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文，公安文学的大力推介者，专注于中国公安文学的首位评论家。系全国公安文化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协会）理事、全国公安文联会员、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网站“公安文学评论”版主。在《新民晚报》《小说月刊》《语文教学与研究》《江门文艺》等报刊志上发表《到底发啥》等小说、散文、评论若干。2004年开始转向公安文学评论，在《文艺报》《词刊》《中国边防警察》《学习月刊》等各级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公安文学评论文章60余篇，並结集出版公安文学评论专著三部：《点击公安文学》（全国首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聚焦公安文学》（湖北警官学院院级重点项目）和《盘点公安文学》（2011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计65万字。《21世纪公安文学核心价值观之研究》获准2012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现供职于湖北警官学院，二级警督。

数年前，本人写过一篇题名为《当下公安文学之得失》的拙评。这几年，又看了好些公安文学作品，感慨良多。经过一番费心劳神的梳理、提炼，便又有了以下文字。

当下公安题材小说普遍彰显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如武和平的长篇小说《掩盖》、王仲刚的长篇电视小说《国旗恋歌》（王仲刚文集第5卷）、杨佳富“边关”系列长篇小说、朱维坚的长篇小说《深黑》、李培刚的《命运回归线》、平萍的长篇小说《盲点》、江丽华的短篇小说《爱恨就在一瞬间》（2011年第12期《啄木鸟》）、魏永贵的公安题材小小说等。这些作品情感阔大，道出了人民警察不被家人或他人理解的苦恼与困惑，谱写了他们抵制诱惑、不畏强权、心系人民、严格执法的光辉人格，发挥着凝聚警心、鼓舞斗志、提高公安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作用。

上述文本基本上塑造的都是各具特色的人民警察形象，有的甚至建构了“这一个”（黑格尔语），充分发挥了公安文学育警、励警、律警、悦警和强警功能，使民警在文学熏陶中提升思想境界，恪守良好的职业道德，使执法为民的理念根植于每个警种和每名民警心中，渗透到执法执勤的各个环节，切实增强了“公正、文明、理性、平和”执法的履职能力，树立新时期公安民警的良好执法形象。

如果说上面所及算作是公安题材小说的成绩，那么，其不足之处就在于意识形态过于凸现。譬如作品中的人民警察在遇到困难时，或临危受命时，总是大义凛然道：“我是人民警察”、“我是党员”，虽掷地有声，然政治色彩却过于浓厚。且看《盲点》中的小标题《政委，来自非党员司机》；《深黑》中的公安局长在改革尘埃落定之后讲话就有“站稳立场，咱们是警察”之类的口号话语。再看好莱坞电影是如何塑造美国形象的？好莱坞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美国文化和美国政府的代言人。好莱坞电影不仅创造了赏心悦目的影视奇观，而且叙述故事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融进了“美国梦”和“美国精神”。

藉此，当下公安题材小说对意识形态的宣扬是显在的，而不是隐蔽的、潜在的，充分说明话语策略上还有待谋划。

一、注重理性逻辑实中无虚

与话语策略相关的是叙述技巧、素材选用等问题。藏策曾说过“好故事不等于好小说”。公安作家拥有一流故事，实录案例驾轻就熟，然而，有的时候倒像在做案件笔录，却不知如何从故事中提炼出适合表现小说内涵的素材，甚憾！

刘庆邦在《小说创作的实与虚》中指出：“小说普遍写得太实了，想象能力不强，抽象能力缺乏。”公安题材小说同样具有类似的缺憾。亚里士多德说：“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用散文还是韵文写作——你可以把希罗多德的作品改写成韵文，但仍然是历史。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后者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哲理且更有意义；因为诗告诉我们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仅仅告诉我们带特殊性的事。”而当下相当部分公安作家笔下的公安题材小说差不多都是现实生活案例的翻版，非“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有些作家还信誓旦旦地说：“写的都是真的，一点也没有虚构。”是的，他们记述的是案例的真实，不是艺术的真实。我们姑且承认那些骇人听闻的案子能制造震惊的效果，也能带给读者美的享受，但是，文本的文学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文中开头所列作品如果能做到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在实的基础上写虚，在虚的框架内写实，其文学性会大大增强。

