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岭

(南京晓庄学院 陶行知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17)

陶行知政治思想历史探原

王文岭

(南京晓庄学院 陶行知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17)

在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在教育上坚守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特色。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下，陶行知的这一政治主张和坚守与他一生致力于追求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躬亲于平民教育是一致的。

陶行知；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平民主义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于上海。当日下午，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称：“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1]238这封电文直到1980年因《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而被世人广为所知。“党外布尔什维克”这一评价不仅在当时有助于推动对陶行知的平反工作，而且也成为教育界此后30多年来学习、宣传陶行知的基调。直至今日，大陆学界对陶行知及其思想的认识和研究大抵保留在这个范畴。2004年，香港学者何荣汉博士的论著《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在香港出版，2011年在大陆再版发行。该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在大陆学者既定的思想经纬度和思维范式之外，为陶行知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口，开拓出一片新领地，从而引起学界较大关注。由此可见，重新审视陶行知，探究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固有特色，将有助于拓展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对陶行知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下的政治思想缺乏应有的考察。本文拟从陶行知早年的政治追求、事业选择以及他对自己政治立场的陈述，着力探究其政治思想的固有特色，故以“探原”一词题之。

一

陶行知曾就读南京金陵大学，该校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在纽约州教育局备案，不受中国政府控制。该校学生毕业后即由纽约大学校董会签发文凭，且可直接升入美国大学研究院深造[2]622。陶行知在这里接受了完全的美式教育，濡染西方民主政治文化和独立自由的学术空气。他毕业之年(1914年)有感于中华民国虽然成立已三周年，但整个国家了无一点民主自由的新气象，遂以“共和精义”为题撰写毕业论文。他认为：“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条也，共和之精神在是，共和之根本在是。”他同时还认识到：“教育实共和之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归于劣败。”[3]182-189他如此强调教育的重要，在于对教育和革命在创造共和国家中的不同作用有着清醒地认识。他认为，暴力革命可以摧毁两千年封建专制政体，但它不能根除国民的封建思想，也不能够培植国民的共和精神。国民没有共和精神，就不会有名实相符的共和国。国民的共和精神，非教育不能养成。

1915年夏，陶行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行政，师从杜威、克伯屈、孟禄等著名教育家。1916年他获得利文斯通奖学金，在致院长罗素的感谢信中他表示：

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余矢志以教育管理为终生职业……受业愿向您及利文斯通捐助人保证……再经两年之培训，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众教育体系，以使他们步美国人之后尘，发展和保持一真正之民主国家，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4]456

这一段陈述表明他在教育与民主共和国家关系方面认识的升华：(一)只有民主国家，才能实现“正义与自由”。(二)创造民主国家，必须经由教育，而且必须是公众教育，以此培养共和国民。因此，把教育的权利还给平民大众，就必须“组织一高效率之公众教育体系”。(三)基于上述认识，他把对教育的信仰转化为研究和学习教育学知识，为日后回国“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做知识方面的准备。

章开沅认为，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以威尔逊、杜威为代表的美国社会政治文化新潮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一是在政治上为陶行知展现了一个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新世界；二是在教育上为陶行知展现了一个教育革新运动的新世界；三是在哲学上为陶行知展现了一个实用主义思想的新世界[5]97-103。诚如斯言，陶行知1917年夏回国后，即以实用主义为方法，以教育革新运动──躬亲平民教育为路径，以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家为理想，开始了他的新的人生之旅。他最初执掌国立南京高等师范教务主任，著文鼓吹试验主义新教育，改“教授法”为“教学法”。又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北呼应，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还女子以平等的教育权。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前，陶行知著文《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认为“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学方法。”[6]2555月3日，杜威在江苏省教育会举办来华第一场演讲，主办方在会场分发陶氏的文章。杜威的讲题是《平民主义的教育》，他认为“共和的国家，就是要实行平民主义的国家，必须有平民主义的教育。”[7]354显然，陶行知深得杜威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真谛。1920年夏，他和同事王伯秋、梅光迪及前来南京高等师范暑期学校讲学的胡适、任鸿隽、陈衡哲等人在月光下谈论志愿时，表示“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他的解释是：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进而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级”和“深沟坚垒的纵阶级”，消除“此疆彼界”，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8]33-34。1922年初，他担任新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利用全国性教育团体这个平台，于1923年夏与朱其慧(熊希龄夫人)、晏阳初等组成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推动平民教育运动。他说：“我这几年的事业，如开办暑期学校、提倡教职员之互助、提倡男女同学、服务中华教育改进社，都是实行这个目的。但是大规模的实行无过于平民教育。我深信平民教育一来，这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不久要降临了。”[8]34

