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帆

1979年，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上，美国气象学家、混沌理论之父爱德华·诺顿·罗伦兹(Edward Norton Lorenz，1917—2008)发表演讲:“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会在得克萨斯引起龙卷风吗?”他认为，“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会使更多蝴蝶跟着一起振翅，会对周围的大气系统产生一些作用，这些作用会不断地被放大，结果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在美国德州发生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因此得名。“蝴蝶效应”最初比喻的是:长时期大范围天气预报往往会因一点点微小的因素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微小的偏差是难以避免的，从而使长期天气预报具有不可预测性或不准确性。“广义的蝴蝶效应”已不限于天气预报，而是一切复杂系统对初值极为敏感性的代名词或同义语，其含义是:对于一切复杂系统，在一定的“阈值条件”下，其长时期大范围的未来行为，对初始条件数值的微小变动或偏差极为敏感，即初值稍有变动或偏差，将导致未来前景的巨大差异，这往往是难以预测的，或者说带有一定的随机性。

2011年5月18 日，昆曲艺术迎来了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初名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0 周年的纪念日。在此之前55年的5月1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昆曲艺术的发展与以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这55年，特别是“申遗”成功后的10年在近百年的昆曲传承历程中，无疑是现代曲学昌明的重要表现阶段。当然，促成这一积极现象的因素很多，但假如追根溯源，也不难发现其最初的产生机制十分微小，甚至也可以套用“广义的蝴蝶效应”来分析。

昆曲作为一门艺术走向衰微，有人认为是从乾隆后期“花雅之争”开始，也有人认为是从光绪中后期“京剧”的定名前后开始，无论如何，百年前，随着清王朝统治者——之前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昆曲艺术最大最强的消费者——的不复存在，无论是昆曲的演出班社还是从业人员，从数量上都可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这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经典《礼记·经解》中记载:“《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昆曲艺术的生存状况到了清末民初这个历史最低点，同时也接近了现代曲学昌明“慎始”的起点，或者说，“蝴蝶”要准备“振翅”了。笔者试图从此开始简单勾勒一下之后发生的相关历史事件。

从哪里说起呢?从一件小小的事情说起吧。

1904年8月17 日，广和楼贴演《天河配》，以擅演“曲子”出名的四喜班班主梅巧龄11 岁的孙子梅兰芳，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登台，串演昆曲《长生殿·密誓》中的织女，由于年龄太小，他需要被蒙师吴菱仙先生抱着登上“鹊桥”。

1914年，吴梅 (1884—1939)开始撰著《顾曲麈谈》，并开始在上海的《小说月报》连载。

1915年，梅兰芳在向陈德霖、乔蕙兰、李寿山、陈嘉梁等前辈系统学习昆曲艺术两年后的本年，在吉祥戏院先后首演了昆曲《金山寺》《佳期》《拷红》《风筝误》，以及他个人第一部载歌载舞的古装新戏《嫦娥奔月》。

1916年12月，吴梅的《顾曲麈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1917年1月，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务，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因为在书摊上看到了吴梅的《顾曲麈谈》，因而在9月聘请吴梅到北大国文系开坛专门讲授曲学。在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大背景下，与蔡校长同一时期聘请的国学门教授辜鸿铭、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等人相比，请一位来自苏州的吴梅先生开一两门带笛子进教室的课程，是不足为奇的事。同时，按照梅兰芳的说法，“我先从北京唱开了昆曲，观众看了并不讨厌。每次叫座的成绩，往往超过我的预计之外。舆论上也都用很好的批评来鼓励我。这一来引起了社会上多数人的注意，有两个大学里面，还增加了研究南北曲的一门课程，聘请专家去教授”［1］318。同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生、尚未成家的陈中凡(1888—1982)留校任教，与未带家眷到京的吴梅比邻而居，结成曲友。许之衡 (1877—1935)、任中敏 (1897—1991)、俞平伯(1900—1990)等在此期间从吴梅研治词曲。吴梅在京任教期间，不仅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表演艺术家，还收集到大批的书籍、资料。这一切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18年1月13 日，高阳昆弋班荣庆社首次进京，在鲜鱼口天乐茶园演出。因为“旧直隶省的高阳县本有昆弋班。北京的戏班瞧我(笔者按:指梅兰芳)演出昆曲的成绩还不错，就在民国七年间，把好些昆弋班里的老艺人都邀到北京来组班了。……陈荣会、王益友、侯益隆、陶显庭、郝振基、韩世昌、白云生……组织的荣庆社是在天乐茶园”，“……天乐的荣庆社常卖满堂，营业非常发达［1］319”。北京大学的师生自此不仅有了研究曲学的理论阵地，同时也有了实践观摩的绝佳基地，蔡元培校长身体力行，经常前往欣赏荣庆社的演出，并提倡“宁捧昆，不捧坤”。

