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南

(四川大学 南亚研究所， 成都 610064)

乍一看，孟加拉语作家泰戈尔是以自译诗歌集《吉檀迦利》和《园丁集》等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而汉语作家莫言主要是以《生死疲劳》和《酒国》等长篇小说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人的创作背景和涉猎领域差异显著，因此，围绕他们进行比较似乎有些违背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原则，但是，当我们仔细打量诺贝尔文学奖在他们头上分别划出的“美丽光环”时，可比性便呼之欲出。如果将莫言与泰戈尔获奖的历史现象各自视为一种数学的集合的话，那么，采用某种程序便可将这两个集合之间的交集与差集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 译者翻译与作者自译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至今，已经颁给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优秀作者。在对各国所推荐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作品进行审读、评价的过程中，翻译无疑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具体到莫言与泰戈尔获奖的事例上，翻译当然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不同的是，以汉语写作的莫言靠着国外众多优秀译者的帮助，最终走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而以孟加拉语为主、以英语为辅进行创作的泰戈尔却完全是凭借自己翻译的《吉檀迦利》等英语诗集而获得诺奖的青睐。印度已故著名学者S.K.达斯认为，泰戈尔是世界文学史上“唯一一位翻译自己的作品以使其抵达更大范围读者的大作家”。*Sisir Kumar Das, ed., The English Wri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Vol.1, “Introduction”, New Delhi: Sahitya Akademi, 2004, p.10.因此，译作成为莫言与泰戈尔获奖的基本前提之一，但译者翻译与作者自译却是他们之间十分有趣的差异。

众所周知，由于译者们辛勤的努力，莫言已成为在西方最为著名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迄今为止，莫言的作品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优秀的译本出版，美国、瑞典、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尤为突出，译者们为他走上诺贝尔文学奖的“红地毯”铺平了道路。由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绝大多数不懂中文，没有译本在手，他们就无从评判中文作品的水平。外国译者们为莫言架起了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桥梁。莫言作品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先后翻译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这三部作品。“多亏这些翻译家，莫言成了中国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位作家，决定性地帮助莫言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总之，我们从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得到的启示，主要就这么两条：一是要把作品写好，二是要把作品翻译好。”*朱景冬：《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启示》，http://foreignliterature.cass.cn/chinese/NewsInfo.asp?NewsId=3091.

莫言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译性，这是因其代表作多为小说的缘故。相比泰戈尔的孟加拉语诗歌翻译而言，莫言小说的翻译难度要小一些，这是因为，诗歌的跨语际翻译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创作行为。

毋庸置疑，作为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的强势语言，英语在泰戈尔获奖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以英语翻译的形式为表现的。泰戈尔曾经回忆道，他用英语翻译的那些诗歌使自己在西方引人注目。他说：“直到五十岁，我未用英语写过东西，是否很好地懂得英语，心中也无数，那时我主要用母语写作……那些翻译的书成了我访问西方世界的资本。命运使我逐渐在印度以外的世界获得了地位，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主编：《泰戈尔全集》，第2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1912年5月，泰戈尔到达伦敦后，便给他的英国友人威廉·罗森斯坦看了一些自己的译诗。罗森斯坦认为，泰戈尔的诗非常神秘但又新颖别致。他把泰戈尔的诗歌给朋友安德鲁·布拉德雷看时，后者也有同感。罗森斯坦向英国的印度学会建议，它应为自己的成员泰戈尔出版诗选。叶芝同意为之作序。可以说，他为西方世界“发现”泰戈尔助了一臂之力。于是，泰戈尔自译的《吉檀迦利》第一版于1912年11月问世了，所有英国报纸都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欢迎，这使泰戈尔立即蜚声于西方世界。这为他竞争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这从瑞典文学院的评语便可看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是一部宗教颂诗集……这部作品已完全地、实实在在地归属于英语文学了。虽然作者本人就文化教养和创作实践而言，是印度本民族语言的诗人，但他却给他的诗披上了新装(英语)，而这新装在形式与灵感的独立性上都同样完美。由于克服了语言的障碍，这使英国、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中那些对贵族文学抱有兴趣并予以重视的人士都能接受和理解他的诗作。”*毛信德等译：《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词全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翻译在莫言和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手段都无法替代的。这也是中国的一位汉语作家和印度的一位孟加拉语作家走向西方强势话语圈必须迈出的一步。从目前来看，由于多方面因素，莫言作品的各种外语译本还有逐渐衍生的趋势，而泰戈尔作品的各种外语译本(包括汉语译本)也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对于这种现象的历史梳理和学理分析，也将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比较研究。