诚如上述，陶行知对平民教育的信仰已经远远超出晚清以来的“教育救国”论，他力倡“教育造国”，经由平民教育培植具有“自由、平等、民胞”三大共和精神的国民，从而造就民主共和国家。为此，他反对独裁专制，排斥任何党派对教育独立精神的干涉。在“五四”前后各政治派别活动比较自由的时期，他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组织，而是先后加入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社、教育调查社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教育团体。1925年初，传闻汪精卫为实行党化教育而罢免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校长之职，他立即发表致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马夷初的公开信，认为：“(一)国家教育经费，出于各党人民共同担负之赋税，断不能视为一党之武器。(二)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机关，对于各党党纲、政策，均应抱虚心研究、审查批评之态度，与党化运动绝对不能两立。既是大学，即不能党化；既受党化，即不成其为大学。我公明达，务望顾念教育系国家万年之大计，大学为创造文化之学府，毅然将其划出于党化范围之外，以保存教育精神之独立。事关国家前途，义当直陈……”[9]。

陶行知坚守教育精神独立，反对党化教育，但不反对对各党党纲和政策作学术研究，而且强调应抱持虚心、审查之态度。譬如对于共产主义，1933年3月，陶行知与蔡元培、叶公绰、江问渔等百余人筹备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时，即申明“同人等今基于纯正之研究学术立场上，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会，一以致真挚之敬意于此近代伟大之思想家，同时亦即作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之首倡，并打破我国学术界近年来一种思想义和团之壁垒。”[10]他认为，教育精神独立，学术思想自由，学校才会成为创造文化之学府，才会真正服务于全体国民，培植国民共和精神，这是实现民主国家的根本路径，也是唯一路径。

1935年，在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非常时期，为着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他以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身份与沈钧儒等爱国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教育要服务于抗战建国，适时提出国难教育、战时教育，以全面教育配合全面抗战，并拟定行动纲领。抗战胜利后，当蒋介石统治集团顽固坚持独裁专制，实现民主国家的政治路径被堵塞之时，他一方面为了团结一切民主人士，结束了以前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的历史，与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基础上发起创立民主同盟，希望利用政治组织的力量，与逆民主潮流而动的独裁专制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仍然以教育为阵地，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陶行知在《社会大学运动》一文中将社会大学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的社会大学包括“夜大学、早晨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旅行大学、电播大学”等；无形的社会大学是“只有‘社会’而没有‘大学’之名，它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类都是同学”，它是“最自由的大学，最合乎穷人需要的大学。”社会大学运动就是要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出去，而且要给无形的社会大学一个正式的承认，使每一个人都能随时随地随事进行学习(《陶行知全集》第4卷559-562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当时还只是夜大学，分文学、政治、教育、新闻和民间艺术5个系。，创刊《民主教育》，实践民主教育，不遗余力地推进民主运动。

综上所述，陶行知终身致力于开启民智的平民大众的教育，意在培养具有共和精神的国民，造成名实相符的民主共和国家。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色。毛泽东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里的“人民”，更应该被理解为“平民”。

二

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激烈的阶级对立和党派纷争冲突的历史时期，陶行知领导的各种教育革新运动，往往也会成为各派政治力量活动和较量的平台。尽管他坚守教育超然于党派之上，且对各党派采取兼容并包的研究和批评态度，但不免也会被裏挟其中，或被认为染有某个党派政治的色彩，进而受到质疑，乃至遭受厄运。