同年夏，吴梅在大栅栏杏花村饭馆正式收韩世昌为徒，会同赵子敬向韩世昌悉心传艺。10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四号“戏剧改良专号”发行，引发对中国传统戏剧艺术价值的“旧剧论争”，吴梅并未参与讨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2月11 日，当红的韩世昌随荣庆社首次到上海演出，在丹桂第一台连演三天昆剧折子戏［2］，好评如潮，在江南士林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使得“南昆沉寂的市场，竟借着北昆的势头拉动起来”［3］。同年，中学时就从老师刘子庚先生处听说吴梅大名的钱南扬(1899—1987)，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求学，两年预科后立志治曲。后经刘子庚引荐，投师吴梅门墙。［4］

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嘉兴等地召开，参会代表13 人，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同光以下，苏州—江南这片昆曲乡梓之地“大雅之声”的正昆班社急遽衰落，至此已近绝响。是年夏秋之际，张紫东、徐镜清、孙咏雩、贝晋眉、潘震霄、徐凌云、汪鼎丞、穆藕初、张石如、谢绳祖、吴梅等十几位苏州、上海社会士绅界曲家，于苏州桃花坞五亩园创办成立昆剧传习所。

同年秋，国立东南大学在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师即在其原址建立)优秀毕业生、苏籍学者陈中凡被聘为东南大学国文系首任系主任。

1922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吴梅因感于时局与思乡之情，欣然应陈中凡之聘，辞去北大教职，暑期之后，南下赴东南大学任教。同年，卢前(1905—1951)以“特别生”名义被东南大学国文系录取，得以投入吴梅门下。自此吴梅终身任教于江南各大学，传授曲学。唐圭璋 (1901—1990)、赵景深 (1902—1985)、浦江清 (1904—1957)、王季思 (1906—1996)、汪经昌 (1911—1985)、万云骏 (1910—1994)、程千帆 (1913—2000)等先后在此期间从吴梅问学。

1924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后来被称为“传字辈”的)学员于本年5月23 日在上海笑舞台“汇报演出”始，之后的十数年间组织“新乐府”、“仙霓社”献艺上海、苏州，盛誉洋溢，被誉为“昆界之模范，艺术之曙光”。同时，以上海“昆曲保存社”、苏州“道和曲社”为代表的曲友活动大为活跃。时人以为昆曲“大有中兴气象”。

1928年，吴梅亲自写信给时任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中凡，推荐从东南大学毕业的王季思到该校任教，从而使得王季思从此走上学术研究的职业道路。王季思中年以后，在中山大学设帐，开创了岭南一脉的曲学传统。

1934年2月，上海昆曲保存社会串演三天，俞振飞和梅兰芳第一天合演《牡丹亭·游园惊梦》，第二天合演《白蛇传·断桥》，第三天合演《南柯记·瑶台》，观众轰动，盛况空前。

1936年，曾以“轻歌曼舞之妙，鲜花着锦之盛”得誉十数年的昆剧传习所“传字班”，在日寇入侵、社会动乱的情况下，终如昙花一现，难以维持。丑脚王传淞迫于生计，应苏滩名艺人朱国梁邀请，参与正在上海“大世界”的苏滩“国风社”，当时刊登的演出广告中署名“王绶松”。［5］191

1939年，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教授吴梅随学生李一平西迁内地，病逝云南。

1942年，“传字辈”师兄弟组织的昆曲班社“仙霓社”正式报散。

1943年，在王传淞引荐下，“传字辈”巾生演员周传瑛搭入“国风苏剧团”(原苏滩“国风社”)，在朱国梁的支持下，使正昆舞台演出依附苏剧，衰而不绝，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50年代。［5］191-125

