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玲，陶大丽(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四川泸州泸县九中，四川泸州646101)

吴组缃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作为左翼作家中的新人出现于文坛的。他是一个非常注重人物写作的作家。钱理群先生在《时代小说》序里认为：“现代文学史上，吴先生是属于以作品的质量取胜的作家，不轻易动笔，而每有一作，必在对生活、人生、人性的开掘与艺术形式上都有新的探索，新的创造。这一点，其实是接近鲁迅的。”[1]吴组缃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在人物塑造上“不但准确地写出外部生活条件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而且越来越注意把笔锋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让人们看到性格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更深刻、更内在的依据。”[2](P13)这就使他笔下的人物刻画越来越深刻，终于写出了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复杂环境中的复杂的形象，造就了他在文学艺术创作上最具有永久意义的成就。

《菉竹山房》是吴组缃先生的经典佳作之一，1933年发表于《清华周刊》。作家以散文式的笔触，向我们勾勒出了一座幽深、古雅的菉竹山房。这座菉竹山房里生活着一个被囚禁的女人，她是抱着灵牌做了新娘，且寡居多年的二姑姑。从少女时代的心灵手巧、热情奔放、渴慕爱情，到甘愿抱着灵牌做新娘，到在阴森、高大的菉竹山房里寡居，任岁月无情地剥蚀她的灵魂，一步步走向畸形、变态，乃至偷窥他人房事。

对于这篇小说，许多读者看到的是主人公二姑姑凄凉而畸形的人生和深埋在她心中至死不渝的爱的情愫。在此，我想就作家一贯对小说人物的创造风格，结合文本，进一步挖掘掩藏在爱背后的恨与无奈，真正的走进主人公二姑姑的内心，去体味她真实的内心和复杂的情感体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篇小说更深层次的现实意义，以期给今天这个欲望膨胀的时代提供一个思考的视角。

一、貌似矢志不渝的爱——压抑

所谓体验“就是主体对生命意义的把握。它作为一种心理活动，蕴涵了人对生命的强烈感情色彩。”[3]小说《菉竹山房》就是这样一部道出主人公“二姑姑”复杂的情感体验的经典佳作。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菉竹山房》，作一次精神之旅，走进主人公二姑姑那复杂的内心世界，探索其人性之光。

正如许多读者和评论家们所说的那样，《 菉竹山房》讲述的是一段美丽的爱情悲剧。这个悲剧里有二姑姑一生的爱和回忆：年轻时的美好爱情、少年死后的殉情、为了爱的志向甘愿抱着灵牌做新娘、事隔几十年后仍极度思念已经死去的丈夫，一如既往的守着他所钟爱的一切，在凄苦、迟钝之年，还能在阴森、高大的菉竹山房里每天给自己的丫鬟讲着自己丈夫的长相以及丈夫给自己托梦的故事。她的记忆似乎永远地定格在了年轻的时候，守候着“公子冒，蓝布长衫”的姑爹。可见，二姑姑对姑爹一往情深、忠贞不二、矢志不渝的爱。这一曲中国式的“人鬼情未了”的恋情，可谓感人至深。但是自打她毅然决定不顾“礼节”与少年发生性关系那一刻起，她的悲剧也就开始上演了。后来，少年的船翻身亡，多情小姐的自尽未遂，一步步将她推向了深渊。抱着灵牌做了新娘的二姑姑，在那一刻才真正把自己置于了万劫不复之地。用爱情的最高境界——殉情的方式修成的“爱情正果”，却不是幸福的开始，而是地狱之门的开启。吴组缃以“清醒严峻的现实主义艺术”[4](P11)坚持不隐瞒、不粉饰、直面人生的严峻态度，一反传统的情爱故事“公子落难、花园赠别、私定终身、荣归团圆”的模式，这是小说的独创性和作家的细腻明慧。

小说《菉竹山房》，一开始便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对两情相悦的才子佳人：聪明年少的门生、善绣蝴蝶的小姐，他们都是被人夸说的对象。这样一对才子佳人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互生爱慕，并敢于无视礼教的束缚，产生了私情。这在古代文学作品中非常常见，“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梁山泊与祝英台》《红楼梦》《长恨歌》等都会是大快人心的。在我们看来，那私情的发生，也是人性的必然。“性本能是人的本能中最为可行的本能，而人的所有快感均与性有关。”[5]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性健康、渴慕爱情的青年女子形象。人性之光在这里大放光彩！