二、 民族传统与世界意识

对于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特别是东方作家来说，其作品所体现的民族特性与世界性的完美结合是他们获得诺奖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这里的“民族性”可以代指本国传统文学和辞文化、民族精神等，“世界性”可以表示现代意识和外国文学精华等内容。也就是说，古往今来一切有价值的精神文化，东西南北所有国家高尚的精神文化，都是一位伟大作家走向世界的必要而珍贵的营养。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他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意识恰到好处的融合，在莫言和泰戈尔那里也有非常典型的表现。

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这样评价莫言融合民族因素与世界元素的创作实践：“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他(莫言)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瑞典文学院致辞：作品体现毛泽东时代的生存状态》，2012年12月11日，http://news.163.com/12/1211/00/8IDG8AJ60001124J.html.的确如此，莫言的很多作品如《透明的胡萝卜》等体现了极为先锋的探索意识，但其《丰乳肥臀》极为明显地体现了福克纳乡土色彩浓厚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的影响，《生死疲劳》则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民间叙事传统、马尔克斯式魔幻笔法和印度佛教轮回观有机地融为一体，而《檀香刑》的创作则体现出作者本人的敏锐或曰新的困惑：“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得还不够到位。”*莫言：《大踏步撤退——代后记》，见莫言：《檀香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18页。《檀香刑》采用了“凤头—猪肚—豹尾”的叙述结构，融入民间说唱艺术的元素，令人耳目一新。莫言的《生死疲劳》和《蛙》等小说也坚持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创作方针。这说明，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创作方针显然已成为他的不变方向。

2012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莫言获奖，理由是，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等东西方不同元素融合在一起。这充分说明了莫言与马尔克斯的紧密联系。《蛙》和《生死疲劳》等作品体现的魔幻现实主义痕迹非常明显，这体现了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对莫言的深刻影响。莫言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称为“新时期的文学经典”。莫言在2009年出版的《蛙》中借主人公蝌蚪的口表明了马尔克斯对自己的微妙影响，他写道：“这是草稿，姑姑，定稿时我会把人名全部换成外国人名……连高密东北乡，也要换成马孔多小镇。”*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36页。更为令人惊异的是，号称“大踏步撤退”之作并被誉为“真正民族化小说”的《檀香刑》的开头即是对《百年孤独》开头的模仿：“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莫言：《檀香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页。

再看看泰戈尔。诺贝尔颁奖辞对泰戈尔在文学创作中融合东西文化精华的努力以这样的话间接地进行了肯定：“为了实现他终身的梦想，泰戈尔努力用各种知识武装自己，他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非常熟悉，通过在国外的旅行和赴伦敦求学深造，他的学识得到了扩充，深厚的阅历使他变得更加成熟。”*毛信德等译：《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词全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41、143页。当然，颁奖辞也肯定了泰戈尔对传统文化的深切皈依：“泰戈尔仔细研读过吠陀颂歌、《奥义书》以及佛陀本人的言论，他从中发现了那些在他看来是无可辩驳的真理”。*毛信德等译：《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词全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41、143页。

正如印度学者所言：“他(泰戈尔)是印度诗人中最有印度特色的一位，也是最有世界意识的诗人……泰戈尔是一位博览群书者，他对人类一切蕴涵永恒价值的东西都保持着强烈的兴趣。”*Sukumar Sen, Bengali Literature, New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71, p.248.这种将民族因素与世界元素进行完美结合的创作姿态在获奖的《吉檀迦利》中也有所体现。就《吉檀迦利》的民族性而言，它所表现的神人合一亦即梵我合一理念，来源于孟加拉语文学中历史悠久的毗湿奴派诗歌传统。有的学者指出：“由于具有真正的人情味，泰戈尔的虔诚诗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可以视为印度虔诚诗歌的完美境界。”*Mohit K. Ray, ed., Studies on Rabindranath Tagore, Vol.1, New Delhi: Atlantic Publishers, 2004, p.92.还有学者认为：“泰戈尔接受了毗湿奴派的泛爱观和西方的人道主义与人性论……泰戈尔的宗教观，就是以这种无限虔诚的‘爱’作为其心目中的神与人沟通的纽带，从而去追求‘神人合一’真谛的。”*姜景奎主编：《中国学者论泰戈尔》(上)，银川：阳光出版社，2011年，第365页。例如，在常被人评说的《吉檀迦利》第35首诗中，泰戈尔超越了宗教献歌的主题，升华为对祖国和世界的理想憧憬。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窥见泰戈尔浓厚的人道主义意识和博大的世界主义胸怀。

