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金银器看草原丝绸之路的衰落

2013-02-15张景明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9期

关键词：金银器公主草原

张景明

（大连大学美术学院，辽宁大连 116622）

从明清金银器看草原丝绸之路的衰落

张景明

（大连大学美术学院，辽宁大连 116622）

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沟通中西方、南北方经济和文化的桥梁作用。但到了明朝时期，北方草原地区战争迭起，修筑的长城一度阻隔了南北之间的交往，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滞留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道路。清朝建立后，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阻滞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在这种背景之下，草原丝绸之路逐渐衰落。同时，原来在中亚地区盛产金银器的诸国都已分崩离析，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金银器也很难看到有西方文化的因素，因而在金银器的文化内涵中也能看出草原丝绸之路的衰落状况。

明清金银器；草原丝绸之路；衰落状况

明清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生活的主体民族仍为蒙古族，但其他民族的人数不断增加，形成了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格局。公元1368年，元惠宗妥欢贴睦尔携后妃、太子和宗室退往上都（故城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蒙古贵族在北方草原地区继续保持着政权，史称“北元”。这个政权持续了267年，几乎与明朝相始终，最后统一于清王朝。从考古发掘资料看，金银器多数为装饰品，并且多融入满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因素，西方文化影响较少，由此看出中西文化交流在草原丝绸之路中已经减弱。

一、明清时期北方草原金银器考古发现的状况

在北方草原地区，明代的金银器发现甚少，仅在内蒙古凉城县麦胡图乡和托克托县各征集一件凤形金冠顶饰①，凤展翅张尾，伫立于柱状体上，其下为两层错落的花瓣装饰，云头形底座；凤、柱状体、花瓣均采用了掐丝、镂空工艺，制作相当精致。清朝时期，清政府为了加强与蒙古族的关系，采取了联姻方式，有许多公主嫁往蒙古草原地区，并带去许多金银制品。同时，民间佩戴金、银首饰的现象增多，促进了金银贵重品向民间化和大众化的发展，使蒙古族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制作的金银器风格。

清代在内蒙古发现几处公主和郡主的墓葬，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金银制品，加之蒙古族加工的传世金银制品，体现了金银器的文化内涵。如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尔灯荣宪公主墓[1]122-126出土嵌猫眼石卷云纹金簪、奔鹿纹金簪、菊花瓣形金簪、金凤饰、“岁寒三友”金饰、行龙纹金镯、金链、金戒指。扎鲁特旗固龙雍穆长公主墓[2]127-133出土银骨灰盒。呼和浩特市美岱村清公主墓②出土金簪、金戒指、金指套、双龙纹金镯。巴林右旗幸福之路乡清墓[3]94出土嵌宝石龙纹包金银骨灰盒、银骨灰盒、三角形银饰件。科尔沁左翼后旗衙门营子清墓[4]689-696出土金耳环、鎏金凤形银头饰、鎏金双龙戏珠纹银簪、扁银簪、镶珍珠银簪、镶料珠银簪、梅花首银簪、圆首银簪、银镯、银指套、银戒指、银佩饰、鎏金菊花银插、六吉祥银插、鎏金葫芦银插。吉林省榆树县兴隆山乡清公主墓[5]76-84出土嵌绿松石孔雀形金饰、龙形金簪、松竹梅形金簪、嵌宝石金簪、新月形金冠饰、凤形金插饰、花形金插饰、龙形金插饰、卍字纹金簪、云形金簪、卷云形金簪、灵芝形金簪、金扁簪、龙形金饰、寿字金花插、云纹带穿金饰、葵花形金饰、寿字金花饰、福寿纹金饰、心形钱纹金饰、心形绞丝金饰、莲花形金饰、金戒指、金花饰、金元宝、银簪杆、金首嵌玉石银簪、寿珠银簪、金蝶穿珠银簪、蜻蜓形银饰、银锭、银钏、银花扣、鎏金寿字银扣等。

