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华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430074）

古代金融的生动演绎
——读《中国是部金融史》有感

■ 陈华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430074）

自商品交易出现的那一天起，金融活动就和人类如影随形。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集团在金融活动中占据优势地位，而百姓总是被盘剥的对象。追求暴利自古以来是人之本性，当全社会都疯狂追逐暴利时，王朝的经济体系就有崩盘的危险。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总喜欢从政治和军事角度入手，以至于很多人谈到中国历史，习惯性地认为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相互博弈的斗争史。政治和军事当然影响着历史，但是真正的历史推手是经济。社会财富的聚散，决定着历代王朝的命数。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在经济运行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由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和金融学博士杨忠恕合著的《中国是部金融史》，在书名中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其历史观。

在很多人眼里，金融是一门通过计量工具检验经济数据、因果关系的学问，复杂的数学公式、数理模型和令人生厌的各种图标让人眼花缭乱。真正的金融是这样的吗？在陈雨露的眼里，金融研究的是社会中各种经济关系，演绎的是普通人的一颦一笑，生活中处处有金融活动发生。即便是中国古代，金融也发挥着资源调配的作用。他从这样的认识视角出发，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以通俗诙谐的语言撰写本书，通过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金融活动为中心，分析了社会贫富的逻辑，探究了钱权交易的本质，解读了朝代盛衰的密码，道出了人间的沧桑疾苦。

金融活动中货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春秋时期，货币就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奇特的魔力。书中通过管仲的故事，详尽地叙述了金融与国家的关系。齐国曾经是一个弱国，但是齐桓公的得力干将管仲，通过经济资源的有效调配，使得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在辅佐国君时，为了使经济复苏，采用了一种名为“造邦刀”的货币。这种货币的外形如小刀，是世界上最为奇特的一种货币。发行货币是在向世人昭示：官方货币代表着国家信誉，精美的足值货币，是国家蒸蒸日上的象征，也是百姓生活的基本保障，故曰“造邦”。当时管仲为了国家聚集更多的财富，抓大放小，征收海盐和铁矿税收。在当时，铁矿和海盐是稀缺资源，把持这两项税收，也就控制了国家财政命脉。

如果说管仲推行的货币政策、盐铁税使齐国金融形势大为好转，那么他策划的“衡山之谋”，则是中国金融史上的精彩之笔。当时衡山国与齐国接壤，以制造兵器出名。管仲以高出二十倍的价格购买衡山国兵器，这一下子让很多农民放弃农业转而打铁。秋收之际，衡山国粮食匮乏，兵器全部卖出，国家处于危险的边缘。此时，齐国借机大举向衡山国开战，使得衡山国覆灭。“衡山之谋”告诉今天的人们：以高价诱使他国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可以造成他国经济瘫痪。当国家在一个行业中全面追求暴利时，金融泡沫就会无可避免地出现。

商鞅是秦国著名的改革派人物，他的理想是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在当时社会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此外，商鞅在经济建设方面是一个白痴。作者用四个字说明变法的实质：重农抑商。所谓抑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秦国不准从事粮食贸易。粮食是当时最重要的物质，禁绝了粮食贸易也就基本禁绝了金融活动。其二是加重商税，重到任何贸易都无利可图的程度。最后是降低商人的地位。商人在秦国是最低等的人，一旦战争来临，商人是最先被征发的对象，秦军也明文规定：不必怜惜商人及其子孙的生命，脏活、累活、危险活都派商人去做。以上三点，使得商业贸易在秦国无法立足。没有商业活动的国家，经济就是一潭死水。而重农，商鞅不是重视发展农业，而是重视对农人的管理。商鞅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也只有那些在战场上杀敌有功的人才能获得土地。当时的土地，主要被王公贵族、官僚富人阶层所掌控，商鞅要把他们的土地拿出来重新分配，这无疑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商鞅暴风骤雨般的变法，完全脱离了现实，使得保守势力反弹，最后他落了一个车裂而死的下场。

作者在书中指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如果封建官僚势力偏弱，就无法压制自由竞争产生的贫富分化，更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如果国家无法实现有效的统治，一旦面临强大的外来入侵，国家就会生灵涂炭。通过阅读本书不难发现：市场有好市场和坏市场之别。在坏的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个强势群体，这个群体掌握多数社会资源，也有调动社会资源的潜能。正因如此，强势群体可以忽略一切必要的规则，也可以在交易中不遵守任何规则。既然其他社会成员无法避免与强势群体交易，就一定会在交易中被剥夺，从而整个市场缺乏效率。从中国历史中不难发现：古代社会中封建统治集团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他们主导金融活动，而处于金融末端的百姓，改变不了被剥削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