但是，殉情的二姑姑、甘愿饱着灵牌做新娘的二姑姑，此时的爱，都打上了被压抑的烙印。在那个社会里，左右女性命运的不是女性自己，而是他人，是社会。在她与少年的私情被发现了以后“人人夸说的绣蝴蝶的小姐一时连丫头也要加以鄙夷。”[6]这样一个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多情女子就这样被现实压迫着，人性也被逐渐消磨着。可见，少年死后的殉情也是迫于生的无望。她在现实的压迫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终于屈从了他人的安排，饱着灵牌做了新娘。这是她“新”生活的开始，也是对生的绝望。

二十多年里，二姑姑就守在如古墓一般的菉竹山房里，守在她青春时代的爱情回忆里。人性终被彻底地压抑和扭曲：分不清现实与幻觉、分不清生与死，以至于她偏执地认为丈夫每年都会回来。于是，她打扫干净丈夫喜欢的房子、三朝两天地梦见丈夫，一点也不惧怕鬼魂。因为她最爱的人已经成为“鬼魂”，所以“鬼魂”对她来说是非常亲切的。或许，我们都会为她二十年如一日的“爱”感动不已。但在这几近偏执与变态的举动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她寂寞与空虚的灵魂，这是人性受到极端压抑的结果。

在一生的爱欲，一生的压抑中，二姑姑终于成了阴暗、凄苦、迟钝的一个活死人。

二、潜意识下的恨——反叛

吴组缃是一个非常重视人物描写的作家，他多次谈到小说的人物塑造好坏是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志。他在《如何创作小说中的人物》一文中谈到：“什么是写小说的中心？我认为是描写人(他的人和他的生活)。因为时代与社会的中心就是人。没有人，就无所谓时代与社会；没有写出人物，严格地说，也就不成其为小说。把人物真实地、活生生地描写了出来，时代与社会也就真实地、活生生地表现了出来。人愈写得深刻入微，则时代与社会亦愈表现得深刻入微，其动人之力亦愈大,而其价值亦愈不朽。”[7](P11)整个《菉竹山房》不过4000余字，能够把主人公二姑姑的形象写得如此意味深长，在于吴组缃那细致的笔触所渲染的悲剧氛围，以及他大胆而独特的叙事技巧，将被囚禁于菉竹山房中的二姑姑的创痛体验细腻而深刻地展现了出来。

这就需要我们跳出简单的“爱”的层面，解析主人公多重复杂的情感体验。从而，更加真实地贴近作家、作品，真正走进小说，走进二姑姑复杂的内心世界。

潜意识下的恨。“潜意识是人类精神活动最深层和最原始的部分，这个层面中充满着不容于社会的各种本能和欲望。”[8]潜意识是一种被压抑的东西，虽然它不能明显地呈现出来，却无时不刻地影响着人的一切言行。吴先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潜心于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研究，在他的著作《苑外集》中曾谈到，贾宝玉和林黛玉在“诉肺腑”后，林黛玉曾多次流着眼泪买瓜果祭祀自己的父母。吴组缃先生认为那是一种潜意识主使的活动，将林黛玉的孤苦无依、无人关心，写得深切、动人。他说：“我们一般小说，写人物内心，写得这么深刻的，好像还不多见。”[9](P39)《菉竹山房》中，二姑姑的潜意识就有为对丈夫的恨与对现实的反叛。这种恨与反叛集中体现在一幅“钟馗捉鬼图”上。这幅“钟馗捉鬼图”正好挂在二姑爹最喜欢的避月楼里，是他“常回来的地方”。很多读者和评论家都看到了小说中温情脉脉的一面：象征着忠贞不渝的爱情的蝴蝶；才子佳人互生情愫，心有灵犀一点通；代表爱情最高境界的殉情以及对死去少年几十年如一日的思念。这些代表忠贞和美好爱情的举动，感染着一个又一个读者。以至于很容易让我们忽略西强上挂着的“钟馗手下按着的那个鬼，披着发，撕开血盆口，露出两支大獠牙，栩栩欲活。”[10]笔者以为，我们不能将吴组缃匠心安排的这一细节单纯地看成是为后文“捉鬼”打下铺垫，应该还有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在民间传说中，钟馗才华横溢，为人刚直、不惧邪祟，但相貌奇丑。在唐玄宗登基那年，赴长安应试，被主考官称“奇才”，取贡试之首。可殿试时，奸相卢杞以貌取人，从而使其状元落选。钟馗一怒之下，头撞殿柱而死，死后成为驱鬼逐邪之神。“钟馗捉鬼图”，是民间用于趋吉避凶之物。那么，二姑姑将它挂于已经成为“鬼”的二姑爹最喜欢的屋子里似乎亦有另一番用意。其实，这就是她潜意识中展露出的对丈夫的恨。年轻时的故事，对于二姑姑来说，是她一生关于“爱”的回忆，也是她所有的痛苦之所在，是耻辱和压力的根源。这一切带给了她痛苦，带给了她如此这般的压抑和鬼一般的生活。因此，她在潜意识中憎恨与反叛，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我们不难发现，二姑姑与钟馗其实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同样有才华(一个是状元之才；一个心灵手巧,被人人夸说)，同样具有悲剧性的命运(一个怀才被弃，含恨而亡；一个满腹追求，却只能压抑终身)。因此，二姑姑寄希望于“同病相怜”的钟馗能帮她带走死鬼丈夫，带走她的痛苦；亦或是她希望自己能像死后的钟馗一样“有为”，能够“张开血盆大口”，吃掉“鬼”丈夫，和她自己鬼一般的生活现状。笔者以为，这是隐性层面的反叛。

