山涉水，现在是“千里太行一日还”了。这些人，除林彪外，应该都是生平第一次坐飞机。此时，毛泽东赴重庆事已定下，这些高级干部当然都已知道，而担心毛在渝的安全，也是情理中事。毛对刘、邓等人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

抢占东北，此时已提上议事日程。根据美苏英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东北由苏军接受日军投降，在适当时机将东北交给国民政府。中共欲向东北渗透，要看苏军的眼色。而苏军对中共进入东北到底作何反应，毛泽东此时心中无底。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枫电，作了这样的指示：由1200人组成的赴东北工作干部团和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副旅长赵承金率领的一个团，即将由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开赴热河边境，“相机进入东北”。此电转发吕正操、贺龙，通告这一情况。

8月28日，毛泽东飞重庆；10月11日，飞回延安。大陆的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者，长期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评价很高，认为具有十分伟大的历史意义。邓野先生对此颇倡异议，认为此次谈判，政治上并无什么特别重要之处。在重庆谈判中，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让步。由于中共在此期间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让出南方占领区这种军事退却，其实是策略性的，因为中共本来就要将兵力抽调华北，伺机进入东北。政治上的让步，则表现为“收回联合政府而改为参加政府”，这种让步就是无奈之举了，应该算是“中共遭遇的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

重庆谈判期间，战场上的冲突一直在继续。毛泽东高度关注战场上的胜负，尤其关心政治和军事力量向东北渗透的情况。中共向东北的发展，取决于苏联的态度。而苏联的态度是暧昧的。杨奎松先生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对这一情形有较为详细的说明。苏联与美英之间有《雅尔塔协定》，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之间有“友好同盟条约”，依据这协定和条约，苏军只能把东北移交给蒋介石，容许中共在东北发展，便是违规之举，也会给自身利益带来损害。但是，苏军又希望把中共当作一张牌来打。东北战略地位之重要，蒋介石像毛泽东一样清楚。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是蒋介石和美国都极不愿看到的事情。苏军当然没有权力帮助中共在东北发展。但是，东北如此辽阔，苏军充其量只能控制那些较大的城市和交通要道，至于小城市和广大的乡村，中共要潜入、要扎根、要生长，苏军实际上也管不住。中共派遣到东北的干部、军人，其中有些本就是东北人，唱了八九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苏军是外国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要回家，作为外国人的苏军确实是想拦也拦不住。所以，如果中共真的在东北有所发展，苏军也自有推诿的理由。只要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没有被中共染指，苏军就算是恪守了协定和条约。至于中共在小城市和乡村的发展，苏军只要不帮助就可以向美、蒋交待了。但帮助不帮助，也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明里不帮助，暗里还可以帮助；不直接帮助，还可以间接帮助。这情形，蒋介石自然也是知道的。为了让苏军尽量不帮助中共，蒋介石只得在一些问题上对苏让步，只得一再满足苏联的欲求。而苏军也自然而然地把中共当作与美、蒋博弈时的一块筹码。中共一开始担心苏军完全禁止自己在东北的活动。其实，如果中共真的不来，苏军反而很寂寞、很失落。当然，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苏军的态度是反复无常的。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如何，取决于与美、蒋的博弈，或者说，取决于对苏联是否有利。当为了苏联的利益，苏军觉得应该放纵一下中共时，他们对中共的态度就友善些，而中共也就获得了发展的良机；当为了苏联的利益，苏军觉得必须管束一下中共时，他们对中共的态度就严厉些，而中共也就不得不有所收敛。1945年2月11日，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签订了《雅尔塔协定》，4月12日，罗斯福即病逝，继任者是杜鲁门。正如杨奎松先生指出的，罗死杜继，对美苏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杜鲁门对罗斯福的承诺并不完全信守。占领日本时，杜鲁门拒绝苏联参加。甚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杜鲁门也拒不认可。本来，罗斯福有美军不在中国登陆的承诺。而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在天津一带上岸。这当然让斯大林急火攻心。杜鲁门既然不遵守《雅尔塔协定》，斯大林当然也可以这样做。帮助中共在东北发展，把大批武器物资交给中共，让中共成为协助苏联占领东北、牵制美蒋的一种力量，就成了斯大林自然的选择。

