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贝克特以一曲现世和精神的双重悲歌，揭开了时代和社会的病症。他深邃的眼睛看到了人类的两难困境：荒诞——现世的绝境，等待——精神的塌陷。

[关键词]贝克特：《等待戈多》

荒诞派戏剧不追求和依赖能够满足观众观赏期待的戏剧手段，它消解情节，不赋予人物形象以鲜明的个性，取消对白的条理和逻辑性，抛弃了“以高度明晰和合乎逻辑进行说理的”传统戏剧形式。但是，如果仅仅追求的是形式上的新颖出奇和叛逆，荒诞派戏剧不会取得以后的成就。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诞生的荒诞派戏剧，它的背后必定蕴含着“剧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的感受”。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是该派戏剧的代表剧作之一，本文试对其进行探析，以窥视该剧背后的深刻内涵。

一、荒诞——现世的悲歌

第一，我们来看该剧有关舞台布景的提示。第一幕：“乡间的一条小路。一棵树。黄昏。”第二幕——“同一时问。同一地点。”

黄昏，这是时间。整部剧从未曝于阳光之下，也未陷于整片的黑暗中，一切都展现在夜暗之前，落日残阳，将暗不暗之时。而场景：一条荒芜的乡间小径不知伸向何处、何方，枯朽的树孤立于苍白低压的天空之下。利用灯光、环境、舞台布景的设计，剧作家营造出了这一贯穿全剧的情境，孤寂、沉闷、压抑，舞台上的一切都没有生气，但又是将暗不暗、将死未死的。

第二，来看这一情境下发生的主要事件，第一幕——两个流浪汉，百无聊赖地等待、等待。第二幕一同上。

等待，这是全剧的状态。这样一种被动状态被剧作家表现到极致，等待的对象总是“今天不来明天一定来”，导致等待者永远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徘徊，就像夜永远没有降临一样，希望也始终没有被捅破变成绝望。两幕剧的最后都是这样一段对话，“嗯？咱们走不走？”“好的，咱们走吧。”但是舞台提示都是：他们站着不动。等待的状态依旧持续，两位流浪汉的心理状态永远是将绝未绝。

第三，来看无止尽的等待状态下人物的行动：第一幕——用脱靴穿靴、脱帽戴帽等百无聊赖的动作以及语无伦次的对话来消磨时间；第二幕——同上。

消磨时间，这是两个流浪汉所有行为的目的。既然目的是消磨时间，那么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不带有任何意义。语无伦次的对话、各种滑稽的行为动作、甚至后来的上吊，一切都只是消遣。时间在这里变得没有意义，今天就是明天，就是任何时候的任何一天。对于时间意义的消解就是对生命意义的消解，因为生命总是呈现出一种搏斗的姿态，和时间，和死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两位流浪汉呈现出的是种非死非生的生命状态。

纵观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剧作家通过舞台氛围的营造、被动的等待状态、以及人物百无聊赖的行为动作，展现出了三种极度统一的状态，那就是，生存环境的将死未死，希望的将绝未绝、生存状态的非死非生。这三种状态叠加在一起，有一种末日之感，世界半死不活，人生没有意义。这不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满目疮痍的现实世界的缩影？不正是无路可走的人们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的实质性写照？作者契合地传达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传达出了一种普遍的心理体验，那就是——荒诞。

荒诞它不仅是通常我们所讲的荒唐、不真实、不符合情理。荒诞派的代表剧作家之一尤内斯库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荒诞是缺乏目的……切断了他的宗教的、形而上的、超验的根基，人迷失了，他的一切行为都变得无意义、没有用处。”也就是说，荒诞感它首先源于“上帝死了”之后人们的信仰失落。加缪对该词也有表述：“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是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沉默之间的对立。”和刚才的超验根基相比较，身为无神论存在主义代表人物的加缪，他着重的是现世世界对人的漠然。一方面，没有超验的上帝和彼岸的天堂给予受难的民众以祈望；另一方面，战争摧毁了世界，也摧毁了人们对人性、理性的绝对信念。于是，人们开始彷徨，在一个无所适从的世界里煎熬，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上，都成了无所依托的流浪汉。生活变得没有意义，人生只是一场消磨时间、消磨生命的无聊游戏。

