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 波

（延边大学人文学院，吉林延吉133002）

花郎道作为一种制度产生于新罗真兴王（540～576年）时期。它的产生和发展与新罗内治外征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当时的新罗对内逐步确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经济飞速发展，国家处于整体向上发展的历史阶段；对外则经历着复杂周边环境的考验，既要抵御高句丽与百济两大强邻的侵扰，又胸怀统一三国之长远大计不断侵吞周边小国。在此种形势下，新罗急需一批忠君爱国、文武兼备的人才来振国兴邦，花郎道便应运而生。

一、花郎道的创立者与佛教的关系

佛教于讷祇王（417～458年）时期传入新罗，沉浮百年之后在法兴王（514～540年）时代得以公认，发展至真兴王时代已经上升为国教，成为新罗人精神的风向标。佛教精神对花郎道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花郎的魂是风流思想与佛教精神相互融合而形成的。①花郎道的创立者真兴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据《三国遗事》载：“第二十四真兴王，姓金氏，名彡麦宗，一曰深麦宗，以梁大同六年庚申即位。慕伯父法兴之志，一心奉佛，广兴佛寺，度人为僧尼。”

真兴王秉承法兴王之志，潜心奉佛并大力发展佛教。据《三国史记》载真兴王即位后不久，国家便开始建造寺院。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朝廷内外佛风渐盛。此后，新罗又陆续建立了皇龙寺、祗园寺等伽蓝，并在574年（真兴王三十五年），用铜三万五千余斤铸成了皇龙寺丈六佛像，真兴王为佛教的建筑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不仅如此，真兴王还有意提升僧侣的社会地位，从现存的真兴王巡守碑中我们可以得知，他每次巡行时都邀沙门随行王驾，而且将沙门的名字写在百官姓名之前，由此可见真兴王对僧侣十分重视。

此外，真兴王还十分重视与中国的佛教交流，每逢中原王朝遣使送经及舍利之时，都会亲自带领百官迎接，并积极向中国派遣留学僧研习佛理，引进经论，为更好地解读先进的佛教文化打下了基础。在真兴王的努力下新罗佛教迎来了黄金时代的开端。

真兴王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在创立花郎道之时也有意识地将佛教精神融入到花郎精神当中，将最初只是一场浪漫“选美”之举的花郎道发展成为国家“选士”的活动；把原本在村落部族里存在的传统花郎文化提升到服务于国家机器的一种制度。

二、花郎道的核心思想——圆光的“世俗五戒”

新罗的固有的风流思想与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形成了花郎道核心思想。新罗著名的文学家崔致远在其《鸾郎碑序》中对此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实乃饱含三教，接化众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潜太子之化也。②

花郎道将儒家的忠孝观、道教的无为观、佛教的善恶观有机地融为一体并将其付诸于实践，体现了新罗人非凡的综合能力。圆光的“世俗五戒”就很好地诠释了花郎道思想的三教和合。世俗五戒的内容为：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曰杀生有择。

圆光作为一名高僧大德，对中国的儒教及道教均有所涉猎。他将儒释道三教和合发展为“世俗五戒”作为花郎道的行为准则。因本文主要论述佛教与花郎道的关系，所以着重分析五戒中包含了哪些佛教义理。

第一戒，事君以忠。表面上看“忠”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点不言自明。但圆光法师所提出的“事君以忠”不仅包含了儒家思想，而且包含了佛教的国家观。因为新罗佛教具有明显的护国性，新罗的佛教要信徒“事君以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了新罗以国家至上的基本理念。

第二戒，事亲以孝。佛教在初传之时，曾因其要求信徒“辞亲出家，严持禁戒”而被认为与孝亲扬名的儒家思想大相径庭而遭到排斥。但实际上，孝也是佛教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倡导孝道的佛教经典有许多，如《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说盂兰盂盆经》等。佛教中行孝的对象范围比之儒教更加宽泛。佛教中广义上的孝不仅将孝行转化为修行的实践，而且也把对象由父母扩展为一切众生。认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最高层次的孝。

第三戒，交友以信。信，即诚实，不欺骗。正符合菩萨十戒中的不妄语戒。

第四戒，临战无退。临战无退是新罗佛教护国精神的具体实践。正因如此，“新罗各地的花郎道组织中出现了无数忠于国家、战时骁勇善战、为国献出生命的郎徒们，这种力量一直发挥到统一三国的伟业上，使新罗一跃成为了主宰朝鲜半岛的统一大国。”③

第五戒，杀生有择。不杀戒本是菩萨十戒中的第一戒，是出家的僧侣所要遵守的首要戒条。主旨在于大乘佛教众人平等的慈悲精神，一切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和自由。但因圆光法师所提出的“世俗五戒”是针对花郎徒的行为规范，所以适当地降低了标准，要求他们“择时不杀”和“择物不杀”。