中共在东北的军队，首先有一个如何称名的问题。这个名称应是既有利于自身存在发展，又不让苏军为难。称“八路军”、“新四军”显然不行。曾克林是最早率部进入东北者之一，据其回忆，一开始，部队称“保安队”。选择这样一个颇有几分灰色的称呼，是为了尽量不引人注目。但“保安队”这个称号，老百姓一听就反感、厌恶，这同样不利于自身的生存发展。1945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东北的中共军队，统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以林彪为总司令。 这是一个有着歧义的称名，“自治”既可指“人民”，又可指“军”。这种语义上的模糊性，倒是丝毫不影响军队自身的生存发展。冠名中插入“自治”二字，目的之一，也是淡化与延安的关系，仿佛这是一支独立的部队，不隶属于任何一种政治力量。但“东北人民自治军”这个称号也只存在了两个多月。1946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仍以林彪为总司令。 更“自治”为“民主”，当然也是从政治影响上考虑的。其时，中共在与国民党的政治较量中，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民主”。政治体制不够民主化，是国民党政权的软肋。中共抓住这个软肋，不断地发力，让蒋介石很郁闷、很被动、很受伤，而中共则赢得第三种力量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好感。毛泽东、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时，翻来覆去地说的，是这样一句话：“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将“自治军”改称为“民主联军”，以“民主”修饰“联军”，就是在向世人宣告：这支军队所争者，唯“民主”而已，它只是在为“民主”而战。

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三年内战时期，中共策反了大量国民党部队。这些从“国军”变成“共军”的部队，同样有一个改名换姓的问题。“八路军”、“新四军”这种称号，中共自己都越来越少用了，就更不能将这些投诚部队称为“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对它们另行命名。1945年10月，刘伯承、邓小平部与国民党刘峙部在河北磁县、邯郸一带交战，30日，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八军军长高树勋率万余部属归顺中共。这可能是三年内战时期第一支投向中共的国军。毛泽东、朱德闻讯大喜。毛亲自起草中共中央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强调“高树勋起义意义很大”，并建议高部改称“民主建国军”或“人民建国军”。 后来，这支部队改称为“民主建国军”。

前面说过，“第十八集团军”这个称名，自诞生之日起，就很少被中共使用。抗战结束后，就用得更少了。但是，也有偶尔一用的时候。山东省烟台市，日军投降后即为中共军队占领。依据盟军总部规定，中共在烟台的受降是不合法的。10月1日，美国海军开赴烟台海面，要求从中共军队手中接管烟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十年大事记》，10月6日，叶剑英奉朱德之命发表声明：“烟台日伪军队早已完全解除武装，市区秩序安定，美军要求在该处登陆，毫无必要。”“如未经与我方商妥，竟然在该地强行登陆，因而发生任何严重事件，应由美方负其全责。”叶剑英的“义正辞严”，果然吓退了美军的坚船利炮。而叶剑英发表声明所用的名义是“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从法理上说，第十八集团军是蒋介石指挥下的部队，无权拒绝美军登陆，更无权发表这样的声明。但是，叶剑英此时要发表这样的声明，不用这个名义，又能用什么别的名义呢？

九

按照有关协定和条约，苏军应该把东北交给蒋介石的军队和行政接收人员，也有义务为蒋介石军政人员提供帮助，但实际上，苏军非但不提供帮助，倒是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接收东北，多方设置障碍。按照有关协定和条约，苏军不能容许中共在东北发展，就更不能为中共的发展提供条件了，但实际上，苏军从一开始就对中共的发展眼睁眼闭，到后来，更是为中共占领东北大开方便之门，甚至把大批武器送给中共军队。苏联对国共的态度，对国共在东北战场的胜负，产生重大影响；而在东北的胜利，对中共最终夺取整个大陆，意义十分突出。

中共在东北的作为，当然令蒋介石不能容忍，于是双方大打而特打。美国很不希望抗战胜利后中国陷入内战。1945年11月，杜鲁门任命马歇尔为特使，到中国来解调国共纠纷。此时的中共，对马歇尔的到来，内心是欢迎的。这个时候，中共还没有信心通过战争夺取全国，因而也还不能下定与国民学彻底决裂的决心。中共还是希望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求得与国民党冲突的暂时缓解。中共与国民党彻底破裂、全面内战爆发，是在1946年六七月间。但即便在这时候，毛泽东也是经过反复考虑才下定决心通过战争战胜国民党的。胡乔木后来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0多年，有两件事是毛泽东难以下决心的，1946年与国民党的彻底决裂就是二者之一。1948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沟与陈毅有过多次谈话。此时，中共在军事上已明显占优势，毛泽东已胜券在握，但说起几年前的情形似乎还心有余悸：“在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东西得的少，蒋介石强大，严重的内战临在头上，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现在好了，我们的优势已经确定了，这不是估计，而是事实。 ”国共曾经拼杀过一次。那一次，输得很惨。如果不是正好赶上了抗日，结局不堪设想。这一次，如果重复上次的结果，那可怎么办，所以，毛泽东有理由“一则以惧”。1946年5月，中共与国民党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差距已经大为缩小，但毛泽东仍然希望全国性内战尽量迟些爆发。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强调：“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 ”