1945年8月15 日，日本国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宣告胜利。10月，息影舞台8年的梅兰芳，剃须复出，在上海兰心剧场试演后，于美琪大戏院正式公演，与俞振飞合作演出《断桥》、《游园惊梦》等剧目，继续传承昆台演出，同台演出的演员大部分为仙霓社“传字辈”昆曲艺人。时任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之子——时年9 岁的白先勇观看了全部演出，并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1年，原中央大学教授、吴梅弟子卢前(冀野)病逝，接收中央大学主要教学资源的南京大学，自此暂时中断了曲学教育。

1956年，以当年“传字辈”演员为主要演员的昆剧《十五贯》进京演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连演46 场，观众达7 万多人次，竟至出现“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受到了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重视与嘉奖。5月18 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说起》。其后，京、苏、湘等地相继成立昆曲院团，一批年轻演员从此走上昆剧演艺道路。

以此为契机，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陈中凡动念约请吴梅亲传弟子到南大接续曲学传统(倡导理论联系实践，把戏曲作为综合性艺术来研究的传统)，于1957年派门下副博士研究生吴新雷(1933—)到浙江师范学院(原杭州大学前身)短期进修，借以了解是否有调动钱南扬赴南大任教的可能，后因浙师院中文系对钱南扬十分重视而作罢。

1958年，钱南扬在政治运动中马失前蹄，1959年1月被作为“白旗”连根拔起，职称、公职全部开除，成了社会闲散人员，陈中凡获悉后，向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郭影秋力荐钱南扬，并力排众议，成功将当年已满60 周岁的钱先生调到南大任教。东南半壁的曲学传统由此赓续，绵延至今。

1986年，为落实中央领导的批示精神，在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组织酝酿近一年后，于本年1月12 日，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俞振飞，副主任委员俞琳、周传瑛、秦德超;委员沈传芷、马祥麟等17 人;秘书长钱璎。同年4月，文化部决定由周巍峙任名誉主委。该会自成立时起至1987年间，做了一系列工作:采取录像、师生传授、文字记录三同步办法，进行昆剧传统表演艺术的抢救保存工作，先后集中在苏州，分散在北京、上海、杭州、郴州等地举行了三次培训班，共抢救继承传统剧目126 折，完成教师教学录像70出，学员汇报演出录像30 出，文字记录稿25 万字。但之后的数年中，硕果仅存的十数位“传”字辈老艺人相继故去。昆曲演出又渐趋式微。

2001年5月18 日，昆曲被联合国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保护名录。但此事在当时的社会反响平平。

2003年11月，全国政协京昆室在考察全国昆曲生存现状后，由万国权和叶朗署名，向中央报送了题为《关于加大昆曲抢救和保护力度的几点建议》的报告。同年，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招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昆剧表演专业本科生。

2004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和国务委员陈至立都对全国政协上报的昆曲考察团建议作了批示，表示强有力的支持。同年，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从全国数千名报名者中招收了60 名十年一贯制昆剧表演专业学生(不收学费)，史称“昆五班”。

2005年，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扶持工程由文化部开始负责实施;延续王季思曲学研究传统的中山大学，宣告成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与此同时，苏州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戏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相继设立专门的戏曲艺术教学研究机构，并开设昆曲欣赏的选修课程，举办一系列的戏曲学术会议(其中不少以昆曲艺术为主要议题)，培养出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不在少数。现代曲学至此不可谓之不昌明。

2011年4月7 日，白先勇在北京宣布，本年12月中旬，青春版《牡丹亭》将在北京中国国家大剧院迎来全球第200 场演出。但他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昆曲的危机还是没有消除，仍有断层的危险。自己的力量还是太有限。”

挂一漏万地列举了上述近百年的昆曲发展历程，假如梳理一下相关的源头，我们不难发现:

1917年，如果没有蔡元培，就暂时没人会请《顾曲麈谈》的作者吴梅进京赴北大开设曲学课程，吴梅也就暂时不会认识陈中凡乃至韩世昌;1918年如果没有当时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演艺明星”梅兰芳的倡导与推动，昆曲在京城红火的演出市场也不会随之快速形成，韩世昌等人也不会迅速受到京城观众的认可和欢迎，当然也不容易马上得到吴梅的指导。

1921年如果没有穆藕初、贝晋眉、张紫东等人，就可能有一辈子只能成为普通人的周根荣、王森如，而不会有沈月泉、沈斌泉兄弟培养出的优秀昆曲演员周传瑛、王传淞。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如果没有朱国梁在国风苏剧团中收留周传瑛、王传淞保存南昆一脉，非但不会有1956年《十五贯》全剧的精湛表演，而且周传瑛、王传淞或早已和不少“传字辈”师兄弟一样改行别业，甚或冻饿而死。