1928年5月22日，胡适在出席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一年后改称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后回到上海，在电车上遇到王伯秋。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问起知行*陶行知原名陶文濬，因信仰王阳明先知后行学说，1911年改名为陶知行。后又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复于1934年更名为陶行知。，并说：‘陶知行不是反对党化教育的吗？现在他似乎早已迎头赶上去了！’这句话说着无数熟人，使我生不少感慨。有许多人确是‘迎头赶上去了’，难免招人轻视。知行似乎也感觉得一点，故在会场中我只见他发过一次言。”[11]123一直主张教育独立，反对教育党化的陶行知，此时并没有加入或组建任何政治组织，却已被自由主义领袖胡适等人视为染有党派色彩。但他究竟染上了哪一个党派的政治色彩，胡适没有说，留下了一个悬念。

1930年4月，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简称晓庄师范)被勒令停办，陶行知本人也被通缉。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公告指称晓庄师范“印发反动传单”[12]；国民政府通缉令指称陶行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查有密布党羽、冀图暴动情事。”[13]毫无疑问，晓庄师范的“反动传单”与校长“勾结叛逆”、“密布党羽”是彼此相连的。但是，这里的“党”和“叛逆”，与胡适的那个“党”相一致，还是各有所指？这是一个更大的谜团。

陶行知在逃亡隐匿期间，友人曾用“你究竟是什么颜色”的形象语词试图求证他的党派政治立场，以解开上述谜团。1931年10月20日，陶行知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撰文回应说：

去年陶知行以勾结叛逆的罪名被中央通缉，这叛逆大概是指冯玉祥。西北军的制服是蓝色，通缉令下，首都即有蓝色知行之封号。胡展堂(即胡汉民，笔者注)在立法院讲演，独说他是国家主义派，突然将一身国粹党的黑衣罩在他身上。过了几个月，晓庄学生中有十几个共产党被捕，于是陶知行赤化之声，传遍都下。这时展堂给他那件黑衣服也立刻变为通红了。朋友们不放心，屡屡问他说：你究竟是蓝色，是黑色，是红色？他说：“我一样也不能否认，我的静脉是蓝的，我的头发是黑的，我的血是红的。”[14]86

从陶行知的回应中，我们约略可知，社会上传言陶行知的党派政治立场，除了没有国民党外，大抵有两个版本三个派别：(一)民间的猜测，如“这叛逆大概是指冯玉祥”。严格地说，冯玉祥西北军还不能算是一个政治组织。(二)官方的确认，一是立法院长胡汉民讲演中认定的国家主义；二是国民政府抓捕晓庄师范共产党员的行动所证明的共产主义。一身而被疑有三种“色彩”，陶行知如何自还清白？又有谁能听他辩白？因此，他没有给求证者一个明确的结论，而是一个具有想像空间的回答，既可以理解为他是蓝色，是黑色，也是红色，总之什么颜色他都是；也可以理解为他不是蓝色，不是黑色，也不是红色，总之任何一种颜色他都不是。换言之，他包容一切党派，但又不属于任何党派。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因为有关陶行知党派政治色彩的谣言始于晓庄师范创办以后，因此辟除谣言，仅依据陶行知本人的回答，不能令人信服，还必须从晓庄师范内部党派活动和陶行知的态度和倾向入手，以佐证陶行知的自白所言不虚。

第一，晓庄师范创校之初，虽然设有国民党支部，但国家主义影响更大。与陶行知共同创办晓庄师范者，有赵叔愚和杨效春。学校下设小学师范院和幼稚师范院，赵氏任小学师范院院长，而杨氏为校务主任。陶行知由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和为学校筹款，长时间不在学校，校务工作主要由杨效春全面主持。杨、赵二人早期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政治上倾向国家主义，后来赵氏加入国民党，而杨氏则加入青年党。因此，在晓庄师范，国家主义派的影响至深。说晓庄师范有一件“国粹党的黑衣”罩着，似乎没有错，但也只“罩”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1928年春，刘季平等共产党员考入晓庄师范，并秘密建立支部，根据中共南京市委指示，于同年夏即把杨效春及其追随者赶走了。赵叔愚随后也去了中央政治学校，复应中央大学俞庆棠之请，在无锡筹备劳农学院。国家主义派在晓庄师范“从此未能再抬起头来”。虽然杨效春是陶行知的得力助手，但陶行知并没有庇护杨效春，刘季平说“陶先生从不干涉大家的政治思想”[15]427-428。杨氏离校近两年后，胡汉民将国家主义派的“黑衣”转手“罩”在陶行知的身上，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嫌疑，不能令人信服。

