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凯（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新世纪以来，我国古籍书目出版日盛，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笔者在分门别类的基础上深入剖析、总结归纳，以期对此后书目编纂和研究工作有所裨益。

1 目录出版

1.1 综合目录的出版

此类书目出版要求严格、工作量大、难度高，多数由集体编制而成，且在编写中多借鉴前人成果。

1.1.1 全国性综合目录出版情况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编的《中国古籍总目》（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是现存中国汉文古籍的总目录。据吴格《〈中国古籍总目〉编纂述略》，其目的是反映中国主要图书馆和部分海外图书馆现存中国汉文古籍的品种、版本和收藏情况。其分类形式在四部之外加入丛书部，著录完备（含馆藏等）。对民国时期采用传统著述方式和装帧形式的丛书、方志等也予收录。

1.1.2 地方及个体综合目录出版情况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复旦大学编。该目部下分类，分别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等，是对《四库全书》漏收而确有价值图书的补选以及《四库全书》成书后著述的选录。其后，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编有《四库系列丛书目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该目分目录和索引两部分，收录图书主要来自《文渊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索引部分有书名和著者两种，可按四角号码、笔画和拼音检索。相较前者，该目是数部丛书目录的集成，著录更全面。

与集体成书不同，施廷镛著《中国丛书题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可谓个人编著综合书目的典范。该书整理施廷镛一生积累的近千部丛书（多为古籍）题识，著录丛书名、撰辑人及简介、丛书题识等。附丛书分类简目、丛书书名索引、撰辑人姓名索引等，该目对了解丛书的成书和版本等有重要作用。另有顾洪等编《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 （中华书局2010年），著录顾颉刚文库内约6000部线装书（多为古籍），按经、史、子、集、丛书、新学分类，大类下分小类，并汇集书中各家题跋为题记编。附著者索引、书名索引、题记批校索引。

与以上类似的还有沈津《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沈津早年从顾廷龙治版本目录学，又有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特殊经历，这使得该目颇受关注。其收录“主要是上海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此外也包括1986年笔者在美国任访问学者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以及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看的善本书中较为稀见的一些版本”［1］。因此，该目并非收集整理旧目，而是以经眼之善本为据编制而成。其著录内容包括书名、卷数、撰者、版本、册数、装帧形态等，书前附书影。沈氏收书不厚古薄今，注重文献的学术价值，多收录学人未见之秘本，并能于著录基本信息之外，注重介绍流通经过、评价内容得失。

此外，藏书目录也不容忽视。其中，联合书目打破了原有的封闭格局，集体编制书目不断发展。如网罗了东三省51家单位所藏古籍线装书，由王荣国等主编的《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辽海出版社2003年）。据《前言》，其特点是：① 对以往古籍书目没有著录、甚至鲜为人知的文献予以揭示；②著录方法仍采用四部分类法，但在各部之中又适当调整、增加类目，如在小学类增设了“语法”、“对译”、“文牍”等三项。著录书名、卷数、朝代、著者、版本等。因此，其对地方文献的发掘是开创性的，对不见于著录的文献的利用具有积极意义。另有，国图、上图、嘉德公司合编的《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收录陈澄收藏的善本古籍，分解题和图版两部分，按古籍的年代分类排序，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题跋、题记等。附书名和著者索引。

此类其他目录尚有：《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成都市古籍联合目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高国祥《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目录索引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陈琳主编《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山西省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赫俊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地方志书目》（中华书局2009年）、杨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品鉴赏·定级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张新航《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珍善本提要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等。

综上所述，综合性的目录以地方或个体综合目录为主，全国编制的综合目录数量有所下降。编写书目任务量大、难度高、费时费力，又因各单位的收藏编目存在差异，要在短期内编写高质量的综合书目难度更大，且全国性综合目录以前已多有编制，现在再重新编写大型的目录多是重复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对前代总目进行纠误、补充、完善当是更好的方法，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自出版以来就有数十篇论文为其指误、补遗等。如果一味求新求全，又没有严谨实干的态度，只能陷入蹈袭的恶性循环。

