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成 甘 晖

(1.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100871;2.福建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经济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建设的全过程。将环境、社会(包含经济维度)作为一个系统即“环境社会系统”来进行研究，有助于丰富并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并有望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国外关于此系统名称的提法有多种，比如社会 －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1］、环境社会系统(Environmental-social system)［2］、复合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3］、人与环境系统(Human-environment system)［4］等。本文除直译外，其它主要使用“环境社会系统”这一提法。这类研究尽管意义重大，但由于需要多学科的参与和集成，因此难度较大，目前尚处于探索期，还不成熟。本文结合国外此领域的相关进展，本文重点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归纳。

1 共同演化

共同演化(co-evolution)，由两物种之间的演化扩展到物种适应其生物和物理环境的各种特点时产生的演化［5］，其意义在于它将演化生物学和生态学联系起来。演化的思想已经成为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6］。

目前，共同演化的概念已经从生态学扩展至不同种族基因、文化变迁领域［3，7，8］。虽然关于达尔文的进化的基本观点能扩展到社会、经济的哪些具体领域及其使用界限仍是目前的争论焦点之一，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社会、文化演化过程和自然进化过程都有其自身机制，且存在重要的、根本性的差异［5］。Norgaard［5，9，10］提出并初步发展了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互相影响、共同演化的思想: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是共同演化的，前者影响了后者的文化、价值、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组织，后者也对环境系统产生影响并体现了环境系统的特点。

文化演化的过程是指从宏观、微观层面包含人群在内的各种系统的变化。其方式主要有:通过大规模的生物物理影响;通过有意识地设计文化产品和过程作为选择力量;故意“操控”基因信息［5］。而自然演化又会在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强度影响文化演化。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文化与自然共同演化的特点及其与技术和社会组织的联系，以便理解人类的文化如何影响演化的过程和规律，知晓人类的生物性未来［5，11］。

Holling［8］把“pan”和“hierarchy”合成为“panarchy”，暗示了系统演化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可预期的变化;并通过适应性循环(adaptive cycle)这一概念模型描述了系统的发展、病态和毁灭等不同阶段中主体的状态特征。IPCC的一份报告［12］认为，为了理解社会、制度、技术的演化过程，必须解决以下问题:对新的行为、制度、社会或文化模式的研究;对那些已经发现的(规律)进行试验;使用各种方法选择“合适的”或“可取的”变化;使用各种方法普及并固定已经选择的变化。农业共同演化的研究认为，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是共同演化而非动态平衡，行为的驱动因素可能随时间演化［13－15］。

当前，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压力。开展环境社会系统演化的动因、机制、途径等方面的研究，对不同区域迈向生态文明，实现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

2 方法论研究

社会系统、自然系统、众多人造物都具有整体涌现性，因此需要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这不仅需要生态学的参与，还需要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技术)的参与［3，4，16，17］。

研究一个系统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系统、子系统、包含两个或以上子系统组成的体系，即suprasystem［8］。层次理论是理解和处理复合分级系统的一种整体性方法;具有等级结构的集成系统比不具有等级结构的、且包含与前者相同元素的集成系统演化得快，还具有更好的恢复力(resilience)［6］。

社会－生态系统具有新的、复合的模式与过程，包括具有阈值的非线性动力学、互相影响的反馈回路、时滞、恢复力、异质性、意外、遗留效应、协同作用等［18］。反馈过程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典型特征之一，通过反馈机制导致的持续的交互作用可能使得复合系统远离平衡［6，18，19］。社会－生态系统是自组织的，个体与系统之间的反馈有可能成为理解制度变革得以产生以及变革结果得以维系的原因［20，21］。系统中的因果关系常常是复合而非线性的;在联系链条中的各个要素中，因果关系可能是循链而动，也可能是跳跃的［17］。