第二，冯玉祥与陶行知是安徽同乡，彼此交谊始于1927年底。当时主政河南的冯玉祥邀请陶行知到河南指导教育，并请其为西北军编辑《士兵千字课》，后以捐助晓庄师范部分建筑费用作为酬谢。1928年冯玉祥到南京中央政府任职，委托陶行知在晓庄建筑茅舍，取名“冯村”，与陶行知的住所“五柳村”毗邻。冯玉祥此一时期的日记中，时有与陶行知在晓庄茅屋谈论时事与教育问题的记录。晓庄师范为防土匪骚扰，于是年组建联村自卫团，冯玉祥也曾借给10多支旧枪，并派人指导训练。1929年冯玉祥与蒋介石反目。1930年春，冯与阎锡山、汪精卫在北京召开反蒋扩大会议，蒋冯中原大战随后展开。此时恰逢晓庄师范共产党支部发动示威游行，声援下关和记洋行工人罢工。国民政府在陶行知通缉令中的“叛逆”，在民间的猜测中，最容易指向冯玉祥。这种猜测有合理的逻辑，也有不能圆通之处，即：冯玉祥部将旧友很多，蒋介石何至于要迁怒在全国教育界已有一定声望的“秀才”陶行知？冯玉祥赠送的 10余支旧枪，晓庄师范用于防卫几个土匪尚可，若说与冯玉祥南北呼应，用于“暴动”，肯定没有这个能量。因此，与冯玉祥的瓜葛，是民间的猜测，或许也是官方释放的烟幕，不应是晓庄事件的主要原因。尽管后来冯玉祥就晓庄师范被解散、陶行知被通缉遭难一事自责，实与冯氏没有什么关联。

第三，晓庄师范共产党支部在赶走国家主义派之后，秘密发展、壮大党团组织，到1930年初，成为校内最有影响的政治派别。由于受到党内左倾错误思想影响，晓庄师范党支部于4月初联络南京各校学生游行示威，声援下关和记洋行工人罢工，还在夫子庙地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搞飞行集会。而陶行知对学生游行示威活动“虽然是同情的，却既未干涉，也未过问。”[15]434诚如刘季平所说，他们当时就认为陶行知是改良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15]427。

晓庄师范党支部一系列激烈的活动，引起了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的极大关注，矛头同时也就指向了不干涉、也不过问的校长陶行知，这是很自然的事。当时的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于4月7日奉命训令晓庄师范暂停办学，接受整顿。陶行知不满学校被暂停整顿，发表《护校宣言》，言辞极为激烈，痛陈“革命的教育摧残于所谓‘革命政府’之手”[16]461。晓庄师范学生随后到教育部门前游行，散发陶行知《护校宣言》。自此，学生的罢课游行活动与陶行知的抗议声明合到一块，促成了国民政府4月14日决定采取彻底解散晓庄师范，通缉陶行知，缉拿共产党员等一系列举措。

诚如上述，陶行知容纳各派政治力量在校内活动与论争，也不干涉各派力量的消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陶行知奉行自由主义，根本就没有什么党派政治色彩。但是，正因为他奉行自由主义的不干涉态度，换个角度说，任何党派也都可以怀疑他在保护或纵容各自的政治对立面，这种保护或纵容一旦变成谣言流传时，就既不能为自由主义者胡适所接受，也不能为走向专制的国民党政权所容忍。因此，晓庄事件的发生，给陶行知烙上各种政治色彩提供了口实。

三

周恩来称“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从时间上反推，当指1936年。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主要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抗战爆发前。他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在1936年7月15日香港《生活日报》上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代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呼应中共联蒋抗日，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时接受《生活日报》记者采访，表示愿意在国共双方间做“和事佬”，呼吁南京国民政府二百万大军、两广及红军三大实力联合[16]89。9月18日，毛泽东迅速作出回应，公开发表《致章、陶、沈、邹先生信》，盛赞四先生的抗日救国言论和英勇行动。

(二)抗战期间。陶行知以教育界著名人士身份两度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往来于国共两党高层之间，建言国是。特别是1939年7月在重庆北碚创办育才学校，聘请共产党员任教，育才学校的新闻常见于重庆《新华日报》。周恩来与邓颖超亦于1941年9月24日到访该校。皖南事变发生时，陶行知还在自己的备忘录上写下“亲痛仇快”四字，对中国共产党深表同情[18]1084。

