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萌(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现代文学作品中，诸多男性作家用手中之笔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在文学人物画廊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笔迹。由于现代文学语境中女性问题是伴随着国家民族问题提出来的，所以作家们的关注视角多限于女性形象背后的启蒙革命意义。“在这些男性大师写出的女人身后，伫立着新文化的女性观或曰关于女性的意识形态。”[1]现代文学中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是受难的女性形象。如鲁迅《祝福》中祥林嫂是个受封建思想毒害的牺牲者，鲁迅重点批判的是封建思想的吃人本质，并不关心她的所思所想。这一类女性是做为批判旧社会、旧制度的工具存在的。一类是适应时代潮流，反映时代风起云涌的新女性形象。如茅盾在《野蔷薇》《蚀》《虹》中写出了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等一系列女性形象。一类是男性理想中的女性形象，即贤妻良母、温柔淑女。如巴金《家》中的瑞珏，在明争暗斗的封建大家族中她却端庄隐忍，远离纷争。在明知自己的丈夫对别的女子心有所属的情况下，还是苦苦守候，甚至亲自为丈夫折取有所寄托的梅花。一类是被解放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存在是为了衬托某种政治力量的合理性。如《白毛女》中的喜儿，她的经历凸显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便成人。”在所指不明的情况下，女性能指随着时代车轮被男性作家随意挥洒，时代呼唤什么样的女性，文学便献出时代的需求品。女性成了被随意摆放的客体，被男性作家摆在需要的位置。他们很少或从未考虑过女性内心之思，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描写女性的软弱、愚昧、落后、伟大、奉献、宽容。至于女性深埋于心的，恒定共同的情感，他们忽略或主动遗弃了。很少有男性作家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和视角，关注女性内心，而施蛰存的小说集《善女人行品》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作家用内心独白，心理分析手法描绘了一组女性群像。“穆时英能写女人的情味，但不善写女人的内心，要说写女人的内心，就首推以移植弗洛伊的心理分析小说著称的施蛰存了。”[2]他笔下的女性不是时代的弄潮儿，而是有自己情感困惑、家庭生活的可亲可感的人。他通过内心独白心理分析把握女性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善女人行品》是“几篇完全研究女人心理及行为的小说”[3]。

施蛰存展现女性隐秘的情感，这些情感在过去往往被认为忽视；他关注女性家庭生活琐事，这些琐事在很多现代男性作家看来是粗俗可鄙的。《伤逝》中的涓生正是因为子君堕入世俗生活不能自拔而渐生离意。而施蛰存正是通过关注女性内心和展示女性世俗生活，挖掘出女性不为人知的一面。

施蛰存以女性的视角观察外部世界，观察男性，写一系列外在客体在女性内心的投射及引起的波动。女性的细微动作及心理在他笔下栩栩如生。他发现了女性隐秘思想，那种潜伏于女性被社会规定的表面下的被忽视甚至被人为抹去的思想。他塑造的女性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起码在隐秘的思想中她们是积极的参与者。虽然她们大多数是想多于做，但毕竟是她们的本真状态。《春阳》写一个女子心中的刹那芳华。远离昆山来到上海的婵阿姨不再是那个抱牌位做亲的吝啬寡妇。上海现代自由的氛围及二月的春阳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她的封闭已久的心。在冠生园看到吃饭的一家三口她开始反思自己不幸福的婚姻，怀疑当初的决定；她为了不能吸引一个男子到自己对面落座而懊恼；把银行职员职业化的殷勤当做对自己的好感。《狮子座流星》卓佩珊夫人把车上遇到的年轻美丽的男子同自己的丈夫相比，进而厌倦丈夫的粗鲁，她甚至不介意并暗自希望他的腿贴着她的膝盖。《雾》中的素贞小姐在火车上遇见自己想象中的丈夫样的男子，心中一阵骚动，她的一颦一笑都开始别有用心的精心设计。她们都是人在旅途，旅途是一种逃离，对家的逃离。家庭是女性的堡垒，她们在那里长成，在那里被社会道德，伦理规范设计成标准的贤妻良母，温柔淑女。她们平时的样子是社会需要的样子，仿佛她们天性如此，不需要也不被允许有第二种表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怎样密封的空间都会出现一丝缝隙，女性的旅途就是那些缝隙。暂时的逃离，让她们做回真正的自己，表现内心最为隐秘的情动，因此她们仿佛骤然撕去面具，变成另外一种不为人们熟悉甚至感到惊异的样子。其实她们本来如此，只是少有人注意。但是他并没有让自己的文字恣意发散，作者是了解这些女性的，人在旅途只是暂时的，一旦回到现实，她们就会各安其位。因此在暂时的逃离中无论她们想的多么疯狂甚至有所行动，回到家庭，又会变成原来的样子。但施蛰存毕竟向我们揭示了她们的另一种可能。

凌淑华曾对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做过较多描写“她们或许不像蕾莎或莎菲那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贴近作家自身，甚至是作家女性自我的投影，但却更贴近历史——现实结构中的女性的生存位置，更像是社会造就的女性而不是作家造就的女性。”[4]作为男性作家的施蛰存同样描写了一批具有生活气息的实实在在的家庭生活中的女性。