“世俗五戒”由圆光法师提出之后，在世间广为流传，并成为花郎道的指导思想和信条。

三、花郎道与弥勒信仰

弥勒是姓，是梵语Maitreya的音译，汉译为慈氏，名阿夷多。弥勒的根本性格与佛教推崇的一般导师不同，他的任务主要是“施乐”，即弥勒就是欢乐幸福的象征，而信奉弥勒，则成了对欢乐幸福的向往和追求。弥勒下生到人世间来建立净土的信仰，在历史上特别受到贫困苦难的民众的拥戴，在佛教中别树一帜，改痛绝尘世的消极悲观主义为提升尘世的积极乐观主义，从而给人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④于是，弥勒成为了苦难世界中必不可少的希望之星，生命之火。正是由于弥勒佛具有这种性格，弥勒信仰在新罗广泛盛行，并取得辉煌的成果。

花郎道与弥勒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三国遗事》卷三，弥勒仙花条是最能反映出花郎道与弥勒关系的记载，其文如下：

及真智王代，有兴轮寺僧真慈每就堂主弥勒像前发原誓言：“愿我大圣化作花郎，出现于世。我常亲近睟容，奉以周旋。”其诚恳至祷之情，日益弥笃。一夕，梦有僧谓曰：“汝往熊川(今公州)水源寺，得见弥勒仙花也。”……慈从之，至于山下，山灵变老人出迎曰：“到此奚为？”答曰：“愿见弥勒仙花尔。”老人曰：“向于水源寺之门外，已见弥勒仙花，更来何求。”慈……有一小郎子，断红齐具，眉彩秀丽，灵妙寺之东北路傍树下，婆娑而游。慈迓之惊曰：“此弥勒仙花也。”乃就而问曰：“郎家何在？愿闻芳氏。”郎答曰：“我名未尸，儿孩时爷娘俱歿，未知何姓。”于是肩舆而入见于王。王敬爱之，奉为国仙。

作者一然还说：“未与弥声相近。尸与勒形相类。”认为，未尸实际上是弥勒假托近似的称呼而打的哑谜。弥勒不仅为真慈和尚的真诚所感动，而且因为新罗是与佛有缘的国家，所以频繁的出现。这一点正符合弥勒信仰中的“下生信仰”，弥勒将降生到一个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这也体现了新罗人的精神追求。新罗人将花郎视为弥勒菩萨，把他们当作下生的弥勒菩萨一样崇拜。

此外，能体现花郎道与佛教关系的事例在《三国史记》中也有记载：金虞信在做花郎时，他的郎徒被称为“龙华香徒”⑤。龙华香徒中的龙华就是指代弥勒信仰。据佛典所载，龙华树乃弥勒菩萨成道时之菩提树。按，弥勒菩萨现居兜率天，将于佛灭后五十七亿六千万年（或说五十六亿七千万年），自兜率天下生人间，于龙华树下成道，为众生三度说法。《增一阿含经》卷四十四云：“去鸡头城不远，有道树名曰龙华，高一由旬，广五百步。时弥勒菩萨坐彼树下，成无上道果。”⑥弥勒为众生说法之会即称龙华会，弥勒因在龙华树下得道，因此，龙华会本是佛教僧众庆祝弥勒佛降生的法会。香徒是指代礼佛焚香之徒，即信奉佛教的一种团体。所以龙华香徒是指为弥勒菩萨礼香之徒众，是信奉弥勒信仰的佛教团体。

综上所述，花郎道作为朝鲜半岛三国中一种独特的思想意识形态，历来颇受学者们的关注。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的思想文化为花郎道的思想内核注入了崭新的营养元素。佛教不仅成为吸引和团结郎徒的主要动力之一，而且极大地丰富了郎徒的精神世界，将郎徒们的精神动力转化为护国实践，在新罗统一半岛的伟业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注 释：

①李甦平.论韩国的三教和合——以花郎道为中心[J].当代韩国.2001 冬季号：70-75

②《海东高僧传》卷二

③李岩.简论新罗花郎道审美追求及其思想内涵[J].当代韩国.2010 年春季号：96-100

④杜继文.弥勒“乐”的表征.何劲松.布袋和尚与弥勒文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4

⑤《三国史记》卷41，列传1，金庾信上

⑥丁福保. 佛学大辞典. http：//fodian.goodweb.cn/dict_2.asp.

[1][朝]金富轼.三国史记[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2][朝]一然.三国遗事[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韩]李煊根.花郎道研究[M].海东文化社,1950,(3).

[4]李甦平.论韩国的三教和合——以花郎道为中心[J].当代韩国,2001 冬季号：70-75.

[5]李海涛.韩国佛教的护国实践及其特色[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90-94.

[6]李岩.简论新罗花郎道审美追求及其思想内涵[J].当代韩国,2010 年春季号：96-100.

[7]杜继文.弥勒“乐”的表征.何劲松.布袋和尚与弥勒文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