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伟 徐旖瑶

文化与生态共生图式初探
——兼论奥康纳与萨卡的文化生态思想

杨宏伟 徐旖瑶

文化作为一种力量与生态相辅相成。文化与生态共生于人类实践活动，文化价值与自然生态和谐统一是二者关系的理想图式，超越“经济理性”和“自然理性”的“文化理性”是人类实现这一图式的积极应对。奥康纳和萨卡的相关研究在这方面有一定启示意义。科学发展观是文化与生态共生图式的生动展现。

文化生态；共生图式；詹姆斯·奥康纳；萨拉·萨卡

杨宏伟，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徐旖瑶，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甘肃兰州 730000）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因此，构建文化与生态共生图式，以文化引导生态，以生态规约文化，在文化与生态的有机统一中推进文化生态①建设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詹姆斯·奥康纳和萨拉·萨卡的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他们从文化视角分析生态命题，对文化与生态的关系做出了独特阐释，以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文化路径。他们的思考对于当前我国构建文化与生态共生图式、探寻中国生态建设的文化路径有一定启示意义。

一、内生机制：文化与生态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共生

自然界是生态最鲜活的构成部分，将文化纳入生态分析，是基于人类社会同自然的统一。文化衍生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双重交往中，是自然与人共同作用的产物。文化一经生成，人对自然的活动便交由文化作用下的各类范式全面引导，人类构建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文化形式构成 “生物圈文化”，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集。

奥康纳将“文化”作为人类主体与客体间关系的考量要素，认为人类对主客体世界的分析视角不应简单化为“自然造就文化”或者“文化造就自然”，而应“唯物地”、“历史地”将自然与文化两者统一起来研究。萨卡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各自的文化范式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并指明影响文化范式的深层原因“并非是商业领域中的经常性衰退和下跌，而是资源难题、大规模的人为环境破坏、地球（或某一特定国家）承载能力的耗竭、战争、内战、种族冲突、结构性大量失业、普遍性贫穷和大量移民，等等”[1](P22)。两位学者考察的生态主体是自然界，因而关注的生态问题也是自然界自身的运转同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与调和。随着文化日渐生成的强烈独立性与重要指导性，文化与生态的关系从朴素紧密的天然状态转变为复杂多变的社会状态。

文化对人与自然不仅具有粘合与调节作用，还对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价值指引作用。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使人类文化价值中最为主要的经济取向遭到批判，渐渐产生了立足工业兼顾生态的文化价值取向。

奥康纳视文化为一种生产力，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同自然的关系时指出，社会和自然复杂作用下形成的文化气象不断运动产生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危机。由此可见，文化价值不仅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紧密，也有排斥现阶段生产方式的反作用。萨卡倡导的“增长极限范式”是这种文化价值理论的具体运用，他秉持一种激进的整体文化生态观，认为在解决文化价值与自然界的矛盾时，人类应尽可能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中缓解生态危机。“真正的生态经济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行”，也“只有成为真正的生态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1](P5)。而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理想 “不仅是由于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和保持生命自然基础的迫切需要，也是我们把平等、正义、合作、团结和自由作为根本价值观来考虑时的自觉选择”[2]。

马克思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提到：“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3](P45)因而，没有自然界，感性的外部世界也将不复存在。自然界所具有的自主性前提，使得人类要将自然界作为人的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无机的身体”，规约着人类的文化实践。“一种对蒙特利湾的生态和社会史以及今日在这一地区所进行的政治争论及基本政治构型的总体性描述，至少从原则上说是可能的，这种描述无疑是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海洋和土壤科学、艺术、文学等等联系在一起的。”[4](P149)奥康纳对生态史及文化景观的审视从理论上确认了生态独立性。而关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现状研究，萨卡以多国文化差异对自然界造成的破坏为例从实践上确证了生态的独立性。他的“一个地球和多个世界”的观点，标明生态自身与人类活动之间仍然存在一些未被理解和发展的空间，因而人们在选择怎样的立场去探讨理论和应对现实时，文化不失为一个重要考量。总之，文化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一经形成便又规约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自人类社会伊始，人类历史同自然历史就是统一的，文化与生态在人类生产实践活动中密不可分、互动共生。

二、理想图式：文化与生态在“文化理性”中和谐共荣

文化与生态虽共生于人类实践活动，但它们与生俱来的各自独立性又使它们之间存在着冲突与对抗，并使人类面临各种文化生态危机。共生中的文化与生态未必和谐，更未必共荣。文化与生态的和谐共荣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它需要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们展开理性建构与路径探索。

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自然界同人的关系，在肯定文化与生态统一于人类活动的前提下，以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生态问题，并颇具匠心地运用生态学中的“新陈代谢”范畴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路径，即社会的“和解”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解”的前提。同时，马克思在寻求社会“和解”的途径——共产主义——时，对于政治人道主义与文化自然主义的协调作用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三者融合构成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世界：“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P120)自始至终，生态与文化的天然内生关系都是认识生态危机、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依据，针对侧重点的不同，其和谐统一的主体对象也将不同。

由于“人类中心主义”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理性”自身无法摆脱的缺陷，“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理性”逐渐成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由无限度地发展社会经济转向以生态资源保护为根本的适度发展。针对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经济理性”，“生态理性”以人类的生存为第一要义，这种从唯社会发展的极端走向另一个唯自然生存极端的思维方式，使权衡与协调生存、发展又成为困扰人类的一个新挑战。人类不可能满足于维持生存，发展是社会的永恒主题，在发展问题上不可以因生态危机而止步不前。人类对生态问题的认识和实践都是基于一次次自觉的理性选择，人类需要一种辩证的、整体的理性思维。首先，这种理性思维要认识到自然界是制约人的经济需要和欲望的前提。虽然人的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但人类的生产实践以自然界为基本对象，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由自然界给予的，由此，人类物欲膨胀之时也是毁灭自然和自身的开始。其次，这种理性思维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技术、生产生活消费以及人自身的发展等问题需持中立态度，既要看到这些问题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所造成的异化，也必须肯定它们是对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维护自然稳定、解决生态问题的积极存在。