《二十世纪法国戏剧》中这样写到，“荒诞派戏剧可以说是一种寓言的戏剧，一种以貌似怪诞滑稽、实质蕴涵悲剧，甚至超越悲剧的悲剧”。而《等待戈多》正是这众多寓言奇葩中的一朵，它唱响了荒诞这一整个时代的悲剧主题。

二、等待——精神的哀歌

剧中的两个流浪汉戈戈和狄狄终日等待着戈多的到来，等待的结果总是“戈多今天不来，明天一定来”，于是他们继续等待。这让人联想到神话中的西绪福斯，后者不断地将巨石推到山顶，而石头因为自身的重量又会滚下去。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日复一日地继续着“无效无望”的工作。因此，有评论将《等待戈多》称为“等待的西绪福斯神话”。我并不赞同这一点。的确，他们都为着一个无望的最终目标而行动。但是，两者的行为动机、态度、目的却完全不一样，因此便具有截然相反的意义。

从行为动机上来看，两个流浪汉是为了得到拯救，剧中有着这样的对话：“他要是来了呢？”“那咱们就得救啦”。也就是说，等待只是急于想摆脱的状态。戈戈和狄狄盼着戈多的到来，因为这意味着等待的结束，他们的解脱。这样的行为动机就决定了在实际过程中，两个流浪汉采取了一切可以消磨时间的方法，来给自己在等待过程中产生的痛苦止痛。

而对于西绪福斯来说，推石上山则并不是为了得到神的宽恕，他是以一种主动承担的态度，来消解诸神对他的惩罚。实际在他的眼里，“无望无效”的行动并不是真的无望无效，因为在无望的行动中，他实现了反抗：在痛苦中，他获得了某种尊严和价值，他超出了他自己的命运。加缪说：“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总之，前者被动忍受，后者主动承受；前者在消磨中不断地止痛，后者则在痛苦中超越了行为本身。两个流浪汉躲在虚妄的希望里消磨时间，那是生命的悲哀；西绪福斯则以他铁的臂膀、不屈的意志，彰显了生命的悲壮。所以，等待戈多并不是一出“等待的西绪福斯神话”，实际上，它唱响的是一曲精神的哀歌。

在戈戈和狄狄长久等待的身影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自身的困境。战火焚毁了现世的世界，更是摧毁了人们以理性、科学、正义等重新建立起来的精神信念。人们再也无法拥有西绪福斯的勇敢与坚持，在迷茫、焦灼、痛苦之下，许多人转而去祈求上帝的复活，来拯救这个混乱的时代和社会。

戈多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又在祈求一个高于人、外在于人的东西来拯救他们，用剧中人物的话来说就是，“拴住”，把你的命运“拴在你等的那个人身上”。而人类自身再次落到了深渊之中，放弃了自己的命运，落到了及其卑微的境地。剧中多次出现了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动作——趴着。人类甚至开始丧失这个区别人类和物类的最基本的站立姿态。正如马丁·艾斯林所说，“戈多很可能变成萨特所谓的“坏信仰”那种东西的一个形象，“坏信仰的第一个行为就是逃避人所不能逃避的东西，逃避人所是的东西”。贝克特不仅否定了“等待”的意义，更是否定了“戈多”的意义。

“《等待戈多》没有讲述一个故事，它探索的是一种处境”。这种处境就是世界的荒诞、人的生存状态的荒诞。贝克特以一曲现世和精神的双重悲歌，揭开了时代和社会的病症。他深邃的眼睛看到了人类的两难困境：荒诞——现世的绝境，和等待——精神的塌陷。作为个人，他无法给身处困境的人们寻求到良方，但是通过他笔下的人物之口，他寄予了未来的人一种期望，弗拉季米尔说，“必须让他重新习惯站起来”，波卓说，“我们就等着，一直等到能够爬起来为止。随后我们重新上路。走！

作者简介：刘盛南，扬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