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语类解》简论

2013-02-15方东杰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9期

方东杰，曲赫

（通化师范学院文学院，吉林通化134001）

《译语类解》为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之一，属朝鲜朝司译院四大“类解”书（汉学书---《译语类解》；蒙学书---《蒙语类解》；倭学书---《倭语类解》；清学书---《同文类解》）中的一种。于李氏朝鲜肃宗十六年（公元1690年）由金敬俊、慎以行等编著。[1]全书按词（或短语）的属性分类，罗列明、清时期汉语中的常见词汇或短语，每字之下有朝鲜文字（训民正音）注音，每词最后一字的注音之下用○隔开，然后用朝鲜语加以解释，间有汉语解释，具有词典性质。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天文、时令、气候、地理、宫阙、祭祀、婚嫁等共计43类；下卷包括珍宝、蚕桑、裁缝、器具、技戏等19类，总计分为62类。全书包括目录3页，正文249页。除去上、下卷的分卷页以及上、下卷末页无词而外，实际正文共243页，每页10列，共2430列。每列两个词（或短语）。其中标题、类目占去64列，每列只有一词者23列，全书共收词（或短语）4691条。[2]

2005年9月，《译语类解》由韩国首尔大学校奎章阁影印出版（奎章阁资料丛书·语学篇·六）。

笔者于2007年在韩国岭南大学访学，争得校方同意，将《译语类解》影印带回国内。经长时间的翻阅、反复揣摩，认为《译语类解》值得全面整理和研究，其研究价值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为近代汉语研究提供重要语料

近代汉语研究是近年来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学者们往往因语料的缺乏而苦恼。蒋绍愚先生说：“研究近代汉语的学者常常为语料问题苦恼：在唐宋时期，反映口语的材料实在太少，那些比较接近口语的材料也往往是文白参杂。元明清时期反映口语的材料逐渐增多，但像元代白话碑、《元典章》这样的材料内容比较单一，而《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这样的作品也并非全是口语。”[3]

朝鲜与中国的交流由来已久，其中不乏政治、军事原因，更主要的是文化的交流。而历史上的交流更主要是单向的，藩属“事大”，势必导致文化语言的诉求，因此朝鲜历史上将汉语学习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早在朝鲜三国时期，高句丽王小兽林王就设立“太学”，传授《五经》《史记》等汉文典籍。李氏王朝更专门设立“司译院”，掌管“肄习华言之事”及“事大交邻之事。”虽然后来扩充为包括汉学、蒙学、倭学、清学四个部门的“掌译诸方言语”的机构，但“汉音有关事大”，因此汉语学习仍是主要科目。[1]

值得注意的，朝鲜对汉语的学习，不仅涉及汉文儒家典籍及历史著作等方面，同时更多涉及的是汉语口语的学习。早在15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为学习汉语口语而编写的教材《老乞大》《朴通事》。1517年，崔世珍编《四声通解》，在自序中说：“夫始肄华语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二书……”[1]这无疑为后人留下了研究汉语口语尤其是近代汉语口语的宝贵资料。如今，一大批朝鲜汉语学习材料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因其在汉语发展史尤其是近代汉语发展史上保留了大量口语材料，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为近代汉语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因此应引起我们的重视。[4]

《译语类解》保留了可贵的近代汉语口语材料，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是研究近代汉语的语料库，也是北方方言的重要语料库。比如：愽落盖（膝盖）、浮皮（头屑）、八子（阴门）、土炕、下学、旱田、争食窝子、东巴剌（东边）、西巴剌（西边）等，都带有浓郁的北方方言特别是东北方言的色彩，而东巴剌、西巴剌等词在许宝华、宫田一郎编著的《汉语方言大辞典》（中华书局1999）中并未收入。

二、《译语类解》的词汇体系

1.解词条例。正文词条用大字书写，词中每字之下用朝鲜文字（训民正音）注音。注音包括中国传统韵书音（反切音）和当时中国北方话的现实音（俗音）。这种方式肇始于1455年申叔舟、成三问等编写的《洪武正韵译训》。[1]每词最后一字的注音之下用○隔开，然后用朝鲜语加以解释，间有汉语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例后括号中的数字为韩国首尔大学校奎章阁影印《译语类解》中的页码，下同）：

3）用汉字词加以解释。第一是直接照抄汉字，用竖线表示以避重复。如：来月○丨丨（8）；端午○丨丨（9）；纺丝䌷○丨丨丨（151）等。和第二是用汉语同义词或近义词加以解释。如：天河○银河（1）；年终○岁末（9）；光景○光阴（10）；札付○差帖（23）；闻喜宴○恩荣宴（33）等。

4）同义词条用“上仝”（即“同上”）标示。如：清明○上仝（上一词条为“寒食”。9）；峻岭○上仝（上一词条为“岭头”。13）；差批○上仝（上一词条为“劄付”。23）等。

5）用较多汉字加以解释。如：云板○以铁作云形开坐时先响之器（22）；头踏○前排戏子（33）；刁斗○军中昼炊夜击之器（45）；伽蓝○浮屠所居（51）；修养○修身养性（53）等。

