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烨青 吴稌年 （江南大学图书馆 江苏 无锡 214122）

刘 宇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上海 200444）

《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以下简称《功用》）是刘国钧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论著中相当重要的一篇。刘国钧在《功用》中表述了其较为成熟的近代图书馆观，文中的许多观点在其193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图书馆学要旨》（以下简称《要旨》）中被沿用，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文中的观念是现代的、富有创新意义的。文中对近代图书馆性质与功用的归纳，即‘八个特征’、‘三个性质’、‘四个价值’，至今仍闪烁着理性的光芒”[1]。

《功用》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建立在刘国钧学生时代就这一问题初步思考的基础上，经过其广泛汲取其他学术思想养料后形成的。《功用》的雏形是刘国钧的图书馆学处女作《近代图书馆之性质》（以下简称《性质》）[2]，该文中阐述了近代图书馆的4个性质，即“公共”、“容易使人接近”、“因时制宜”、“保存人类思想动作的纪载，搜集有益出版物”。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性质》及1919—1922年间刘国钧其他若干著译佚文并结合当时的学术思潮背景，重新审视刘国钧早期的近代图书馆观。

1 对前人关于近代图书馆特征论述的沿袭、精炼与增补

刘国钧在《功用》中高度概括了近代图书馆的8个特征：“（一）公立、（二）自由阅览、（三）自由出入书库、（四）儿童阅览部之特设、（五）与学校协作、（六）支部与巡回图书馆之设立、（七）科学的管理、（八）推广之运动”[3]。笔者检索1910年代论文后发现，上述“8个特征”中至少有6项在刘国钧之前已有文献有所提及。1912年早些时候在《教育杂志》上刊登的日本文部省著、王懋 译的《图书馆管理法》一文中专列有“近世式图书馆之特征”，共计有5条，每条之下均有具体阐述：“一、近世图书馆系由公立。经费多出于课税，其书籍概供公众阅览；二、书库之开放。阅览者可亲就架上任意取阅；三、儿童阅览室。儿童则特设阅览室；四、图书馆与学校之联络；五、分馆之制。其性质亦类巡回文库”[4]。上述5条涵盖了《功用》“8个特征”的前6项，有的在用词上都极为吻合。同年晚些时候，《东方杂志》刊载的《近代图书馆制度》一文中将近代图书馆制度分解为6项，相当于图书馆的六大特征，也基本与《图书馆管理法》所述一致[5]。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教育杂志》和《东方杂志》在当时极有影响力，在《东方杂志》刊发过文章的刘国钧对此不可能不关注。不过，《性质》一文晚于《图书馆管理法》和《近代图书馆制度》，文中却没有类似于对图书馆特征的阐述，却在更晚的《功用》中出现，我们推测刘国钧在撰写《性质》时刚刚以学生助理的身份在图书馆工作不久，对图书馆的认识还不多，还没有回溯阅读过关于图书馆的文章，但随着图书馆实践经验的增多和学识的长进，他不仅广泛阅读现刊、现报，还有意识地研读相关主题的过刊论文。由于具备了“文献综述”能力，他在《功用》中以更简洁的词语浓缩精炼了前人关于近代图书馆特征已有的阐述，并不再展开。同时，在此基础上，他又增补了两点自己的新认识。

其新增的第7条“科学的管理”在1922年之前鲜见明确述及。深受新文化思想熏陶的刘国钧对当时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在知识界的迅猛发展也予以了特别的关注。他不仅翻译了《教授科学所应具之态度》[6-7]，甚至还关注到当时最新潮的爱因斯坦相对论[8-9]。他敏锐地意识到在图书馆开展科学管理的重要性，故将“科学的管理”冠之为近代图书馆的一大特征。不过，当时的刘国钧正式参加图书馆工作才两年多，虽然从宏观上意识到“科学的管理”对图书馆非常重要，但对如何科学管理图书馆、在图书馆业务的哪些方面开展科学管理还没有形成明晰的认识，故而在《功用》中没有具体展开。当时中国图书馆界最迫切需要科学化方面的工作是分类和编目[10]，待刘国钧通过留美学习积累了更多的实践经验，也认识到了这点，回国后最初几年的突出成就便是编制了《中国图书分类法》和《中文图书编目条例》。