我们期望一种对社会与自然具有辩证统一思维的“文化理性”，它是文化与生态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实现和谐共荣的积极应对。基于认知和实践的双重需求，将“自然生态系统”转向“重返”“社会生态系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之路，就自然界来说，文化作为人的活动结果是承受生态危机的载体；就社会而言，文化是社会与自然相互发展的真实体现；就文化自身来讲，文化作为价值指向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提供指导。在保持人类对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态度中立的前提下，强调对文化本身的准确定位是实现文化与生态共生的方向和保障。即扬弃了“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后的“文化理性”需要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合理应对，将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拿捏平衡的新型思维方式，需在处理生态与文化关系的态度上持积极而合理的应对，并将属于人类的文化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准确而客观的定位。文化与生态的共荣是在厘清各种生态价值观的生态立场与诉求的前提下，对异化劳动、人与自然的疏离、环境的恶化等问题的一种协同式解决途径。这决不是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倒回盲目崇拜的时期，而是推向一个辩证分析的新时代。

在“文化理性”的关注下，社会现实问题的“环境”将被理解为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间相互作用的诸多方面，在对待生态危机的态度上，强调根源不仅在狭义的社会制度上，更在于人类的理性选择与文化规约上。因而，在价值上，生产性正义与人的解放便成为“文化生态”图式的终极目标。

奥康纳指出，资产阶级在利润驱动下根据市场以及市场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估价是不合乎人类价值追求的，改变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社会产品分配使用方式才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萨卡认为，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司空见惯地掠夺公地现象实质上是对生产性正义的无视。马克思则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这一事实及其不为满足人的需要而为追求利润的生产目的，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非正义性，并要求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生产性正义。这意味着实现生产性正义的关键是改变生产关系，使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交换价值而是为了使用价值，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进而引导人类在劳动中而不是在消费中实现自我、解放自我。

三、中国实践：文化与生态和谐在科学发展中生动展现

生态危机是当代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生态问题也已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结合以上的文化生态图式分析，我们认为，文化路径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文化路径的生动展现。

生态文明是 “人类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6](P89)。 它是当代工业文明对未来文明可能状态的激情创想与探索，是对近代工业化与城市化浪潮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性超越，更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准。奥康纳和萨卡都把生态的危机问题放置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解决，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积极的文化价值取向。

在文化价值观上，社会主义形成了高度重视自然的文化取向，树立了符合自然生态原则的价值需求、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文化生态意识逐渐为大众所认同，人们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能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念，自觉遵循自然法则，生态道德成为民间道德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在生活方式上，人类对自然的要求从自然对人的价值需求的单向度满足转变成生态法则制约下的有条件满足，人类追求的不再是过度享受物质财富，而是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生活。人类生活不仅应当是富足的，还应当是自然的，摒弃“人是自然的主宰者”、唯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观念，树立“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7](P41)，建立合理的消费结构，克服异化消费，在生态基础上创造理性的文化。

按照萨卡的说法，就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实现来说，中国将比其他各国更早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因为“第一，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仍然有相当大的控制力；第二，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国迈向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步；第三，不像富裕的工业国家，人民大众仍然没有忘记如何不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却能过上幸福的生活”[8]。萨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最贴近实现文化与生态融合的理想天地，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实践也是一个理论佐证。

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文化与生态和谐的关键在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的文化生态观，它体现了 “文化理性”对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关切。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9](P559－560)科学发展观纠正了过去片面强调GDP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对自然的尊重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追求人与自然的协同持续发展。

首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义和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对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本质要求，促进了文化与生态的和谐发展。首要问题与核心价值是一对必须并行思考、互为因果的范畴，首要问题源自对社会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的直接表达，核心价值则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本性指引，前者基于现实状况会对核心价值的成功引导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后者出于对长远利益的前瞻性思考也会推动眼下的首要问题尽快解决。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0](P83)科学发展观不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也不以自然界为中心，它赋予人与自然关系以新的内涵，将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结合起来，在社会历史观的观照下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在更深层次上把握自然，从根本上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协同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科学理性、生态理性和文化理性的三位一体。

其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与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是“文化理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有效措施。人的发展既是科学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科学发展的目标所在，可持续发展则是完成任务达至目标的必然要求。要实现科学发展观寻求的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从生态可持续性上建构全面协调的理性意识，另一方面要从人的可持续性上运用统筹兼顾的理性方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践行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两者统一，第一要义与核心立场能否紧密相融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最为重要。这不单纯是着眼于解决现实生态环境的问题，而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其最终诉求就是要超越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提升到生命与世界存在的价值论高度，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为实现共产主义服务。

最后，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全部文化生态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世界文化生态建设理论经验的借鉴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探析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对奥康纳与萨卡关于生态问题的文化解释与建构必须厘清甄别、植根本土，属于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必须在广泛吸收与创新实践中淬炼形成！

注释：

①本文所使用的文化生态是基于中国生态建设和文化建设这一背景，在文化与生态互动共生的意义上，强调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将文化生态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目标而定义的。

[1]（印）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M].张淑兰，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2]（德）萨拉·萨卡，布鲁诺·科恩.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J].陈慧，林震，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M].唐正东，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8.

[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Saral Sarker.Prospects for eco－socialism.Q.Z.Huan.Eco－socialism as Politics:Rebuilding the Basis of Our Modern Civilization.Heidelberg:Springer,2010.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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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理论形态及其当代创新研究”（2012001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