现以朱维坚的长篇公安题材小说《沉默》为例说明之。它是一部打黑除恶的佳构，绝非虚构，不然现实中的彭长健和作品中的任大祥副局长怎么会如此相似呢？甚至级别相当，下场相同。它从现实生活出发，环环相扣，入情入理地剖析社会现象，道出黑恶势力强大之根由。黑恶势力坐大变强，非一日之“功”，必然有保护伞罩着。那么，保护伞是谁？经验表明与政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脱不了干系。如果这些政法干警用警察意识武装头脑，不纵容，不违法，不给黑恶势力提供保护，犯罪分子就不会如此嚣张。且看小说中的一段话：“对付一般刑事犯罪容易，对付黑恶势力犯罪则要艰难得多。”“不管你破什么重要的案件，跑风漏气现象总是屡屡发生，屡禁不止，和黑恶势力斗争就更是如此，在行动中，往往黑恶势力对公安机关的行动了如指掌，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而我们往往对黑恶势力的行动却一无所知。”接下来，朱维坚直陈权力的滥用，正是因为个别领导“一句话”才导致害群之马混到公安队伍中来，最终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带来灾难。这並不是危言耸听。

该小说触目惊心，把黑恶势力为什么一步步地坐大变强分析得非常到位。其实，这也是小说的败笔。因为它过于注重理性逻辑，却缺乏非理性书写，没有虚化之笔。汪曾祺在评价林斤澜的小说时说其小说“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有话则短，无话则长”，正是对小说创作之道的高度概括。

再看看方方的中篇公安题材小说《过程》。刑警李亦东十分热爱警察这一职业，他以当警察为荣，性子耿直、嫉恶如仇，办案果断、勇敢，为追捕“强盗”奋不顾身，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是传统意义上的“燕赵英雄”。江白帆这个懦夫则与李亦东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贪生怕死，胆小猥琐，曾申请过调离公安机关。按因果逻辑发展是李亦东立功受奖，提拔重用，可是方方却反其道而行之，让江白帆歪打正着，在无意之中抓获逃走的“强盗”，其职务因此得以晋升，还到处人模狗样地作事迹报告，可谓时来运转，狗熊变英雄，荒诞搞笑至极。末尾是英雄李亦东不仅因追捕“强盗”而蒙受的家庭损失得不到补偿，而且还被泼污水，心灰意冷的他愤然辞职去经商。

窃以为，《过程》可列入公安题材小说的上乘之列，因为方方上心于非理性逻辑书写。敬文东在《小说、理性、逻辑及其他》（2012年第1期《世界文学》）一文中写道：“为什么当下中国的小说不受欢迎？就是因为我们的作家关于荒诞的想象力远远低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他们与自己的时代媾和，却看不出现实生活的不合逻辑与违背理性。我们的现实远比我们的小说更能给我们提供超现实主义的一切元素。”

由此可见，当下公安作家醉心于“虚”写是时候了，只有尽可能地在公安题材小说中注入非理性元素才能生产出上品。

二、“冰山理论”的启示

公安作家为了恰到好处地处理“虚”与“实”之关系，还得从“冰山理论”中获取营养。“冰山原则”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提出。他在《午后之死》一书中写道：“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他以“冰山”为喻，认为作者只须描写“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水下的部分应该通过文本的提示让读者去想像补充。文学作品中，文字和形象是所谓的“八分之一”，而情感和思想是所谓的“八分之七”。

当下公安题材小说之所以不能让学院派文艺理论工作者感兴趣，就是因为公安作家在创作时没有把握“冰山原则”。换言之，他们在创作公安题材小说时，违背了“冰山原则”，写得太实，写得太满，没有“虚写”，没有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像、思考空间。