如果说，1946年六七月间，中共仍觉得没有做好全国性内战的准备，那在1945年底和1946年初，就更不希望与蒋介石大打起来了。在马歇尔的斡旋下，1946年1月，国共签订了停战协定。与此同时，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政协会议，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有了重大突破，这使中共十分兴奋，产生了放弃武装斗争、进入政府内部、以政治斗争的方式逐步夺得政权的念头。中共这种念头的产生，也与苏共中央的旨意有关。恰在此时，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表示了这样的意见：中共不应存有将中国苏维埃化的打算；应该决心停止内战，并在蒋介石的认可、领导下推进民主化；中共如不愿停战，美国会进行军事干预，要对美国有足够的估计。本来就对全面打内战信心不足，苏共中央又有这样的指示，政治协商会议则让中共觉得“参政”大有可为，中共便打算赴蒋介石的政治宴席了，便打算在杯盏之间继续自己的政治追求。

1946年1月27日，周恩来从重庆飞回延安，向中央报告政治协商会议情形。查《周恩来年谱》，27日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开了会。28日会议继续。27日和28日的会议，毛泽东看来没有参加。查《毛泽东年谱》，27日只有“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等飞返延安”这一句话的记载。28日的记载是：“复信柳亚子：‘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这一天，只记了复信柳亚子一件事，没有参加中央会议的记载。究其原因，就因为仍在病中。大概在重庆身心俱劳累过度，一回到延安就病了。毛不能参加会议，所以会议主持者是刘少奇。刘少奇在28日的会上做了总结发言：“今天主要的问题是左倾，是不相信和平，不相信政协的方法可能达到比军事斗争更大的结果。这是十八年来残酷斗争所造成的影响。”“武装斗争是必须的，非此没有今日。但继续武装斗争则必然在政治上失败。我们的军队以后要成为群众工具，不用子弹而用纪律，用群众工作来打仗，使之声誉载道。”28日的会议，还初步商定了中共参加国民政府的人选，拟派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王若飞等参加国民政府，有的任行政院副院长，有的任部长，有的任政务委员。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大概也因为毛在病中，“指示”由刘少奇起草，但经毛泽东审定修改。“指示”指出，政治协商会议上一些决议的成立和实施，标志着“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强调：“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式。”“指示”还表示，党将不再直接领导军队，也就是“党”不再“指挥枪”，今后将全力进行“合法斗争”。

在28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参加政府后中央的“搬迁”问题。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即。中共既然参加政府，中央机关当然不能再放在延安。中共选择了淮阴为今后的中央机关所在地。2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要求其进一步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为中央机关不久可能迁到淮阴。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飞抵延安，中共组织了6000人到机场迎接，又举行欢迎晚会。张治中在与毛泽东交谈时说，政府改组后，中共中央应该迁到南京，“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去。 ”“怕热”当然是一句玩笑话，是一种搪塞。中央机关搬到南京，那就在国民党的鼻子底下，必然有诸多不便。选择淮阴，首先因为此地抗战时期就是中共苏北根据地的中心地带，中共在这里已经营多年，其次，淮阴距南京200公里左右，可谓不远不近。