地方或个别藏馆编写综合目录是充分发掘个体优势，克服全国性综合目录收录不全、不足的有效形式。单位的馆藏书目多突出馆藏特色，收罗或有限制，地区综合目录既避免了全国性综合目录的不足，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单位目录的局限，或许是应该推广的形式。

这一时期，综合性书目的编写一般还是按照四部分类法排列，部分又按照馆藏和编写特点增设部类（如丛书部）等，这是对古代分类的改进。书后的索引和著录中对版本的介绍则说明这些书目的主要作用在于“即类求书”，检索资料。

1.2 专题目录的出版

1.2.1 地方文献目录

方国瑜主编、郑志惠编《云南史料丛刊·总目录》（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是《云南史料丛刊》的目录索引，对云南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方国瑜曾参与编纂《新纂云南通志》《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解题》《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等，对云南史料尤为稔熟。《云南史料丛刊》不但收有樊绰《云南志》一类的专书，更有从各种史书、类书、笔记、文物文献等搜罗的相关文献。“凡涉及云南历史的专书、专卷、专篇、专条，靡不收录……全面、系统地收录了从先秦至清末中国古籍中的有关云南地方历史资料近400种”，且“在每种资料前都加‘概说’，介绍作者情况、成书过程、资料来源，并进行评价”。［2］另，云南省文史研究馆还编有《〈云南文史丛刊〉目录汇编（1985－2001）》。

邵康庆主编的《重庆地方文献目录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所收文献主要来自重庆图书馆藏书籍，共计2184种，按四部分类，而四部之下采用不同分类法，主要著录题名、著者、出版社等，提要主要有作者介绍、内容介绍、点评和释题等。附题名和作者索引。

地方文献是研究地方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军事、风俗、物产、气候、资源、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具有地方百科全书的性质。而地方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散乱不堪的弊病，因此地方文献的整理应该注意的是广泛搜罗资料，并合理排序便于查阅。资料汇编和目录索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2］

部分地方文献见之者少、甚至不为人知，更无从谈及用于研究。以上所举书目不但广泛收录地方文献，更在编目的基础上列出提要，是基于这一缺陷的对策。地方文献整理困难，编写任务大，很多书籍需要搜集、整理并撰写提要，难度较大，这当是此类地方书目较少的原因，但其对于充分发掘地方文献价值、利用地方文献资料却是重要和紧迫的。编写体例完备的地方文献书目、提要当是以后的趋势。

1.2.2 专科研究目录

（1） 考古学。《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书刊目录索引及概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分《考古》《考古学报》等五部分，部下分类。著录论著名称、著者、单位、刊期等，附著者姓名索引。《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83～1990）》（文物出版社2001年） 分15类收录大陆及港台考古学书目、报刊论文索引、论文集论文索引，附引用期刊、报纸、论文集和资料集一览表。骈宇骞《本世纪以来出土简帛概述（资料篇·论著目录篇）》（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第2版）按出土年代、论著发表时间等收录20世纪出土简帛的情况及其论著目录。

（2） 经学与子学。寇淑慧编《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学苑出版社2001年）分通论和类论两编，“依据文献所涉及的内容性质分类编辑，同类文献分列单行本和论文，其下各自以刊行时间先后为序排列”，［3］详细介绍了20世纪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正式出版或发表的《诗经》研究专书和论文。

林庆彰等《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93～1997）》（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2年）［4］是继同名目录1988～1992、1993～1997之后的又一力作。该书编制严谨、著述翔实，广泛收录专书、研究报告和各类论文（如报纸、期刊、论文集中的论文，学位论文等），确是难得的经学研究综合目录。

吴展良《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在参照他书的基础上，收罗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日、韩、美、欧等国家和地区相关论著而成，主要补充了1992～2002年的朱子研究新成果。著录作者、书（论文）名、出版项（期刊）等。

林庆彰等编《晚清经学研究文献目录（1901～2000）》（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反映了20世纪晚清经学研究的综合成果。

陈丽桂《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2002～2009）》（台北汉学研究中心 2010年）［5］分28个专题收录2002～2009年间两岸三地研究汉代诸子的论著和部分日文资料。