综上所述，莫言和泰戈尔都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创作方针，这使他们的作品既带有浓烈的东方特色，又具有或浓或淡的世界色彩。不同的是，在莫言这里，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等人不仅影响了他的素材选择和语言运用，也塑造了他独具特色的创作理念；在泰戈尔那里，东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对他的影响存在，但未达到如此深刻而全面的程度。这个问题当然值得深入探究。

三、 意识形态与身份政治

中国作家王蒙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代影响最大的一个世界性的奖，它有相当长久的历史，有北欧的大致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有一批年老的、相当认真地从事着评奖事业的专家，有相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同时也因其不足与缺陷而不断受到质疑与批评指责。”*王蒙：《莫言获奖十八条》，载《光明日报》，2013年1月11日，第13版。如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相联系，此处所谓“不足与缺陷”在很多时候便与意识形态、身份政治等脱不了干系。自我标榜不涉政治的诺贝尔文学奖遭遇的这种尴尬，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金无足赤”。客观地看，在决定授予莫言和泰戈尔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中，瑞典的评委们仍旧没有完全摆脱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的干扰，他们的这种集体无意识自然反映在两份相隔99年、内容完全不同的颁奖辞中。

先看看瑞典的颁奖辞评价莫言的情形。颁奖辞开头便说：“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瑞典文学院致辞：作品体现毛泽东时代的生存状态》，2012年12月11日，http://news.163.com/12/1211/00/8IDG8AJ60001124J.html.这种锋芒毕露的褒奖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评委们对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莫言的政治“关怀”。接下来，颁奖辞出现了中国与西方都非常熟悉、但听起来双方感觉似乎不同的几个关键词如“毛泽东”和“共产主义”等。例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在毛泽东时代出现的标准化城乡、市民，莫言的主人公可以把整个(时代)的角色和性格非常好地体现出来，也实现了他们当年生存的展现，即使有一些共产主义的宣传，莫言还是把这种故事通过自己夸张的方式讲述出来，这里面有一些讲述，还有来自于自己对民谣的记载，甚至有一点点衍生，这些东西一直是过去50多年他的生存环境。”*《瑞典文学院致辞：作品体现毛泽东时代的生存状态》，2012年12月11日，http://news.163.com/12/1211/00/8IDG8AJ60001124J.html.这段话似乎还带有另外一层涵义，那便是，在莫言作品中可以发现“红色中国”神秘隐晦甚或恐怖诡异之处。至此，不难嗅出颁奖辞中散发出的一丝东方主义气息。当然，莫言小说中的某些夸张叙述或许也是导致西方的文化误读的主要原因，备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称赞的《生死疲劳》中便有很多夸张的艺术表达。

当然，如果对莫言作品进行仔细阅读和全面分析就会发现，他的历史反思并非是迎合西方的阅读胃口，而这一点倒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没有或不愿提及的。例如，颁奖辞提到莫言两部小说即《酒国》和《蛙》，以表达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无比“关切”。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莫言在反思人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的某些偏激行为时，也对此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小说中的这些话可以有效地回答西方对中国政府的质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小说中母亲的话揭示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笼前的特殊历史背景。莫言的《蛙》不是简单的“杂耍”，而是含义深邃。“莫言在面对上述种种历史纠结处的无奈时，他表现出了极为冷静与全面、公正而客观的态度。他没有感情用事，简单地采取赞成或反对、歌颂或批判的立场，而是显示出了他深刻而独到的思考，从而使他的创作具有了超越于凡俗的见解与辩证的眼光。而这些，都使得《蛙》在触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题材——计划生育这个领域时，具有了其他作家作品所无法企及的智慧、准确与真实。”*栾梅健：《面对历史纠结时的精准与老到——再论莫言〈蛙〉的文学贡献》，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第82页。但是，很显然，某些西方读者与诺贝尔评委会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考察《蛙》中的“智慧、准确与真实”，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但也不难破解。