《功用》第8条“推广之运动”也是新增的。他虽然对此有所感悟，但由于还没有考虑成熟，故也没展开具体阐述。直到在其后编著的《要旨》中，他以半章的篇幅（第3章 图书的阅览与推广）详细讨论了“图书馆推广”，“图书馆的效用如何可以达到社会的全体，是图书馆所应当时自问的。于是有图书馆推广运动，分开来说约有下面几种：（1）分馆，……（2）寄存所，……（3）代办所，……（4）巡回书库，……（5）邮递，……”[11]。

2 图书馆“自动”思想的来源与演进

在《功用》中，刘国钧将近代图书馆的第一个性质归纳为“自动”。据笔者的文献调研，在1922年11月之前，尚未见有学人简明扼要地将“自动”作为近代图书馆的重要性质。刘国钧本人在《性质》一文中也未对这方面进行论述，那么何以在3年后，刘国钧能有此深刻认识？其“自动”思想源于哪里？笔者曾认为刘国钧早期的图书馆学思想受约翰·杜威的影响很大，是杜威在华演讲中多次论及“自动”给了刘国钧灵感[12]。综观当时学术界的若干论著和研读新近发现的同时期刘国钧的著译佚文，笔者认为，除了约翰·杜威的思想外，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伴随西方文化涌入而形成的种种社会思潮，特别是教育思潮，亦促发形成了刘国钧的图书馆“自动”观。笔者的前期研究表明，教育领域曾是刘国钧早年“终身欲研究之学术”、“终身欲从事之事业”、“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唯一共有交集[13]，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发表《性质》一文的同年，已经至少发表4篇教育方面的著译文，这使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当时刘国钧对国内外主要教育类书刊有广泛涉猎。笔者检索全国报刊索引民国期刊论文库时发现，1917—1921年，有近20篇论文的题名中同时出现“教育”和“自动”，其中又以1919—1920年在《教育潮》、《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期刊上发表的最多，如《自动的教育》（载于《教育潮》，1919年），《自动教育法之真髓》、《文化运动和自动教育》、《实施自动教育的先决问题》、《美国之自动教育法》、《英法自动教育之趋势》（均刊载于《教育杂志》，1920年），《自动教育新论》（载于《中华教育界》，1920年），等等。这些文章大都是译介了当时国外教育思潮中的“自动”思想，“新近这两年，自动教育的声浪，仿佛已经遍满全国了”[14]。这段时间前后，国内有关“自动”教育的讨论更集中体现在少年儿童教育上，涉及到“儿童的发现”，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大热点话题。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在学校教育和学生管理中开始渗入自动与民主的元素，强调学生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形成了影响较大的自动主义教育思潮[15]。在致力于“儿童的发现”也即儿童个性解放和儿童文化重建的进程中，新文化倡导者本着以尊重儿童人格、个性为核心精神的个性主义儿童观，提出了“自动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教育并非以现成的知识灌输给儿童，而是授之以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使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通过自主、“自动”的学习，成为富有主体意识和创造能力的有用人才[16]。对此，刘国钧亦不会忽视，他极可能在学习西方儿童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再次碰到“自动”思想。约翰·杜威在华演讲中就儿童教育问题提到，“今进而言须以如何方法发挥儿童自动。窃以为儿童游戏虽属细事，亦可以自动法试验之”[17]。刘国钧翻译的杜威所著的《学校与社会》一书中也有对儿童教育“自动”的表述：“使儿童活泼自动而不致为被动的受纳的机械。”[18]在《性质》之前，刘国钧曾译有《福禄伯之教育原理》，该文“是从杜威博士‘学习与社会’书中译出的”[19]。福禄伯（福禄倍尔）即福禄培（贝）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obel，1782—1852），德国学前教育家、教育理论家，被称作“幼儿教育之父”[20]。根据已发现的刘国钧早期佚文可知，1919—1922年，刘国钧除重点关注杜威的学说外，至少还对罗师（斯）金（John Ruskin）、罗素（Bertrand Russell）、海甫定（Harold Hoffding）、韩穆敦（汉密尔顿, Clarence Herbert Hamilton）等人的学说有较深入地专门研究，这还不包括他在论著中对更多西方学者较简略的概述式介绍。所以，在当时教育界关注儿童“自动”教育的大背景下，加之刘国钧在对杜威论著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杜氏专章讨论的福禄培（贝）尔学说，他不会不去认真做番“功课”，进而去找福氏原著阅读。而在福禄培尔的教育理论体系中，“自动”教育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其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其教育著作中，“自动”（Self-activity）这一概念反复出现[21]。当时西方述及儿童“自动”教育的理论与学者很多，传播到中国的也不仅限于约翰·杜威和福禄培尔，而且国内也不仅仅停留在对这些理论的介绍与讨论层面，更有过实践。美国实验教育家帕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1887—1973）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创立的一种教学制度——道尔顿制，很快就传入我国。1921年8月，上海《教育杂志》登载了题为《道尔顿制案》的短讯，最早将道尔顿制传递给中国教育界，此后国内介绍、研究道尔顿制的文章及专著纷纷问世[22]。舒新城在1921年主持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的时候还率先实验了该教学方法并认为，“此制的主要目的在促进学生自动解决学习上的种种问题，以期个性有充分之发展。”[23]这个在上海的教育实践，在当时中国教育界是件大事，南京离上海不远，关注教育的刘国钧对此不可能不知晓。综上，笔者认为，刘国钧在撰写《性质》一文时，一方面可能是对图书馆的认识尚不足，另一方面有关“自动”教育的讨论也刚刚开始，尚未形成较大规模，从而没有引起他的重视；但随着1920年这方面的讨论走向高潮，以及在教育实践界的若干实践，至1922年已经有几年图书馆工作经验的刘国钧，在充分汲取教育界“自动”思想的养分后，通过其深邃的哲学思考，最终将“自动”的思想加以创新并成功地移植到图书馆上来。