二、明清时期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的造型艺术

清代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成批金银器，多为清廷下嫁蒙古王公贵族的陪嫁品，类别单一，但做工精湛。装饰品占大宗，多见于头饰和手饰，纹样常采用龙、凤、鹿、喜鹊、飞燕、孔雀、松鼠、蝴蝶、蜻蜓、蝙蝠、荷花、梅花、牡丹、菊花、松竹梅、葡萄、吉祥文字等装饰。如：衙门营子清墓出土的鎏金凤形银头饰，凤足腾空，展翅回首，凤须卷曲如云，两侧及前侧伸出三只蝴蝶和四片花叶，构成蝶戏彩凤、飞舞于花丛之中的图案。幸福之路乡清墓出土的金骨灰盒，正面及侧面浮雕花纹，由龙、梅花、石榴、兰草、湖石、绶带等组成，并以镶嵌猫眼石和其他宝石作衬托，使整体图案错落有致。从纹饰布局看，装饰品多采用随意式，不受框架局限，而且草原风格也不很明显。兴隆山乡清代公主墓出土造型各异的簪钗，使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与人们对妇女的审美理想标准以及工艺发展水平。龙是中国人的象征，是中国传说中特有的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最为崇拜的神灵之一和祥瑞之物。松、竹经冬不凋，梅则耐寒开花，故中国文人常用它们来比喻品质的高洁、坚强，均为中国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即所谓的“岁寒三友”。龙形金簪的每条龙底下均有一团祥云与之相连，一龙张眉怒目，凶猛无比；一龙神态平和，风度翩翩；二龙躯、尾、须均屈曲盘绕，造型别致。松竹梅金簪的造型也大致相同，簪杆采用纍丝法制成，如竹般中空。簪头系松枝造型，上挂几片松叶，另有几瓣梅花从松枝上悬垂而下。这几只金簪均采用黄金制成，造型优美，色泽纯正，制作精良，整体风格高雅、别致，富有生趣，同时又寄寓了中国人民对高洁品性的赞美与伟大祖先的崇拜之情。龙形金簪除了神态各异，最明显的区别还在于一龙前爪抓一珍珠突出在外，一龙后爪托一珍珠藏于躯干与龙尾之间。松竹梅金簪的枝、叶、花形也稍有不同。

在清代的传世金银器中，蒙古族民间的工艺特征非常明显，常见的器类有银碗、银盘、银托盘、银盅、银簪、银钗、镶银蒙古刀、银头饰、银马鞍饰等，各种银器的造型美观大方、淳厚凝朴，强调形体的平衡与对称。在银器上錾刻的云纹、犄纹、龙凤纹、卷草纹、八宝纹、几何纹等图案，多为蒙古族传统的纹饰，体现了蒙古族民间艺人和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有的器物造型具有浓郁的草原风格，将草原人们的生活场景予以物质载体的艺术化，如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的鎏金穹庐式银香盒，完全仿照蒙古包的形状制作，连绑系的绳索都清晰地表现出来。

制作和装饰工艺有模铸、锤鍱、编制、焊接、錾刻、鎏金、浮雕、线雕、镶嵌、掐丝、花丝等，还出现了银烧蓝工艺，并综合了起突、隐起、阴线、阳线、镂空等各种手法。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工艺技法而又有所发展，并且为今天金银工艺的发展创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其中，蒙古族民间制作的金银器主要使用錾雕技法。具体制作过程以金、银为原料，先用锤子锤出需要的厚度，然后按照设计图用薄纸拷贝或剪下所需纹样，贴在原材料上，用小錾錾出虚线，取下纸样，以木槌、铁锤按印锤打出大型轮廓，并用锤尖和圆头錾子点出器物上突起的部位。在打造器物外型中，要多次过火，以保持其柔软度和延展性。做成器胎后，根据纹样选择不同的錾子，在器表錾雕出各种纹样。錾雕工艺是一种古老的技法，做法多种多样，先焊后錾，先錾后焊，在制作中灵活掌握，制成各种精美的金银器器皿。

三、金银器所反映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衰落

明清政府为了巩固北部边疆的安定，与草原地区各民族互相贸易，金银器已经在北方草原地区商业化。蒙古王公贵族经常得到明清政府的赏赐，其中包括大量的金银制品。如明代的凤形金冠饰、清代的金头饰、金骨灰盒、金簪、金镯等贵重器物，全部来自于明清政府。在民间，有许多金银饰品已经能在专营店买到，也就是金银制品不完全被官府垄断，可见其大众化程度已很高。

“通贡”是在蒙古封建主与明朝之间进行的，各部领主利用牲畜、猎物和各种手工制品向明朝“进贡”，明廷回赠丝织品、棉纺品、农产品、生活用具、医药、佛经及货币等。根据《明实录》记载，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至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间，蒙古封建主向明朝进贡八百多次。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瓦剌使臣皮儿马黑麻等二千四百七十二人来朝，贡马四千一百七十二，貂鼠、银鼠、青鼠皮一万二千三百。”[6]明廷回赠的物品，几乎被蒙古各部封建主占有，平民只能高价换取一点。