再看看殖民时期的诺贝尔文学奖如何以文化误读加身份政治的方式接纳泰戈尔这位来自当时人称“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的东方作家。不可否认的是，泰戈尔的获奖与西方人的身份认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了过去乃至今日处于文化强势的权力话语，它在对待殖民时期的东方作家时不可能完全放弃文化帝国主义视角和殖民心态。瑞典文学院对泰戈尔自译诗集《吉檀迦利》等的获奖评语是：“表彰他那含义深远、清新而美丽的诗歌。他运用完美的技巧，运用自己的英语辞汇，使他诗意盎然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组成部分。”*毛信德等译：《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词全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36、137页。这种评价是对泰戈尔自译的明确肯定和高度赞赏，当然，敏感者不难嗅出其中蕴含的语言文化霸权和殖民政治意味。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国女王于1858年直接掌握了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的控制权。印度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此后，“英属印度”无论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还是文化地理概念，都已经深入英国人乃至一部分欧洲人的心目中。1912年，泰戈尔的英文诗集《吉檀迦利》在伦敦出版后，英国人T.S.摩尔向瑞典文学院寄出了推荐泰戈尔角逐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信函。此前颁发的12届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只有鲁德雅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1907年获奖。“日不落帝国”傲慢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摩尔视泰戈尔诗集为英语文学的一部分并举荐之，瑞典文学院则视其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而属意之，应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1913年的诺贝尔颁奖辞中有这样一段话：“本学院认为，我们毫无理由因为这位诗人(指泰戈尔)在欧洲的知名度相对不高而有所犹豫，他的名字在欧洲尚未尽人皆知，乃是由于他的家乡远离欧洲之故。在本奖金创始人立下的遗嘱中有这么一段话：‘在决定颁发该奖的过程中，不应该顾虑任何候选人的国籍，这是本人明确的希望和意愿。’由此看来，这种犹豫就更无理由了。”*毛信德等译：《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词全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36、137页。事实上，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恰恰体现了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在做出重要决定前的某些“犹豫”。对当时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来说，要把一项西方的奖项授予泰戈尔，确实有些为难。尽管设立此奖的诺贝尔本人曾经要求不考虑任何候选人的国籍问题，但要20世纪初的诺贝尔奖评委们抛却成见，平等对待世界上所有种族和肤色的作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授予泰戈尔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玩弄身份政治的一种“精彩表演”。尽管如此，这种围绕文学评价而进行的身份政治游戏丝毫不能减损泰戈尔作品的魅力和价值。

如此说来，泰戈尔真是家国不幸诗家“幸”。作为英王治下“英属印度”的一介臣民，泰戈尔无形中成功地担起了为印度也为大英帝国争取殊荣的特殊使命。且看1913年诺贝尔颁奖辞的这番叙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即《颂歌集》，1912)是一部宗教的颂诗集，这部作品使评委们尤为关注。自去年开始，这部作品已完全地、实实在在地归属于英语文学了……现在，各方面的赞美纷至沓来，这些赞誉并非是由于读到他的孟加拉语诗歌，也不是由于任何宗教派别的信仰，或是文学流派的偏好，或是任何党派的目的，而是由于他是英语诗歌艺术一位新的、令人钦佩的宗师；这种诗歌艺术至少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就始终伴随着英国人的文明而遍及天涯海角。”*毛信德等译：《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词全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结合前面的分析来看，这些表述中蕴含的殖民主义意味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值得留意的是，仔细琢磨颁奖辞中另外一些话，便可发现评委们的印象代表了当时西方读者对泰戈尔的一种普遍误读。不难看出，东方成为了殖民时期西方的典型“他者”。透过这面“东方他者”之镜，西方读者发现了一向自以为是的欧洲文化处于没落时期，而东方文化因其处于远古蒙昧时代反而更加“完美、安宁、和谐”。“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西方学者富有创见的解读背后，仍潜伏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他们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渲染或夸大了泰戈尔诗歌中的某些契合他们需要的特质而忽视了另一些特质。”*刘燕：《泰戈尔：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的误读》，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129页。

可以说，莫言、泰戈尔是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同程度地涉及西方的意识形态考量或“政治正确”问题。虽然他们一个处于后殖民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一个生活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印度，但其东方作家的民族身份、汉语、孟加拉语与瑞典语和英语等截然不同的语言身份、中文思维传统和印度思维传统的文化身份，均为其获奖打上了显著的“身份烙印”，此即身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略有差异的是，在莫言身上，来自“共产党中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身份不能不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更多地尝试捕捉《生死疲劳》和《蛙》等作品中的政治涵义，而泰戈尔来自殖民地印度的作家身份使评委们更多地忧虑如何将文学审美与身份政治进行分离，如何在文学领地与政治归属之间进行协商(negotiate)以获得微妙的平衡。换句话说，在莫言这里，意识形态过滤成为评委们取舍权衡的要素，而在泰戈尔身上，文化身份过滤则成为评委们犹豫不定的原因。正因如此，诺贝尔文学奖先后被授予泰戈尔和莫言，这可视为印度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但却不能自动遮蔽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某些复杂因素或特殊规律。对这些因素和规律加以考虑和研究，必将对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对促进东西方文化健康交流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