当时的图书馆界也并非没有人没关注到教育上的“自动”，也不乏将其拓展到图书馆领域的学者。但刘国钧对近代图书馆“自动”性的归纳和认识不仅在当时非常领先，在今天也仍未过时。杨昭在其于1921年11月左右完稿，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馆学》第2章“图书馆和教育的新思潮”中谈到，“近年来教育上发生了许多新思潮，图书馆和教育的新思潮有许多符合的地方”[24]83-84，其中就包括“自动的教育”这种教育新思潮。他进一步分析了图书馆与“自动教育”的关系：“现在的教育家都主张自动的教育。现在图书馆即实行这种主义的场所。因为图书馆的性质和学校的性质完全不同，学校对学生授课时间、课程种类都有一定的限制，学生居于被动的地位；图书馆对于阅览人就不加何等限制，听其自由阅览，人完全居于自动的地位，这种精神在儿童图书馆更其显著，儿童图书馆所藏的图书，自然随儿童自由入览，即或馆中有人引诱阅览，也是随他的心性自由选择，并无强制性质，和自动教育完全相合。”[24]84-85戴志骞1922年在述及学校与图书馆的异同时谈到：“学校发展学生知识，其教授方法，有论理及统系之特点；而图书馆则侧重个性自动之能力。至图书馆之传播新知识，则不论求知识者之老幼，均可在图书馆用自动能力以研究新知识。”[25]杨昭《图书馆学》的实际写作时间早于刘国钧，但正式出版迟于《功用》，刘国钧不大可能看到，而戴志骞文章的刊发时间基本与刘国钧同期。虽然他们在文中论及图书馆时都多次谈到“自动”，但在对图书馆“自动”的理解上，基本都是站在读者角度而言，如戴氏认为读者可以利用图书馆“费一番自动之研究”[25]，杨氏所言“图书馆对于阅览人就不加何等限制，听其自由阅览，人完全居于自动的地位”[24]84-85，这些与刘国钧的以图书馆为着力点，强调图书馆开展主动服务的“必自行用种种方法引起社会上人人读书之兴趣”[3]的“自动”含义是不同的（虽然杨氏也简单谈及“即或馆中有人引诱阅览”，但侧重点并非在此，依旧是强调读者自由、自动地阅览），也更没有将其上升为近代图书馆的特征。