1922年如果不是先行南下的陈中凡诚邀，吴梅不一定会在离京后仍得以继续在各高校开坛任教，广收门徒;1928年没有陈中凡的提携，王季思可能不会在大学毕业后顺利地取得教职。

1955年如果没有时任浙江省文化局局长的黄源慧眼识真，昆剧《十五贯》就暂时不会获得进京演出的机会。1956年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与鼓励，昆剧《十五贯》只是一场成功的改编演出，而不会成为昆曲艺术复兴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没有周传瑛、王传淞的“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陈中凡也不太会动念延续吴梅的曲学传统。1959年没有陈中凡的执着约请，钱南扬就只会在杭州终老，甚至不可能重新回到学术界，重返曲学研究的领域。

如果没有王季思、钱南扬、吴白匋在中山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教学影响，就没有今天东南半壁不绝的曲学弦诵，而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的曲学研究也就未必会有今天的学术成就和地位。而白先勇假如不是儿时得以看到过梅兰芳领衔的昆曲演出，恐怕这份文化基因未必能在半个多世纪后转化为席卷全球的“青春版昆曲”之风。

80年代中期，传统戏曲演出再次陷入市场低潮，老辈凋零，年轻演员纷纷改行别业，曾以“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闻名天下的浙江昆剧团甚至面临被撤并的危险。假如没有周巍峙、俞琳、钱璎等主持的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的成立与其随后苦心经营数年的传承工作，昆剧艺术恐怕很难渡过这次空前的生存危机。

以上一切的环环相扣，几乎都具有明显的非线性混沌特征。

实际上，吴梅、韩世昌、俞振飞、梅兰芳、钱南扬、周传瑛等作为千里马而言，是可以代有薪传而常有的，但蔡元培、陈中凡、穆藕初、黄源、周巍峙、白先勇等非“昆界人”的伯乐不常有。没有他们看似偶意为之，其实却是出于文化自觉地、为民族全面地赓续文化血脉，所有的事将不会发生。门人弟子可以培养，但建立培养机制的人如何培养?正如蝴蝶效应在社会学界的运用: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戏称为灾难性的“龙卷风”或“风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时代呼唤的是发现杰出人才和让杰出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关键在于，需要有人准确地捕捉到对生命有意义的“振翅蝴蝶”。

笔者认为，百年来，现代曲学昌明的基本经验是:

1.历史证明，只有党和政府作为昆曲艺术(其实应该包括所有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内)当仁不让的保护主体，昆曲艺术才会真正焕发出自身的生命力。

2.时代期待、呼唤蔡元培式的教育家，对文化、学术建设的独具只眼至关重要:要找正确的人来干正确的事业。

3.学术研究、艺术创作的梯队建设有时比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更为重要。吴梅弟子任二北、钱南扬、赵景深、王季思、万云骏等等在各地大学开坛讲学，广收门徒，使得曲学代有薪传;以周传瑛为代表的“传字辈”艺人们秉承着“穷困，是自家的;戏，是‘先生’的、祖宗的;再穷再苦，不能忘记了‘先生’，不能卖了祖宗”的誓言［9］，学艺、献艺、传艺终身，培养出今天“传”字辈之后的“世、盛、秀、万”(浙江)，“昆大、二、三、四、五班”(上海)，“继、承、弘、扬”(江苏)诸代昆曲艺术从业者。

4.就当前形势来看，今天昆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代表性传承人几乎多数都是演员，保护的责任主体也多为面临体制改革的经营性演出单位，而在历史上对昆曲传承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曲家们，却因为不以昆曲艺术为职业而被冠以“业余”二字，这，不利于广泛地调动有识之士的积极性。我们需要全社会都来关心昆曲传承，要找对人，走对路，办实事。昆曲艺术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其继绝存真的工作需要发挥各个领域来共同推动，既需要周传瑛、梅兰芳，也需要吴梅、白先勇，更需要黄源、周巍峙、俞琳。民族艺术并不只属于其作为经营性产业的从业者，而应该属于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

