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琳，罗 伟，赵红梅，刘富兵

(玉溪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农民文化主体性困境及其出路

黄 琳，罗 伟，赵红梅，刘富兵

(玉溪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新农村建设和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凸显了构建农民文化主体性的紧迫性，农民文化主体性概念的提出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当前农民主体性的确立存在着诸如经济社会政治等分主体性尚未完全确立、自我认识缺乏及社会认识不到位等困境，应采取确立公众的文化主体意识、着眼农民文化需要、深入调查农民主体性现状以及积极探索农民主体性构建规律等措施。

农民；文化主体性；出路

一、农民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研究现状

1.农民主体性研究现状

学界最早使用并界定农民主体性概念的学者当为赵泉民，他在2003年《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理念》[1]一文中使用了“农民主体性”这一概念，并指出：农民主体性是农民作为活动主体的一种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农民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征。

此后，农民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内容丰富、视角多元的局面，主要围绕农民主体性的历史考察与未来展望、新农村建设与农民主体性、分主体性、农民主体性缺失、农民主体性构建等五大主题展开：

主体性的历史考察与未来展望研究。黄琳、黄进等在《传统农民主体性肖像》[2]《农民主体性发展的五个阶段》[3]、《中国农民主体性的现状与重塑》[4]等文中对农民主体性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探讨。黄琳认为，传统农民主体性发展到现代农民主体性须经历五个阶段。

新农村建设与农民主体性研究。学者在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论述的过程中既有宏观思考，也有对新农村建设中某一地区、某一问题的分析研究。伏春兰、林岩、陈忠毅等人论述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性问题[5]-[7]；张凤云探讨了农业现代与农民主体性问题[8]；邓娟对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性构建进行了思考[9]；杨春娟对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问题进行了考察[10]；王三秀探讨了农村贫困治理与农民主体性问题[11]；文晓波探讨了我国农地征收过程中失地农民主体性问题[12]；薛涵论述了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民主体性问题[13]。

分主体性研究。按构成要素来划分，主体性可以分为经济主体性、政治主体性、社会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等等，我们把按要素划分的每一主体性称为主体性的分主体性或亚主体性。对农民分主体性或亚主体性的探讨，是农民主体性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目前学界主要探讨了农民的道德主体性和市场主体性。田瑞华探讨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农民道德主体性问题，指出应发挥农民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道德主体作用，推动新农村建设[14]；钱莉探讨了农民市场主体性，认为农民市场主体性的确立是农村改革的必然结果，提高农民个人素质是确立农民市场主体性的有效途径[15]。

农民主体性缺失研究。由于历史与现实等多种原因，农民主体性不健全、缺损甚至虚无。杨国柱、牛俊伟、江小容等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度关注。杨国柱认为分散的小生产、不完善的政治参与、缺失的精神文化、较低的文化素质等因素造成了农民主体性缺失[16]；牛俊伟认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本质上不过是由过分超前的集体经济切合实际地重新退回到了小农经济，而远非前进到现代市场经济，产生农民依附心理的土壤卷土重来，导致农民主体性缺失[17]；江小容认为，农民自主性失衡、能动性失调与农民创造性不力导致农民主体性缺失[18]。

农民主体性构建研究。主体性构建或主体性确立是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刘仕文、黄琳、宋国晶、牛俊伟等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刘士文主张从上而下，即通过转变干部思想观念、培训干部掌握发挥农民主体性的工作方法、注重典型引带等构建农民主体性[19]； 黄琳则主张“内外兼修”，即既重视主体性外壳——农村制度设施等的建设，也注重农民内在素养的提升[20]；宋国晶则强调社会实践、生活方式、合理需要、整体素质在农民主体性构建中的重要性，她认为，以农村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培养农民的能动性、以改变农民依赖型的生产生活方式为手段锻造农民的自主性、以满足农民的合理需要为出发点提高农民的自为性、以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为前提激发农民的创新性[21]；牛俊伟侧重通过文化整合方案，他认为在当前农民精神文化状态处于漂浮无据的空场之下，应勇敢直面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把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对接，引导自觉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向农民日常生活世界渗透，促使内在于普通群众中各种具有现代主体特征的文化因素、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因素走向自觉和觉醒，实现农民的自我蜕变[22]。