3 图书馆社会化、平民化思想的来源与演进

关于图书馆的“社会化”，1921年杜定友曾有论及，“盖图书馆，乃一教育化及社会化之机关。今学校、医院、剧院等社会化及教育化之机关，均纷纷力谋发展，以谋人群幸福，则图书馆亦当居其一也。”[26]杜定友将图书馆的性质界定为教育化和社会化的机关，未作更深入的讨论。杨昭大致在1921年注意到了图书馆的平民教育问题：“近来一般教育家都主张平民教育。他的宗旨是在废除学校的限制，对于通俗教育补习教育，特别注意，使人民都有求学的机会……其实这种平民教育，在图书馆方面，却早已实行。图书馆比学校能够自由，没有男女的限制，使少男少女都可以自由出入；没有资格的限制，使仕宦平民都可以共同阅览；没有时间的限制，极忙的人也随时可以求学；没有金钱的限制，极贫的人也可以求学；并且各国多注重通俗图书馆，预备切于实用图书，更其能够使教育渐趋于平民式。”[24]83-84比较而言，刘国钧是第一个同时明确地将社会化与平民化作为近代图书馆的性质，社会化要求“其注重之对象已由书籍而变为其所服役之人”[3]，平民化则使“近代图书馆乃为多数人而设，而非为少数人者”[3]。在刘国钧看来，这两者紧密相扣，“此与前所云社会化有密切关系，而实非一物”[3]，欲使图书馆服务对象的“社会化”能得以落实就必须实现图书馆服务的“平民化”。此两点共同的聚焦对象是“人”，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核心问题“民主”（德谟克拉西）紧密相关。这些刘国钧一开始在撰写《性质》时没有论及，但随着“五四”思潮的迅速发展，国内关于“民主” 、“科学”和“人的发现”等问题的讨论日益激烈，深刻影响了刘国钧。综观刘国钧《功用》之前发表的其他著译文，其对图书馆性质“社会化”和“平民化”的认识也是从教育的“社会化”和“平民化”、教育的民主与平等演变而来。

刘国钧自1919年8月25日起5次连载发表的题名为《本于社会化之教育改革》的译文里提到了“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这可能是其第1次接触该词。文章主要论述了当时美国教育界的情况，并希望世界各地以美国为样板，全面行使德谟克拉西制度，“我们要使世界的美国化。不单是可以安然行使‘德谟克拉西’。我们所要的是一种深切社会化的教育”[27]，“我们要‘德谟克拉西’成功，必定要教育适合‘德谟克拉西’的人”[28]。刘国钧开始初步认识到德谟克拉西制度是促使美国成为发达国家必备的条件，而教育又是形成德谟克拉西制度的基础，受教育的民众要有德谟克拉西的意识。1919—1920年，刘国钧在译介和吸收国内外各种新思潮、新思想的过程中，不断接触到“德谟克拉西”一词，逐步加深了对其的理解。他通过翻译The Outlook的《实业的民治主义之试验》认识到美国的政治与教育是民治的：教育为人民所有；动机与财源赖于人民，为人民所设；管理之权操于人民，为人民所设；目的在谋公众之福利，不限于少数受教育之人[29]。这里刘国钧所用的“民治主义”即指“德谟克拉西”，同期除其译文《英国教育之进步》也用“民治主义”一词外，他在1920年起的著译文中统一使用直译的“德谟克拉西”，这可能与1920年杜威在华演讲中多次使用“德谟克拉西”有关。受杜威影响很大的刘国钧不可能不关注杜威关于“德谟克拉西”的论述：“无论贫富贵贱人家的子女都可入学，故消灭阶级的观念，养成平等的社会。”[30]1920年他还分析了罗素的教育思想，“罗素在政治上和教育上都是主张个人主义的，这个个人主义是平民的，不是贵族的。”[31]同年在其翻译出版的罗素所著的《政治理想》一书中，也多处述及“德谟克拉西”：“虽然有了政治的德谟克拉西，但在那资本家和那不得不谋他的生活的人中间，自治的权力仍然是非常不平等”[32]14，“各有限公司，皆由自己委任的人或举出的管理人办理。除非在一种工作上做工的人自己管理他们所做的工作上的管理，绝不都有真自由，或真德谟克拉西”[32]20，“德谟克拉西——为由来最好的发明——为力求减少政府干涉自由的发明。假使一民族分为二部，二部不能皆胜，德谟克拉西在理论上主张多数得胜，但是德谟克拉西若没有很大的责任下落与他并行，不能算是完全无比的发明”[32]23-24，“凡是公民团体，他们的利害和欲望使他们与社会上一切别的人分开，就应当可以自由处理内部的事：这是德谟克拉西的精髓”[32]60，“德谟克拉西学说的要素，就是讲权力分散在全体人民中间，然而藉着德谟克拉西的权力分布，惟有在选民对于所讨论的问题有兴趣的时候才可有效力；除了藉着国会间接地多少受民众制裁以外，不直接受民众制裁的人手内的各种制度，不能获得德谟克拉西的真正目的”[32]65。借助罗素的这番论述，刘国钧也一定能感受到要真正大范围实现“德谟克拉西”制度并不容易，贵在各方面得以真正落实，这为其随后转入研究图书馆的“德谟克拉西”埋下了伏笔。