就系统优化的方法而言，Ostrom认为〔22〕:环境社会系统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背后的概念结构是一幅崎岖不平、有着众多“山巅”和“山谷”的图景。如果一旦发现了某些山巅就简单地把潜在的解决方案急剧地减少到几个“优化的”策略，往往不足以形成富有成效的解决方案，而且，任何提高某个子系统的适应优化程度的过程很可能对提高整个系统的恢复力是不利的［3，22］。在短期内有利于应对全球性变化的治理策略在长期可能是有害的［23］。

在不同学科中，对系统的范围的定义和使用存在差异;在环境社会系统的研究中，倚靠关于范围的某种单一视角是不够的［4］，科学研究应该是和实际应用混合在一起而非分离的［17］。

Edward B Barbier［24］认为，必须发展新的方法以获得生态系统提供各种生态服务的价格。MA［25］使用权衡分析(tradeoff analysis)确定生态服务的价值。Carpenter等［17］认为，在一个相对同质的、博识的社区中使用权衡分析方法，社区容易做出权衡得当的决定，损失容易被补偿。

环境社会系统的复合性特点，决定了其研究必须运用多种方法。就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最重要的应该是运用整体性的方法从宏观上认识、把握环境社会系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系统各元素、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包括研究系统物质流、能量流、意识流的方法。研究过程中，定性方法必不可少，而定量方法仍需要较长时间的发展。

3 多样性研究

研究认为，基因、物种、多样性正快速下降，景观日趋同质［17，25］。此外，文化(制度)多样性也占有重要地位。

文化多样性提供了多种知识体系和视角以满足多种社会目标;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文化多样性锐减［26］。虽然文化多样性在短期也可能降低公众生活的参与程度(例如投票、志愿行为、邻里信任)［27］;但它为人类社会适应环境变化提供了多种选择空间。在多样性基础上，通过实验、创新、知识分享等过程的社会学习，是在人的维度上建构适应能力和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核心过程［26］。由于各地的自然、社会条件的差异，因此不存在适合任何情况的单一制度安排［22，26］。这暗示着在提供环境资源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文化多样性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系统的记忆来自个体和制度的多样性，这些对形成应对变化的系统、构建恢复力、应对意外都是至关重要的［28，29］。地方性的生态知识和实践是有益的［30］。

地区的差异性决定了开展环境社会系统研究必须尊重多样性特点。特别是在开展政策研究、实证研究时，必须充分考虑、利用当地的知识和文化。

4 模型研究

Anderies等［31］设计了一个用于分析社会－生态系统鲁棒性(robustness)的框架。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鲁棒性高(低)的系统的效率通常低(高);但是当遇到外部变化或内部压力时，前者效率下降速度会比后者慢。鲁棒性和恢复力具有类似之处。区别在于，鲁棒性是通过表现来定义的，相对容易量化;而恢复力则是指在多大的变化或破坏性的力量作用下系统能保持不变，因此，难以量化。

Monticino等［32］使用多主体模型分析了人类－环境耦合系统对林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土地价格以及土地所有者对土地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是土地利用变化的首要驱动因素。

Grant等［33］把自然－人类耦合系统中的人类系统分为6个子系统，其中的经济、政治、法律3个子系统又和环境系统相联系。通过模拟运行认为，在环境系统和法律子系统没有联系的情况下会发生公地的悲剧。

IPCC的报告提出，由于评估社会、文化和制度变化在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作用是困难的，除了在情景分析中以外，当前的知识不允许人类以刚性的、定量的方式来处理社会、文化和制度因素［12］。与此类似，千禧年生态系统评价主要通过陈述相关的科学共识来评价不确定性;只在少数情况下使用严格的定量方法［17，25］。

Carpenter等［17］认为，社会－生态系统中集成的、定量的模型并不和已有的概念和定性模型相称。已有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模型都是用来处理特定的部门(如农业)或特定的交叉领域(如土地利用变化)，而对社会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阈值的交互作用的研究很少。涉及演化的数学模型的局限性较大，从模型中得出的结果往往少于定性分析［5］。

