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若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84)

生态翻译学在国内诞生十年来，在理论构建和名著翻译批评领域取得较大发展.如何将该理论与翻译教学中多种体裁的翻译批评实例相结合，以便提高教学效果，进一步增强学生翻译鉴赏能力和翻译实践能力值得翻译教学界思考.翻译教学中的翻译批评现状是：学生没有翻译理论的指导，只是凭着语感对译文作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而没有上升到文化、交际等多个层面；同时，学生往往在非常主观地评论了译文后不能提出修改意见，无法使自己的翻译实践水平得到提高.本文基于生态翻译学，旨在就翻译批评方面为翻译教学同行和学生提供参考.

1 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

生态翻译学产生的文化背景是国内外蓬勃发展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文学研究，该理论的哲学依据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过程就是“译者适应与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翻译原则是“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方法是“三维转换 即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所谓“翻译生态环境，就是指由原文文本和源语、译入语组成的世界，既包括语言、交际、文化、社会层面的翻译，也包括译者、委托人和读者[2].

2 翻译批评的生态翻译学理据

1972年，美国学者霍姆斯将翻译学划分为“纯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后者又分四类，其中包括“翻译批评”[3].后来，英国学者芒迪将翻译批评进一步划分为：“修订、译本评价、评论”，并对翻译批评下了定义：“译作评价，包括对学生的翻译练习进行评分，也包括对公开出版的译本展开评论.”[4]国内学者林煌天对翻译批评下的定义是：“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5]

翻译批评的研究现状是：在西方，翻译批评研究主要有——1971年，德国功能学派学者赖斯基于翻译的功能和目的，将翻译批评分为以文本为导向和以目标为导向[6].英国学者朱丽安·豪斯借鉴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对译文质量做出陈述[4].英国学者彼得·纽马克认为翻译批评应包括：①分析原文旨意、功能；②译者的理解、翻译方法及译作读者群；③对比分析译文、原文；④评估译作；⑤预测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地位[7].在国内，主要有文军、姜治军的《翻译批评论》，主张“科学的翻译批评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之下，历史地、客观地、系统地观照翻译过程与翻译结果”[8].杨晓荣的《翻译批评导论》，提出了翻译批评的基本特点：多维度、综合性、描写与规范相结合[9].据杨自俭先生说，“我们的翻译批评很弱，文学翻译批评似乎更弱”[10].当前，国外学者在翻译批评领域的研究颇有成果，理论基础较为坚实，方法论也较为系统，且具有较为宏观的参考价值，不过其在国内的适用性需要验证，内容需要整合.我国传统的翻译批评大多存在随感式、点评式、不够系统、不够科学的弊端.近些年来，稍有好转，但多从一个角度进行探索，缺乏综合性、多维度、全面系统的研究；或者单纯从理论出发进行形而上的评论；或者缺乏理论意识仅仅注重于挑错和提出新的译法；很少有既有理论支撑，又有作者自己新的翻译实践的研究.

在生态翻译学中，译评标准是“多维度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度’最高的翻译”[1].由于生态翻译学中已经论及翻译批评，并且在书中已经用定性与定量(采用调查问卷)结合的方法证明了它应用于翻译批评的合理性，并且，根据思创·哈格斯的研究，“肇始于中国的生态翻译学走过了十年历程，目前，已有百余篇专题文章发表”[11].从中国知网发表的论文来看，目前已有多篇以生态翻译学作为母论研究翻译批评的文章，涉及翻译家评论，如傅雷、张谷若、严复、张爱玲、林语堂；译本评论，如《牡丹亭》的三个译本等.所以，笔者认为生态翻译学可以作为翻译批评的母论.当今的翻译批评一般都是以一种翻译理论作为指导，与其他理论相比，生态翻译学有其优势，表现为：①西方译学研究的导向一般有两种，以原文为导向和以译文为导向，而生态翻译学采用了以译者为导向的研究导向，突出了人本主义的精神关怀，是对翻译研究导向的一种创新；②研究范围更广，把生态环境中一切与翻译有关的东西都纳入研究范围，比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范围更广，既有形而上的宏观研究，把研究视野放大到译者面对的整个生态翻译环境，其中包括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交际维度、社会维度等等，又有微观的方法论指导和翻译方法体系；③更为系统，更为科学(因为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了翻译研究的三个主要维度，较为全面，理论性强，又便于操作，便于指导翻译批评和翻译实践.

