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云 姚文永

（运城学院 图书馆，山西 运城 044000）

相对于圣贤，豪杰是另一种被中国人普遍认可的人格类型。这种人格类型最早可以追溯至孟子，然历经数千年，豪杰理论建设发展并不突出，逮至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建立，豪杰理论才显得清晰起来。豪杰是一种主体思维模式，积极处世风范，更是一种人格类型。豪杰被广泛应用用人物评价，亦是自王阳明始，如“古称豪杰，无文犹兴；有如君者，无愧斯称”；[1]953“呜呼元山！真可谓豪杰之士，社稷之臣矣”；[1]962“呜呼！若公者，真可谓一世豪杰，无所待而兴者矣”[1]963等。王阳明是如何看待豪杰的？豪杰在王阳明学术及政治主张中占什么角色？通过本文的梳理，希望有一个合理的答案。

一、豪杰渊源与心学理论

儒家的豪杰理论，最早被孟子点出，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2]102孟子为心性论者，故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更多强调的是主体意识、处世风范。逮至宋代，豪杰理论有了理论突破，当时关于理想人格有一次大的争论，以正统儒学为代表的朱熹追求的是“醇儒”，而以事功派为代表的陈亮追求的却是“推倒一世之智勇”的“豪杰”[3]118。当时，学者已提出由豪杰而圣贤之路，如“豪杰而不圣人者有之，未有圣人而不豪杰者也。”[4]219但这只是黄震弟子的言论，不但没有被程朱正统承认，连其师黄震也极力反驳。

到了明代，王学兴起，王守仁以自然、活拨、开放的学风唤醒了学人多年的梦想和追求，形成并促进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强调自我、挥洒个性，走出书斋、立于社会，放弃内敛、拥抱开放。豪杰理论与实践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

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1]76

王阳明以“学贵得之心”作为评价标准，“彻底摧毁了学者以圣贤、经典为标准的为学途径，奠定了学者自信的基础。”[5]。然皇权天然的专制性与良知与生俱来的主体性的格格不入，便注定了王学在专制时代的命运。但正是良知立于主体的自信与自然，吻合了豪杰那种独立、自主、有为、有力的人格，随使豪杰理论与豪杰之士得以崛起。

从豪杰的特征而言，不困于旧俗正是其与王阳明良知之学最好的结合：

吾越多豪杰之士，其特然无所待而兴者，为不少矣，而亦容有蔽于旧习者乎？故吾因诸君之请而特为一言之。呜呼！吾岂特为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1]258

进士梁日孚携家谒选于京，过赣，停舟见予。……扣其学，日有所明而月有所异矣。然后益叹圣人之学，非夫自暴自弃，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孚出于流俗，殆孟子所谓“豪杰之士”者矣。[1]242

从以上王阳明对豪杰特征的概述而言，“无所待而兴”、“出于流俗”，这都是和孟子豪杰的标准非常吻合的，也是良知之学奠定学者自信后的自然流露。从豪杰与良知不约而同的特征而言，豪杰已成为良知之学的人格依附。

二、学术上对豪杰的呼唤

学术来源于社会，其最终目的还是回归社会，豪杰是社会的精英，是有主体意识、有责任感的国家栋梁。学术是豪杰独立意识与人格的精神支柱，没有学术的支撑，豪杰也无从谈起。对此，王阳明深有洞见：

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然自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1]211

此文是王阳明写给南大吉的信。南大吉（1485～1541），字符善，号瑞泉，明代陕西渭南（今陕西渭南市）人，是王阳明的弟子。王阳明认为，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然自从张载之后，学术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即豪杰不再良多，接下来，王阳明对南大吉提出了培养豪杰的寄望，“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王阳明希望南大吉把良知之学传播于关中，使关中之士重新振发兴起，在文艺、气节方面更近一步，以培养豪杰之士、圣贤之学。

王阳明生活在程朱理学统治之下，以一己之力，挑起心学大旗，确实有勇担重任的豪杰之气，更是责任心使然。然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弘扬学术并非个人所能完成，特别是看到自己身体日渐不适，紧迫感日趋明显，王氏曰：

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顾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岂不快哉！[1]81

“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目的是“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这是呼唤豪杰之士勇担学术重任的直接目的。然一己之力终究有限，为了唤起更多豪杰之士的响应，王阳明呼吁道：

某愚不自量，痛此学之不讲，而窃有志于发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杰相与扶持砥砺，庶几其能有成，故每闻海内之高明特达，忠信而刚毅者，即欣慕爱乐，不啻骨肉之亲。[1]827

学术是教育的基础，教育又是改善风俗的基础，故王阳明非常期望“高明特达”、“忠信而刚毅”的豪杰之士与己共志。“思得天下之豪杰相与扶持砥砺，”如此，则“庶几其能有成”。

三、政治上对豪杰的需要

明代中期，特别是正德、嘉靖时期，人心昏聩不明、政治毫无生机、风俗日渐颓废，学者济世愿望得不到寄托、官员有为理念得不到实现，王阳明倡导良知、呼唤豪杰正是这种政治大背景下的积极诉求。

六月二十二日，……先生即固封以进。其疏略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屡经变难，民心骚动，尚尔巡游不已，致使宗室谋动干戈，冀窃大宝。且今天下之觊觎，岂特一宁王？天下之奸雄，岂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懔骨寒心。昔汉武帝有轮台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诏，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克责，易辙改弦；罢出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则太平尚有可图，群臣不胜幸甚。”[1]1263

