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为何需要“大历史”?*
2013-01-30张洪涛
政法论丛 2013年1期
张洪涛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自本土资源说提出关注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以来,①尤其是近几年,中国法治的中国元素又受到了学人的关注:如有的侧重于立法考察,认识到中国法律成为“外来法”的危险,中国法律应“更好地回应中国社会现实”;②有的侧重法律实践考察,客观展示中国元素在司法和守法中的作用;③有的侧重于中国法学的考察,意识到中国法学缺乏“主体(中国)性”的危害,中国法学应该有中国元素;④还有的从总体角度认为,中国法治应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主型法治进路”、“适合中国国情的自主型法制现代化道路”。⑤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多侧重规范层面(如从习惯法入手)和观念角度(如思想、文化、哲学、价值、功能等角度),因此,在观念上,不论是当政者还是这些学者,在中国法治应该有中国元素的理论问题上,不存在根本性分歧,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在怎样使中国元素有效地融进中国法治的技术问题上,也就是中国法治如何在技术层面上融合中国元素,或者说中国法治的研究如何从观念层面推进到技术层面,目前还缺乏有效而深入的研究。这就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受黄仁宇大历史(macro-history)的启示,认为中国法治应该借鉴大历史的方法。“大历史”是黄仁宇受经济学中划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启发,“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1]中文版自序“大历史”是他研究的对象,更是他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视野,是两者的高度统一。……
登录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