（3）文学。文学编目的研究对象较为复杂，或文体，或专书，或断代等。

按断代来分，金元和清代是研究的重点领域。何贵初《金元文学研究论著目录（增订本）》（香港文星图书公司2003年）分8类收录1901～2001年间的金元文学研究论著1356部，著录著作编号、书名、著（译）者、出版项、页数等。王晓波《清代蜀人著述总目》（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以四部法分类，著录作者小传、著作、版本、藏书单位等，主要反映清代四川籍作者的著述情况。《清代诗文集汇编总目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著录每册的书名、卷数、著者和版本等。

按专书来分，《红楼梦》仍是关注的重点。苗怀明曾于1999年《红楼梦学刊（第四辑）》发表《1990～1998年〈红楼梦〉研究论著目录》，论文以编年形式将近十年的百余种红学研究著作依次列出，后梁竞西《1990～2000年〈红楼梦〉研究论著目录联想与补遗》在2001年《红楼梦学刊》第三辑发表，对苗氏多有补充、订正。2008年苗氏又发表《二十世纪上半期〈红楼梦〉文献研究述略》，［6］从史的角度对红学初创期的文献、重要成果、作品校勘研究、资料整理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按文体来分，学者对戏曲和楚辞（骚体）尤为关注。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著录内容广泛，包括杂剧、传奇、曲选、曲谱、花部曲本及选集、曲话等。该书有三个特点：“其一，著录国内稀见戏曲品种、版本;其二，准确得当的分类；其三，详细的版本描述。为专科目录的编纂提供了典范。”［7］倪莉《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综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分七章对古代戏曲目录研究概况、发展演变、分类、著录、提要等进行了梳理，是一部具有古代戏曲目录学史性质的著作。附录有戏曲目录研究论文索引和戏曲目录之目录。崔富章撰《楚辞书录解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分楚辞著述、楚辞图谱、绍骚隅录、楚辞札记等部分，著录书名、卷数、著者简介、内容提要、版本、版本叙录、序跋等。

（4） 敦煌学。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分综述和目录两编，著录各国收藏的敦煌道教文献。申国美《中国散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分28类收录敦煌研究院等34个单位收藏的敦煌文献2556号，著录卷名、藏家、文献序号、馆藏编号、文献出处、页码和备注等。樊锦诗《中国敦煌学论著总目》（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收录1900～2007年间国内外以汉语形式发表的论文、文集、译著等论著18690种，著录因论文、图书等各异。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为1962年初版本、1983年再版本的新编本。著录序号、名称、题记、本文（原卷录文）、说明等。俄藏敦煌文献因刊印未全暂不收录。

（5）佛教。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目录索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收录《海潮音》《世间解》等152种珍稀民国佛教期刊。陈士强《大藏经总目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为汉文《大藏经》总目解题，著录书名、卷数、撰译者介绍、撰（译）时间、著录情况、版本、序跋、内容介绍、资料来源和研究状况等。李富华《金藏：目录还原及研究》（中西书局2012年）由古代佛经目录考定而成。

（6） 道教。丁培仁编《增注新修道藏目录》（巴蜀书社2008年）。据作者自序，该目收录道教典籍约6000种，分教理教义、戒律清规、科范礼仪等十大类，大类之下再分小类。对已经亡佚或未见之图书以“存目”形式著录，并对部分著者、年代、内容以及传承情况等多有考证。

（7） 中医学。王瑞祥《中国古医籍书目提要》（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年）在综合之前《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等的基础上，收录从马王堆帛书至1911年的医书10061种，著录类号（名）、书名、著者、提要等。

（8）史学。宋代、清代和近现代是断代研究的重要时期。主要有宋晞编《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续编》（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2003年）、（美） 包弼德和（英） 魏希德《宋代研究工具书刊指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周惠民主编《1945～2005年台湾地区清史论著目录》（人民出版社2007年）、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近代史研究》发表的《2008年国外出版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和《2008年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出版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等。