刘国钧通过对“德谟克拉西”这一制度的认识和思考，在思想上建立起了民主、平等和社会化、平民化的观念，这种观念也主要体现在教育领域[12]。那么刘国钧又是怎样将教育的社会化与平民化应用到图书馆上，并在《功用》一文中着力阐述的呢？他的观点对图书馆关注儿童教育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刘国钧图书馆“自动”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他对儿童（自动）教育的关注，他也正是在研究儿童教育问题的时候又发现童工问题严重影响了儿童教育[33]，进而使教育的“德谟克拉西”无法实现。他虽然呼吁“在一定年龄以内的儿童，必须要受义务教育；这义务教育必定是免费的，使任何贫困的人，都不致因缺乏金钱而失学”[33]，但客观的现实（尤其在中国）却是大量儿童上不起学，这一现象短期内难以改善，实现全面的“德谟克拉西”教育还有长期的路要走。作为一种不得已的补偿或替代的方式，刘国钧想到了儿童图书馆，他期望借助这一免费、无门槛的社会教育机构来推动教育“德谟克拉西”的实现，《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以下简称《儿童图书馆》）一文应运而生。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经核实原文，《功用》发表在《金陵光》第12卷第2期，出版于1922年11月。刊载《儿童图书馆》的《中华教育界》之11卷6期的出版时间为1922年1月1日。1983年所编的《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34]和1999年的修订版[35]均将这两篇文章的出版时间著录错误，排序时误将《功用》列于《儿童图书馆》之前。实际上，刘国钧在1919年发表《性质》后，先撰写发表的《儿童图书馆》，而后是《功用》。这从学理上也更能合乎逻辑地表明刘国钧通过关注儿童教育的“德谟克拉西”问题到研究儿童图书馆，最终又自然而然地推及到整个近代图书馆的社会化与平民化。

4 图书馆制度观的先见之明

2002年，范并思提出，“公共图书馆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用以调节知识或信息分配，以实现社会知识或信息保障的制度”[36]，次年他再次认为要将图书馆当作制度来研究[37]。2005年起蒋永福连续发文，提出“制度图书馆学”[38-39]，并认为“图书馆制度是国家及其政府为了保障公民的知识权利而选择的一种制度安排”[40]，呼吁学界从制度层面研究图书馆。而当我们重读《功用》时惊讶地发现，刘国钧已经在文中多处出现了“图书馆是一种制度”的提法：“至一八七二年全美图书馆联合会成，而后新式图书馆之发展乃一日千里。其影响不仅及于全美，且波及世界各处，而为研究教育或社会学者所不可忽视之制度矣”[3]，“盖一种制度往往可以应付一切人，而非应付团体和阶级”[3]，“而图书馆既为社会所不可缺之制度，则其能成为一种职业固不容疑虑者也”[3]。刘国钧在赴美不久后写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中也提到，“公共图书馆者，公共教育制度之一部也。所谓公共教育制度之一部者，非谓图书馆为学校教育之一部，佐学校以达教育之目的；乃谓其在教育上之功用责任与目的，均与学校相同，故其所处之地位，所受之待遇，所用之方法，亦必与学校相同。”[41]据此，当代有图书馆学者认为，“在国内，刘国钧是‘图书馆是一种制度’一说的最早提出者和阐发者。”[42]353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制度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制度所包括的两方面，刘国钧上述着墨尚不算多的阐述里都已有所涉及。图书馆制度一方面是社会制度安排意义上的图书馆制度，它以其独特的社会价值与作用由政府来安排实施[42]268，这一点刘国钧从一开始的大体认识“社会所不可缺之制度”很快发展到与学校教育制度地位作用同等、并列的一种“公共教育制度”；另一方面，是职业规范意义上的图书馆制度，其前提就是图书馆专业职业化的形成，这又离不开通过图书馆学教育建立图书馆职业准入制度[42]285-288。刘国钧在《功用》文末即提出，“而图书馆既为社会所不可缺之制度，则其能成为一种职业固不容疑虑者也”[3]，随即又指出“则图书馆事业之为一种专门职业，而必有待于专门训练也明矣”[3]。对于这点，刘国钧亦非常关注，留美后还调研考察美国图书馆员的职业培训和图书馆学教育，深感图书馆事务“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非有专门训练者，不能胜任而愉快”[41]。回国后，他又在向全国教育会议提交的提案《请规定全国图书馆发展步骤大纲案》中将培育图书馆人才排在其他两项举办事务步骤之前的“现今之要务”[43]，在同时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将培育人才工作作为其他方面工作的基础[44]。