明朝通过马市和木市与蒙古地区交换物品。蒙古首领俺答汗几次要求开茶市，遭到明廷的反对，未能实现。马市在明朝初期就开始，“永乐间，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以待朵颜三卫。”[7]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明成祖命在甘州、凉州、兰州、宁夏等处进行马匹交易。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开大同马市，与中原进行贸易。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在俺答汗的强烈要求下，明朝在大同镇差堡、宣府新开口堡、延绥、宁夏等地开设马市。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俺答汗与明朝达成和平贡市协议，明朝先后在大同得胜堡、新平堡、守口堡、宣府张家口、山西永泉营、延绥红山寺堡、宁夏清水营、中卫、平虏卫、甘肃洪水扁都口、高沟寨等十一处开设马市。这种马市为官市，由明朝指定地点，每年定期开市一两次，每次三至十五日左右，双方官员监督，由明朝定出牲畜价格，用银两、钱钞收购马匹，或用布、缎、铁锅等折价易马。

因官市满足不了蒙古封建主的贸易要求和蒙汉民间对物品的需要，便在那些过去被明朝禁止的民间私下贸易之地，准予开设私市，以物易物。还有一种在适当地点开设的月市。《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汗列传下》记载：“牛（易）米豆石余，羊穕糗数斗。无畜，间以柴盐数斗易米可一、二斗，柴一担易米可二、三升，而其甚者，或解皮衣，或执皮张马尾，惟冀免一日之饥。”交易的品种，官市蒙古方面主要出售马匹。在民市上，蒙古地区用马、驼、骡、驴、牛、羊、毡、裘、皮张、马尾、盐、碱、柴草、木材等，与明朝交换粮食、布、绢、丝、缎、衣服、农具、铁锅、铜锅、纸张、医药、颜料、日常用具、茶叶及各种食品。其中，牲畜、粮食、饮食器、食品的交易额度较大。互市给双方带来了稳定和繁荣，“俺答汗纳款马市互易，边疆无警，畿辅晏然，汉唐以来所未有也。”[8]有利于双方文化的交流。

清朝由于汉族商人大批涌入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结成山西和北京商帮，垄断蒙古地区的市场，他们从蒙古族那里收购原料和畜产品，贩卖各种日用品，逐渐居住下来，发展了原有的城市和形成新的城镇。这些商人往往用很少的商品与蒙古族交换牲畜，出现了“茶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牛”的局面。通过商业贸易，沟通了蒙古地区与内地的物质交流。汉族商人供给蒙古族需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也将蒙古族无力充分利用的土特产收购起来，供应内地人民的生活需要。另外，木材、盐、碱、矿产、药材、山货、猎物等，在蒙古族那里根本不用于生产，通过商业的流通，为蒙古族人民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也使汉族人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东西。在商贸过程中，也促进了金银器文化的交流。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文化发展的总势趋于保守。其金银器制作一改唐宋以来的丰满富丽、生机勃勃、清秀典雅和意趣恬淡的风格，越来越趋于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愈来愈浓厚。器形的雍容华贵，宝石镶嵌的色彩斑斓，特别是龙凤图案象征着不可企及的高贵与权势。这一切都和明清两代整个宫廷装饰艺术的总体风格相和谐一致，但是却和贴进世俗生活的宋元金银器迥然有别。然而，明清两代的金银器，其发展轨迹非常鲜明。大体上说，明代金银器仍未脱尽生动古朴，而清代金银器却极为工整华丽。在工艺技巧上，清代金银器那种细腻精工，也是明代所不可及的。在明代金银器的纹饰中，龙凤形象或图案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一变化到了清代，更加推向极致。与宋元相比，明代金银器中素面者少见，大多纹饰结构趋向繁密，花纹组织通常布满器物周身，除细线錾刻外，也有不少浮雕型装饰，对以后清代的金银器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清代金银器保留下来的极多，大部分为传世品。从风格上看，清代金银器既有传统风格的继承，也有其他艺术、宗教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继承吸收古今中外多重文化营养因素的基础上，清代金银器工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清代金银器的器形和纹饰变化很大，已全无古朴之意，同时反映了宫廷金银艺术品所特有的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的倾向。其造型随着器物功能的多样化而更加绚丽多彩，纹饰则以繁密瑰丽为特征。格调高雅，富丽堂皇，再加上加工精致的各色宝石的点缀搭配，整个器物更是色彩缤纷、金碧辉煌。清代金银器的加工特点，可以用精、细二字概括。在器物的造型、纹饰、色彩调配上，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继宋、元、明以来，清代的复合工艺也很发达。金银器与珐琅、珠玉、宝石等结合，更增添了器物的高贵与华美。因此，明清时期，通过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传入草原地区的金银器都带有明清那种雍容华贵的特点，充分说明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南北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从考古学资料看，已经公布的几批都为清代公主、郡主下嫁蒙古王公贵族的墓葬，所出土的金银器具有明显的清朝宫廷的特征，从中可以看出满蒙联姻的历史事实，并蕴含着文化交流的意义。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扎鲁特旗前德门苏木发掘了清代固龙雍穆长公主墓，墓中出土了锦缎等高级丝织品和一件精美的屋式银骨灰盒，并有一方用铁条紧箍着的墓志。根据墓志铭刻对当时满蒙联姻和蒙古王公贵族家族的世赫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墓志铭文为清朝康熙皇帝所撰，为满汉两种文字凿刻。由墓志铭文得知，该墓葬为清代固龙雍穆长公主之墓。清代的固龙公主，又作固伦公主。《清史稿》卷一百六十六《公主表序》记载，清代皇后的女儿，封为固伦公主；妃嫔的女儿和由中宫抚养长大的宗室成员家的女儿，封为和硕公主。公主的丈夫，满语称为额驸，这是汉语驸马的意思。据史料所记，固伦雍穆长公主名雅图，是皇太极的第四个女儿，为孝庄文皇后所生。初封固伦公主，公元1657年进固伦长公主，公元1659年封固伦兴平长公主，复改固伦雍穆长公主。于公元1641年下嫁弼尔塔噶尔。额驸弼尔塔噶尔，是孝庄文皇后的长兄，第一代科尔沁和硕卓哩克图亲王乌克善的第三个儿子。他与雅图结婚后，于公元1643年赐固伦额驸仪仗，公元1666年承袭父爵，为第二代卓亲王，于公元1667年去世。由此可以推知，雅图之母孝庄，是弼尔塔噶尔的姑母，而弼尔塔噶尔之父乌克善是雅图的舅父。雅图与弼尔塔噶尔本是姑舅表兄妹，而孝庄与乌克善本是亲兄妹。他们都出自当年蒙古科尔沁贝勒宰桑那显赫的家族。