揭开温情脉脉的面纱，直面主人公二姑姑被压抑、被扭曲的灵魂，我们才发现，二姑姑对丈夫矢志不渝的“爱”是貌似。于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二姑姑的殉情和甘愿抱着灵牌做新娘，就不再是那么单纯的“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的忠贞，而是在那样的特定环境下的唯一选择。否则她几乎是用生命换来的“稍有可风”之处将得而复失，一生都要活在别人鄙夷的目光之下。因此，她明知此举意味着万劫不复，但还是必须勇敢地往火坑里跳，以牺牲她的后半生，来完成由“荡妇”到贞女的转变，压抑人性成就名节。多年的固守，对丈夫的思念和对他生活习惯的保留亦不过是对沉寂如死水一般的生活的一种消磨。二姑姑带“我”和阿圆住进房间时说：“这些房子，每年你姑爹回家时都打扫一次”[11]，房里是新崭崭的，看似真情动人。但随之而来，小说中写到却是“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这一层薄薄的灰尘隐喻着二姑姑与死去的丈夫之间的隔膜，是藏在“爱”背后的隔离与反叛。并且，这一隔膜和反叛沉积在二姑姑心中长达二十多年之久。

显性层面的爱、隐性层面的恨，都须细细品味，才能体会得真切、体会得深刻。

三、欲望难以宣泄的无奈——变态

朱光潜先生说：“人有情感，自然要发泄，欢喜必形诸笑，悲痛必形诸哭。倘若心中有感情要勉强压住隐起，那就是打断生机的流露。”[12]可见人的感情不能,也不应该受到压迫。吴组缃笔下的二姑姑在那个特定的社会里，却受到了这样的压迫。在那里，年轻人的青春、生命都是廉价的，惟有节操、名誉才被看得高于一切。二姑姑选择了寂寞一生的生活方式，最终走向变态，是无奈、也是必然。

弗洛依德认为：“性欲得不到满足和转移，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精神的压抑；二，被压抑的精神爆发，寻找一种宣泄或转移。”[13]《菉竹山房》中，二姑姑将二十多年的压抑蓄积于心中，过多的压抑又无法宣泄，只能无奈地混淆现实与幻觉，寄希望于梦以获得其愿望的满足。终于以偷窥“我”和妻子房事的方式，以排遣其无边的压抑与欲望，也呈现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具有七情六欲的人的形象。

现实与幻觉的混淆。“幻想”，是二姑姑为了逃避苦恼人生和欲望难以发泄时寻找的一条出路。与阴森、古怪的动物对话，以排遣寂寞的生活，幻想她的丈夫每年都会回来并与她生活在一起，都是“借着幻想来满足自己的希望‘乞求’”，[14]在这种亦真亦幻的感觉中来实现她可怜的希望。其实，这一切的慰籍只是她在现实面前的无奈，也是她对生活的一种寄托。

梦是愿望的满足。小说中的二姑爹三朝两天给二姑姑“托梦”，二姑姑可以清楚地看到丈夫“常在圆里走，公子帽、宝蓝衫”。这里向我们展示了二姑姑对伴侣的渴望。但是，她的这种愿望只能在虚幻的梦里实现。这其实是她潜意识里的一种渴望。本是人性所必须的一种需求，对二姑姑来说却是奢求，这是她生存的可悲。