与其他翻译批评论文不同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翻译教学中翻译批评的实例分析，目前国内很少有学者涉及；并且，既有理论支撑，即采用生态翻译学理论进行研究，又有较为全面系统的方法论指导.包括多维转换程度与译评兼翻译相结合的方法，这里的多维转换指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交际维度，译评人作译评的同时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做翻译实践，更说明生态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价值；还包括比较研究与描述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这里的比较研究部分既有译文与原文的比较又有两个译文之间的比较，描述研究则从语言规范、交际规律和生态文化环境的大背景出发，客观分析译文的特征并研究译文主要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这样就克服了传统翻译批评的主观性，保证了客观公正.

3 翻译批评实例分析

3.1 语言维

语言维的转换涉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2].举例如下.

例1 窗前有棵老榆树，榆钱正密，一串串在枝上挂着，有几只刚出巢的蜜蜂，围着榆枝乱飞，不住地嗡嗡地叫着.

译文 1：An old elm before the house was hung with thick clusters of seeds and some bees just out of the hive were flying round it，keeping up a continuous hum.[13]

译文 2：Before the house stood an old elm tree，its fruit thickly hanging down from its branches，humming around which were a few bees that have just flown out of the honeycomb.(甄春亮译)

分析：从生态翻译学的语言维度来分析，译文1有几处问题，首先是 it 指代不明.英文读者看到 it后就会往回找最近的一个单数名词hive，指的是“蜂箱”，是人工的，不是“蜂巢”，蜂巢是蜜蜂自己搭建的，译文信息不太忠实，指称也不准确；再往回找是house，也不对；再往回找是old elm，还不准确.同时，“clusters of”(一串串的)这个结构可以修饰一串串的葡萄，但不能修饰“榆钱”.而译文2则在基本和原文语序一致的基础上采用符合英文语言特点的形合表达法，利用就近修饰和替代，its指的就是前面的an old elm tree，而humming around which中的关系代词which就是指代前文的branches，做到了意义忠实，指称明确.

例 2 这尊雕像历经大地震后毫发未损，仍然矗立.

译文 1：The statue survived the great earthquake，remained intact and was still standing there[14].

译文2：The statue stood unscathed after the great earthquake.(笔者译)

旁证：BBC news(27 MARCH 2011)：Buildings stand unscathed next to whole blocks which were flattened by the shells and burned by the fires that raged.

分析：根据生态翻译学，译者作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沟通者，必须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那么在语言维度，也必须在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之间做出选择，以使译文最终能在译入语生态环境中为出版商和译文读者所接受.译文1过分强调与原文语法结构一致，意合特点突出，有三个并列的动词结构，没有重点和次要点，没有照顾到译入语语言的特点和译文读者的最佳接受效果.译文2采用了英文中常用的形合结构，有一个主要动词表达主要信息，将次要信息用介词和过去分词表达，分层次表述，符合英文特点，又有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的英文旁证.

例3 说起队长做的“傻事”，一桩桩，一件件，真象桃树上的红花，看得见，数不清.

译文 1：Talking of the “follies” the team leader has committed，they have appeared one after another like the red flowers on a peach tree which are in sight but beyond count[14].

译文 2：Talking of the “follies” the team leader has made one after another，we find them as numerous as the red peach flowers，visible but countless.(甄春亮译)

分析：译文1有如下问题：①follies 与they 含义重复；②逻辑混乱，现在分词要求用人作逻辑主语，该译文的they指的是follies，指代不清，不符合英文语法，造成译文读者误解为队长做的“傻事”会说话(talking).③修饰成分与被修饰成分之间隔开了一个介词短语on a peach tree，不太符合修饰习惯.译文2则既文从字顺，符合英文语法和逻辑，又忠实于原文，符合生态翻译学语言维的要求.

例4 I say this soberly in the interest of peace and in hope of preventing another aggressor miscalculation[15].

译文1：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是冷静的，是为了和平的利益，是希望阻止侵略者再一次打错算盘[15].

