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伟霞

行政强制中的父爱主义及其司法控制

董伟霞

行政强制中父爱主义的正向价值体现在法律父爱主义对公民利益、公共利益的维护，为公众所接受，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法律父爱主义下有些强制性规定却让行政相对人难以接受，甚至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了加强对行政强制中父爱主义的司法控制，应扩大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将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全面监督依法行政；放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使公共利益范围内的每个公民都有权进行司法救济。

父爱主义；行政强制；司法控制

董伟霞，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郑州 450002）

2011年6月30日通过的《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法律可以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只能设定部分行政强制措施，除此以外的一切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行政强制。然而，2011年9月13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了 《郑州市城市霓虹灯门头牌匾设置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该《标准》对郑州市城市霓虹灯门头牌匾的设置从店名的书写规范、形式、外观以及设置的位置、高低以及牌匾上的字的位置大小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该《标准》属于政府规范性文件，作为城市管理执法的重要依据被强制执行。像这类 “统一牌匾”的现象在我国很普遍，如海南省乐东县要求商贩“统一太阳伞”、江苏省灌云县的“统一亮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