但参加政府、以和平的、合法的方式与国民党斗争并最终战胜之，不过是中共领袖一场短暂的政治幻想。停战协定虽然签订了，但实际上“战”并未真的“停”下来。东北问题首先成为矛盾的焦点。在苏军以各种方式的帮助下，中共已经在东北占据了许多地方。中共要求国民党认可这既成的事实，国民党当然不能接受这要求，于是战火很快在东北重开。1945年秋，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军队在东北开始第一轮拼杀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就在日记中写道：“盖内战一发，势将不可遏止，中共或可藉此机会，借苏联为暗援，夺占热察绥甚或东北三省，而自成一国。”“中共问题与苏联问题不可分开，今后苏联定将采取与美苏合作路线，抑或背道而驰，不久当见分晓。在此问题未决前，政府对于中共问题，只可尽力防范其扰乱之范围，不能希望得到根本解决。”应该说，王世杰的判断，是很准确的。1946年春，国共在东北的大规模拼杀重新开始后，中共的确有占领东北、自成一国，以长春为首都的打算。194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强调：“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4月18日，中共军队占领长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指示：“我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中”。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彭真等人电，指出：“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 同日，东北局复电中央，表示：“对于长春，我们决定采取巩固与确保方针，争取成为我们的首都。”4月20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长春防御工事一概保留，准备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毛泽东知道，长春失守，蒋介石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全力攻夺。所谓“把长春变为马德里”，就是长期坚守之意。

十

国共的大规模拼杀，继东北之后，很快又在中原和华东展开，到1946年六七月间，已发展成全国范围的内战。中共胜利的步伐快得令毛泽东等中共领袖都有眩晕感，当然，是幸福的眩晕。快速的胜利自然也使割据东北、以长春为首都的设想变得太保守。中共军队的称名也渐逐统一。“八路军”、“新四军”这两种称呼当然迅速被抛弃。“解放军”这个称谓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称谓不是一次性形成的。中共在正式抛弃“八路军”、“新四军”这个称名后，一开始，笼统地称自己的部队为“解放区军队”；后来，则称“解放军”；再后来，在“解放军”前加上“人民”二字，变成“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的前面，又有了“中国”二字，才算形成了今天的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称名正式出现之时，中共中央并没有做出一个军队正式更名的决定。实际自称为“解放军”却并不正式宣布更名，其原因，就在于全面内战开始后的数月内，毛泽东都还为重返和平留着余地，都还为实现停战留着退路。如果将军队正式更名，那就意味着最后的余地、退路都没有了。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的设想。 可见，在此之前，中共虽与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拼杀，但毛泽东并没有彻底摧毁蒋介石政权的把握。现在，经过五六个月的较量，两党军事实力已经达到“平衡”，而 “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的目标。1947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 正式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意味着不再为和平、停战留下余地、退路了。

尽管中共中央没有正式做出军队统一更名的决定，但“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两个称谓，应该都是毛泽东首先使用的。1946年4月17日，毛泽东修改新华社社论稿《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时，加上了两段话：“可以预计，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这应该是“人民解放军”这个称谓流行开来的原因。此后，新华社社论，都用“人民解放军”称呼中共军队，直至1947年10月10日。

1947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中共公布了毛泽东在陕北葭县神泉堡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此“宣言”后来作为毛泽东的个人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此“宣言”这样结尾：

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称呼，第一次出现在这份“宣言”中。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成为中共军队的正式称谓。

2012年10月20日星期六

注释：

（1）（7）（8）（21）（27）（28）（34）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86页，第 62页，第 57页，第 129—130页，第123页，第176页。

（2）（3）（5）（12）（23）（60）（63）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68页，第2页，第3页，第15页，第131页，第206页，第202页。

（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76页。

（6）（9）（11）见《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19页，第209页，第224页。

（10）见萧诗美《毛泽东谋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21页。

（13）见黄修荣《第一次国共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90页。

（14）见《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00页。

（15）（16）（18）（19）（39）（40）(59)（68）(73)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176页，第177页，第178页，第178页，第460页，第463页，第470—471页，第492页，第503页。

（17）见《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6页。

（20）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84—85页。

（22）（24）见《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70—75页，第169页。

（25）（26）（29）（49）（51）（67）见《周恩来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522页，第548页，第677页，第630页，第612页，第654页。

（30）（36）（43）（44）（46）（47）（56）（58）（75）见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219页，第248页，第254页，第252页，第252—253页，第253页，第254页，第266页，第312页。

（31）见吴成平编著《世界现代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13—119页。

（33）（50）见《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564页，《周恩来年谱》（下），第 606 页。

（35）中共任命各地官员情况，见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第248页。

（37）（（38）（48）（64）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十一卷，汪朝光著，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10页，第11页，第28页，第456页。

（41）（42）（45）（52）（53）（54）（55）（57）（61）（62）（65）（66）（70）（71）（74）（76）（77）（78）（79）见《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7页，第9页，第9页，第10—11页，第 12页，第12页，第14页，第13页，第55页，第42页，第275页，第84页，第56页，第58页，第69—70页，第70页，第157页，第166页，第183页。

（69）《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72）见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