考古学、经学、文学、史学、敦煌学等是近些年的重点研究领域。文物（简帛）多是地下发掘的珍贵文献，可与地上文献相互印证。随着政策推动和国学热潮，经学更受关注。文学编目形式多样，著述颇丰。综合来看，传统领域依旧繁荣，而新的增长点也在逐渐成长。

1.2.3 报刊索引及其他

雷晓静主编《回族近现代报刊目录提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辑录1908至1948年间国内知名回族近现代报刊52种。张西平主编《〈中国丛报〉篇名目录及分类索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主要著录序号、中英文篇名、内容、日期和页码等。

姜寻编《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收1993～2000年间中国书店等拍卖的各种文献，后附图片。张忠义编《中国收藏拍卖年鉴》（新华出版社2011年）以时间为经记录拍品的拍卖信息等。

2 目录的翻译、外文目录与域外汉籍研究

顾晓雪等翻译、赵敏俐等校、村山吉广等编著的《〈诗经〉研究文献目录（日文篇）——明治元年～平成二年 （1868－1990）》［10］收有 1868～1990年间 《诗经》研究的单行本、杂志、论文。另外还有刘春银等《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北中央研究院2002年）、王韬等《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傅德华编《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域外汉籍和国外汉学研究论著愈加受到重视。人们开始注重搜集、整理域外的汉文文献、外文汉学论著，给以分类、编目等。部分中外学者甚至进行合作研究，推动了学术的交流和发展。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的书目出版和目录学研究或有如下特点。（1） 全国性综合书目编制减少，而纠误、补遗增多，这比重复性编撰更具实效性。（2） 地方文献目录提要的编写有待规范，且在数量上，相当一部分地方文献没有充分整理编目，进而影响研究、利用。在以后的地方文献编目中，加强各单位之间的合作是打破局限、优化编目的有效方式。（3） 专科性目录继续发展，传统研究领域成果较多。考古学、经学、佛藏、道藏、文学、敦煌学仍将是以后研究的重要方向。（4）书目出版更注重检索功能，提要类书目数量下降，索引类书目增加。众多书目的附录多附有书名、著者等索引，为查检提供方便。（5）专科目录内交叉现象较多，多为重点研究领域的结合。（6）目录的翻译、外文汉学研究目录和域外汉籍目录成为目录学界新的课题，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全面的文化交流知识。（7）书目需求不断扩大，旧的书目不断出版。（8） 电子检索系统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如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汉籍全文资料库均有强大的资料分类和检索功能。（9）个别书目在传统目录功能之外又呈现新的特点，如收藏、拍卖目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目录学的突破。（10）在各类研究中存在一种文献综述的目录研究样式，［11］该类研究目的虽然不是做成索引或书目类的传统目录，但在书目、文献研究中亦有重要意义。

［1］沈津.《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序［J］．图书馆杂志，2006（2）：70－71.

［2］朱惠荣．滇史研究的宝库——评《云南史料丛刊》的出版［J］．思想阵线，2000（1）：139－140.

［3］寇淑慧．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1.

［4］丁原基．指引经学研究的新方向——评《经学研究论著目录 （1993～1997）》［J］．中国索引，2007（1） :38－41.

［5］何淑苹．研究利器 治学津梁——读《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2002～2009）》［J］．台湾“全国新书资讯月刊”，2011（10）：36－40.

［6］苗怀明．二十世纪上半期《红楼梦》文献研究述略 ［J］．红楼梦学刊，2008（6）：141－155.

［7］李寒光．戏曲目录的新典范——评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J］．图书馆杂志，2012（6）：75－78.

［8］《大藏经总目提要》出版发行［J］．法音，2007（12）：39.

［9］何剑叶．一部关于宋代研究的动态工具书——《宋代研究工具书刊指南》简介［J］．中国索引，2009（2）：43－46.

［10］（日）村山吉广，等.《诗经》研究文献目录（日文篇）——明治元年～平成二年（1868～1990）［J］.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08（4）：254－316.

［11］纪聂．二十世纪《尔雅》研究文献述论［J］．文献，1998（4）：10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