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娟

[摘要]张爱玲小说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其心理几乎都是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她们对生活、对感情也曾有过美好的憧憬，但因为残酷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存在差距，使其心灵受到了巨大冲击，在极度沮丧失落之余，她们的心理发生逆转。在《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中，葛薇龙、白流苏、曹七巧等女性生存的尴尬，生存的孤独，生存的悲哀成为张爱玲笔下女性生存状态的历历见证，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张爱玲；生存状态；悲剧色彩

张爱玲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于1943年5月在《紫罗兰》杂志发表后，在上海引起巨大轰动，并帮助她顺利出道。而她的成名作则是1943年9月至10月发表的中篇小说《倾城之恋》。随后，她的另外一部中篇小说《金锁记》也于《杂志》上分两期发表。在这三部作品中，张爱玲对女性命运极为关注，尤其是其笔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她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交融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葛薇龙、白流苏、曹七巧等，并通过她们缺乏独立意识的卑弱表现，让人看到这些可悲女子陷于用金钱编织的罗网而不能自拔的悲惨命运。

一、生存的尴尬

张爱玲作为海派作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她用一种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念来体现人生，但其笔下，包括整个海派作家的笔下都没有站立起来一个具有自主人格的新人形象。真可谓：“人在生存面前是很难硬气的”。张爱玲曾经说过的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睡袍，里面爬满了虱子。”在这里她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生存的尴尬与矛盾。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在生存面前表现出来的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甚至病态，恰是生活的真实，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莫名危机感。然而这一切都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其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她说：“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如果必须有接触，也是斤斤较量，没有一点容让，总要个恩怨分明。”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她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她们在生存这一欲望的挤压下使物欲、情欲、性欲变的污秽不堪，把人与人之间本应和谐的关系置于在了“爬满了虱子”的尴尬境地。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女主人公葛薇龙原本是一个纯洁而富个性的女学生。由于家境贫穷，不得不违拗地向生活腐落的富孀姑母求助。为了能得到姑母金钱上的资助，她坚信自己可以“出於泥而不染”。但是当姑妈为她张开物欲的大网，向她展示壁橱里那为她量身定做的衣服时，她便飘飘荡荡，心旷神怡了。金钱的光芒和洋场的轻歌曼舞抹去了她身上纯洁的感情。而当遇到乔琪乔后，她的防守底线彻底崩溃了，为了这一厢情愿的爱，她用虚幻的爱情麻醉着自己，牺牲了自由、自尊和人格，苟且舔食着犹如朝露般的所谓“爱情”，最终“自愿的”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乔。从客观上看，是荒淫无耻的姑母拖她下水致使她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但事实上真正需要对她的悲剧命运负责的仍是她自己，她对嫁人的美好憧憬与残酷现实的差距使其倍感尴尬。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生存，一生都在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锁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她也曾向往正常健康的爱，却被她大哥买断；她在姜家也曾有过爱的挣扎，但被小叔子拒绝了。而在得到财产之后，她心痛而又决绝地拒绝小叔子的示爱。这又充分说明，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扭曲、摧残，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她就这样为了生存处在“生”与“死”的尴尬边缘，她为了生存而放弃了生命中应有的生存的血液，她守住的也不过是生存的骨骼，甚至更少。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她把所有的钱都用来贴补娘家家用，却终日被兄嫂冷嘲热讽。当遇到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的范柳原后，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她从父亲那里遗传的那股子赌徒劲儿发作了，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二十八岁的青春”，再赌上一把，以致她远赴香港去捕捉她的“爱情”。但是她的生活却处在尴尬的狭缝里，当徐太太已在跑马地租下了房子而她与范柳原的关系还没有明确的时候，她尴尬；当别人都喊她“范太太”时，她尴尬；她回不得家乡，只有做范柳原的情人，她尴尬。香港的陷落虽然成全了她的婚姻，而范柳原却“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人的女人听”，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流苏的失意得意，始终是都是难堪的。

二、生存的孤独

张爱玲无力地注视着倾城的故事尾巴被炸掉，怅惘是流苏的，也是作家本人的。这种意识来自她早年的生活经历，来自没落之家的后裔莫名的失落感，来自对“乱世”的感怀。于是，我们除了看见一个在街市上流连忘返，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和喜悦的张爱玲之外，还经常看见一个在高楼上独自凭栏，满怀惆怅，或是一个在小室里孤灯独坐，黯然神伤的张爱玲。显赫的门第，并没有使张爱玲享受到昔日的荣华，而留给她的记忆却是破碎，是苍凉，是屈辱。父亲吸大烟、纳妓为妾，父母离异。心灵的创伤，使她看透了亲情的脆弱。和浪荡才子胡兰成婚姻的失败，更使得她对天长地久的爱隋抱以怀疑的态度，爱也不过是生存的调味品。所以当你在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系列的阅读时，你会发现：在它“漫画式”的笔调下所描绘出来的是现代都市里本性受到冲击下的女性的反抗和妥协，展现了她们迷茫与孤独。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写薇龙在第一次拜访姑母的回去的路上，有这样一段描写：“薇龙向东走，越走，那月亮越白，越晶亮，仿佛是一头肥胸脯的白凤凰，栖在路的转弯处，在树桠叉里做了窠。越走越觉得月亮就在前头树深处，走到了，月亮便没有了”。这段描写是象征性的，那个越白越晶亮的月亮当然正象征着葛薇龙的人生，月亮的白和晶亮不仅给人以视觉冲击而且由此产生一种虚化的无法把握的令人暗自惊悸颤栗的对于人生那种又荒谬又盲目向往，而却无从抓住的无奈无助凄凉而又孤独的心理感受，突出人生的暗淡和荒谬。