且看郝泽军的小说《猎》，它之所以让我心头一亮，大约是蕴含其间的“冰山原则”使然。此小说用笔极为节省，得益于作者多年写诗的缘故。因为诗歌要求语言特别凝练，它以尽可能经济的诗句表达尽可能丰富的内容和密度尽可能大的情思，甚至要求每个词都有极强的表现力，做到一言穷理，两字穷形，以少总多，使情貌无遗。

《猎》开篇布下悬念，说公安局长张文想挑一个中意的刑警大队长，他到底相中了谁？这个未解之谜吸引读者一路看下去。接下来是说两个刑警大队长候选人钱明和邱星陪局长打猎，局长想从中选出中意人选。这两个人选的确让局长犯难，他们都是“局里响当当硬梆梆的破案能手，业绩颇丰，人脉也都不错，他们俩又是同时被提任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也就是这两位大队长的人选，给新来的这位公安局长出了一道难题，使他夜不能寐。”

可是，打猎的过程並没有怎么详写，与读者的期待相去甚远，倒是揭示了钱明和邱星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主考官张文局长的内心活动却给省略了，留给读者无穷的想像空间。文尾依然是一个悬念，也就是说张局长並没有相中候选人中的一个，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此小说中“冰山原则”拿捏得很有分寸，有点像古典小说，通过人物动作描写展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使得叙事文字大大节省。文字简约这一特征几乎渗透整篇小说。如邱星把钱明打的兔子捡了回来，注意到张局长一脸微笑。“邱星看着张局长那张琢磨不透的脸，他认为张局长的微笑中有掩饰不住的内心不快，于是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再看“张文表面上显得很平静，他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猎人，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发现了追寻的猎物，内心虽然顿起波澜，但绝不让它溢于言表，而是不慌不忙地胸有成竹地端起枪，全身贯注地瞄准猎物”。

通览全篇，该作品之所以取得以少胜多的效果，能获得“与众不同的表达”（尼采语），还归功于作者善于留出“空白”或虚写。泽军先生的描写不是全景式地一览无余，而是苦思冥想地在用笔墨。譬如小说中表面是写两个候选人陪领导打猎，实则是写两人在领导面前的心理较量，即如何处心积虑地让领导对自己产生好感。整篇小说似乎是写候选人陪领导打猎，等到行文结束却发现是领导陪候选人打猎，作者用反讽制造的文学性尽在其中矣。

本人从中读出了两个颇有希望的候选人因在公安局局长张文面前过于急躁、过于功利而前功尽弃，也许其他读者不赞成这一解读，说人选已由局长内定，打猎只是一种形式，那又是另一种解读。“横看成岭侧成峰”，切入点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如果小说明白告诉读者，通过打猎这种考核方式，选定了某人，反而会大煞风景。这么说来，“八分之七”的想像性又增加了文学性。

此小说无疑是一篇地道的公安题材，它没有直陈警界权谋，也没有对公安局长的美丑善恶进行定性，更没有实录公安工作，而是在“实”与“虚”之间游走，让“冰山原则”充塞其问。现实中的干部选拔，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就可能掺杂复杂的人际关系，诸如借背景、后台作参考。此小说並没有提及，而是虚晃一枪。打猎之后的结果也是“虚”的，任凭读者去想像。泽军先生下意识地让两个候选人在我们读者面前尽情地表演，不知不觉中，从两个警察人物身上读出了自己，读出了人性，读出了人类的普通性，我也从中看到了公安文学的希望。

此作与开头所列作品相较，明显地摆脱了宏大叙事，祛除了在职业精神上费力使劲的弊端，把人民警察当作有生命力的人来写，並写到灵魂深处，写出了人性深度。

三、书写人性深度

作品怎么操弄才算写出了人性深度？公安题材小说怎么刻画人民警察才算写到他们的内心深处？众说纷云，各执一词。

于丹老师在2012年公安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现在也是因为价值的多元化，很多作品传递出警察也有难处啊，警察钱也不够花啊，警察的孩子上学也难，警察回家也和老婆打架，警察一个人抽烟喝闷酒，警察那当然也得骂人，这一切血肉是丰满的，但是这个行业的神圣感其实也削减了。”