早慧而勤奋的刘国钧，广泛涉猎中外各种新思潮、新学说、新方法，加以融会贯通于图书馆学，由此诞生了《功用》这样中国图书馆学史上的经典论文。刘国钧进入图书馆界不久，就站在了比较高的学术起点上，踏上了成为中国图书馆界一代宗师的道路。

[1]范并思.点评《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G]//中国图书馆学会,《建筑创作》杂志社.百年文萃：空谷余音.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24.

[2]刘衡如.近代图书馆之性质[N].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1919-09-29.

[3]刘衡如.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J].金陵光,1922(2):22-24.

[4]日本文部省.图书馆管理法[J].王懋,译.教育杂志,1912(2):附录页5-11.

[5]章锡琛.近代图书馆制度[J].东方杂志,1912,9(5):14-15.

[6]教授科学所应具之态度[N].刘衡如,译.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1920-01-05.

[7]教授科学所应具之态度(续)[N].刘衡如,译.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1920-01-12.

[8]刘衡如.安斯坦的相对论[N].时报·新时报·科学研究,1920-04-25.

[9]刘衡如.安斯坦的相对论[N].时报·小时报·科学研究,1920-05-02.

[11]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M].上海:中华书局,1934:70-72.

[13]顾烨青.刘国钧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一个知识青年学术报国的心路历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2):114-120.

[14]林志钧.林宰平先生序[G]//杨昭.图书馆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序言页5.

[15]陈家顺.中国近代青年生涯规划及指导思想的流变与启示[J].教育与职业,2009(17):27-29.

[16]吴效马.五四“儿童的发现”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J].学术研究,2005(7):101-105.

[17]杜 威.自动的研究[G]//袁 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80-381.

[18]杜 威.学校与社会[M].刘衡如,译.上海:中华书局, 1921:7.

[19]刘衡如.福禄伯之教育原理[N].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1919-07-28.

[20]吕渭源,李子健.中外教育百家[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9:307-309.

[21]孙亚威.福禄贝尔“自动”性教育思想初探[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87:1.

[22]金林祥“.道尔顿制”实验从上海走向全国[EB/OL].(2009-05-13)[2012-07-29].http://xmwb.news365.com.cn/xqtygb/200905/t20090513_2319310.htm.

[23]舒新城（.《中华百科丛书》）总序[G]//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上海:中华书局,1934:总序页2.

[25]戴志骞.图书馆与学校[N]北京高师周刊,1922-11-14(3-4).

[26]杜定友.图书馆与市民教育（市民大学第一期讲义录）[G]//王子舟.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18.

[27]刘衡如.本于社会化之教育改革[N].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1919-08-25.

[28]刘衡如.本于社会化之教育改革(续)[N].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1919-09-01.

[29]刘衡如.实业的民治主义之试验[J].东方杂志,1919(11):62-66.

[30]杜 威.美国之民治的发展[G]//袁 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17.

[31]Unna S .罗素之当初和现在[J].刘国钧,译.少年中国,1920(1):26-35.

[32]罗 素.政治理想[M].刘衡如,吴蔚人,译.上海:中华书局,1932.

[33]刘衡如.儿童劳动与教育[J].中华教育界,1920(5):48-56.

[34]张雨生,戴龙基.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G]// 史永元，张树华.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422.

[35]张雨生,戴龙基,杨临明.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C]//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517.

[36]范并思.维护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体制与核心能力:纪念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创建150周年[J].图书馆杂志,2002(11):3-8,14.

[37]范并思.在新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什么？[J].图书馆,2003(1):14-15,4.

[38]蒋永福.图书馆与制度公正:制度图书馆学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5(1):20-24.

[39]蒋永福.知识权利与图书馆制度:制度图书馆学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5(1):10-14.

[40]蒋永福,王株梅.论图书馆制度:制度图书馆学若干概念辨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5(6):10-13,24.

[41]刘衡如.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J].新教育,1923(1):1-25.

[42]蒋永福.图书馆学通论[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

[43]刘国钧.请规定全国图书馆发展步骤大纲案[G]// 中华民国大学院.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611-612.

[44]刘国钧.图书馆事业的进行步骤[J].现代评论,1928(165)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