(三)抗战胜利后。陶行知参与组建民主同盟，创办社会大学，创刊《民主教育》，力倡民主教育，汇入民主运动的时代洪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盟友。

1946年7月，民主人士李公仆、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又突然病逝。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等媒体报道社会各界追悼陶行知纪念会情形，登载纪念文章，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规格之高，远远超过闻、李二人。报道主旨围绕毛泽东“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题词，以及“民主运动的重大损失”等两个方面展开，以刊登国内民主运动和揭露批判国民党当局为主要内容的上海《联合画报》于同年11月16日用“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醒目标题，为陶行知盖棺定论。中共中央借助媒体高调宣扬“人民教育家”和“民主运动的重大损失”，有利于拉近和团结国统区文化教育界人士，让这些民主派中间人士从中感受到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国民党特务统治，进而激发国统区求民主，要和平，反内战，反暗杀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场之外，在国统区发动进步群众，开辟第二战场的重大胜利。

但是，当时的宣传报道中却刻意回避了周恩来对陶行知“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评价，笔者以为大抵有两个方面的考量：

(一)因为陶行知是民盟中央常委，回避对他带有“赤化”色彩的评价，一可避免民盟陷于被“赤化”的被动，而给国民党打压民盟授以把柄；二亦有利于民盟等中间派政治力量继续以中立的态度，既可继续发挥其在国共两党和谈中的桥梁作用，又可作为盟友共同与国民党独裁政权进行斗争。

(二)周恩来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当时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人在短期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多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等方面的共同理想和诉求，但无法因此断定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着一致的长远政治理想。

基于以上两点的考量，在陶行知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报道没有提及周恩来“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评价，而是本着陶行知原有的自由民主的共和政治理想和平民主义教育的行动进行大力宣传，这完全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做出的恰当选择。

20世纪80年代初，周恩来对陶行知的评价得以公开。为此，大陆教育界在宣传、学习他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之外，又强调了这一当年未曾公开的评价，且作为学习、宣传和研究陶行知思想的又一立足点，学界对陶行知的研究由此披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一色彩很大程度上遮盖了陶行知思想中的固有特色。即便是对他思想中的某些宗教色彩，在香港学者何荣汉摆出的大量历史资料面前，内地学者仍然是欲言又止。至于陶行知思想中的民主教育与宪政思想，更是被学术界选择性地遗忘了。显然，对于陶行知研究来说，这是迫切需要改变的现状。因此，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作为陶行知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需要当今的学术界予以重新审视和深入考察。

[1] 周恩来.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A].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 王德兹.南京大学百年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 陶行知.共和精义[A].陶行知全集(第1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4] 陶行知.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A].陶行知全集(第6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5] 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6] 陶行知：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A].成都：陶行知全集(第1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7] 杜威.平民主义的教育[A].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 陶行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A].陶行知全集(第8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9] 陶行知.陶知行来函[N].申报,1925-1-16.

[10] 陶行知.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缘起[N].申报,1933-3-14.

[11] 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2] 南京卫戍司令部布告[N].申报,1930-4-13.

[13] 国民政府命令[A],中央日报,1930-4-13.

[14] 陶行知.陶知行的颜色[A].陶行知全集(第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15] 刘季平.中共晓庄支部与南京市委工作正反经验一例[A].刘季平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16] 陶行知.护校宣言[A].陶行知全集(第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17] 陶行知.扩大联合战线是当前救亡的唯一政策[A].陶行知全集(第4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18] 陶行知日志[A].陶行知全集(第10卷下)[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ExplorationofTaoXingzhi’sPoliticalIdeology

WANG Wen-ling

(Tao Xingzhi Research Institute,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7,China)

We should believe in 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in politics, and insist on populism in education. It is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thought by Tao Xingzhi. In an era of specific background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political idea and insistence of Tao Xingzhi were consistent with his lifetime commitment in pursing political ideals of democracy and republicanism and attending to civilian education.

Tao Xingzhi; liberalism; democratism; populism

K825.46

A

1009-105X(2013)02-0105-06

2013-01-18

2013-04-16

王文岭(1966-)，男，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