当下公安题材小说，特别是公安作家笔下的公安题材小说，的确如于老师所说那样写了人民警察这样或那样的毛病，还写了有损警察形象的事情，其实，这是人性的书写，行业神圣感並没有因此而削减，反倒显得真实可信，因为作品主调依然高昂，警察形象依然崇高、伟岸，警察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神性还是能压倒其人性。如果警察不具人性，只是不知疲倦的机器，只是没有情感苦恼的符号，反倒失真。如胡学文的中篇公安题材小说《背叛》（2007年第12期《人民文学》）在处理警察的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张力方面就把握得很好。

且看胡雪梅的中篇小说《花朵》（2011年第11期《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它以电视新闻记者吴媚的口吻来叙述。吴记者奉组织之命用新买的、高清晰度摄像机拍一个野生的菜市场，伺机捕捉城管对它突击摧毁的抢眼画面。她用心观察了几天，没等到城管，倒是亲眼目睹了一起凶杀案。镜头里凶手正举刀追杀一个人，在场的、穿着警服的、削瘦的民警却没有出面制止，反而躲到肉案板下面的狗洞里。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肥胖的妇女朝凶手高喊“住手”。凶手一愣，似乎真的住手，被追赶的那个人趁机逃了。待凶手回头时，发现了躲在肉案板下面的警察，挥刀便向他砍去，那妇女冲上去夺刀，与歹徒搏斗了几个回合后牺牲。

报纸上说这位妇女因“遇到拦路抢劫”“被人捅死”，“警方正在寻找目击者”。目击者吴媚因没有出面举证而良心不安，她决定找到那个胆小的警察。事情就这么巧，她外出采访时看到一个男人正在对躺在地上的老人施救。他不惧老人的呕吐物，对老人进行嘴对嘴人工呼吸。等到看清那个好心人时，吴媚才发现正是她努力寻找的警察——刘秋生。她当众掮了他一耳光以解心头之恨，抱着老人的刘秋生並没有还手，还对她说“对不起”，因为他心里有愧。在医院里，吴媚听急诊部主任说，这个老人是刘秋生救的第6个，刘秋生还有个患白血病的女儿朵朵正在医院12楼住院。朵朵爱爸爸，爸爸更爱朵朵。爸爸经常为朵朵输血，还鼓励她坚强地活下来。

原来刘秋生没有与犯罪分子进行殊死搏斗，不是贪生怕死，苟活着是想用自己的血延长女儿的生命。再说，身体虚弱的他根本就不是歹徒的对手。可是，自从那事发生之后，他羞愧不已，再也没有脸穿警服……小说不知不觉转向了灵魂叙事，书写人性深度。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胡雪梅已具有超越故事之上的视角与关怀。

后来，朵朵走了，刘秋生从12楼跳楼自尽了。这个警察形象让我“刻骨铭心”。刘秋生的忏悔意识不言而喻，“小我”与“大我”在其内心的搏斗就是一颗“受难的灵魂”（胡风语）。刘秋生这个警察形象不是用好坏、善恶、美丑可以界定的，他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正如狄德罗所言：“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並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扉页题记有这样一段话：“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因此，我们说刘秋生身上的英雄情结、警察意识依然熠熠生辉。作家胡雪梅真正写到了人民警察的内心深处，刘秋生这个警察形象鲜活生动，堪称“这一个”。

如果把此小说与文首所列作品两相对照，我们会发现后者普遍具有神性书写偏多，过于彰显人民警察“崇高”“伟岸”等品格，人性书写偏少，意识形态宣扬过于直露等缺失。所以，我说，对公安作家而言，有分寸地拿捏好公安题材小说的神性与人性的百分比是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