以上几种类型中以第一种为主，而间杂汉语也占了相当的比重，这是朝鲜汉语教科书中工具书类的共同特点，如《汉清文鉴、《华语类抄》等[1]。关于注释内容中的汉字部分，是汉语词还是朝鲜语中的汉字词，学者意见不一。就《译语类解》来看，情况也较为复杂，但有两点可以肯定：

1）词条为汉语，那么直接照抄词条（用竖线“丨”标示）作为解释的，就说明该词条既是汉语词又是朝鲜语中的汉字词。

2）朝鲜语与汉字相结合进行解释的，其中的汉字应该看做汉字词，因为释义部分是供朝鲜人看的，其中的汉字词已经融入了朝鲜语，成为日用交际的一部分。

2．构词类型。《译语类解》以双音节词为主，但也包含单音节词、三个音节以上的多音节词或短语，情况较为复杂。双音节及多音节词或短语的构词结构类型也较为繁复，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主谓结构：日蚀（3）、天旱（5）、云绽了（5）、雷震（5）；雪深（7）雪晴了（7）、天热（12）；天熰（12）；天晴了（12）；心中发酸（77）、嗓子渴了（77）等。

2）偏正结构：艾叶箭（44）；内相（即太监，60）；手心（70）；中拇指（70）；产房（75）；不懂得（78）；不知道（78）；通脚睡（82）；挤者睡（82）；颠倒睡（82）；红花女（83）等。

3）动宾结构：打噎（76）；打醋心（76）；吐唾沫（76）；遮羞（77）；知道（78）；叉手（79）；拱手（79）等。

4）并列结构：波浪（15）；告示（21）；票贴（24）；埋伏（42）；犒赏（43）；咽喉（69）；面皮（68）；叫唤（82）；答应（83）等。

5）动补结构：闷的慌（77）；捱不过（78）；忍住（78）；忍不住（78）；睡醒了（82）；爬不起来（82）等。

6）附加结构：月儿（3）；参儿（4）；楔子（36）；橛子（36）；哑子（36）；聋子（36）；身子（65）；眼瞳子（66）；鼻子（67）；舌头（68）；下把颌子（68）；嗓子；（69）等。

7）表示被动：水淹了（6）；霜打了（6）。

以上只是举例性质，有些词条基本就是短句或熟语，如“雪晴了”、“嗓子渴了”“睡醒了”“爬不起来”“吃双不吃单”（120）“主不吃客不饮”（120）等等，说明《译语类解》虽作为工具书而编纂，但是很注重教科书的功效。另外，有些词或短语的结构与词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如“时令”类中有这样一些词条依次如下：今年、头年、旧年、往年、年时、前年、下年、开年、明年……表达的多是名词性的时间段，基本上是偏正结构。但“开年”从构成上看只能是动宾结构，而意义是下一年，因为《译语类解》的原注是“上仝”，即意义等同于上一词条“下年”。再如“年时”，从结构上看似是并列结构，但意义是“前年”，因为下一词条“前年”的原注为“上仝”。

3．词义。《译语类解》收词4691条，分为62类，虽不能覆盖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涵盖了当时汉语中的绝大部分，尤其是汉语交际中的常用部分，这是该书的教科书性质决定的。虽然“科举”、“祭祀”“教阅”“宫阙”“公式”等类中所收词语在现代汉语中很少使用或不再使用，但“天文”“时令”“气候”“佃渔”“屋宅”“疾病”“身体”“蚕桑”“田农”“菜蔬”“禾谷”“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花草”“树木”等多类所收的词汇大多数意义浅近，贴近现在的北方方言，很多已被现代汉语吸收。如：日头（3）；月亮（3）；当日（7）；初伏（9）；暖和（11）；山腰（13）；烧火（110）；榛子（111）；伯父（114）；妯娌（117）；旱田（156）；种田（157）；种子（157）；旱稻米（159）；大黄米（159）；豆角（161）；水萝蔔（162）；曲曲菜（163）；苋菜（164）；公鸡（190）；鹁鸽（192）；打滚（201）；带驹子（201）；絟馬（201）；倒嚼（203）；牙狗（即公狗，205）；狗连（狗交配，205）等。这无疑为近代汉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如果与《老乞大》《朴通事》等相比较，其记录交际口语的特征就更为明显。众所周知，《老乞大》《朴通事》为记录元明时期口语的可贵材料。为达到学习汉语日常交际用语的目的，这些教科书涉及到日常生活的众多方面，①这与《译语类解》分为62类有某种契合之处。就内容看，它们相互之间也联系紧密。