译文2：我说这番话时态度冷静，既为谋求和平，又为防止侵略者再度图谋不轨.(笔者译)

分析：译文1有翻译腔，中文表意不清，什么是“为了和平的利益”，“阻止打错算盘”？并且“打算盘”是中国的文化表达，用在外国人身上也属于文化错位.译文2则将原文的意思融会贯通，然后用地道规范的中文来表达，符合生态翻译学语言维的要求.

例5 Residents from across the state pull together as one community in a massive effort to maintain our shoreline[15].

译文1：全州各地居民团结起来，结成一个大社区，通过众人的努力来维护我们的海岸线[15].

译文2：全州居民团结起来，众志成城，竭力维护海岸线.(笔者译)

分析：译文1翻译原文的表层结构，但汉语语言啰表达显得 嗦，比如，pull together as one community主要是从团结精神上说的，而像译文1这样译成把全州人都放进一个社区里面，是不符合逻辑的；再有，英文名词前加物主代词是语法上的规定，而中文则无此项规定，所以也没有必要把our也翻译出来.译文2则用简洁的中文，意合的语言，将pull together as one community进行虚化处理，抽出其精神内核，并在后文删掉了our，做到了语言地道规范.

3.2 文化维

文化维的转换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12].关于“阐释”，乔治·斯坦纳曾经说，“翻译理论中的 ‘源语—译语’模式在‘中间环节’存在一个阐释性解读(interpretative decipherment)”[16].而根据生态翻译学，译者正好在源语和译语之间.所以，阐释的工作就是由译者做出的.译者可以将原文的生态文化语境充分考虑进去，再结合自己的前理解，包括人生经验、知识结构等对原文进行充分理解并将原文的文化信息做妥帖的传递，举例如下.

例6 We would like to build a color-blind society where all man can have equal opportunity.

译文1：我们想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那里人人平等.(胡哲译)

译文2：我们想建立无种族歧视、人人机会均等的社会.(笔者译)

分析：译文 1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不符合乔治·斯坦纳关于理解原文的第二个翻译步骤“进攻”(aggression).根据斯坦纳的说法，从词源上说comprehension(理解)这个词有“包围和吞食”的意思，杰罗姆用过一个比喻：译者把意思俘虏过来，满载而归[16]. 也不符合翻译家金隄的第一个翻译步骤：“进入语境(penetration)”[17].译文2充分考虑原文承载着的生态文化语境，即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由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引领的风起云涌的人权运动，倡导在美国实现各个种族的真正平等；对于 colorblind这个词既没有像译文1那样绕开，也没有逐字翻译成“色盲”，而是根据生态翻译学的文化维度进行了文化阐释.

例7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译文1：Only after Bole came into the world were there horses able to gallop one thousand li[13].

译文2：The advent of horse-judging master Bo Le into the world proclaims the discovery of 1000 li/day horses.(笔者译)

分析：从原文的生态文化环境来看，伯乐，作为一个文化信息，译文1只译音不译意，外国人没有学过中国的拼音，读到Bole很可能会念成一个英语单词而念错，译文也没有补充原文隐含的文化语境和认知语境.根据古特(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从人类大脑具有的交际潜能角度(即认知角度，笔者注)来解释翻译”[18]，译者作为沟通作者与译文读者的中介，为了使交流产生，必须对原文的文化语境进行深入理解，对涉及原文文字和文化各个环节的前因后果进行推理认知，然后再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使得读者能够对原文的文化信息获得“最佳认知关联，即：付出最小的心力取得充分的语境效果”[18].在译文2中，笔者对原文的文化信息进行了阐释，采用阐译(文化内涵阐释)与加注、意译(上下文内涵显化处理)、音译、直译等翻译方法.具体来说，对于伯乐这个词，采用文化阐释与加注法，“相马师伯乐”，同时把Bo Le的拼写分开，以免外国读者念错.千里马的英译，译文1的意思是能够奔跑1 千里的马，译文2根据中国文化，阐释为日行千里的马.从上下文的深层含义来看，译文1按照原文的表层结构翻译，而对深层结构和蕴涵意义挖掘不足.译文2深入探究原文的深层文化意义，理解为千里马早就有了，世人难以辨别，只有当“相马师伯乐来到世间后，才宣告了千里马的发现”(这句话可以作为译文2的中文回译)，对原文隐含的信息采用明示和推理的方法，把原文字里行间的意思表达出来，确保译文对英文读者产生最佳的认知关联.从翻译的转换维度上看，译文2采用文化维和下文即将介绍的交际维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多维转换，保证了原文信息的成功传递.