在漫长的几十年中，守寡的二姑姑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痛苦地挣扎着，梦醒时以“年诗诵经”平静心神；在梦里，以臆想的方式获得如肥皂泡一般的甜蜜和温存。从一个热情、大胆、敢于无视礼教束缚的鲜活的“人”，变得阴森、凄苦、迟钝，其人性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她几乎变态的一举一动，混淆现实与幻觉，幻想丈夫每年都会回来并与她生活在一起，在梦里时常梦见自己的丈夫等等，无一不透露出存在于二姑姑身上的一点点微弱的人性之光。可是，现实却难以满足她的这一点点愿望。

小说的最后以闹剧的形式，“以神来之笔，在一个被礼教牢笼禁锢成鬼的躯壳中，剖露出埋在心灵深处的灼热的人欲来。”[15](P400)写二姑姑偷窥“我”和妻子的房事，被当作“鬼”被抓住。在极度紧张的气氛缓解并真相被揭露出来以后，读者并没有松下一口气。二姑姑的这一“变态”举动与她之前小说中提到的阴郁、庄重的形象极度不符。而我们细细想来，却又是合符人性、顺符人情的。二姑姑19岁开始守寡，一辈子独守空房，她在情欲方面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她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宣泄自己的压抑，只能偷偷摸摸地窥视住进菉竹山房的新婚夫妇。正如吴组缃自己在谈到如何创作小说中的人物时说：“写出一个怪人，叫人觉得他怪得合情合理(他无法不怪，不怪才怪)，这才要得。”[16](P39)

弗洛依德认为，人的意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是人心理的基本部分和原始动力，它遵循快乐原则，受力比多即性本能支配。但由于和现实原则相冲突，而处于压抑、潜伏状态。二姑姑的人性在经过现实中几十年的压抑后，终于又以一种畸形的形态暴发出来。此时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个善绣蝴蝶的小姐，为了追求爱情，敢于无视礼教，大胆地与自己所爱之人发生私情。同样具有人性，人真实的存在：欲望。只是，前后的她相去甚远。二十多年里，她一直把自己的欲望小心地掩藏起来，直到在小说最后一幕闹剧里，才把她那内心的饥渴和欲望无处宣泄的痛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我们为这种在极度压抑下的人性扭曲感到悲哀，也更值得去深思。

迟暮之年的二姑姑，本该是“心如止水”，但她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她的内心深处依然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岁月的风霜、现实的压迫，可以让人的心灵变得扭曲、变得畸形。可是，再严酷的禁锢也不能剿灭人性的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吴组缃在小说《菉竹山房》中，还设置两个看似随意，实则有着深刻用心的人物：兰花和大伯娘。自己说不要成家的兰花三十多岁了，为什么不愿成家，却伙同二姑姑一起偷窥“我”和新婚妻子的房事?还有老太婆大伯娘为何“最喜欢搂阿圆在膝上喊宝宝，亲她的脸，咬她的肉，摩挲她的臂膊，又要我和她接吻给她老人家看。一得闲空，就托支水烟袋坐到我们房里来，盯着眼 看守着我们作迷迷笑脸，满口反复地说些叫人红脸不好意思的夸羡的话。”[17]她们这种窥私行为其实同二姑姑一样，基于基本的人性没有得到满足,而作出一种几近变态的行为。情欲为“人情所系，圣人不禁”，何况世俗中的凡夫俗子。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讲，吴组缃笔下的这三个“变态”女性，也就成为了一种隐喻和象征，并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范式。她们代表的是千百万中国人在挣扎，是人的爱的天性、爱的欲望在挣扎！笔者以为，这对今天这样一个欲望膨胀的时代也不无警策意义。

理性与情欲怎样才能相互配合默契、携手同行？吴组缃在这篇小说中做到了一种揭露，都没有让人看到解决矛盾的希望。在“存天理，灭人欲”，扼杀正常人性的环境中，人类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理欲望，时常陷入困境。在现代化的今天，像二姑姑那样对两性方面有很深的窥私欲，可谓“煞费苦心”；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窥私好像已成为一种“时尚”。就一个“艳照门”事件，就可以看出世人在窥私欲上可怕的力量。一切追求理性、清晰、明白、科学的现代人，似乎都永远只能挣扎在这样一种深深的悖论之中。因此，这些看似荒唐、不可理喻的行为，却被一代又一代人徘徊往复着，成为始终无法突围的精神困境。

但是文学毕竟不必与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完全同步。因此，在现实中找不到完整的生存空间和圆满的结局时，文学尚可以给人带来心灵的慰籍。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时代小说(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4][7]唐沅.吴组缃作品欣赏[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3][5]童庆炳,程正民(主编).文艺心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6][10][11][17]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8][13][14]杨韶刚(等译).弗洛依德心理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9][16]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5]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