《金锁记》中曹七巧一生的追求，一生唯一指望得到的就是黄金。为了黄金，嫉妒妯娌，跟兄嫂闹架；为了黄金，她拒绝了十年后站在她面前诉说衷肠的季泽，而她生命中唯一的一个男人——她的儿子，也在她恶毒的嘲笑与疯狂的报复中，一步步走向了情感的地狱。最后导致“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至亲骨肉都被她沉重的枷角“劈杀”了，连她心爱的男人也跟她“仇人似的”；甚至把她的惨史写成故事，也还得被不相干的读者义愤填膺地咒骂几句。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更孤独的？

《倾城之恋》在的白流苏为了摆脱生存的危机，认为最好的途径便是婚姻。她凭着残存的青春和美貌，在见到别人给妹妹介绍的男朋友范柳原时，她抛开顾虑，去勾引范柳原。并且在与范柳原的较量中受尽委屈，完全丧失了作为女性的自尊。如果不香港之战的爆发，流苏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作为范柳原长期的情妇。流苏费尽心机，最终虽赢得了一个受人尊敬羡慕的富翁太太的地位。但更多的却是空荡荡的惆怅。她努力抓住了婚姻，在与现实的较量中她赢了，她赢得了物质生存的保障，却丢失了自我。并由此沦为生存的精神空虚者。她在巴尔士顿的自己的房子里经历战争的独特感受：“屋子里是空的，心里是空的，家里没置办米粮，因此肚子里也是空的”，这终究是因为她的“心”是孤独的。

三、生存的悲哀

张爱玲对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她曾说“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她特别喜爱《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谐老”的诗句，称其是一首悲哀的诗。由此可见，她的人生态度是何等的肯定。然而，尽管肯定，里面仍然沉淀着浓稠的忧患意识，她清醒地意识到人生的残缺，生存的悲哀。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仅在姑母家呆了三个月，止不住的物质欲望使她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也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却如她姑妈所说：“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抵抗不了物欲的诱惑，还是留下来了。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乃至人格的丧失，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受黄金驱使的幽灵，变态自虐又恣意虐人的女性，由于在婆家长期遭受人格上的侮辱、情感上的挫折和情欲上的压抑，人性严重扭曲，变得乖戾、暴躁刻毒。分家之后，七巧把为了钱而主动向她示爱的小叔子季泽大骂出去。她嫉妒儿子和媳妇的亲热，要新婚不久的儿子为她烧两个通宵的烟泡，并诱使儿子说出房中“秘闻”，还在牌桌上“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地散布。对儿媳妇百般挑剔，最终将媳妇折磨至死。对女儿长安更加恶毒，她当着女儿男友的面说：“她还要再抽几筒就下来了。”活活断送了女儿的婚姻。在她的生命中，只有生存，只有生存需要依仗的金钱。至于爱，不管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都是那样遥远，它被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远远地阻隔在外，永远也无法触摸。曹七巧是女性在金钱和情感的夹缝里生长出来的典型代表。

《倾城之恋》中流苏与家人们的争斗，与范柳原的争斗全是生存意义上的争斗，全是为“活着”的争斗。流苏在三哥四嫂的无情挖苦下，不得不离开了家，去寻找一个糊口的生存之路。因此她想拴住范柳原，不是为了感情，而是为了生存，为了活着。亲情的危机使她感到了生存的危机，生存的危机又使她淡漠了亲情，当范柳原说等回到上海请亲戚朋友把他们的婚礼大张旗鼓地办一下时，流苏的反应是：“呸，他们也配”，并且“说着，嗤地笑了出来”，当她想到以她为榜样而与四哥离了婚的四嫂时“她微笑了”，如此种种，这着实让人感到悲哀。然而更让人悲哀的是她的选择竟成了许多人的榜样，她们也希冀有一次她这样的“成功”。我们不难看到，在她们的眼里拥有坚强的经济依靠就有了爱情，有了一切。生存的悲哀令人痛惜！

张爱玲笔下塑造了许多形形色色、有血有肉的女子形象。她们有着有截然不同的个性与经历，有着各自不同的悲剧命运，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她们的痛苦。在她的作品中女人的爱是浅面的，“谋生”才是“爱”的本质，使得女性远离“人道”而趋近“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