王阳明认为，武宗在位十四年来，政事多出，民心不稳，且武宗巡游不已，此是宁王造反的原因之一，然不是根本原因。天下不安因素极多，根本原因是朝廷丧失了民心。医治的办法只有从根子上入手，即从武宗自己入手，自克自治，罢出奸谀。“奸谀”是政治上尊者懈怠、奸臣当道、人心不古的体现，只有“罢出奸谀”，才能“以回天下豪杰之心”，这是王阳明希望通过尊者有为、官员清明、倡导良知之学等方法，以回天下豪杰之心、并培养世人豪杰气节。如果说“回天下豪杰之心”是王阳明对改良政治的诉求，那么，王阳明对时下社会学术、政治的具体看法又是如何？王氏曰：

呜呼元山！真可谓豪杰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没溺于功利辞章，不复知有身心之学，而公独超然远览，知求绝学于千载之上；世方党同伐异，徇俗苟容，以钩声避毁，而公独卓然定见，惟是之从，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世方植私好利，依违反覆，以垄断相与，而公独世道是忧。[1]962

不难看出，在王阳明的视野中，当时学术上，“没溺于功利辞章，不复知有身心之学”；政治上，“世方党同伐异，徇俗苟容，以钩声避毁”、“世方植私好利，依违反覆，以垄断相与”。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得知王阳明的理想：学术上，“求绝学于千载之上”；政治上，有“世道是忧”的情怀，“有举世非之而不顾”的气势，如此，方为“豪杰之士，社稷之臣”。从政治思想的最高层次而言，王阳明希望得豪杰之士“以跻于大同”：

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跻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1]1302

学术具有社会性，学术的目的是改良风俗、服务社会。王阳明呼唤豪杰之士的最终目的，是“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风俗是正人心、固社会之本，王阳明呼唤豪杰之士弘扬良知之学，最终还是为了回归社会，呼唤豪杰是为了医治社会的创伤：

切照叛逆天下之大恶，讨贼天下之大义。国家优礼藩封，恩德隆重；乃敢辄萌异图，以千宪辟，上逆天道，下犯众怒，灭亡之期，计日可待。本院职任虽非专责，危难安忍坐视，仗顺伐逆，鼓率忠义，豪杰四起，发谋协力。[1]573

藩王造反，危及国家，此时，真是英雄用武之时，当王阳明“仗顺伐逆，鼓率忠义”之日，在危难之际，“豪杰四起，发谋协力”，豪杰勇于响应，勇于承担责任，是社会安定的基石。然而，当时社会，积习甚重，风俗不堪，没有豪杰的大面积兴起，是无法有所指望的。

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柄凿矣。非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者，吾谁与望乎！[1]1297

从以上可知，王阳明对豪杰的期盼非常急切，“非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者，吾谁与望乎！”。特别是在具体事务上，这种急切感更为突出。然而，豪杰不但没有大面积出现，甚至出现的少之又少，对于这种原因，王阳明也是清楚的。

今边方绝域，无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杰可用之才，乃为时例所拘，弃置而不用。夫所谓时例者，固朝廷为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无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祸患日深月积，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1]499

在边方绝域使用人才的问题上，王阳明就清楚看到了这一点。边方绝域缺乏人才，并非无才可用，而是“豪杰可用之才，乃为时例所拘”，最终导致“弃置而不用”。所以说，豪杰不能行世的根源还在政治上，即制度上，是“朝廷为之”的原因，朝廷需要做的正是“破例”启用豪杰，如此，才能祸患得除。

从以上可知，尽管王阳明对豪杰的呼唤是不遗余力的，但限于明代制度等原因，甚至个别豪杰也被体例所限。可以说，这是王阳明的悲哀，更是明代制度的悲哀。

四、总结

豪杰是王阳明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王阳明医治社会创伤的良药。王阳明以一己之身，勇担重任，亦是豪杰之风。王阳明弟子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认为，王阳明“天资绝伦”、“少喜任侠”、“以斯道为己任”、“以圣人为必可学而至”、“奋不顾身，以当天下之难”，上欲辅吾君，下以淑吾民，蔑视富贵，爱护苍生，且持之以恒，“真所谓天生豪杰”。不但黄绾，近人章炳麟也以豪杰评价王阳明。

宋世道学诸子，刻意欲上希孔、颜，弗能至。及明姚江王文成出，以豪杰抗志为学。……而文成言心即理，由是徽国格物之论瓦解无余，举世震而愕之。[1]1628

章炳麟认为，宋代诸子，虽刻意为学，建立理学，“欲上希孔、颜”，然“弗能至”，而王阳明以豪杰之气建立良知之学，不但瓦解了宋儒长期以来对儒学的话语权，而且举世震愕。可见，王阳明在人民心中的豪杰形象不是外人强加的，而是其身体力行的必然。

综上，豪杰是王阳明传授学术的旨归，是王阳明政治诉求的中坚，惜在当时的环境下，制度限制重重，社会环境并不宽松，豪杰并没有大面积的出现，但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却为明代启蒙思想运动掀开了序幕，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王阳明的豪杰意识与追求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知识分子企图政治改良、改造社会的努力。

[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朱熹.孟子集注卷13[M].四书五经.北京：中国书店，1985.

[3]陈亮.甲辰答朱元晦书[M].陈亮集：卷20.北京：中华书局，1974.

[4]黄震.黄氏日抄[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5]姚文永，王明云.浅析王阳明的狂者胸次[J].运城学院学报，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