3.3 交际维

交际维的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2].本部分的翻译批评侧重于祈使类语篇，根据生态翻译学，这种文体应该“突出交际维度”[1].

例 8 商标英译：触动博睿思(某房地产咨询公司的名字).

译文1：Touch Thought

译文2：Choosing Brilliance (笔者译)

分析：译文1逐字翻译，用touch来翻译“触动”，用thought翻译“博睿思”，译出了原文的基本意思，但仍然有信息遗漏，因为“博睿”未译；译文2根据生态翻译学中的语篇类型与翻译类型的分析，认为广告商标属于祈使类语篇，“三维”转换的优先顺序是，交际、文化、语言.应该首先强调译文在译入语生态环境中的交际效果和功能，影响受众，使他们产生预期效果，留下深刻印象，产生愿意和该公司接触并接受其服务或产品的期望.至于原文的文化和语言则并不是首要考虑的.所以，译文2用了受众乐于接受的语言来翻译，并利用与原文接近的发音效果来在语言上与原文产生关联，其中Choosing的发音与“触动”中的“触”接近，Brilliance与原文的“博睿思”的发音接近.同时，译文2的两个单词连起来有“选择辉煌”的含义.意思是：①受众如果选择这家房地产咨询公司，就是选择辉煌；②这家公司选择这个名字也就是选择了辉煌.所以，这个译名做出的选择是适应译入语生态环境，实现作者的交际意图，即扩大宣传，推广服务和产品.

例9 公示语英译：前方悬崖，游客止步.

译文 1：There is a cliff ahead，tourist stopping.(公示牌上的英文翻译)

分析：该译文中的语法问题是：stop是瞬间动词，不是延续动词，一般不用ing形式，即游客无法一直不停地“停止”下去.并且，没有把原文的警示功能翻译出来.

译文2：Keep off the Cliff ! (笔者译)

分析：根据生态翻译学，原文是祈使类语篇，这时交际维度起主要作用，目的是使译文在译入语中行使其主要的功能.在这个语境下，这则公示语的交际意图为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主要功能是警示功能.根据纽马克翻译理论，以祈使功能(纽马克称为“呼唤功能”vocative)为主的文本应该用交际翻译法，用简洁、清晰、简短、自然和富于变换的语言来表达[7].译文2译出了交际语境下的功能，可以对外国游客起到警示作用.

4 结 语

笔者简要介绍了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论证了运用该理论做翻译教学中的翻译批评实例分析的优势所在，即：角度新、范围广、系统性和科学性.并在此基础上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进行翻译批评实例分析，研究对象为两本翻译教材中的部分译例和其他译例，评述中以该理论为母论，同时借鉴了目的论、纽马克翻译理论、阐释学翻译理论、关联翻译理论等相关理论.采用了多维转换程度与译评兼翻译相结合、比较研究与描述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翻译教学中的翻译批评实例分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参考.所举实例中绝大部分是笔者在该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采用了直译、意译、阐译、音译、加注、改写、交际翻译法等翻译方法，从而证明生态翻译学还可以指导翻译实践，译者可将该理论作为翻译原则，参照笔者总结出的7种翻译方法加以灵活运用，进一步提高译文质量.

［1］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HU Geng-shen. Translation as selection and adaptation[J]. 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03，11(4)：283-291.

［3］HOLMES J.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C]// 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New York：Routledge，2000：172-185.

［4］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5］林煌天. 中国翻译词典[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6］REISS K. 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Potentials & Limitations[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7］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8］文 军，姜治军. 翻译批评论[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

［9］杨晓荣. 翻译批评导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10］王宏印.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1］思 创·哈格斯. 生态翻译学R&D报告：十年研究十大发展[J]. 上海翻译，2011(4)：1-6.

［12］胡庚申. 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 上海翻译，2008(2)：1-5.

［13］陈宏薇，李亚丹. 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 2版.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14］陈宏薇，李亚丹. 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15］华先发. 新编大学英译汉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6］STEINER G. 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17］JIN Di. Literary Translation：Quest for Artistic Integrity[M]. Manchester：St. Jerome Publishing，2003.

［18］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