例如：《原本老乞大》：“这曳剌马、骟马、赤马、黄马、鷰色马、栗色马、黑综马、白马、黑马、灰马、土黄马、绣膊马、白脸马、五明马、桃花马、青骢马、豁鼻马、骒马、怀驹马、环眼马、乖骄马、烟熏马——这马牛行花塔步——窜行马、钝马、眼生马、撒蹶的马、前失的马、口硬马、口软马……”[4] 31《译语类解》“走兽”类：“黄马、赤马、白马、银褐马、玉顶马、黑马、红纱马、豹臀马、粉嘴马、白脸马、青马、枣骝马、栗色马、四明马、五明马、海骝马、黑騣马、花马、环眼马、绣膊马、土黄马、灰马、青骢马、眼生马、儿马、骟马、大马、骒马、马驹子、银鬃马、豁鼻马、癞马、疥马、瘸马、点的马、细点马、撒瘸马、前失马、熟瘸马、撒蹄马、掠蹶马、蹄马、掠蹄、咬人马、口硬马、口软马、懒马、钝马、急性马、脿马、肥马、瘦马、疮马、光当马、念群马、响走马……”[5] 197-200

《原本老乞大》的这一段共涉及29种马的名称，其中有21种与《译语类解》所列相同（“综”与“騣”是异体现象，“前失的马”等多了个“的”字），相同率高达72%。《朴通事》的情况也大致相当。笔者认为，即使不能断定《译语类解》是后世学者为《老乞大》《朴通事》等编写的解词工具书，②起码在选取词条时是以《老乞大》《朴通事》为蓝本而加以扩充的。

《译语类解》不禁提供了研究近代汉语的丰富语料，也提供了词义发展演变的轨迹，更为某些词义的辨正提供了佐证。如：

放学：今天的意思是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离开学校。但在《译语类解》“学校”类中有“上学”“下学”“放学”三个词条。“下学”与“上学”相对，相当于今天的“放学”，现在东北方言中有的还称“放学”为“下学”。而“放学”当时是指“放假”，这一意义在韩国语中还在使用。[6] 132

年时：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解释为：当年。举例：（《误入天台山》三正末白）我年时同兄弟阮肇上天台山采药，日暮，迷其归路。[7] 167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辞典》解释为：去年。举例：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七：“从别后，脸儿清秀，比是年时瘦。”元·朱庭玉《祅神急·闺思》：“憔悴年来，更比年时瘦。”等。[8] 2017那么“年时”应解释为“当年”还是“去年”？上文已经指出《译语类解》将“年时”等同于“前年”。边暹等编《老乞大集览》解释“年时”：“俗呼过去前年曰年时，曰上年，曰年裏；通称已去之年曰往年，曰旧年。”[4] 317由此可知，“年时”应指去年，而“前年”是“前一年”、“上一年”的意思，相当于现在的去年，与今天表示“去年的前一年”有所不同。[2]

三、《译语类解》的字体

《译语类解》的字体为手写楷体。其中很多字体与现代规范汉字不同，或微殊或迥异。这一方面给我们的研究整理工作带来很多的麻烦，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研究汉字的异体现象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有助于文字学当中汉字形体演变的深入研究。为维护繁体汉字的正统地位，封建统治者往往对来自民间的简体汉字采取排斥态度，这一类字往往被称为“俗体”。但恰恰就是这些难登大雅的俗体字成为后来汉字简化的源头。《译语类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证据，说明简化汉字古已有之，绝不是闭门造车的结果。这类现象在《老乞大》《朴通事》当中也存在，可惜没能得到广泛重视，因此有加以整理和研究的必要。张涌泉先生将俗字的类型分为十三个方面，[9]在《译语类解》中大多能找到例证。举例如下。

鬓——鬂“身体”类：两鬂（68）；鬂毛（68）。“鬂”为“鬓”的俗字，改换了声符。

聽——聴“人品”类：聴令官（56）；“争讼”类：聴理（132）。将“聽”的“壬”省去。另如“蚕豆”（160）中的“蚕（蠶）”，“抽豊”（237）中的均属此类。

休——“婚娶”类：书（85）。在“休”字“木”下增加“一”，属增繁现象。另如“器具”类：泥（176）中的“托”字中的“丶”，也属此类现象。

《译语类解》中的某些字体已大为简化，说明简化汉字由来已久，绝非闭门造车。如脚钱（50）、小脚钱（50）中的“脚”，铺盖（49）、铺铺盖（49）中的“盖”，打那路来（49）、採来（134）中的“来”，不准了状（131）中的“准”“状”，一倒两断（138）中的“断”，蜂赶梅（150）中的“赶”等等。

《译语类解》还有很多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比如《译语类解》中朝鲜文字注音中所反映的“俗音”，是研究近代汉语语音的极可贵的材料，再如《译语类解》中所涉及的北方方言尤其是东北方言的语料，为东北方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另外与《老乞大》《朴通事》的关系，与现代韩国语的关系等等，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注释：

①1761年洪启禧《老乞大新译序》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先王设四官以通其不通：东曰寄，西曰鞮，南曰象，北曰译。类皆察其风气之高下，齿舌之缓急，适乎时而便于俗而已。”

②边暹等编《老乞大集览》，崔世珍编《朴通事集览》是《老乞大》《朴通事》二书的专书辞典，详见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一），中华书局2005年，北京，209页。

[1] 金基石.朝鲜对音文献浅论[J] .民族语文，1999（5）.

[2] 曲赫，方东杰.《译语类解》疑难词释例[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1（6）.

[3] 蒋绍愚.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序[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4] 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