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 娟，孔祥利

（1.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2.吉首大学 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湖南 张家界 42700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却难以在城市获得就业、居住、社保、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大多数农民工未能在城市实现稳定定居，形成中国特有的“半城市化”现象［1－3］。多数学者将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的原因归结为户籍制度的存在（kam wing chan，1999）［4］。蔡昉等也（2003）认为，户籍制度的继续存在，使得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不能得到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他们的迁移预期只能是暂时的和流动的［5］。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统筹城乡就业的措施，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农民工仍不能平等地享有城市人口所享有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难以在城市定居下来。事实上，在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壁垒短期内无法破除的情况下，消费为我们理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甘斯（H.Gans）、福塞尔（P.Forssel）认为，重视有消费制造的品位在区分社会阶层中的作用，支撑品位、格调或生活方式的消费本身就是一个对现代社会来说至关重要且具有精确区分度的社会分层指标［6］。祝伟（2012）也认为，农民工可以通过学习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来完成由农民向市民身份认同的转变。通过不断地学习并模仿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并以此来建构自己的市民身份，在日常生活领域使自己身份转变得以实现并合法化［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