2.文化主体性研究现状

文化主体性最初常常是与传统文化、中国崛起、中华民族等“宏大”概念联系起来使用的。

文化主体性这五个字连一起最早出现在余峰“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再认识”一文中，主要表达的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种崭新态度，即从过去一味崇拜西方音乐中醒悟过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内在价值，并发展完善传统音乐文化，这虽然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主体性”还不完全等同，但已有重视、尊重本民族传统文化并以之为本位的意蕴[23]；陈亚文则将文化主体性与中国崛起联系在一起，认为，未来世界秩序应在实力和价值观两种要素竞争中产生，中国的外交主动一部分应是自主选定和宣扬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并主动培育和行使文化能力[24]；江宁康认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中确立并更新的，并由民族的各个成员所共同认可、共同维护的。他指出“与时俱进”和“吐故纳新”就是建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与时代要求[25]。

其实无人身的宏大的概念所指称的事物(传统文化、中国崛起、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以具体的人的文化主体性为前提的，因而研究具体的某类人的文化主体性就成为文化主体性研究的逻辑必然，在这一方面，目前学界研究了译者的文化主体性和学生的文化主体性。谢晓禅探讨了译者的文化主体性，认为译者的文化主体性，是译者在翻译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自觉不自觉显示出的文化属性[26]；吕海升论述了大学生的文化主体性，认为大学生的文化主体性是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作为综合素质提高、产生质变和飞跃的矛盾运动中的各种内部因素[27]。

人作为文化存在物，其文化主体性并不是某一类人比如学习者或翻译者的专有属性，而应该是作为文化存在物的所有人的属性，学习者和翻译者所具有的文化主体性的认识应成为启发人们思考一般人的文化主体性的纽带，而不是相反。苗伟认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人类始终处于主体地位，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人之文化主体之所以为主体，就在于人之主体存在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能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28]。

可见，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伟大实践的展开，学界对农民主体性的过去与现状、农民主体性在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农民分主体性、农民主体性缺失以及农民主体性建构等进行了深入地探讨，遗憾的是农民的文化主体性似乎被学界有意无意的忽视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两大时代主题的交汇凸显构建农民文化主体性的巨大价值，因而提出农民文化主体性概念、探讨其时代背景、分析其理论依据、辨析农民文化主体性困境，探寻农民文化主体性出路成为当下紧迫的学术任务。

二、农民文化主体性提出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当代中国的时代课题。也是提出农民文化主体性概念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三大理念引领背景下提出的，它不局限于某个生产领域或某一环节，正像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所概括的那样，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29]，不难看出，20字方针的真正实现离不开新农村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充分响应和积极参与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民主体性的现代性构建，而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是题中应有之义。

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民族文化创新力、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等重要论断是越来越多人的文化共识，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这些文化共识的落实同样离不开农民文化主体性。首先，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凸显了长期被遮蔽的人的文化性和生态性的一面，使科学发展观更加全面深入。理论上每个人应是文化延续者、文化建设者和文化受益者的统一，是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统一，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既是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也是其逻辑必然。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涉及相互交叠的多个文化主体：决策主体、执行主体、市民阶层主体、农民阶层主体等等，其中任何主体的缺位，文化建设都是不成功的，文化建设的完成需要包括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文化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和其现代性确立。再次，民族文化创新力的充分涌流是一个民族文化强盛的重要标志，它不能靠少数几个所谓的文化精英或文化大师来“撑门面”，必须以全民族参与为前提，亦即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农民文化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最后，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文化建设中的贯彻。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其中，农民的文化特点、文化需要、文化生活、文化创造与文化感受不应被忽视。认为农民是文化建设的客体，是文化变革的被动承受者，与文化变革的动力无缘的观点，既不符合历史，也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不能被代表、不能被包办更不能被漠视，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过程中，只有把他们当做文化主体看待，才能提高服务质量。

三、农民文化主体性提出的理论依据

1.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思想。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30]。相反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31]。“(自由)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2]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把文化这一创造性活动和结果与人的自由和发展联系起来，文化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异己的对立物，而是人的内在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和力量的确证，人也不是徘徊于文化之外的理性客体，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文化的创造者，他理应是文化的真正主体。不同阶层文化主体性的完善程度不同，农民文化主体性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其文化主体性尤为缺失，但正因为此，建构其文化主体性才更具有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既要重视农民文化主体性之建构同样也要强调其文化主体性地位。