《残秋的下弦月》中通过妻子不断的打断丈夫工作的谈话，甚至有点无理取闹的要求，表现她因为多病而变的孤独、多疑和渴望与丈夫交流的心情，而丈夫却极不耐烦。《蒓羹》中描写妻子坚决要求丈夫做汤，甚至在丈夫朋友面前也不依不饶、一反常态，其真实目的不过是在日益平淡的生活中寻回点初恋的感觉。《狮子座流星》中卓佩珊夫人把要孩子的希望寄托于流星，因此看流星对她来说倒像是某种仪式，而流星在丈夫心中不过是自然天象，因此他不能理解妻的行为。《港内小景》得了肺病的妻子对丈夫的体贴照顾发自内心的感谢，把丈夫想象成完美的人，可丈夫并不在意妻子的所思所想，在妻子病中，另寻新欢。

这一系列家庭关系的描写仿佛是社会对女性态度的投射。丈夫把自己定位于养家糊口的位置上，自己对妻子的责任仅是对妻子的物质上的照顾与关心，这便可在社会道德评价中成为好丈夫。卓佩珊夫人的老公是银行主任，事业极其成功。生活中面对太太时却行为粗鲁。“身体一胖连礼貌都没有了”“她曾开玩笑的骂他一声‘猪猡’可他也不恼，只晃着脑袋笑”在妻子面前肆无忌惮地出丑，毫不介怀；《残秋的下弦月》丈夫对妻子所思所想视若无睹，他以为陪着妻子，端茶送水，写稿子补贴家用便应该使她心满意足。妻子在丈夫眼中是没有思想的客体和性的对象。他们忽视她们的内心，没有把她们看成平等的有思想的个体。女性试图打破这种僵局，她们不满足于家庭生活中失语，被忽略的地位，她们或是通过对丈夫以外的男性的幻想，或是表面上的无理取闹，引起男性的注意，获得交流的机会，然而总是事与愿违，作为丈夫的男性，根本不会想到或者不容许妻子地位的改变。

通过家庭生活描写女性，施蛰存对女性内心的探索就更具体，更近一步。当女性退守家庭中，和关系最为密切的丈夫都完不成思想的交流，更何况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态度。施蛰存反应了女性生存的困境，生活的优裕和丈夫物质的关心都不是最重要的，她们所需要的是一个与男性地位平等，确认自身主体性的机会。

施蛰存受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双重影响，他从小生活在松江苏州的小镇，后来又在现代化大都市生活。因此《善女人行品》描写了“乡镇进入城市那种文化碰撞结构。”[5]《春阳》和《雾》便是其中的典型。

《春阳》中婵阿姨被银行职员一声“太太”惊醒，回到了现实中。“太太”是什么？是有丈夫(虽然她的丈夫早逝，但妻子的名分还在)有家庭的体面女人，正如前文分析，回到家庭中，她又变成了那个从未开化的小镇中出来的女人，那里有对她的财产虎视眈眈的族人，更有她奉献一生，不忍舍弃的金钱和名誉。昆山镇才是她的生存之地，上海不过是思想得到刹那放松的栖息之所。拥有乡镇相对封闭传统价值观念的婵阿姨只能在思想漫游中做一个轰轰烈烈追求自我的女性。她所持的价值观与都市上海截然不同，因此只能匆匆离去，做回那个吝啬的寡妇。《雾》中的素贞小姐“虽则自以为很有点浪漫性，可是她实际上还和她父亲一样是守旧的人物。”她心中的理想丈夫“能作诗，做文章，能说体己的谐话，还能够赏月和饮酒的美男子”完全是古代待字闺中的小姐心中的才子形象。而她在火车上遇到的陆世奎虽然彬彬有礼，也看诗集(外国诗集)，可他的职业却令素贞小姐却步。“戏子”二字道出了她对他的蔑视，也衬出了她的守旧封建。还有一个细节可窥见素贞和都市的格格不入。陆世奎误以为她的舅父是做生意的“什么？做生意！他以为我舅父是做生意的吗？这太侮辱人了。”“轻商”仍是她的信仰。即使陆世奎这个现代都市男子多么优秀，只能换来素贞小姐的一声叹息。

施蛰存深知封建思想在素贞，婵阿姨这些人头脑中的根深蒂固，因此乡镇和城市文化碰撞的结果是都市的价值体系被排斥在外。这更显示封建价值观念的强大，也显示作者务实的写作态度。

施蛰存把文集命名《善女人行品》，可里面多写“善”女人的“不善”行为。笔者认为作者并不着意于对笔下女性做道德评判，只是用手中之笔记录一部分女性真实的内心生活，替这些失语或者话语被遮蔽的女性发言，挖掘她们内心被压抑的欲望。这在现代文学中有开创意义。

参考文献：

[1][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3]施蛰存.施蛰存文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杨迎平.永远的现代性——施蛰存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