在建构定量模型或运用定量模型计算时，采取近似的方式模拟真实世界是不可或缺的过程。由于环境社会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特点，近似难免导致失真，引起“蝴蝶效应”。因此，一方面应更好地从整体的、定性的角度把握环境社会系统，审慎看待定量模型研究结果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为尽量避免遗漏重要的因子，有必要在更宽的范围内考虑可能存在的影响环境社会系统因素。

5 案例研究

Ostrom［22］建构了一个包括8个(一级)变量和若干二级子变量的体系，并用它定性分析了公地悲剧寓言，比较了“流寇”(Roveing Bandits)和“坐寇”(Harbor Gangs)的区别。“流寇”是“打一枪换个地方”，彼此又独立决策，其造成的后果类似于公地悲剧。“坐寇”根扎于当地社区，建立了可信的规范，可能有利于资源的持续利用。

Lichtenberg等［13］的调查验证了具有不好的健康体验的农民倾向于采取防护措施的假设，并发现这类农民也倾向于更少地使用杀虫剂。具有不好健康体验的农民包括三类:自己有过、家人有过、知道其他人有过。

Adger等［28］通过分析应对和适应飓风的案例，发现社会－生态系统的许多元素和行动都与人的主体性相关。具体表现为:受灾程度通常和政府干预或非正式制度对海岸生态系统的利用规制有关;提高应对灾难恢复力的网络和制度也可以缓冲未来的灾害;有效的、多层次政府治理系统在构建适应能力方面十分重要的;由于人类可能对有益于恢复力的要素认识不足，从而导致这些要素被破坏而未采取保护措施;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可能有多种机制来应对变化和危机。例如，生物多样性、功能冗余、空间模式都可以影响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灾难性的变化之后，先前的系统的残余部分(remnant，又称memory)成为新的社会－生态系统更新和再组织的基础。

许多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正在下降。为了维持和提高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需要地方性的生态知识(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和实践。Stephan等［34］研究了与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管理实践相关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并调查了生态实践、知识、经验是如何被保留和传播的。关于瑞典市民园地的研究认为(市民园地的含义可以参看文献［35］中说明)，生态实践和知识是通过模仿、口口相传、集体仪式、习惯、人造物(文字等)、隐喻、制度等保留和传播的。此外，通过媒体、市场、社会网络、合作组织、法律结构等方式或媒介，社会环境也为生态实践和知识的保留与传播提供支持［34］。

Olsson等［36］以瑞典南部的湿地景观治理为案例，分析了环境社会系统转型背后的自组织机制。在当地各种管护组织和当地政府察觉到地区性的文化和生态价值受到威胁之后，引发了自组织的适应性共管(comanagement)过程。这个转变包括三个阶段:让系统为变化做好准备;抓住机会窗口;建立新的期望状态的社会－生态恢复力。

Rescia等［37］通过分析过去45年Picos de Europa地区的环境管理经验，认为:在保护景观和实现其他目标时，经济激励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同时，为了使得激励得以成功，也必须考虑到许多社会因素。此外，在设计、执行保护和发展策略时让目标人群参与是十分重要的。

Janssen等［38］做了更接近于真实世界的实验。他们把参试人员分成人数相等的小组，分别采取一阶段交流或惩罚而另一阶段既不能交流也不能惩罚的方式进行对照实验。研究表明，除非配合以交流，否则对过度使用公共资源的惩罚则是无益的。

Liu等［18］对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6个案例研究显示，人与自然耦合系统具有新的、复合的模式与过程，并具有系统学的特征。如果由社会科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分开研究这些系统，是不容易发现这些模式与过程的。人与自然系统耦合的动力学受到许多因素影响，且随着空间、时间和组织单元而变，包括政府政策和本地情势。

案例和理论研究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一方面，可以运用现有的环境社会系统理论分析案例解释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不断发掘整理新的案例可以丰富和发展理论。

(编辑:徐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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