2.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一生致力于人的解放与发展，他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农民的全面发展，从主体性的角度来看是农民的经济主体、政治主体、社会主体、文化主体等的齐头并进和相得益彰，农民的文化主体性是其作为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

3.群众史观原理。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创造历史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是变革和革命的推动力量、他们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也是精神财富的生产者。他们的生产实践活动是社会形态不断跃迁的持久的动力。因而，在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中，应充分尊重其文化主体性，注意激发他们的历史首创精神，发展繁荣农村文化。

4.“以人为本”理念。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标从某种程度来说是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最终达成离不开组成社会每一份子的主体性的发挥和主体地位的确立。因而在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应尊重人的文化属性，满足人的文化需要，依靠人的文化实践，促进人的文化发展。同理，农民之于新农村文化建设，也应作如是观。

四、农民文化主体性困境

所谓的农民文化主体性，是指农民在农业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主动与文化创造。详言之，文化自觉，指意识到自身文化感受、文化需要、文化特点的合理性，明了自身作为一个文化主体所应具有的文化权利与文化责任。文化自信，指认识并赞同自身的文化性，为实现文化性能克服困难做出努力。文化主动是指农民参与文化活动、建构文化制度的积极性与参与性。文化创造是文化主体性的最高体现，表现为文化主体基于理性的文化超越性。当前社会处于农业向工业、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新农村建设刚刚起步，多重矛盾交错交织，这些必然影响农民文化主体性的生成，形成其文化主体性困境。

1．农民经济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及政治主体性尚未完全确立

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并非完全独立，其现代转型和真正确立，有赖于其他主体性即经济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政治主体性的转型与确立，它们是文化主体性确立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其他主体性生成并与之互促并进中，健全的文化主体性才是可能。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民这三种主体性现状并不如人意：

——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摆脱了僵化制度的束缚，为经济主体性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但同时也导致了农地经营的细碎化，形式上，农民某种程度地恢复了自然经济式小农生产和生活方式，给传统宗法文化的滋生提供了温床，而市场经济对此冲击乏力，农民经济主体性步履蹒跚。

——在我国长期的传统农耕社会中，自然经济、血缘关系、君主专制相互涵化而具有强大的辐射功能，使宗族伦理关系跨越自身边界向更大范围投射，形成大小不等的共同体，一般以家族共同体和村落共同体较为稳定。在大大小小的共同体中，人己权界、群己权界混合。公社虽用政权的力量打破了共同体的坚固外壳，但由于公社制度并非出于农民本愿，与当时生产力也不相符合，因而它自身包含了内部瓦解的因素。改革开放后，共同体又有了勃兴的迹象，尽管较之以前共同体更具功利性质，但却族化了成员，巩固了家族精神，强化了依附性。社会主体性成果局部回复。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外在环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在它之外是门类齐全的城市工业，在这种外部宏观环境的约束下，原版重复传统小农已不可能，经常流动于城乡之间的他们将现代城市的公平效率观念带回农村，而且影响小农组织的不再是昔日的地主和绅士，而是村委会等自治组织。民主意识在农村开始孕育，农民的民主能力得到了培养和提升，但当前民主在农民那里工具色彩、功利色彩还比较浓厚。现代政治主体性的完全确立不容乐观。

2. 文化主体性的自我意识缺乏

对贫穷的痛苦回忆，市场经济催生的求富心理，导致农民把脱贫致富和提高经济收入看成目前的首要任务之所在。“生产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小康社会”等话语体系也被老百姓不同程度地涂上了世俗功利的色彩。在他们看来，文化建设是可有可无，不重要的。实际上，他们的求富心理、致富实践等等也证明其主要作为经济人存在，具有经济主体性。因而他们的文化需要、文化感受被遮蔽了，被压抑了，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没有文化主体性的存在。或者说刚刚脱贫的他们只是偶尔感到精神空虚，但这种空虚很快被打麻将斗地主等低浅娱乐活动所填补。

3．文化主体性的社会认识不到位

首先，传统偏见导致认识不到位，农业是中国从业人最多也是大多数人最不愿从事的职业，农民常受歧视，常被看作低人一等。农民与文化或主体之间的联系常被社会忽视和故意遗忘，导致社会意识不到农民文化主体性的存在。其次，理论宣传和理论实践具有一定的距离导致社会认识不到位，从文件共识到大众的观念共识，从观念共识到实践共识有一个过程。尤其是当文化建设只是“高层”的认识并非农民切身感受和急迫需要时，上下认识错位就不足为怪了。