周育德先生在《昆曲与明清社会》一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河北大平原上有一个巨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号称“北国明珠”。白洋淀里有望不到边际的荷花和芦苇。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在这荷花和芦苇丛生的白洋淀里，演出过“雁翎队”打击日寇的一幕又一幕的惊心动魄的英雄史剧。于是，产生了孙犁的著名小说《荷花淀》，还产生了一个文学流派“荷花淀派”。

可是，20 世纪50年代以来，华北地区连年干旱少雨。从太行山发源的几条河流，渐渐地干涸了。白洋淀失去了水源，也渐渐地干涸了。干涸到了淀上人家车轮而取代船桨，竟可以坐马车穿过无水的“湖面”。满淀的荷花由于失水，渐渐枯萎，绝迹了。人们来到白洋淀边，再也看不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动人景象，无不感叹惆怅。

谁知1988年的一场豪雨，造成了太行山的山洪爆发，造成了冀中的水灾，可是干涸了十多年的白洋淀也因此而重新蓄洪积水，恢复了青春。不知是当年落在淤泥里的莲子，还是埋在淤泥里的残藕，得水之后重新焕发了生机。白洋淀上不知不觉又渐渐地生发出大片大片的荷叶，开满了清香四溢的荷花。……

有朝一日，气候适宜，水分充沛，昆曲艺术只要种子不绝，应该也会重新生机焕发，开出耀眼的绚丽的花朵吧?就像白洋淀的荷花……［7］

关键在于希望，哀莫大于心死。但有一线生机，昆曲便可如白洋淀和荷花一般复兴。但是，当年的白洋淀湖床若已建起房地产，则蓄水重生无望。

2000年初夏，浙江京昆艺术剧院开展了向市民教唱京剧昆曲的公益活动，先后进行了三期，汪世瑜、王奉梅、陶伟明、张志红、郭鉴英、陶铁斧、李公律、孙肖远等参与教学，直到2001年中，昆曲“申遗”成功，在免费学唱过程中互相结识的部分市民以此为契机，成立了浙江省第一个曲社——大华曲社。张娴、龚世葵、包世芙、张世铮、王奉梅、何炳泉等浙昆数代艺术家继续经常到曲社向曲友传曲授艺，培养了一批中青年昆曲爱好者。

2004年3月，北京广播学院(同年9月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以2003 级戏剧戏曲学硕士生为主体的戏剧戏曲学社宣告成立，并开始学习昆曲清唱，曲社特聘北京昆曲研习社社务委员、著名曲家朱復先生担任授曲教师，朱传栩先生(著名学者朱家溍之侄)担任擫笛伴奏教师。2004年秋季学期开始时，昆曲传习正式成为戏剧戏曲学硕士生的选修课程。此后两个学年中，昆曲习唱成为戏剧戏曲学硕士生的选修课，分为“昆曲清唱研究”和“京昆艺术比较”两门，每门上一个学期。每次授课(4 学时)大体一半时间习唱，一半时间讲授相关知识。至今，两门课除课时量有所压缩外几乎一直开设，每年新入学的戏剧戏曲学硕士生都可选修。参加课程学习的也不限于戏剧戏曲学的硕士生，一部分戏剧戏曲学的博士生，以及其他学科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访问学者等，也时来旁听和习唱。

2010年秋季学期，中国人民大学戏剧戏曲学硕士生选修课之一“昆曲艺术研究”正式开课，组织教学的国剧研究中心专门聘请朱復先生和中国戏曲学院沈世华教授分别讲授桌台清曲和舞台剧曲，从案头和场上两方面向选课的学生全面介绍作为综合性艺术的昆曲。

以上是最近10年来发生过的一些事实，与现在很多声势浩大的昆曲艺术社会活动相比，他们都还显得十分“微小”，但任何人也很难否定:在这些事例中可能会孕育着使未来曲学继续昌明的“莲子”。也许，假以时日，他们之中就会出现被后人追认为对延续昆曲生命有意义的“蝴蝶振翅”。

［1］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M］//梅兰芳，梅兰芳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上海卷［M］.北京:中国ISBN 中心，1996:49.

［3］吴新雷.二十世纪前期昆曲研究［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118.

［4］钱南扬.回忆吴梅先生［M］//戏曲论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转引自:王卫民.吴梅和他的世界［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桑毓喜.幽兰雅韵赖传承·昆剧传字辈评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洛地.洛地文集·戏剧卷二［M］.香港:艺术与人文科学出版社，2007:89.

［7］周育德.昆曲与明清社会［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