从清代固龙雍穆长公主墓的发现，对清朝与蒙古王公贵族的联姻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当时，清朝政府出于政治上的目的，为了稳固北部边疆的安定，采取了与蒙古王公贵族联姻的办法，促进了清朝与蒙古地区的友好关系。清朝皇室在下嫁公主、郡主，或者迎娶蒙古王公女子时，都要赏赐大量的金银珠宝。在内蒙古、吉林等地发现的清代公主、郡主墓出土的金银器中，与《清史稿》卷一百零三《舆服志》二记载的清代亲王福晋、世子福晋、郡王福晋、贝勒夫人及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主的冠服制度大体相合，可以看出满蒙联姻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也说明了当时草原丝绸之路在南北文化交流中的重大作用。但从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看，在沟通传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已经处于衰落的地步。明清时期，原来在中亚地区盛产金银器的诸国都已分崩离析，而海上丝绸之路却逐渐繁盛，代替了草原丝绸之路和沙漠丝绸之路的地位。元代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使北方草原地区更多地接受、吸收和融合汉族文化，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接受越来越少。明代的蒙古族又退居北方草原地区，与明王朝形成对峙的局面，阻隔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明清时期的西方，已经出现了比较发达的工业经济和新型科学技术，传统的文化也日渐衰退，而保守的清王朝难以接受这种新的文化，从而导致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衰落。在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明清金银器中，很难看到有西方文化的因素，用事实说明了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中衰落的状况。至此，金银器文化在草原丝绸之路中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注释：①资料未发表，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②资料未发表，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1]项春松.内蒙古白音尔灯清代荣宪公主墓[G]//文物资料丛刊（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2]张柏忠.清固龙雍穆公主墓：文物资料丛刊（7）[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3]巴林右旗文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金银葬具[J].文物，1985.

[4]于宝东，武雅琴.科左后旗衙门营子出土的清代文物[G]//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5]张英等.吉林通榆兴隆山清代公主墓[J].文物，1984（11）.

[6]明英宗实录[M].卷一百六十.

[7]［清］张廷玉等.明史[M].（卷八十一《食货志》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8]明神宗实录[M].卷三十三

G124

1008—7974（2013）05—0027—04

2013—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