4．文化建设中的客体化与物质化倾向

一些地方不听取农民意见，高薪聘请文化旅游公司设计文化品牌，构设文化机制，把作为主体的农民当成被动客体，漠视其作为主体的存在，想当然的为他们定制文化套餐，不顾及农民实际的文化感受和文化需要；而且当前文化建设中有重硬文化轻软文化之倾向，大张旗鼓的建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电影院、篮球场等等。忽视道德建设、价值建设、精神引导等。结果篮球场成为晒谷场，电影院、农家书屋成为“聋子的耳朵”。这些做法大行其道，甚而泛滥，大众对之从反感到逐渐适应、熟悉最后熟视无睹，反常被视为常态。人的文化主体性在这些“负”实践中湮没无闻。

五、农民文化主体性出路

1．确立公众的农民文化主体意识

目前可考虑在三个群体中确立，即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以及广大农民群众，分别沿不同路径：即学界路径、政府官员路径和农民群体路径。对于学界确立农民文化主体性意识来说，可以从几个理路进行引导：从主体性—→农民主体性—→农民文化主体性理路；或者从文化—→大众的文化—→农民的文化—→促进农民发展的文化—→发挥农民主体性的文化—→农民文化主体性理路；等等。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主要从时代背景和现实依据来说服和确立其农民主体性意识：新农村建设—→新农村文化建设—→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目的和主体—→农民—→农民主体性；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目的和主体—→广大人民群众—→农民—→农民文化主体性；至于广大农民群众，已经在革命、改革和新时期建设中用自己的行动、用他们的历史首创精神证明他们无可争议的主体，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实践中将进一步证明其文化主体性。其主体性意识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获得：一是靠在日常的实践活动包括文化实践活动中点滴培育，二是靠国家各种媒介输入。只有上下并进、多管齐下，公众的农民主体意识确立的阻力才能不断的趋近于零。

2．调查农民文化主体性现状

从不同年龄段、不同区域、不同族群考察；或者按文化主体性构成要素进行调查，比如分别就农民文化自觉性、文化自信性、文化主动性、文化创造性调研。或者按不同时期进行历时态分析。只有对农民主体性现状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多阶段、全方面的调查，综合把握农民文化主体性现状，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文化策略和社会方案。

3．着眼农民文化需要

从农民文化需要出发，既是科学发展观所要求，也是由农民主体性地位所决定的。正确文化政策的制定源于对农民群众文化愿望和文化需要的把握，农民群众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们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文化利益、文化感受的群体，而且农民的文化需要是一个不断扩大、日益丰富和具有开放性的复杂的矛盾系统，呈现一种动态的文化需要结构，应划定层次、划分类别、抽象出文化需要的各类型，精准地把握农民文化需要的现状。

4．探索农民文化主体性构建规律

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或探讨农民文化主体性确立最适应的外在环境，或从几个分主体性的相互关系切入探讨农民主体性结构以及文化主体性在结构中所应有的位置，或探究农民文化主体性发展需要经过的阶段，农民文化主体性的核心与本质等等。进而探寻农民文化主体性本身的结构及其生成规律。

农民文化主体性，就像这一概念字面所呈现的那样，具有矛盾性与复杂性，预示其真正的实现将是漫长而艰巨的。但社会一旦意识到这一问题并着手面对，比无知茫然而行的代价要小得多。

[1] 赵泉民.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理念[J].天府新论，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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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6.

Predicamentandwayoutoffamers’culturalsubjectivity

HUANG Lin, LUO Wei, ZHAO Hong-mei, LIU Fu-bing

(Marx’s College，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nnan Yuxi 653100)

The strategy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highlights the urgency of constructing farmers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the proposal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concept has full theoretical basis. The following predicaments exis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armers’ subjectivity: equal subjectivity division in the aspects of economy； society and politics is yet to be fully establishment; lack of self awareness; and social awareness is not in place, etc. we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establish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public, consider cultural needs of farmers,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in depth,and actively explore the farmers’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rules and so forth.

farmer; cultural subjectivity; way out

D663.2

A

1009-105X(2013)02-0029-06

2013-05-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XKS018)；

云南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WT201112)；

云南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YB2012097)。

黄 琳(1968-)，博士，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罗 伟(1966-)，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赵红梅(1968-)，硕士，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刘富兵(1985-)，硕士，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